校服：一种被习惯化的非教育元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服论文,元素论文,习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校服，词源于英语中的Uniform，在英语中，Uniform分为“uni”（统一、一致）和“form”（形式）两个部分，其本质含义是统一的服装。在现代学校制度中，校服是一种可以辨别学校名称的统一服装。根据社会符号理论，其目的是通过对学生采用显著性的可识别的稳定的符号，从而把学生按照其学校不同分离出来，并用这种符号来实现对学生的控制，并培养学生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和责任感等。
在我国，中小学生和部分大学生穿校服已被默认为隐性课程必备的组成部分之一。原国家教委在《关于加强城市中小学生穿学生装（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校服对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贯彻中小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优化育人环境，加强学校常规管理，有利于全社会对学生身心健康的保护与监督，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意见还认为“实行中小学生穿学生装（校服）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综合性工作。”所以，要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等实际情况，统筹规划，要求取得学生、家长和社会各阶层的理解和支持。
后经学术界的不断挖掘和官方反复解读，校服逐渐从便于管理演变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感和集体荣誉感、并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益上来。归纳起来是：校服有利于学生间相互平等，避免攀比心理；校服能给学生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校服把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其他学校的学生等方便地区分开来，便于管理。而且很多教师和部分家长还认为孩子在衣服上花更少的心思与时间有利于学生专心学习。
校服，在一种良好愿望的驱使下的学校制度化行为，真的能实现最初设计者设想的维持同学们之间的平等、不攀比、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弘扬集体精神、统一纪律和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等功能吗？笔者试图进行逻辑上的推理和理论上的思考。
二、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校服和学校文化的调查和研究相当有限。其研究主要包括：校服引发问题的一般概述、中外校服相关问题的对比与反思、校服与道德问题、校服中的教育理念、校服与服饰文化的理论思辨以及集中在对学生、家长和教师对于校服的满意度（包括校服整体、质量、款式、色彩、价格等）、喜欢校服的类型、校服着装与否、旧校服的处理方式、何时穿校服、校服是否压抑学生个性等方面的调查分析。
（一）国外关于校服的相关研究
国外研究制服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保罗·富赛尔(Fussell,Paul)。他的观点和思想主要集中在《品味制服》(Uniforms:Why We are What We Wear)（台湾又译为《爱上制服：制服的文化与历史》）这本著作中。他把校服作为制服的一种，既包括老师穿的学术礼服，又包括学生穿着的学术礼服（博士服、硕士服、学士服），也包括今天我们所指代的狭义的校服。书中，他谈到了30余种制服，大多是描述穿着制服的现象以及其他人对穿制服人的看法。他认为，服饰如果像制服那样具有强制性、规定性而又隐含着普遍认同价值时，就具有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普遍的两难境地可以这样清楚地予以界定：人人都必须穿着某种制服，但都必须否认自己穿着制服，除非他无价的个性和独特的身份受到威胁。如果你不肯同他人一样穿着打扮的话，你就会遭到讥笑……”。而且，他认为区别制服与便服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制服具有一定的符号功能，并承载特殊的文化。“有的制服表明正直和德行（如牧师、法官等），有的表明具有专业知识（如海军军官、飞行员等），……有的表明顺从（中学、大学的游行乐队等）……”。从著作中，作者提供了目前比较全面的制服图片和介绍。[1]
日本的山内智慧美（西北大学博士），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谈到了校服。其在书中用了两页左右的篇幅把中国的学生制服的发展历程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出来。校服究竟起于何时，我们还不得而知。山内智慧美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900年以后，中国开设了很多学堂，这些学校的校方发给学生统一的衣服、帽子、靴子”[2]推断说中国的学生制服始于1900年。其后，校服经历了由旧式的到西式，再到运动服式演变的大概历程。[3]
（二）国内相关研究
1.文件通知与学术解读
改革开放后，原国家教委从1991年4月开始选择南京、大连、沙市等城市进行穿着统一校服的试点和1993年4月13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中小学生穿学生装（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4]意见对校服的功能、实际、推广等各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认为校服“是一项对中小学生具有多种教育功能的工作。”“穿学生装（校服）是指在一个城市范围内所有中小学生统一穿着学生服装，其服装不是时装、礼仪服或运动服，而是日常穿着的学生服装。”对校服设计提出了原则“‘朴素、大方、明快、实用’，充分体现青少年的生理和个性特点。”
李守福是中国学术界较早研究校服的一位学者。他对于中日两国对于校服的规定以及校方的理解进行了比较。他认为统一穿着校服的规定体现了国家的主要文化，也是对于社会本位和个人发展本位的两种教育目的的反映，校服普及与否还与当地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着某种联系。[5]阎光才认为校服是制服的一种，而制服明显的带有“制度化”的意义。他说，“校服统一代表了一种规范，意味着纪律和秩序。……校服也是一种标识，产生对内凝聚和对外区隔的效应。”形式化的校服本身是一种符号，映射着设计者和学校管理者对于教育以及教育活动中的人的理解。阎氏认为，校服应该表征教育中的平等，而不是强制性的规训与纪律，也应该照顾差异。他渴望形式化背后能表征教育的民主、自由、公平。[6]邵素梅认为，服饰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整齐划一的校服可增强学生的归属感，体现身份的平等，但当前我国中小学的校服往往不能充分凸显新时代中小学生的鲜明个性，未来我国中小学的校园服饰文化建设应更多凸显学生的个性，体现人性化要求，体现民主与自由。[7]钱洁从历史语境下的“身体”入手，梳理了相关主要的哲学家们对于“身体”的理解，分析了身体存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他认为校服是一种特殊的服装，校服与服装的最大区别在于背后对身体的理解。校服是一种社会符号，是一种对学生内在个性的模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移入”策略，也就是说以社会规范为准则，以校服定义为学生的标志，将这种社会美学化标准强加在学生的身体上，这是一种外在的规范，这是一种对身体的管理，在这里，身体是被动的，是接受规约和限制的，身体只是学校对学生实行管理的载体和途径，身体又一次沦为生物性的存在。校服作为一种身体管理策略，其运作机制体现在校服的去性别化、去个性化，使学生实现权威性服从，校服因此成为了泛学校化管理的重要手段。[8]
2.相关实证研究
对于校服以及统一穿着校服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当少。2006年11月，《教育双周刊》刊登了《学生、家长、教师眼中的校服》之调查问卷结果。该刊记者对北京市部分中小学进行了有关校服的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87份。问卷分为三组，分别针对学生、家长、教师进行不同问题的调查。[9]王耀中在其硕士论文《校服意义的初步研究——我国城市中小学生校服穿着二十年》中，在北京第10中学、第12中学、第80中学调查了共233名学生。[10]王笙渐在其硕士论文中，采用学生问卷调查和老师、家长访谈等调研方法，从款式、颜色、面料等方面入手，以南京地区为代表，于2006年1月对南京市宁海中学、第四中学、江苏教育学院附属中学、金陵中学、南京艺术学院附中5所中学，从初二、高二共抽取了1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结果所占的百分比来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对自己的校服并不满意。[11]以上三者的调查由于关注的角度、专业等方面不同，所以，其对于问题的设计，结果的显示也彼此不同。同时，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都关注学生对于校服的满意与否等。显然，后两者分别从服装学、服装设计、美学以及文化学方面进行的问卷调查；而前者则更多从教育本身入手，关注学生、家长和老师对于校服相关问题的认识。笔者把以上调查与本文内容相关的数据，整理、综合和比较，结果显示如下[12]：
三、校服推行的事实判断
首先，校服偏重学校管理的便利容易导致学校管理的简单化取向。通过校服的教育，在实施中还是靠纪律、秩序、规训和惩罚。校服实质上是用最简单的训练养成一种奴性、顺从和听话的习惯，从而维持了表面的秩序。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在很多方面“他不是负有责任的专家，而是一个关于惩罚问题的顾问。”[13]校服文化在表面上只是解释性和限定性的，而实际上却具有扩张性。这是现实教育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校服的存在在这种管理文化中得以“合理的”存在。校服的存在同时也助长了这种文化的蔓延。
其次，校服过分强调集体精神容易造成学生个性的缺失。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个人服从集体已是当前教育默认的法则。但是如果主流是错误的，个人依然需要“从众”。否则，个人将受到集体或者舆论的制裁。这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但学校文化没有给予个人发言的权利和自由。学校滋生的仍是“听话者”，绝不是“批判者”。如果教育的主体是学生，那么属于学生选择的权利，在校服统一穿着面前却毫不在乎的给剥夺了。
第三，校服推广中引起的教育中的控制取向以及简单的二元思维或一元思维。即什么事情，上级说了就是什么，校长说了就是什么。“下面”只有服从。这不符合教育的本质，而是政治的训练所。科层制以及管理中的“独裁”，只能培养未来的“独裁者”，而不是民主者。顺从下的文化绝来不了创新。控制，不是教育，它只是为了达到一种教育外的目的。“训练，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教育则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所有外在强迫都不具有教育作用，相反，对学生精神害处极大，最终会将学生引向对有用性世俗的追求。……控制是针对自然与人而言的，其方法是主客体在完全疏离的情况下，将主体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14]显然，穿校服，是为了控制。控制学生的穿着范围、控制学生的选择权利、控制学生的行为和思想等。而控制取向就是把学生给“客体化”或“物化”。学生服从了秩序，社会给予学生相应的肯定，否则将受到排斥或者惩罚。这样，“教育”就嬗变为社会对个体的控制过程。而没有个性自由的教育是“反教育”的。控制取向文化往往是一元或者二元思维的结果。它否认或者拒绝事物的多元，控制意念之外的丰富性事物的闯入，否认差异，强调统一和普遍性。简单化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更不符合教育的现实。复杂性、丰富性、差异性、关系性的存在才是教育的本质，也是创新的前提性认识。简单的思维模式，把你和我对立，学校管理者和师生对立，而老师又和学生对立。校服文化中为了很好的区分，学生统一穿着校服，而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则不。如果学生不按学校规定统一制服，那么一下子就会被发现，将受处罚。这就是把“大人”与“孩子”、“教师”与“学生”对立起来，前者是自由的而后者不是。所以，校服表面上维持的学生间的平等事实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不平等。
第四，校服的质次价高、强行推广、无人监管、腐败、以及学生所处的不想穿和必须穿的两难处境反映了校服文化的“非人性化”。而且，有的学校在统一校服的基础上还要求学生统一鞋袜、统一发型、统一书包……有时这种现象走到了几乎荒唐的境地。尊重学生的权利和给予学生相应的自由，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性前提。靠校服这种外在强制性的东西来管制学生的行为是一种愚蠢的行动。学生是人，是教育中的主体，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必要的选择机会。统一而强制性的校服文化侵犯了学生权利，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且是浪费的行为。
从文献梳理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就对于校服的满意程度、学生该不该穿校服以及校服与个性的关系方面，在肯定性回答中教师的比重都远远高于家长和学生。三项调查在学生对于校服满意（喜欢）与否上数据显示基本一致。但至于学生对于校服评价中的感觉“一般”占相当高的比重，里面蕴含着问题。家长对于校服的不满程度较高。在学生、家长对于校服感觉不满和“一般”的情况下，还有相当高的比重的家长、学生认为学生应该穿校服。这里有歧义。学生认为应该穿校服，但不一定指代学生应该统一校服。长时间的行政性指令迫使学生平时必须穿着校服。所以，这种规训与强制性养成的习惯已经使学生潜在的“接受”它，校服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也是笔者所说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原因。学生失去了对于它的反思与批判意识。顺从下的奴性人格的塑造过程是与创造性、个性的培养无缘的。“让每一个彼此间的个性差异和文化差异服从划一的外部标准并由此而消除差异，这是专制教学、独白教学的典型特征。”[15]校服，就是在借助于一种外部的标准来消除孩子们本身呈现的差异。53%的老师认为校服与培养学生的个性无关、44%认为学生应具备团体精神，而校服是培养团体精神的一个有利的催化剂。这反映了教师对于校服便于管理的实用性文化的强调，同时对于校服文化潜在的对儿童发展影响的漠视。“在功利欲望面前，人性与权利意识的淡漠是教育悲剧诞生的根源。当前，我国教育重建的根本任务是‘启蒙’：唤醒家长、教师和其他成人的人性与权利意识，坚信儿童是自由个性与权利主体。”[16]
四、结论与反思
校服，在满足主观上并没有自觉的需要，而且统一穿着校服的行为和所说的目的之间毫无实在的关联。它有时只是用来达到某种欲望或目的的手段。而这是非教育的。长期的教化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自动的遵守是对于管理者的恩赐却是自我发展的悲哀。校服在提倡共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抹杀了个性。共性是一种本身无法独立生存的东西，它必须寓蕴在个性里。校服孕育的文化糟粕大于精华。那么，我们面对这种现象该如何取舍？显然，校服如同校园文化的鸡肋。那么，对于这种鸡肋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却是有争议的。取之还是弃之？校服的功能完全可以被校园文化中的其它所取代而同样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弃之看来是种明智的选择。如果真的由于政治上的实力团体或者思维的惯性而需保留校服，笔者认为，穿不穿校服应当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