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渐进改革在中国的成功推行一直为国内外经济学家所关注，概言之，人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无外乎：相对于相同体制背景下的苏联、东欧，中国何以会走上渐进改革道路？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关于以上问题，盛洪(1996)和张军(1977)曾经作过很好的综述。我们感兴趣的是，金融因素到底在渐进改革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的讨论将表明，金融因素在中国渐进改革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支持作用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不了解金融因素，我们就无法更为全面与准确地描述与解释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
一、储蓄差异及转轨绩效
就已掌握的有关研究文献看，世界银行一份发展报告(1996)就曾把金融因素作为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初始条件来看待。这份报告认为，相比之下，在转轨开始时，中国与俄罗斯金融系统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发达，货币存量(M[,2])只相当于GDP的25%，而俄罗斯经济在1990年就已经货币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居民的储蓄增长与制度变迁以及经济增长过程得以同步推进。可是在俄罗斯，改革初期较高的货币化水平，不仅意味着由强迫储蓄所造成的巨额货币积累，且这笔货币积累业已蜕变为政府向计划经济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而且也预示着当改革启动时，物价的放开与财政的货币化必将导致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使人们的货币积累（储蓄存单）变得一文不值，最终出现货币存量的锐减和国家金融体系的崩溃。由图1可知，中国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在改革前夕的国内储蓄率十分接近（35%上下），当改革一开始，后者的储蓄率出现大幅度下降，而前者的储蓄率则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不难看出，储蓄率（尤其是居民储蓄存款比率）本身是理解中国渐进改革成功的一个关键。从图1还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与俄罗斯（可以代表前苏联与东欧两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出现同样的下降，而且中国降得更低，但中国的GDP增长一直保持较快速度，而前苏联、东欧国家却相继出现了“J型”和“L型”下降。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和M[,2]占GNP之比在改革以来经历了一个稳步上升的过程，而前苏联东欧国家则呈现相反变化的情形。概括起来说，中国的渐进改革得益于金融的相对稳定。在改革中，中国采取了包括家庭储蓄和国库券等在内的完备而谨慎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在转轨过程中主要用家庭储蓄弥补企业亏损，从而既避免了严重的金融不稳，也有力地支持了内产出的增长。政府虽然以丧失效率为代价对非盈利的国有企业既给予补贴又增加低息贷款，但由于高额国民储蓄，迄今为止中国还能承受这一代价而且还没使经济从根本上受到动摇（世界银行，1997,P.25）。
二、国家能力的重要性
不过，只有国内储蓄并不足以构成支持经济渐进转轨的完整金融因素，而且居民的高储蓄率本身也是有条件的。我们注意到，国家能力的强弱是问题的又一关键。事实上，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之所以产生迥然不同的绩效，除储蓄原因外，另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或政府可信度）存在巨大差异。在中国，虽然财政能力在改革以来迅速下降，但国家能力却通过“强金融”得以体现与维持（张杰，1997a。）显然，高储蓄率只是中国实现转轨中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存在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府，把这些储蓄以某种形式集中起来用于对经济（尤其是体制内）的金融支持。麦金农在本世纪90年代以来曾就转轨中的金融问题发表过许多具有影响力的见解。他在评价中国与东欧（包括前苏联）走上不同改革路径的原因时认为，要解释东欧产出的下降，应涉及不同于中国的外生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单个改革政府的经济控制，除工业化程度与贸易冲击因素外，大多数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共产党的权力在改革过程中急剧衰落，国家对整个经济的集中政治控制和党对国有企业的监督被严重削弱(1993,P.269-271)。正是由于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始终维持着强有力的政府控制，因此，在财政收入迅速下降时，国家能够克服税收制度的局限，利用国有银行体系迅速集中起分散于民间部门随着货币化进程日益增加的储蓄。基于此，在“弱财政”的情形下，国家仍能保持对国有企业边际内价格的控制，并给予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而且，国家的强有力控制也为储蓄本身的形成与积聚创造了必要条件。可靠的国家信誉消除了国有银行储蓄存单持有者的风险顾虑，因为国家对在国有银行系统的存款提供了隐含的担保（世界银行，1997,P.10）。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大多数年份保持了正的实际利率，使居民持有现金货币与储蓄存单的收益率处在一个不算高但较为稳定的水平。依据麦金农(1993)的研究，中国的利率政策特别是储蓄存款利率对于刺激居民和企业积累其金融资产十分重要。如果用全国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考察年度通货膨胀率的基准，当局在保护储蓄存款实际利率为正方面做得相当好。当1988至1989年通货膨胀率较高时，政府有能力作出反应，将某些利率充分指数化，比如将3年期居民定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在此间提高到20-26%，从而使实际利率保持明显的正值。由此产生的金融资产存量的巨额增长使得自由化了的部门既能为自己融资，也能为政府以及缓慢改革的国有企业的赤字融资(P.263-264,P.283)。世界银行(1996)认为，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与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控制相结合，迄今为止已经使局部自由化产生的增长收益转化为家庭的高储蓄和金融资产的迅速形成。这种情况有助于缓冲至今仍是经济一大累赘的国有部门的不利作用，并且给改革进程本身保了险(P.22)。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国家保持了足够的控制能力，基于市场化与分权化改革，地方力量与拥有自身“私人收益”的国有银行便会各行其是，利用其逐步获取的信贷支配权把信贷资金投向更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方向（主要是非国有部门），从而使对国有部门的金融资源供给不足，造成体制内产出的下降。可是在中国，无论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的“私人利益”要求多么强烈以及如何逃避控制，都未能从总体上动摇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支配地位。国家成功地将四大专业银行平均35%左右的贷款确定为政策性贷款，并有力地限制了国有银行与国家偏好不一致的利益追求，推行了严格的信贷规模控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高准备金制度，法定存款准备金总比率（包括备付金率）一度高达18-24%。这样，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有银行自主使用信贷资金的能力，从而把资金的很大部分用以支持其配额约束（即用信贷配额支持其产出配额）与体制内产出的增长。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银行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所有其他非金融部门；国有银行服从行政领导的程度远远甚于工业企业，尽管在改革深化过程中，所有其他部门中计划的作用越来越小，但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的行政控制却在加强（钱颖一，1995）。
三、财政补贴与金融补贴：一种估算
中国经济的顺利转轨主要得益于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而体制内产出之所以没有出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衰退，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配额约束）以及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就补贴而言，一开始主要包括对国有企业的直接亏损补贴、价格补贴（比如国有企业可以从其他国有企业那里以低于市场价格的计划价格获得部分非劳动投入品）以及制度补贴（限制其他非国有企业进入）等，据统计，在1985至1994年间，通过财政预算渠道给国有企业的种类补贴（明补）约平均折合GDP的5.63%。不过，在此期间财政补贴的力度也在逐年下降，比如从1985年占GDP的7.5%下降到1994年的2.2%，与此同时，通过金融渠道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即金融补贴）却在迅速上升。从总体上看，在改革一开始，财政补贴占居主要份额，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补贴逐渐居于主要地位（如图2所示）。
改革以来金融补贴的情形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第一，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985至1994年间，以低利率信贷和未归还本金形式统计的对国有企业的金融补贴占GDP比重平均为1.72%，1992年曾一度高居3.6%。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世界银行的上述估计显然是低估了金融补贴的规模。第二，在国家财政给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中，已经包含着一部分金融的贡献，因为国家财政直接从国有金融部门那里获得了大笔金融支持。1987至1995年间，中国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预算与国有企业）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1.16%，而通过金融渠道融资占GDP的比重高达7.09%。此外，国有银行对国家财政的金融支持一直是国家控制金融的主要收益，它平均占总收益的比重为55.55%，其总额1996年达4067.7亿元（张杰，1998）。这笔收益中有相当一部分已转化为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第三，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过度负债和大量不良债权事实上属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一种金融补贴。如果用一种极端的算法，若把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全部算作金融补贴，那么，在1985至1996年间，其占GDP的比重平均达9.7%，1993年曾经一度高达18.81%（参见张杰1998，表2.5）。
四、一个考虑金融补贴的体制内增长模型
张军(1997)曾作过一个修改的主导部门模型，试图依此拓展价格双轨制条件下的产业组织理论，并借以解释中国渐进改革成功的原因。他在模型中，考虑到了“对国有部门持续的补贴”的因素，这里，我们在进一步细分财政补贴与金融补贴的基础上，把金融补贴单独列出来建立一个专门的体制内增长模型，依此分析金融因素对渐进改革的特殊意义。
图3展示的是一个包含金融补贴的体制内增长模型。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假定：(1)在改革过程中，国家具有抑制货币发行以免造成通货膨胀的偏好，因此总是采取十分谨慎的货币发行策略。这就意味着，改革中存在一个厌恶风险的强政府。基于此，在能够支持体制内产出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排除了政府更多地使用财政向银行透支和货币扩张的方式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以维持其产出增长的可能性，这与财政补贴占GDP之比逐步下降的实际情形相符。(2)体制内企业的效率普遍低下，由于自有资本严重不足，从一开始就存在资金硬缺口，因此体制内企业具有很高的负债率，对国有银行的依赖性十分强烈。(3)国有银行自身的资本比率也十分低下。以上三点假定意味着，国有银行需要在不存在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救助（注资）的情况下维持对体制内企业的资金供给，因此就只能通过争取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充实其资金来源。
体制内产出增长要求一定数额的金融补贴来支持，而金融补贴能否顺利实现，则取决于储蓄存款和国有银行的贷款能否保持同步增长。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考察体制内产出增长问题时，将面对一个接近于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若把储蓄存款(D[h])与信贷提供(L[s])视作保持体制内产出增长(G)的两个投入品的话，那么，要获取较高的产出增长，就必须保持D[h]和L[s]的特定组合，只有按相同的比例增加D[h]和L[s]，才会得到相应的G（如图3(b)所示），当然，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讲，不论是D[h]还是L[s]，都是政府能力的函数。而一旦体制内生产函数为固定比例形式时，国家可以选择的产出方式就十分有限。或者说，中国体制内产出的金融补贴型方式显然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由许多内生和外生因素给定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足够的金融补贴，经济产出将处在较低的水平，比如在图3(a)中，当金融补贴为较低的S[b,1]时，经济增长仅为G[,1]，而G[,1]的低产出水平不足以支持体制的渐进过渡。为了保持足够高的产出水平（如G[,2]），就必须要求增加相应的投入品，首先是S[b]的增加，即由S[b,1]，上升到S[b,2]，由于生产函数是固定比例的，就要求D[h]与L[s]也同步分别增加到D[h,2]与L[s,2]。至此，有必要重申以下逻辑联系：为了保持渐进过渡，需要体制内产出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G[,2])；而在财政迅速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较高的G[,2]，就需要大量的金融补贴S[b,2]；由于国家是属于风险厌恶型的，要保护较高的S[b,2]，就必须有较高的L[s,2]，但国有金融的自有资本也十分低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想方设法把居民储蓄（金融剩余）的动员水平（国有银行吸储水平）保持在较高的D[h,2]。所幸的是，中国特有的货币化过程为积累居民储蓄提供了起码的基础。
然而，要把居民储蓄有效地转化为金融补贴，得有相应的信贷机制。但是，如图3(c)所示，在一个标准的商业银行体制下，信贷提供量由机会曲线OEL[s,2]与效用曲线U的切点E决定，在图中，商业银行的最佳信贷提供量为L[s,1]。这里，若我们假定在改革一开始（或在“拨改贷”以前），国有银行的金融补贴量对应于标准的信贷提供量，这也就意味着OL[s,1]=OS[b,1]=OD[h,1]，显然，商业银行体制是无法与国家维护体制内产出增长的偏好相称的。或者说，要保持体制内产出的较高增长水平(G[,2])，就必须存在一个不是按照商业原则而是根据政府偏好运作的国有银行体系。对于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体系而言，其信贷提供量不切点E的限制，最大可以达到OL[s,2]。在图3(c)中，我们假定与OL[s,2]相对应的储蓄动员水平与金融补贴水平分别为OD[h,2]和OS[b,2]，它们共同支持了较高的体制内产出水平G[,2]。因此，在一个包含金融补贴的体制内产出增长模型中，必须同时包含一个国有银行体系因素，国有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本身无疑是渐进改革逻辑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
有趣的是，由以上讨论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一个推论，国有银行的过早商业化改革本身并不符合渐进改革的逻辑。一旦国有银行实现了商业化经营，其信贷提供量将比以往大为减少，即从OL[s,2]降到OL[s,1]。与此相对应，即使有巨额的储蓄存款，也无法转化为对体制内产出的金融补贴。当然，实现商业化经营后的国有银行出于边际效用的考虑，也不会吸收那么多的储蓄存款，最终储蓄存款水平与金融补贴水平将分别由现实中的OD[h,2]和OS[b,2]缩减到“标准”的OD[h,1]和OS[b,1]。如果考虑到国家失去金融控制后的通货膨胀效应，商业化后国有银行的储蓄份额将迅速缩减到OD[h,1]以下。结果，转轨中的体制内增长仅停留于G[,1]的水平（或更低）。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国有银行过早地在经济转轨之前实现了转轨，就意味着它将成为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组织，在没有可与之竞争的其他金融产权形式的情况下，国有银行会以垄断者的面目出现，即开出较高的资金价格，而提供更少的信贷支持。这样，会使改革（尤其是拨改货）以后以国有银行信贷资金为依托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迅速瓦解，并伴随产出的迅速下降。可是，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一直受到强有力的政府约束，尽管国家也付出了巨大的控制（约束）成本。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认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是以金融改革的滞后与巨大的金融风险的积累为代价的。从整个渐进改革的逻辑看，这种代价的支付又正好构成中国改革的特质，因为与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毕竟在改革中已经支付了这笔代价。代价的大小是一回事，而能不能支付得起又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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