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论与人道主义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人道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情结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人性人道主义的价值演变具有风向标的性质。在艰难的时势中，探索文学的人性人道主义特性的理论前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学术研究因此染上了悲壮的色调。爬梳、钩稽这段艰难的学术路程也许会引起过来人沉痛的记忆，但是我想，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时常细心地拂拭，才能凸现并记取包蕴其中的经验教训，发挥它作为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宝贵的思想资源的作用；而伤痕的展示，也表明我们已经能够对那逝离的昨天作自信的告别。
一
“五四”时期，人性人道主义是时代的合鸣，政治立场可以有差异，但并不影响人们在人道主义价值取向上的认同。特别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没有将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李大钊在他的文章中甚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注：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载〔北京〕《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5卷第5号。）像这样给予社会主义革命以人道主义解释的言论，的确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李大钊还从“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的记录”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将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都看作是“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这更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定。今天看来，这理解正好反映了艰难时势中中国知识分子对人道主义的渴望，体现了李大钊对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体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该文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因此，李氏将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表明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信仰社会主义也必信仰人道主义。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实际需要看，宣传社会主义与从事人道主义的思想启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确实是互为补充的。在关于文学的思辨中，李大钊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注：《什么是新文学》，载1919年12月8日〔北京〕《星期日》社会问题号。），再一次提供了上个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秉持人道主义美学立场的证明。
对20世纪初两种社会思潮合流的现象我是这样看的：第一，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仍旧牢笼着人们的思想，而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治手段与剥削手段对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构成了极强的侵犯性，它们是非人道、非人性的，带着浓浓的血腥味。在这样的时候，提出最切合人民群众的要求，通过指证无处不在的悲剧性的事实就能引起广泛的义愤与共鸣，同时也满足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集合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需要，人道主义对于唤起中国大众的觉悟、完成思想启蒙的任务是十分有效的。第二，采取人道主义的社会立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水平，他们当时接受到的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信息既稀少又混杂，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了解还显得相当浅陋。既然如此，那么又怎么能阻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人道主义来充实其寒伧的武库，自如地拿起人道主义这个现成的思想武器呢？
总起来看，“五四”时期关于人道主义的宣传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没有严格的区分，宣传社会主义也必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结成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合力，社会主义者如果没有公开宣传人道主义，至少也对人道主义持默认的立场。而“五四”时期虽持进步立场但不赞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者取得共识，由此形成思想文化界各派力量的人道主义相当和谐的交响。
第二，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的思想启蒙中，理论与创作是互相配合的。即它不仅有理论的诠解，而且有数量众多、极具创意的作品作为这种宣传的形象铺垫，理论与创作相得益彰，形成了一定的声势。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以对封建制度的猛烈批判与对被压迫者的人道同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冰心的创作突出表现了这位娇小的女子博大的、普济的爱与美的情怀。
第三，“五四”时期中国的革命者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人道主义思潮的崛起，有力地配合了革命者与反动派在前台的正面交锋，成为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在20世纪初的20多年中度过了一段短暂的、令人难以忘情的蜜月期。到了20年代末，国内政治情势骤变，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结束了它们之间联手反帝反封建的统战格局，发生了严重的对立。这一时期中国文坛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革命文学的兴起。在它毫不掩抑的锋芒面前，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由被冷落到受批判，淡出于文学主潮之外，后来则一直受到主流文论的排斥。
20年代大革命失败以后，孤军奋战极需思想界的援助的左翼文艺家为何毫不顾惜他们在与人道主义者的合作中形成的友谊，绝然决然地与人道主义者决裂？我们可以批评发动了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并造成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无谓决裂的前辈，但是必须承认，从中国当时的形势看，阶级论与人性论20年代的分道扬镳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是由人道主义本身不属于社会强势意识的特点所决定的，向举着屠刀已经丧失了理性的刽子手讨要人道与公理不啻是与虎谋皮！
除了现实的情势决定了左翼文艺界与人性人道主义断然分手外，人性人道主义者在恐怖统治面前乱了方寸的卑怯心理，也是引起左翼作家情绪化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30年代的人道主义者中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变得胆怯起来，从革命立场上退缩，改换了人道主义的旗帜。他们的转向引起左翼人士愤怒的反应，后者将在光明与黑暗正进行殊死决斗之际临阵易帜看作是一种叛卖行为，并将对反动派的仇恨，部分地迁怒到这些人的身上。
对二三十年代的人道主义宣传，我认为应当看到这样两个基本的方面：
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人道主义本质上是同非正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相反对的思想意识形态。在西方，这种思想意识成为醒目的社会思潮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它的崛起是为了对抗中世纪封建专制与宗教神学的双重压迫。后来，人文主义者由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转而尊重人的感性生活，肯定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对自由、人性的颂扬，成了该时期一切受压迫的人们用以改变其非人道境遇、维护自己最基本的权利的一种思想武器。可见，左翼文艺界将从革命立场上后退，改尊人道主义的作家视为敌人，甚至是最危险的敌人，属于意气用事，与人道主义者在当时的实际表现是不相符的。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行为，不过是左派幼稚病作崇的体现，而左翼文艺界也注定要为自己不注意团结同盟军的行为承担后果。应当看到，人道主义的宣扬者虽然在白色恐怖之下从革命立场上退缩了，但是，他们没有与反动势力沆瀣一气压迫左翼进步文艺人士，他们对黑暗统治也是反感的。正因为如此，“新月”派也一度受到当局的忌恨，这种情势提供了人道主义者与革命派形成心照不宣的合作的可能，那些包含人道主义精神的创作完全可以成为革命文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另一方面，过高估计人道主义的战斗力也是不对的。人道主义在当时是影响力有限的弱势语言，它只有在常态生活中诉诸尚存理性的人才能起作用。在白色恐怖的时代条件下，革命者只有进行武器与武器的对决，才能制止暴力，恢复理性的权威。不过，因为对政治压迫的强烈愤恨，将一切未能及时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的文艺家划归敌人的营垒也是错误的。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革命阵营中弥漫着一股激进主义思潮，并定型为形而上学的绝对的观念：革命文学与人道主义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要革命就不能讲人道，人道主义是革命的负累。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就是在那时提出来的（注：〔北京〕《中国青年》1923年12月22日。）。不少人往往满足于阶级口号的叫喊，而不是对阶级社会中文学阶级性作具体的分析。对那些虽然无意革命，但尚有良心，对艺术情有独钟的作家往往缺乏兼容的气度。因此当胡秋原、苏汶出来要求作家注意作品的审美价值，梁实秋等人公开批评阶级论的文艺观点，向左翼文艺人士叫板时，也就必不可免地会引起左翼文艺界的激烈的反应。阶级论对人性论的排斥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他们的个人关系中。阶级论者将人性论者看成统治阶级的帮凶、走狗；而人性论者也对阶级论者在创作上缺乏足资证明的成绩的状况予以鄙夷的嘲讽。
40年代，形势已经大大好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力量对比有利于人民方面、进步方面的转化。但对于部分革命文学家来说，他们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惯性，继续高张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旗帜，文学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自然越走越窄。这些人不仅要求阵营内的作家将自己的情绪调整至极度亢奋的状态，而且还对阵营外可以团结的作家提出了超出其实际觉悟水平的要求。这些作家在其创作和思想中稍稍表现出不同于左翼作家的意见与倾向，或者在政治立场与文化态度上与左翼作家有一点程度上的差别，便立即会遭到来自革命文艺队伍的一阵痛骂。在社交场合温文尔雅的郭沫若40年代分析文坛形势的文章便充满了火气，经常点名斥责一些作家，而这些受到指责的人都是后来公认在文学领域极有贡献的人物，像沈从文、萧乾、朱光潜。
二
20世纪中国文学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之路是艰难的。建国后，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审美需要和文化品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时期以阶级斗争为依归的充满火药味的作品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人们的美学趣味与欣赏要求。作家们受到和平生活的感染，也有意做表现人的常态生活的尝试。像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及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表现了日常的生活和人的正常的感情。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实际发展，就可以想象这类贴近日常生活的作品在长期接受火药味极浓的作品熏陶的读者中受到欢迎的情形。但是，这种审美取向却遭到了习惯于由强调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发展到要文学艺术单向度地为政治服务的人的反对。早期作品个性主义、自由主义意味极浓的丁玲，此时居然也不能接受肖也牧的那些带着人情色彩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自然更不能见容于长期受到反人性、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们异常敏锐的视野（注：参见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北京〕《文艺报》1951年8月10日4卷8期；陈涌《肖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北京〕《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北京〕《文艺报》1951年6月20日4卷5期。）。
建国初期创作上的这种新的尝试虽然因为受到理论界的严厉批判而偃旗息鼓，但文学表现人性的问题毕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旦思想界有合适的气候，那些意识到社会变动要求文学艺术作出相应调整的理论界的有识之士便怀着使命感，带着顾虑，小心翼翼地拈出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来进行讨论。这就是50年代中期出现两篇引起较大反响的讨论人性人道主义文章的背景。
巴人《论人情》将“人情味”普泛化，以此作为他的文学表现人性的主张的突破口。他说：“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在解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时，他认为阶级斗争的出现，是因为有人试图“阻止或妨害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这样就有了阶级斗争。他机智地将阶级斗争说成是争取“人性解放的斗争”，于是在他看来，“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这种作品大都是鼓励人要从阶级束缚中解放出来。或悲忿大多数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或反对社会的不合理、束缚人的才能智慧的发展，或希望有合理的人去生活，足以发扬人类本性。这种作品一送到阶级社会里去，就成为捣乱阶级社会秩序的武器。但正是这些东西是最通达人情的。人情也就是人道主义。”（注：巴人：《论人情》，〔北京〕《新港》1957年1月号。）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主旨是主张将人作为文学思维的中心，认为人即是文学的目的，反对将人当作某种政治斗争的工具。他说：“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诗人，都是本着这样的理想来从事写作的。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注：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北京〕《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巴人、钱谷融关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的肯定性论述是二三十年代以后对人性人道主义文学观第一次正面的和引起广泛注意的讨论。但是受庸俗社会学思想的束缚，人们并不敢接受这种“离经叛道”的观点，于是本来就一边倒的文坛批评之声四起。李希凡写了长篇论文《论“人”和“现实”》，将钱谷融的学术观点拉扯到一个骇人听闻的理论背景上来分辨，在一系列使人眼花缭乱的介绍、分析、推论中，作者挖掘微言大义，渐渐将钱的理论引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其结论便是，钱的观点是30年代梁实秋、“第三种人”的观点的翻版，而“钱谷融在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间，又老调重弹，不过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社会主义的进攻，企图在文学上为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见解复辟而已”，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在文学领域里反对党的文艺思想的最完整的纲领”（注：李希凡：《论“人”和“现实”》，《北京文艺》1957年第12期。）。
50年代中期巴、钱等人之所以能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有大胆的契入，同当时较为宽松的文化氛围有关，一旦政治空气发生逆转，艺术思维亦必沿袭其惯性的运演，有关的讨论不仅不会得到积极的结论，相反，它们必将遭到更为猛烈的批判。1960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周扬在其所作报告中认为：“文学艺术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神经器官。”他还以阶级划线，说：“革命的文艺从属于革命的政治，反动的文艺从属于反动的政治。”于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文学观点在这个报告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周扬认为：“‘人性论’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武器。他们以抽象的共同人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以人性或‘人道主义’来作为道德和艺术的标准，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周扬还说：“每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有的只是这个阶级的人性或那个阶级的人性，也就是带着阶级性的人性。”
50年代对巴人、钱谷融人性论、人道主义美学观的批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执着地追寻着真理的学者并没有因此消泯对这一危险论题的兴趣，他们不甘心在理论是非面前缄默的勇气昭示了精神与思想对崇高的顶礼。其中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有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此说实质上体现了何其芳对文学形象的人性特点的思辨。何其芳认为，一个典型的性格是由他身上的最突出的特点决定的，而这种最突出的特点既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又是一种为人物所特有的个性。《在文学艺术的春天序》（注：参见《何其芳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何其芳说：“我把他（指Q，引者注）性格上最突出的特点，即阿Q精神的共性和个性也加以适当的区别。”把典型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从典型的全部性格中剥离出来，清晰地展示了典型性格内部的复杂机制，展示了典型性格中超越阶级性的普遍性。何其芳的“共名”理论，着力于解决的就是典型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当时，不少人把典型性等同于阶级性，否定人性具有可以通约的一面。也许是《论Q》（注：参见《何其芳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的论述并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观点，何其芳在他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突出了古代作品人道主义价值的挖掘。在《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一文中，他认为李煜词具有极宽泛的概括性：“概括了人生中一些典型的共同的容易打动人的东西”。在《论红楼梦》（注：参见《何其芳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一文中，他说：“少年男女和青年男女互相吸引，互相爱悦，这却不是一个朝代、一个阶级的现象。”这些论述无疑是对各阶级间存在共同人性作出了肯定的表述。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的某些结论还经不起逆定理的驳难，但“共名说”突破了庸俗社会学典型观的一些基本论点，特别是打破了典型性即阶级性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让人们吸收到了不少新的气息，为重新审视文学的全人类价值，重新确定文学的人学特性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彰显了艰难时世中理论家的一种人格追求。因此，我觉得不管何其芳的“共名说”在科学性上还存在多少缺陷，它作为“一名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典型问题上发出的一种与他人有别的声音”（注：滕云：《多元化的典型观》，载〔北京〕《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1期。），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理论本身的容量。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文艺理论界还曾展开过对艺术欣赏中的“共鸣”现象的研究。承认“共鸣”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当这种讨论向纵深掘进时，不可避免地会更深地涉及到文学的审美旨趣的普遍性问题，因此，这种讨论也不免会招来严厉的批评，给当事人制造麻烦（注：柳鸣九：《批判人性论的共鸣说》，〔北京〕《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客观地讲，巴人、钱谷融论人情、人性的出发点依旧是阶级论的。他们肯定文艺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但却由此推导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文艺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但其终极目的则为解放全人类，解放人类本性。”认为：“描写阶级斗争为的是叫人明白阶级存在的可恶，不仅要唤起同阶级的人去斗争，也应该让敌对阶级的人，看了发抖或愧死，瓦解他们的精神。这就必须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本来所谓阶级性，那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而我们要使文艺服务于阶级斗争，正是要使人在阶级消灭后‘自我归化’——即回复到人类本性，并且发展这人类本性而且日趋丰富。”巴人的观点渊源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种持平的观点不能获得认可，说明当时文艺界受庸俗社会学的束缚，思维方式显得十分僵硬狭隘。
三
文化大革命将蔓延了半个世纪的庸俗社会学的文艺思潮发展到了极致，在人们不得不吞下他们长期热心于反人道主义带来的恶果的时候，纠正理论上的失误，恢复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伤痕、反思、寻根等包含浓浓的人道情结的作品喷涌而出，过去那些遭到阶级论文学观断然否定的作家也重新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人道主义的复活，当然不只表现在对历史的重新发现、重新阐释上，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浓浓的人道主义的情结，涌动着人性复归的汹涌的浪潮。《人啊，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三生石》、《一个与八个》，文学家的笔触一涉及这些长期封禁的领域，立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些作品让人看到了人性最真实状态，展现了人的丰富的心理世界。但是，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重新确立人道主义理论权威的过程，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与创作配合，自然地展开，理论界在这个留下了许多伤痕与血迹的堡垒面前居然一时找不到攻坚的感觉和信心，表现得相当犹豫与迟疑。80年代以后，理论受到创作的促动，再也无法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讨论中，人们大多套用马克思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未曾展开的断语，将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强调经济政治地位对人性的影响，强调人性的差异而对人性共同性的一面不敢予以过多的肯定。如说：“人类社会一旦发现或者说个人一朝诞生，人就具有社会性。”（注：顾骧：《人性与阶级性》，〔北京〕《文艺研究》1980年第8期。）当时另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将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特性和人的社会特性的统一。我们毕竟在否定人道主义的思潮中生活得已经太久，面对这个折戟沉沙的是非之地，不能不有牺牲的顾虑。但是，理论不可能对文学创作新的事实无动于中，长久失语。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反思，人们终于在对新中国文艺实践曲折经历的回顾中意识到人性、人道主义的美学价值，开始了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较深入的思考。
遇到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寻觅求解的钥匙，是周扬在长期文艺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角色习惯。周扬从对文革的痛苦反思中悟出了许多东西，对自己的一身事业也有了可贵的反思意识，他思想解放，敢于负责，积极领导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清理。文学的人性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周扬在新时期作过深长思索，且有许多新认识的方面。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富有创意的解读，周扬对这一新认识作出了郑重的理论表述。周扬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段弯路。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他还对他过去对此问题的否定性的表态作了检讨。在正面表达他的观点时，周扬指出：“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注：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北京〕《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周扬的上述论断在我看来是有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历史容量与彻底性方面优于一般人道主义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吸收了人道主义思想的一切积极因素的，它超越一般人道主义的方面只是在于：一，它提出了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现实的发展道路，并认为不能够笼统地否认暴力的作用；二，它发现了实现人道主义价值目标的基本的社会力量，它不是简单地将工人阶级当作是一个值得同情的社会人群，而是充分肯定了这个阶级的历史创造力。我们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平等、自由、幸福的理想，对人的普遍的发展权利的肯定的人道主义性质是不言自明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的推断不仅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实际，而且也完全契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与它的最终归结点。检索有关文献，我们看到，国外学者也有相同的认识。前苏联学者波波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吸取了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哲学和启蒙运动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提出的那些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方面。”（注：波波夫：《马克思列宁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异化问题》上册第24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
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也是同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分不开的。只有放弃将文艺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论思辨中融入巨大的张力，才能对文学的人道主义内涵作出科学的说明。反过来，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合理定位，也帮助周扬对文学的政治性作出历史主义的和富有张力的解释。遗憾的是，受业已定型的观念的束缚，周扬这篇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挂钩的论文成了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严重事件，周扬被迫进行检查，而这篇文章也便成了周扬长达半个世纪理论生涯的绝响。客观地讲，当时人们为了表明与周扬对立的立场，对人道主义历史价值的评估是不充分的，例如有的文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抛开了历史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人、人性、人的本质的抽象谈论。但是从人道主义在欧洲思想界的崛起看，谈论人、人性、人的本质是不可能停留在心平气和地抽象议论的层面的，这样的谈论总是有所指属并必定会发出批判的火花的。空想社会主义抽象地谈了吗？难道空想社会主义涉及这个话题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对劳动者人性的虐杀吗？人文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抽象地谈了吗？难道他们不是为了张扬资产阶级的人性、塑造资产阶级新的人格吗？显然，谈论人就是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的生活！至于文章关于历史观意义的人道主义与伦理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的分割，这种提法在我看来本身就背离了参与讨论者不断强调的历史进程从哪里开始，思想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的正确原则，我们能够设想有所谓脱离历史的伦理观吗？可见，历史观上的人道主义与伦理观上的人道主义和成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非成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颇具创意的划分不过是作者为阻止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而作的一种假设，较之马克思的思想实际，这样的划分是缺乏根据的。
理论界暂时的反复确实一度影响了思想解放后大有作为的局面。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周扬这样刚刚度尽劫波的思想家却得以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于思想界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初次交锋中，展示他们以追求真理为职志的理论家思想人格中最值得尊敬的一面。这场讨论，成全了这位早期行为颇受非议的思想家，使其一生行止结束于一个辉煌的尾声。
时代毕竟不同了，尽管有人仍然坚持他们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拒绝态度，但该时期的创作却进一步显示挣脱了束缚后的繁盛。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也便在创作实绩的簇拥下负载着理论界恢复人道主义本来面目的心愿再度亮相。刘再复发表于该时期的文艺论著表达了他当时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注：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上海〕《文汇报》1985年7月8日。）。有人认为，刘再复的文艺思想依靠“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和“国魂反省论”，构成了他对“人性模式的审美演示”，其中性格组合论是他全部文艺思想的基础，又构成刘氏美学金字塔的一个锥面（注：夏中义：《新潮学案》第1章，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性格组合论”通过对文学史上成功形象性格复杂性的勾描，展示了人的丰富深邃的心理世界，从而动摇了一元论阶级论的典型论长期据有的文论霸权，要言之，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着眼于人物的感性生命而不是性格中的政治投影。这种性格理论与前面我们介绍的何其芳仅仅试图扩大典型思想容量的“共名说”相比，是对庸俗社会学的一种更彻底的超越。当然，也正如夏中义所说的，刘再复企图通过对艺术上的“性格”的研究来进行“人的研究”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文学与现实并不处在同一个对象层面上。但是，我们又何必要对文革后较早对这一关涉根本的问题有所思考，并着力设计疗救方案的文论家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呢？我认为，对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肯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人道主义水平的反思。因此，刘再复“人为地把人自身贫乏化，导致了文学的贫困化，也导致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僵化”（注：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的批评及纠正这一偏向的努力是有其合理之处的。当刘再复以他的性格组合论给文艺思想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长期受庸俗社会学困扰的国人面前展现了性格的丰富与人的内心世界斑斓的色彩，让人看到了一个温馨的情感世界时，他本人已迅速地从感受性格组合论在学术界产生的积极效应中脱身，去探索更深广的人的主体世界。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是他的性格组合论研究合乎逻辑的发展，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扩大了的性格组合。按照刘再复的解释，美学理论中的“主体”可以细分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和“对象主体”（作品中的人物）。刘再复重视的是这三个主体间的感情联结。他说：“作家的自我实现归根到底是爱的推移，这种爱推到愈深广的领域，作家自我实现的程度就愈高，爱所能达到的领域是无限的，因此，自我实现的程度也是无限的。”（注：刘再复：《文学的反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第40页。）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的问世有一个特殊的学术背景，即当时学术界正在热烈讨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蕴涵和马斯洛心理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爱欲学说”。据此，刘再复还将爱看作是获得高峰体验的前提。刘再复研究接受主体实际上是对进入审美领域的现实的人的人本学的分析，这是他企图超越文学与现实的界限，用他的美学理论来实现救世梦想的体现。至于他对对象主体的分析，当时和现在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对象主体”本身也许并不能成为一个真值性的命题。在哲学意义上说，既是对象就不再是主体，又是对象，又是主体，很难自圆其说。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理解刘再复不顾一切地将对象提升至主体层面解剖所蕴含的深意，那就是企图说明人的心理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强调要超越阶级性社会一元论的观点塑造人物，用刘再复的话来说，就是“把人当作人”（注：刘再复：《文学的反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第40页。）。有人以人道主义不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来否定刘的理论，我觉得这是将西方科学思想与人本思想两个不同学术体系混作一谈后的责难。从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最初表述，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对其原则的崇扬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思潮是建立在对人的现实存在的感性经验的基础上的。我们不能用科学体系中理论表述的规则来要求刘再复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事实上，刘再复本人一度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总是对理论表述的科学性表现得十分神往，醉心于将他在人本主义系统中的思考提升至科学表述的层面。
刘再复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学术活动，在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80年代中期新一轮关涉文学人道主义精神的讨论（注：较集中地刊发这些讨论所发文章的文集可见何火任编《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陈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是所有批评刘再复的观点中分量最重、最引人注目的一篇。这篇在当时被认为极有来头，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的走向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认为刘和刘的同仁们当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不是枝节问题”，“也不只是个别理论问题，而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的问题”（注：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载〔北京〕《红旗》1986年第8期。）。将学术问题向政治层面引伸，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屡见不鲜，遗憾的是，像陈涌这样曾经深受其害的老一辈文艺理论工作者，竟也计拙如此，在新时期重新拣拾起这种只会勾起人们不快回忆的批评方法。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对观念变革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的人士虽然借助陈涌的文章呼朋引类，形成一定的声势和气候，思想解放锐意革新的新一代领导人却决意改变用行政方式干预学术讨论的习惯做法（注：参见许行：《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初见曙光》，何火任编《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人道主义文学理想终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文坛，经过一番斗争，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到世纪交替的时候，人道主义已经是一个毋须争论的正值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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