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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雅的或通俗的文学，进行社会学的解释，并非体制化社会科学的宠儿。文学研究自从文献学中解放出来后，便摆脱了那种严格遵循研究论断和历史法则的窠臼。由于谁都有机会从事阅读与写作，几乎每个能读会写的人，都感到有权对历史、审美和社会作出指点与批评。在大众文学、畅销书、通俗杂志、连环画等等诸如此类东西的影响下，由历史及文学分析占据主导的传统学院学科不知不觉受到冲击，但这些学科却对那些想象力水平较低的出版物持一种高傲的冷漠态度。因此便留下了一个挑战性的领域，有待社会学家们在此有所作为。（注：这意味着在文学社会学和人文学科领域还没有最新的详尽参考文献。最有价值的资料差不多出版于十年前。参见Hugh Dalziel Duncan," General Bibliograph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Socie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pp.143—214。）
以下论述，不能算是系统的和全面的，只能说是对已做和应做工作的一些概述。
一、文学和社会系统
就“文学和社会系统”问题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一个方面是要把文学放到每个社会的组织职能之中来看待，接着还要从那个社会的各种不同阶层出发来理解它。文学在原始社会中，和在文化上高度发达的社会一样，都属于社会表征之一，无疑就像是在原始崇拜和宗教仪式之外的独立机制，更相当于诸如原始部落颂歌、古希腊悲剧或中世纪基督受难剧的东西。比较而言，中产阶级世界的文学使文学与别的文化活动清晰地分离开来，在功能上有了很多不同。它可能成为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人的避难所，如早期的浪漫派；或者是对普遍受挫的社会群体的慰藉，像当下的大众娱乐文学现象。还有，通过推崇特定的统治秩序并把文学作为教育的手段，文学也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工具，如在专制主义时代里西班牙和法国剧作家的例子。
第二个方面是，对文学形式的研究而言，也许从考察文学素材出发收获较少，而从社会视角着手则回报颇丰。史诗、抒情诗，戏剧以及小说，各自都与特定的社会命运有着亲密关系。个体的孤独感或集体的安全感，社会氛围的乐观或悲观，对内心自我反思的兴趣或对客观价值标准的遵循等，都应作为联系文学与社会的出发点来研究，它帮助人们从社会环境方面对文学形式进行再审视。（注：对此，最有启发性的研究不幸在英语世界中还找不到，可以参考Georg Lukacz,Die Theorie des Romans( Berlin:Cassirer,1920) ,而提到这个问题的则有Kenneth Burke,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41) 。）
二、作家和社会地位
具有创造性的作家从本质上说都是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客观的原始素材是其根据自己独特的感受意图，可以任意参考使用的资料库。因此，他们是知识行为的典型代表；而如果能够对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家自述和最古老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职责进行历史文本分析，那么社会学家们对知识分子角色所做的活跃讨论，也许就可以延伸到一个更具体的层次。
对此，我们可以从主观层面列举出足够多的观点和现象：文学生产者的自我定义各种各样，他们是能够预言的、肩负使命的、令人愉悦的、具有严格技巧和专业的、为了政治或为了赚钱的等等。而在客观层面上，我们必须调查声望和收入的根源、体制化社会管理机构的或显或隐的压力、科技和市场机制的影响、所有与艺术作品的激励和传播有关的因素，以及作家所生活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同时，文艺行业与王公贵族、学院、沙龙、读者俱乐部及电影工业的关系，也为社会系统的相关论题提供了例证。（注：对客观层面领域有价值的研究，参见Albert Guerard,Literature and Society( Baston:Lathrop,Lee and Shepard,1935) 。）然而，有些问题跨越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例如，在现代书报杂志的制作条件下，作者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制作人，还是实际上已成了出版商与广告商的雇员。
三、文本和社会问题
对于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是社会学的一个传统领域。无数国家的无数作家都写过数不胜数的著作和文章，来论述国家、社会、经济或这样那样的相关社会现象。在这些多少可信的事实信息库中，虽然大部分材料来自文人，因而对社会理论而言多少有些随意性，但是却不能轻易地置之不理。这些文学信息是进行历史分析的第二手资料，而且对于原始资料较少的特定时期来说，它们就更有价值。此外，它们也有助于我们获得知识，即认识“作家”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特殊的社会现象，因此它们是对社会意识进行历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入门材料。
尽管如此，一个在纯文学(belles-lettres)领域有文学兴趣和分析经验的社会学家，肯定不会仅仅满足于对属于社会学的文学材料进行界定；他的任务还要研究文学中那些涉及公众或相关事务的主题与母题的社会涵义。一个独创性作家的文学处理，如对自然与爱情、举止与心情、合群与独处的具体描写，对独白、叙述或对话的分量侧重等等，所有这些现象从社会学的观点乍看起来似乎没多大意思，但对于由社会氛围所决定的个体生活来说，它却能透视出其中最私人和最隐秘的空间，且个体生活的丰富之处最终正在于此，因而它们实际上就是真实的原始资料。一定意义上，要了解过去时代的私人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文学常常就是唯一能得到的信息源泉。
今天流行的传记文学的缺点，一部分就在于它们想用与当代人的心理学相类似的简化方式来解释文学形象(捎带解释创造他们的整个社会状况)。但像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或浮士德的甘泪卿这样的女性却不能仅仅去类推解释：今天就无法体验到她们的难题，因为产生其矛盾的外界氛围已经不在了。创造她们的时代的社会信息和她们自身所标志的社会特征，正是理解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功能的背景资料。我们自诩为文学领域的心理学家，老实说，恐怕不得不承认，如果这些女性中的每一个今天还活着，那么肯定会被看作是愚蠢的、失意的精神病人，应该去找个工作或接受心理治疗，以解除她们内心的困扰和压抑。
把虚构人物的经历与产生他们的特定历史氛围联系起来，从而使文学解释学纳入知识社会学，这正是文学社会学家的任务。也就是说，必须把主题与风格的个人化公式转换成社会学公式。（注：应该说Eric Bentley的著作The Playwright as Thinker(New York:Reynal and Hitchcock,1946)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尝试，其将个人现象转化为社会景象，并用社会学意义的术语来进行解释。） 尽管文学社会学的讨论日趋泛化，但在此仍要紧扣文本批评举一个例子，即对莎士比亚《暴风雨》(The Tempest)开场白中暴风雨和船只失事的描述进行集中分析，从中得出的背景资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剧中其余部分的社会学内涵。在这一简短的场景里，莎士比亚让我们看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他把他们放到一个严峻的情景中，从而能够仔细观察他们的本质特征。
我们的问题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实际具有怎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为了完全解释清楚，当然有使莎士比亚显得过于社会学化的风险。但是，我们的目的不同于文学文本批评；我们不是要给莎士比亚的话语从不同层次再加上一些意义，而是要认真地留心场景台词中所蕴含的迹象。一定意义上，正是在莎士比亚时代看作理所当然的现象才是我们研究的主题。这种方法不需要歪曲或过度解释莎士比亚的意思，最糟，也不过是根据可能超出他自己认识范围的社会变化的大景观，来审视他剧中的人物、角色及其相互关系。
船只失事的场景让我们看到了剧中一些卑鄙恶劣和一文不值的角色。很显然，莎士比亚考虑的是进一步展开情节，但是他首先必须推出这些反面角色；在这一场里，他一开始就精心设计让他们与贡柴罗(Gonzalo)和水手长的形象形成衬托。当紧急情况发生时，王位篡夺者和游手好闲者站在旁边可是毫无用处且行为愚蠢，而贡柴罗的行动和讲话方式都合情合理，还有水手长一直称职地勤奋工作。如果我们知道下面的剧情后再来看这一场，那么，很明显，莎士比亚是用他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和道德观念来刻画主人公们的，而以反动或至少是消极和懒散的特征来描写反面角色的。这样来看，反面角色代表着正在下降的贵族阶级，他们只关心和享受继承来的封建特权。他们与普洛斯彼罗(Prospero)、贡柴罗或单纯的工人们毫无共同之处，而后者的行为和思想则预示了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勤奋敬业的品质。
我们在剧中首先看到的是工人们在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工作。船长喊道：“老大”，水手长应答道：“有，船长；什么事？”船长继续说：
好，对水手们说：出力，手脚麻利点儿，否则我们要触礁啦，出力，出力！
我们很快被带进这样一个情景，非常时期需要马上配合工作。说话人用职责名称来相互称呼对方。他们互相交谈的方式与各自处理的事务有关；或者说是一个年长的工程师和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在对话。船长发出命令，水手长应答，尽管身处险境，但是整个语气都是放松、亲切和实际的。我们可以想象，两位熟练的飞行员在飞行遇到麻烦时同样也会这么做。
船长清晰、简洁地表达了加速的要求。他的话与那不勒斯王阿隆佐(Alonso)形成鲜明对比。在稍后一会儿，国王上场，要求水手长“放出男人的勇气来。”他的态度是那种封建君主对待最底层臣民的态度。他并不了解实际情况，而且他与水手们的关系是支配与统治的，而不是理性的。
但是，船长的话却明确表示他理解水手们手边工作的目标。有意思的是他再没在场景中出现。他已经作出全盘的战略计划，并把总指令下达给了水手长，现在水手长知道该做什么了。与封建时代不同，权威并非一直显现在眼前，而是深深根植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因而，船长可以消失不见。从事实看，封建主们信奉自己，要彰显权威，认为有必要看着水手们；而水手们和水手长却费劲地想把封建主们赶开，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水手们都在忙着，有效率地干着要做的工作，没有过多的恐惧或烦躁。
随着剧情的进展，众水手出现在甲板上，水手长对他们说：
喂，弟兄们！出力，出力，弟兄们！赶快，赶快！把中桅帆收起！留心着船长的哨子。——尽你吹着怎么大的风，只要船掉得转头，就让你去吹吧！
水手长重复了船长亲切而简洁有效的话，但他的口气多少更有些家长式，因为显然比起船长和水手长的关系来，水手长和水手们的距离要大。尽管船长已对水手长下了总体性的指示，但后者得把命令说得更具体些，以应对那些较少技巧和文化的水手们。然而，没有人使用刺耳的话语，除了水手长反讽式地诅咒自然力量。这里的反讽，常常在现代文学中出现，表达了对人的有限性的感受，以及对人的弱点的领悟；没有了神学的笼罩，人是谦卑的。水手长真正要说的是：在我们与自然的交流中，我们正在做所有我们能做的。我们应该尽量让自然为我们所用，但是一场风暴的力量可能比人的智力要强大得多。
就在水手长对着风暴叫喊，感到人的力量的有限性时，封建君主们进入了场景。现在，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对抗，还有人与人的对抗了。莎士比亚让勤奋、敬业的工人们与掌握权力的人相对抗。他们有阿隆佐，那不勒斯的国王；安东尼奥(Antonio)，米兰公爵的篡位者；还有贡柴罗，那不勒斯的大臣。(腓迪南Ferdinand，无辜的年青王子，后来说话非常人性化，此处保持沉默。)国王说：
好水手长，小心哪。船长在哪里？放出男人的勇气来！
这些话并不是不友好的，但却是恩赐式的。国王只想知道船长而不是别人在干什么。他完全是一种特权阶级的思考方式。然而，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特权船长自己却很少意识到，从船长以下的所有船员都只顾着忙手上的活。水手长没有回答国王的话；继续理智地行事，而这时唯一合理的行为就是赶走甲板上的乘客，不让他们妨碍自己与风暴的抗争。
安东尼奥粗鲁地插嘴说：
老大，船长在哪里？
莎士比亚通过讲话引出这个人物，而从他的姿态，我们可以猜到他的个性特征以及社会作用。安东尼奥是一个罪犯，没有理智，对社会一无所用。极有意思的是，水手长没有对国王说什么，却回答安东尼奥说：“你没听见他吗？”当然，“他”指的是船长。然后，他又说：
你们妨碍了我们的工作。好好地待在舱里吧；你们简直是跟风浪一起来和我们作对。
水手长假定安东尼奥听到了船长的哨声。这里，旧社会与新社会同时在我们面前出现。船长是看不见的。他是无形的至上权威，通过哨音而间接在场，那哨音就是理性秩序和组织在现实中的象征。以新社会的观点来看，伴随传统、财产和权力的旧式命令，属于中世纪的产物，而现在则显得荒唐可笑。当水手长说“工作”这个关键词时，便分开了新旧两个世界。“工作”，连同“组织化”一起，是新社会的主导原则；如果他不工作，不起作用，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因此，他应该消失，应该回到舱里去。安东尼奥就像风暴一样是一种障碍，必须被克服、消除。
枢密大臣贡柴罗，对水手长的要求没什么意见，他唯一关心的是要抚慰平息即将搅起的人类风暴。“哎，大哥”，他说，“别着急呀。”水手长回答的口气还是一样，并再次指出那个常识：只有形势不逼人，水手们才会有耐心；很不幸“这些波涛”一会儿也不给人过多解释的时间。不过，水手长还是进一步，向枢密大臣指出更多的认识，他说：
这些波涛哪里管得了什么国王不国王？
在此，水手长第一次把问题讲得很直接。大自然比任何人都更强大，这意味着，知道如何支配自然的人就是高于不知道的人，不管后者有什么社会头衔。正如莎士比亚笔下常有的，我们再一次看到的新社会的人，他们诞生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有着高尚的境界和内心的尊严；他们由工作来确证自己，以社会职责来标志自己。封建君主们表现得焦急而于事无补，他们完全不了解现实情况，也根本没有耐性。
贡柴罗同意了水手长的说法，但又辩白地加了一句：
好，但请记住这船上载的是什么人。
水手长回答：
随便什么人我都不放在心上，我只管我自个儿。
他这个回答，在以后人人平等的思潮中真是熟悉极了：我们天生都是平等的，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同时又是利他主义的；我们都爱自己，但是通过有益的工作，我们能克服这种利己主义或把它提升到更高的道德境界。
接着，水手长表达了质朴但有经验的劳动者对于社会劳动分工的智慧见解。他描绘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的不同本领与权力领域。他说：“你是个堂堂枢密大臣”，
要是你有本事命令风浪静下来，叫眼前大家都平安，那么我们愿意从此不再干这拉帆收缆的营生了。把你的威权用出来吧！要是你不能，那么还是谢谢老天爷让你活得这么长久，赶快钻进你的舱里去，等待着万一会来的恶运吧！——出力啊，好弟兄们！——快给我走开。
水手长显然很重视贡柴罗；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一点变得很明朗，实际上，他们互相把对方看作是某种同仁。两个人都不是权威的来源，又都是中间人物。他们代表着新社会的进步力量开始占据的中间阶层。不仅在职业上，而且在基本性格特点上，他们都远离极端。这种表现生活与个性中间状态的主题在以后的文学中走到前台，而且越来越反映了中产阶级自身的形象。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水手长说到死亡时完全是非神学意义上的。这句话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六十六首中的感受有些联系；二者都说到爱与死亡，但是都没有赋予死亡以完满的意味，而仅仅是看作一个终点。实际上，整个场景都是世俗的，除了在最后求助于祷告。在紧急关头，没有人宣称一切全靠上帝的旨意；人们是在由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体系中来看待安全和保障的，一般都共同相信，我们的安全只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理性和经验。可以说，水手长说的话就像他曾读过蒙田一样，而贡柴罗的回答，仿佛他就是蒙田。
不一会儿，水手长下场，可能是去检查水手们的工作了。而贡柴罗接着说了下面一段独白：
这家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觉得他脸上一点没有命该淹死的记号；他的相貌活是一副要上绞架的神气。慈悲的命运之神啊，不要放过了他的绞刑啊！让绞死他的绳索作为我们的锚缆，因为我们的锚缆全然抵不住风暴！如果他不是命该绞死的，那么我们就倒霉了。
贡柴罗在水手长背后说了他的坏话；不过，他的诅咒完全是反讽的——他只是在用优雅的才智和语言来安慰自己。
甲板上没人后，水手长又上来给水手们发号施令，突然他听到船舱里的喊声，便说道：
遭瘟的，喊得这么响！连风暴的声音和我们的号令都被压得听不见了。
我们可以设想，他也像贡柴罗一样，自说自话地自我安慰；在那些人听不到他时，咒骂他们。他和贡柴罗的诅咒与那些再次出现的封建主们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那些人中多了个西巴斯辛(Sebastian)，那不勒斯王的弟弟。(而阿隆佐国王和他的儿子腓迪南没有再出现，显然，他们是听从了水手长的要求。)西巴斯辛的咒语简直更上一层楼：
愿你喉咙里长起个痘疮来吧，你这大喊大叫、出口伤人、没有心肝的狗东西！
从中我们能推断出，这个没有权力的人，妒忌哥哥的权力，在言语中包含着统治的幻想(后来这些幻想终于转变成一个谋杀哥哥的计划)。回应他的咒骂，水手长只是简单地说：“那么你来干一下，好不好？”通过这一回答，水手长划清了工作原则和统治原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前者合情合理、组织良好、井然有序，后者寄生无能、腐朽堕落、毫无人道。似乎要证实这一点，安东尼奥也插进来，说水手长是“该死的贱狗！你这下流的，骄横的、喧哗的东西”，而且可笑地怒斥他是比他们更胆小的人。
这时，封建主们退出场景，由中间人物贡柴罗和水手长占据主导。贡柴罗再次充当调停者和中间人的角色，用心理软化的方法抚慰封建主们及国王的绝望和惊骇。水手长则根据船的变化情况继续对众水手发令，直到水手们都开始大喊：
完了！完了！求求上天吧，求求上天吧！什么都完了！
一定程度上，水手们生活的文化层次不同于水手长和贡柴罗；后者不再从宗教而是从自己身上寻求慰藉。
在这一场最后，贡柴罗说：
现在我真愿意用千顷的海水来换得一亩荒地；草莽荆棘，什么都好。照上天的旨意行事吧！但是我倒宁愿死在陆地上。
他的话仍旧温文尔雅；甚至他对上天旨意的诅咒似乎还是反讽的。
从整个场景来看，很明显，封建主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会诉诸无礼的行为和直接的人身辱骂。无论是西巴斯辛还是安东尼奥，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有能力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观众们知道这场风暴是普罗斯彼罗(Prospero)制造的，但这并不改变其认识，即绅士们满口谎言，水手长及其水手们并不是不称职，也不是烂泥一摊。封建主们显得非常愚蠢，他们不知道科学、工作、技术和人类能力之间的真正关系。也就是说，当船向新世界航行时，老君主们感到窒息，呈现出一种过时落伍、完全无知的心理状态。
四、文学成就和社会决定因素
一般来说，文学社会学学者的工作是致力于信息交流领域研究，要阐明“阅读对人们意味着什么。”但是在做了历史学、传记学以及文本分析等方面工作之后，他不能简单地把责任都推给他的经验主义学者同行。在理论和文献研究中，虽然以文学效果来衡量很具有决定性，但是相关的特定社会因素也必须经过社会学的审视。
首先，我们的问题是要认识到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群对读写大众的影响究竟怎样。是否战争或和平时期，经济繁荣或萧条时期多少都对文学生产有着促进作用？是否特定文学标准、文学形式或主题内容多少会占据优势地位？在这些不同时期里，发行量、出版社、流通渠道以及书籍与杂志之间的竞争等等情况是怎样的？根据变化的社会条件，在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军队或医院中，读者情况又是怎样的？文学的发行消费与其他的大众媒介乃至非语言形式的娱乐方式之间，其中的质比和量比是多少？
其次，影响读写大众的另一个根源在于社会控制领域。官方对于文学创作与阅读的管理控制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举例来说，全世界都有利用税收来建公共图书馆的现象，还有欧洲政府出资补贴剧院，美国新政期间用公共基金扶持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对此我们必须进行分析。此外，我们还得研究公共奖项的筛选和内涵象征所带来的影响，包括从诺贝尔文学奖到出版社组织的征文，从普利策奖到地方或地区团体授予有幸出生在本地的成功作家的荣耀。我们应该研究“操纵性控制”现象：如出版商的广告大战，与读书俱乐部和电影制作密切相关的利润预期，广阔的杂志连载市场，图书的再版等等。我们一定也不能忘记书籍审查制度领域，其制度化的限制形式包括从天主教的开列条目到地方条例中禁止销售某种书籍或期刊的禁令。最后，我们还要分析和梳理我们所知道的非官方控制的影响因素，包括书籍评论与广播、对作家的公开吹捧、领袖的观点、文艺闲谈和私人交谈等。
第三，文学成就还与科技发展及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有关，这一点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出版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出版各种文学作品，除非其他大众传媒有更可观的生产模式，否则难以超越它。因此，研究以下问题是很有价值的：最近几十年来，作家得到的报酬能否大大改进其技术配备，包括作家的写作工具等，还有这种技术变化是否改变了作家群体的社会地位。而对于从一种媒介到另一种媒介的技术改进所积聚产生的影响，我们相对了解的较少。由于人们看到了更多的图像或听到了更多的广播，因此是否有更多的人会读更多的书呢？抑或这是由其他途径所引起的呢？还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互相依赖性？印刷品的使用程度非常高，这是否同教育机构对于不同年龄层都在使用它有一定关系？
为了阐明文学成就的社会决定因素，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譬如德国人广泛、多样而密切地响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通过对书籍、杂志和报纸中的可用资料进行考察，显示德国中产阶级可以从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明显获得高度的心理满足。（注：参见Leo L
wenthal," Die Auffasung Dostojewskis im Vorkriegsdeutschlang"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Vol.Ⅲ,No 3( 1934) 。）与对汉姆生的研究不同，这里我们并不关注作家的作品，而是关注其被接受的社会特征。
德国中产阶级的命运很特殊，他们从未经历过持久的自由政治和文化生活，因而一直在两种心理机制之间摇摆，一方面是认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极权压迫的统治集团，另一方面又认同于失败主义和消极主义，尽管具有唯心主义哲学的传统，但在心理上还是自愿服从于他们所认为的更优秀的领导者。于是，随之产生了施虐—受虐反应，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拷问和自我拷问的主人公身上，他们发现了同感和共识。
在这些德国中产阶级大众的视野中，存在一个盲点，即忽视人类社会的积极生活进程及一切进步力量，实际就是通常的整个生产力领域。这一点很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中，例如，没有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缺乏现世幸福的主题。从社会标准来衡量，幸福预示着对现实的积极变革，也就是说，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这不仅要求对现存权力关系的完全变革，也要求对社会意识的重新建立。真正引导人们实现社会幸福的，有时需要导向现存权力组织的反面。幸福范畴在德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意识中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这只能从他们总体的社会关系中找到解释。他们是一个衰退的阶级，无法进入未来美好的社会结构之列，因此，也就与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意识无缘了。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是远离道德实践和社会团结的非行为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说人们不应该期待着从他这位满怀人类之爱与怜悯的使徒身上找到那种行动的出路，也许还值得商榷。而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评论家所做的，就是围绕着爱与怜悯的主题打转转，不管是用文雅的描述，像“非凡的平静，只有一种深深的隐秘的悲痛才能震撼它；无尽的怜悯……”（注：Hermann Conradi," Dostojewski" ,见Die Gesellschaft,Vol.6( 1889) ,p.528.），还是用流行的痛苦论调，如他的“心灵因同情、怜悯而颤抖。”（注：L.Brehm," Dostojewskis' D
monen,' " ,见Der Deutsche,Vol.5( 1906) ,p.346.）不过，下面简单的一段话，却有助于指出其背后的社会意义：
他对受压抑的人和堕落的人的偏好，逐渐显得病态……“俄国人的怜悯”，这种人性之树上开出的怜悯花朵不关心所有正直的、诚实的劳动者，而仅仅放在妓女、凶徒、醉汉等类似人的身上。（注：C.Busse,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Vol.Ⅱ( Bielefeld and Leipsig,1913) ,p.595.）
这一论述也许武断，但是它指出的某些东西却非常真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爱在精神上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假定人们对所有的社会变革都不顾一切地反对，只有假定人们对每一种真诚的道德行为都显得无动于衷，这种爱才能够实现，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众接受者们却不管这些。对爱和怜悯的要求，应该意味着认识到了现存的社会矛盾并要求改变它们；它可以成为推动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积极行动的有效方式。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它只是一种单纯的感伤、容忍，而非一种追求，这也许最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爱的观念的意识形态角色。追求和行动力，无法进入这一相对软弱的社会阶层的社会意识之中，除非他们能接受正义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必定会摧毁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团结，并指出他们与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
五、文学社会学的挑战
如果一个文学社会学家想在现代信息交流的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他至少得有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应该既适应于其研究领域，同时还能与其他的大众媒介研究所积累起来的科学经验相联系。在此，扼要指出四种可能的研究领域以及相应的四个分析方面。
文学功能
显然，对于文学功能的研究领域，其基本要求是探明在既定社会体制内或最好在特定历史时刻内，人们希望从大众文学中获得哪种满足，文学社会学的工作就是获得这些认识。我们需要从性质和数量上对一个相对范围里大众文学的内容进行详细编目，这一范围的起点不应晚于19世纪早期。目前，尽管对这种设想的理论思考已经数不胜数，但是能真正进行的实际研究还很少。
一般的观点认为，大众文学的主要作用是使受到挫折希望逃避的人们得到宣泄和满足。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曾经真是如此或者今日依然如此？也许，今天小说的功能更少是逃避性的，而更多是知识性的：对于令人困惑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廉价而方便的心理定位工具。读者在寻求控制内心的良方，文学阅读犹如简略易懂的心理分析疗法，能使他在认同和模仿中摸索走出困惑世界。“逃避”包含着自我独立的态度，它更可能在坚持个体的时代中找到，而不是在我们当代时期，因为当代脆弱的自我为了生存，需要外在的支柱。不管这一假设是否合理，在研究由大众文学所提供的认同和模仿模式时，它还是给我们颇多的收获。可能人们会发现，与更早的文学作品相比，在当代小说中行为的密度更大速度更快，而沉思和描述的成分则逐渐消退。
例如做一个有趣的比较，对比今天的通俗历史小说和老一代人的小说。我们也许会发现，老一代人的作品试图表现出一幅时代全景图，读者能静静地坐在历史主人公身边，看整个全貌围绕着他逐渐展开。但是今天，这种全景图被分割进众多的形象、情节和行动中，读者失去了默默地与被选出的主人公待在一起的快乐，而这个主人公过去一直是评判作者驾驭文学素材能力的标尺和准绳。现代生活的压力使自我非常脆弱，而脆弱的自我反之又更易受到压力，这就使得他必须先行认同于某一人物，或心灵的内在进程，或理论的观念价值。
因此，那种古典的文学消费环境，绝无仅有的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主人公、读者于其中分享主人公孤独唯一的选择和命运，现在已经被秩序井然的集体体验、适应和满足自我控制的伎俩所取代。对此，越来越多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注：参见Frank Luther Mott,Golden Multitudes(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7) ; Alice Payne Hackett,Fifty Years of Best Sellers( New York:R.R.Bowker Company,1945) .Edward H.O' Neill,The Histo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35) .），但是还有待于对它们进行系统化的社会学阐释。
作者态度
读者在文学信息中所寻求的东西是一回事，作者超出读者的意识感知所传达的东西又是另一回事。
文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观念和态度，这不仅依赖于文学外在的内容，而且也依赖于其潜在的意义。的确，要从文学所呈现的内容中挖掘出这一点来，是一项从未尝试过的工作。然而，应该想到我们有一间相当便宜的社会实验室，在那里，不需要耗钱费时的设备，就能进行个案试验。作者，多少自觉或通常不太自觉地是一个操纵者，他试图掌控某种信息，而这种信息就反映着他自己的个性和个人问题。要找出作者的立场，我们值得一做的就是：重现他和他用艺术灵感所创造的虚构形象，并在最高层面上对他们进行质询和心理试验。
例如，借助规范的意识形态调查表，对精选的大众文学样本进行分析，以查明作者的态度，以及他对人类本性、群体紧张关系、历史与自然灾难、大众与伟人相对关系、性别等等的观点。这样，根据得到的答案，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定性和定量的评判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就能对作家进行社会定位，进而预言他的个人行为和后续作品。如果收集的样本足够多，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大众信息机制的自我认同，以及这些隐蔽的自我肖像对读者的潜在影响。
这种试验，可以通过分析虚构题材中主人公的个性结构来进行。对此，社会心理学最近的工作，已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结构表征。通过收集人们在访谈中的意识和反应，我们能够相当准确地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权威人格或具有哪种权威人格。这些发现，在预测政治行为、道德行为和情感行为时有着显著意义。表面上的描述常常是误导性的，而借助这些新方法能够得以校正。（注：参见T.W.Adorno等著,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50) .）
文化传统
在研究大众文学具有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内容时，我们应该比目前更多地关注边缘媒介，尤其是连环画（注：Coulton Waugh,The Comics(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7) .） 和其他一些成人和儿童共娱的作品。对这些材料内容进行彻底分析，应该能得到大量有价值的想法，一些观念、价值和情感虽然来自过去，但是仍然具有持久的意义。
我们不仅有必要研究关于亚人类和超人神话的连载故事中那显然陈旧和幼稚的主题，而且也必须研究另一类材料，它用日常娱乐来掩饰生活不幸，其价值趋向明显与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19世纪更为宁静的生活状态联系在一起。衡量这些材料与那些传统的、有价值的小说中的思想情感内容时，我们应该洞察到，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一方面必须学会适应与顺从体制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怀有对更加幸福的生活的白日梦，尽管这种幸福生活无法得到或毫无历史可能，而现代读者就游离在现实和幻想这两者之间。把“成人的”和“未成人的”内容放在一起比较，也许从中我们能在意识层面和深层心理层面上对人们的喜好与憎恶进行系统阐释。
社会环境作用
首先，是否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兴衰阶段都给文学生产留下显著的烙印。这项研究工作将可以修正我们对“文学功能”领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应该对衰退与繁荣、战争与和平时期的作品做一份文学样本清单。这份清单不应仅仅局限于小说主题，还特别应该包括情感模式，因为这与读者对作品的满足与失望密切相关。姑且举例来说，我们大胆假设，小说的结局是幸福还是不幸，就是一个重要的区别点。在经济萧条时期，认同于美好的白日梦和真切的幸福感可能是文学景观的特征。但是今天，以虚构的悲剧来解决问题为作品收尾则一点也不少见，因为现在环境相对繁荣，允许从更高的现实性上，甚至允许从对我们的心理和文化缺陷的洞察上，来进行悲剧虚构。
其次，从技术的社会决定因素方面来说，值得去研究的是普通人的阅读能力，以及视听媒介对他这种能力的改变方式。我们知道许多无阅读能力的个案，但是我们对阅读时的大脑选择却相对了解较少。与此类似，有意义的研究还有，哪些被阅读和记住了，哪些多少被忽略了或根本就没读。更确切地了解读者“内容阅读”方面的能力和无能力，可以节省作者的劳动力；而对社会学家来说，可以使他对文学功能的分析发现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描绘文学社会学的蓝图，仿佛空头承诺，具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信息交流研究的专家们，可能会对邻近研究分支的工作以及它对自己领域的潜在贡献很感兴趣。
最后，我愿意以个人经验来作总结。一个社会学家在课堂上处理文学问题时将会碰到不同意见：学生们会对文学细读等科学试验表现出热切的兴趣，但是随着介绍的深入，有些学生就会反对“肢解”分析诗歌材料；因为始终无法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太好的，学生们渴望在这片未知的知识海洋中找到方向。他们希望拥有一种可靠的方法，能使他们在模糊而又辽阔的领域里，在教育意义和纯粹娱乐之间，坚定不移地找到某个位置。学生们不知道，他们最初的方法已经显示了文学社会学研究的阶段之一，而对文学的社会学阐释还仍然需要不断摸索。
译者简介：张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注释：
(13)Rudolf Flesch,The Art of Plain Talk(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