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舆论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论文,舆论论文,社会论文,环境污染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人们心中刺骨的痛。它不仅是一个局部性问题，更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它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在今天的后工业时代存在，在几百年前的工业时代乃至前工业时期也存在。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燃眉之急。如何认识当下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在这里把环境污染问题放在风险社会的框架之下进行讨论，讨论的侧重点集中在由环境污染事件引起的舆论风险上。笔者认为，环境污染事件本身固然值得关注，而由它所引发的舆论风险更不可小觑。
一、风险社会中的环境污染问题
所谓风险，就是对某一问题的有害影响进行衡量，即评估和告知某一特定过程所带来的益处同伴随的危险的对比关系。[1]对于人类社会而言，风险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发展的过程，也是认识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过程。但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驾驭和改造的冲动愈加强烈，人类社会所面对的风险也逐步升级，特别是进入后工业时代，全球化把区域性的风险扩大为全球性风险。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对风险的传播能力空前提高，就有可能将一个本属于地区性的风险扩大为全球性的舆论风暴。因此，今天的风险就跟工业时代乃至前工业时代的风险存在极大差异。
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就敏锐且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变化。他认为，当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他认为，如今人类社会所面对的风险与前现代面临的风险存在极大不同。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期以前的风险，其风险机理和内在逻辑相对而言是可以感知、可以控制的。对于这个时期的风险他有过这样生动的描述：“在19世纪，掉到泰晤士河里的水手并不是溺水而死，而是因吸进这条伦敦的下水道恶臭和有毒的水汽窒息而死的。走过一条中世纪城市的狭窄街道，就像让鼻子遭受夹道的鞭挞。街道上，收税栏杆边，马车旁，到处都是成堆的粪便……巴黎房屋的表面被小便泡软了……社会上有组织的便秘使整个巴黎有陷入一种溃烂过程的危险。”这些问题，显然是现代工业惹的祸，环境污染是由工业生产造成的，是一种现代病，它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新的风险。但是贝克认为，这种风险“是可以被感受到的危险是明确的”。意思是说，人类对这种风险还是有能力控制，而且这种风险是区域性的，影响范围和效果还是比较明确的。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风险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机理变得特别复杂。环境问题即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在今天，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并且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比如食物中的毒素或核威胁)。”[2](P.18)乌尔里希·贝克对这种环境下的风险做了新的界定：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2](P.20)这种风险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它们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和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个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2](P.7)这种风险社会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2](P.21)。
乌尔里希·贝克对风险社会的界定和判断富有洞见。但他的观点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的。他关于全球范围内无一幸免地进入风险社会的论断在相当程度上是准确的，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社会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面对全球范围内的共同风险问题的同时，在具体语境下，各自所面临的风险问题又不尽相同。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风险差异就很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除了要面对自己发展中遭遇的问题，还得过多地承担全球化的代价，为全球化埋单，比如在环境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忍受高污染、高能耗的困境。发达国家把高污染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双倍的代价。因此，在贝克所认为的风险社会中，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面临着双重的风险：一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风险，如今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比如说大气污染问题，就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二是发展中国家还得承担自身范围内的风险问题。发展中国家，在急切的发展冲动之下，往往顾不上环境的治理。同时，还得承受发达国家的转移性污染，发达国家把他们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本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环境问题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这样就更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负荷，使他们承担了更大的环境风险。
二、中国特色的环境问题以及风险
把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放在上述的双重风险框架下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问题的症结。在这里所将讨论的中国环境问题，既不讨论中国环境的先天禀赋问题，也不讨论过去历史旧账，而是考察近30年来中国发展对中国的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中国当下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与这个时期的发展战略存在很大关联的。
在近30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发展战略从初期的“发展是硬道理”，再到后来的“可持续发展”，再到近年的“科学发展”，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是决策者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所做出的战略选择。“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战略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当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大背景来看，这样的发展战略选择是极富智慧的决断。从国内政治来讲，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国家弄到崩溃的边缘，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而发展经济无疑是最迫切的问题，经济问题就成为中国所有问题的“牛鼻子”。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发展经济，这无疑是一个英明的决断。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对外开放，中国又一次进入世界秩序，参与国际竞争，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重要体现，在经济上“短腿”，就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发言。因此，发展经济就成为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赶超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表现在：中国一方面要补课，需要加速度的发展才有可能接近先进者。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得承担由于在国际分工所处的劣势地位而造成的代价和风险。
“发展是硬道理”在比较长的时间内被理解成“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这在一定时期也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代表“道理”的全部。经济发展一旦成为整个国家的主导性思维定式，就会影响对其他问题的起码关注。环境问题即是如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至上主义存在很大的关系。[3]由于中国把发展的重心几乎全押在了经济上面，环境问题就被作为次要的问题了。人们往往乐观地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次要问题。可以先发展，后治理。问题是这种延滞性的策略，就把环境问题一直“后”下去，环境问题被搁置的时间越久，欠账就越多，这样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后来，中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试图解决经济至上主义所产生的发展偏向，但经济至上主义所产生的影响根深蒂固。在经济至上主义发展战略的主导之下，政府的激励、评价和制约机制已经成型。这些刚性的东西一旦成型，就会产生巨大的制度惯性。经济至上主义之所以很难改变，关键是制度性力量所致。已经定型的制度所产生的路径依赖，短时间是难以改变的。
讨论中国的环境问题需要考虑上述背景，才有可能触摸到问题的根本。由经济优先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重要风险之一。目前，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环境的高风险时期。近年接连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比如像长江、黄河被严重污染、淮河告急、太湖污染、滇池变黑等等，这些现象对于我们而言已见怪不怪。在急迫的发展冲动面前，环境的代价一度被认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环境藏污纳垢的能力一旦超过极限之后，就以极端的方式加以报复。近年的无锡太湖蓝藻污染、哈尔滨停水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等，即是典型的例证。这些事件的发生乃至反复发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当下的环境风险问题。
太湖蓝藻污染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特点。太湖蓝藻事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经济发展主义的后遗症。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央政府分权激励下的地方经济发展发展模式。[4 ]在发展经济的巨大冲动面前，地方的自利诉求与中央政策的宏观导向激励了地方经济力量的崛起，经济指标渐渐变成一个刚性的评价指标。“发展主义既是政治统治的价值理性，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的工具理性”。[4]在这样的发展逻辑之下，地方发展经济的动力就远远压倒环境污染的压力，在强势的经济发展“硬道理”面前，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就可能成为一个软约束，在得不到制度刚性约束的情况下，环境问题就成为地方政府眼里的次要问题了。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以地方为单位的利益主体争相掠夺公共水资源，环境保护问题就被抛置脑后了。这是典型的“公共草场”的悲剧，此乃太湖污染问题的症结所在。处在太湖地区的各个利益主体疯狂争夺资源，多取少予，太湖就成了大的垃圾场。太湖难以承受污染之重，一旦超过了它所能够承受的极限，环境问题就会产生总爆发。太湖环境危机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厦门PX项目事件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发展主义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助推器就是外资。当初，决策者考虑到中国内资不足的问题，同时考虑到中国经济必须进入国际体系，大胆地提出了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的构想，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智慧的决断。这样，外来资本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且还内化成一种制度性的力量。它的力量体现在跟地方经济形成联盟，成为地方政府业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但是外来资本进入中国，带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加入国际分工之后，在被动选择的比较优势背后，承担了比较大的环境代价和能源压力。外来资本就把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厦门PX项目工程就是一个例证。厦门上马PX项目，也是GDP冲动的结果。在这个项目运作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强烈经济冲动推动的结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获得高GDP回报，地方政府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完全是一副大干快上、只争朝夕的大跃进势头。政府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在发展经济的硬性要求面前，环境问题就变得弱不禁风了。即便专家对PX项目提出质疑，地方政府仍然不予理会。一意孤行之下，造成危机的总爆发。
前面提到，中国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是属于内部发展带来的风险及风险隐患；再则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风险。这双重风险会给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不过，最大的风险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风险的存在和严重性。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些，并决心重拳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但地方政府对这些风险及其严重性的认识还不够，而且在制度建设上缺乏科学、统一的安排。有的地方即便有行动，往往是补药和泻药一起吃，其效果可想而知。
三、风险社会中的舆论风险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影响往往超越了地缘政治的范域。这类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影响范围很难预测，即便在科学和理性非常发达的今天，也很难准确把握这些风险。这倒不是什么悲观的论调，而是因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已经超越了科学理性的可及范围。科学理性声称能够客观地把握这种风险，但是这种自信往往是脆弱的。科学的可及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虽然如今的科学已经高度发达，但在更加复杂的世界面前，科学的可控力还是很小的。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并不像我们预测的那样。它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而且，“有些被认为是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确定和可预测的影响，如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却经常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科学和技术不可避免地会致力于防止那种危险，但是首先它们也有助于产生这些危险”。[5]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了风险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又无意促成了风险的产生乃至加剧。贝克认为，风险的界定是基于数学的概率和社会的利益，特别当它们是带着技术可靠性被提出的时候。为了处理文明风险的问题，科学总是要放弃它们的实验逻辑的根基，而与商业、政治和伦理建立一夫多妻制的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成一种“没有证书的永久婚姻”[2](P.29)，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往往是分裂的，它们同时保持着互相交织、互相依赖的复杂关系。严格地说，即使是这种划分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科学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期望和价值判断，就像对风险社会的社会讨论和感知依赖于科学的论证。[2](P.20、30)由于有太多的社会因素，即人的因素介入其中，更增加了风险的变数。全球化带来的信息和资源的频繁流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造成了社会交往的复杂化。而处身于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又是瞬息万变的，各种各样的非自然因素加剧了风险变化的可能性，这给科学预测和化解风险带来了极大挑战。
更重要的问题是由风险而起的舆论风险。贝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显然是他风险理论的盲点。在风险社会中，许多风险恰恰由于成为舆论风险才具有极大的威胁能量的。在风险社会中，媒体的环境监测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不过，因媒体监测的范围过于辽阔，这影响了媒体的监测功能的精准发挥。能够在第一时间进入事件现场的媒体毕竟是少数，多数参与报道的媒体往往在舆论漩流的外围“帮腔”扩大影响，以获得受众的关注。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媒体在报道一个舆论事件时，时常会发生共振、扎堆现象，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现象。比如像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向来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实际上充当了布什政府的喇叭，直至今天，媒体才发现中了布什政府的战争圈套，开始反思自己当初的非理性冲动。美国媒体这样出尔反尔的现象并不是孤例了。在“越战”问题上，美国媒体已重重地扇了自己的耳光。为什么它们如此健忘，又一次重蹈覆辙了呢？这需要从舆论的生发机理上寻找原因。对于处在舆论场中的单个媒体而言，其报道行为可能是理性的，可是一群媒体聚集在一起，就很难用科学理性和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计算了。各种不确定性聚集在一起，更加剧了舆论的无序性和不可测性。
处在风险情境中的人们，很容易失去理性，特别是在面对无法把握的不可抗逆的危机时，就会无所适从。对于多数人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他们就得依赖外来信息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作出判断，从而决定自己的选择和行为。媒体在这个时期就成为危机情境中人们的相对可靠的信源，但媒体的无序和非理性，容易引起公众的恐慌。在媒体生产机制的作用之下，媒体往往会高估一些耸人听闻的风险，比如说空难或感染克雅氏病，同时也会低估一些看似寻常的风险，例如车祸或夜间从胡同里抄近路。[6]媒体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选择报道对象，当它把聚光灯打到某些目标上，就会把公众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焦点上，因此风险的效果就被空前加大了。
在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使得风险传播具有更大的不可测性。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有限的信息接受者，其信息接受和传播范围比较有限。而在网络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传播和网络传播、手机传播多头并进，形成了三维一体的传播立交桥。在这种传播语境下，信息主体就拥有了更多的信息选择，这就更增加了风险传播的变数。在太湖蓝藻污染事件和厦门PX项目事件中，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就充当了非常活跃的角色。风险社会与新媒体的双重因素加剧了舆论的震荡，大大增加了舆论控制的难度。有时候，风险并不十分可怕，可怕的往往是被舆论风险放大或者扭曲的风险。
四、中国语境下的舆论风险
(一)舆论风险之根在于社会风险
舆论风险的根源在于社会本身。中国所面临的双重风险，是与中国所选择的发展战略有关。由于中国把发展经济放在了优先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风险后移问题。地方政府对发展经济表现出持续的、强烈的热情，他们往往把环境污染问题抛在脑后。在强烈的经济冲动面前，环境问题就成为次要问题。即便政府也会意识到潜在的危机，但在现有的政绩观的支配下，地方政府顾不得花太多时间和财力治理污染问题。这样，环境风险就成为一种隐患一点点地累积起来，逼近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出现连续爆发的现象。目前中国就出现了这种问题。眼前的环境危机问题是此前延滞下来的问题不断积累的结果。这些风险一旦爆发，所引发的舆论风险就十分巨大。
(二)舆论风险成为当下中国的严峻挑战
舆论风险成为当下中国所面对的主要风险之一。如今流行这样一句话：“不怕举报，就怕见报”。可见舆论风险在当今社会中的威慑力。在此前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经济成为压倒一切的硬性任务，舆论必须为经济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往往过多强调舆论的正向效应，忽视了舆论的逆性反应，造成了舆论表达的部分扭曲。控制舆论可以在一定阶段发挥作用，但当社会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风险爆发了，也就逼近舆论风险的活跃期。而且，如今的媒体高度发达，致使媒体发现风险、反映风险的机会空前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进入舆论风险的高敏感期。中央政府对待风险及舆论风险的态度是务实、开放的。这从近年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推进及公共危机处理机制的建设可以充分反映出来。
(三)风险处理过程中的政府双重行为：社会动员与舆论控制
政府在处理风险过程中的表现是很独特的，表现在地方政府身上更加突出。比如，在太湖蓝藻污染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等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的表现是喜忧参半的。一方面：政府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有助于有效地控制危机。但另一方面：政府又对危机时刻的舆论持有敌意和畏惧心理。政府习惯性地选择控制信息、控制舆论，而没有采取开放、有效的途径引导舆论走向安定和理性。厦门政府甚至要电信部门屏蔽手机信息传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负面影响。政府的强行控制并不能解决民意危机，相反更激起了民众的极度愤怒。可见，舆论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逆风而上的控制舆论的方式。
(四)新媒体所释放的超级能量
新媒体的介入改写了传统传播秩序，更增加了舆论风险的不确定性。这在厦门PX事件中表现得尤其充分。由于地方政府的舆论恐惧症，他们对媒体的风险传播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不仅对传统媒体如此，对新媒体也是如此。姑且不论控制的难度，实际上，这控制本身是劳而无功的。现在的媒体格局往往是“三三制”：本地媒体、异地媒体、中央媒体；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传播交叉网络。在这样的格局中，地方政府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本地媒体，而且是其中的传统媒体。如果地方政府花费了极大成本控制媒体，其结果只能够是本地传统媒体的沉默，而其他媒体则众声喧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相情愿的舆论控制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在这场根本无法获胜的较量中，舆论控制者可能是最后的输家。
结论：
环境风险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由环境风险引发的舆论风险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或者说，还没有给予恰当的重视。对于环境污染引发的舆论风险问题，我们的理解和关切尚停留在初级水平，在思想意识和制度设计上还没有太大的突破，在实践层面，才蹒跚起步，急需补课。
标签：风险社会论文; 环境污染论文; 全球环境问题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舆论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