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守护中创新：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观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6)01-0048-04
在学术的宽泛指称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展开的文化理论可谓观点纷呈，立论各异，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观在西方所遭遇的诠释与变迁作出分析与理解。本文的理论目的在于理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基本脉络，在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澄清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维度，以求进一步推动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依照这一思路，我们分四个部分加以论述。
一、阶级意识视域中的文化阐释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脱胎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向往以及对已有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反思，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哲学思考主要关注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在此，文化更多地是在阶级意识的意境中被使用与阐释的。总的说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这一阶段，文化研究还没有真正从传统的革命研究范式中分离出来。但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阶段的文化研究至关重要，其文化研究的历史效果在之后各阶段都可以得到体现。即便到了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解依旧保留着卢卡奇式对阶级意识的理论憧憬，甚至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也表现为在文化艺术领域对整体或总体的否定性诉求。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后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起着双重的作用，因为，文化霸权依旧是在阶级意识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同时，它又为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走向微观政治分析层面提供了理论前提，虽然它在更多的时候是被当作消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而被提出来的。
在这一理论阶段里，“直接性”、“资产阶级文化”都是在同一个理论层面被使用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性意识也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形式”，从统治阶级这个角度看，它又可以被指称为“领导权”或文化霸权。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由资产阶级因其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形成的威望以及合法性统治机器所强加的社会控制及其内化建构起来的。一般地说，确立与巩固一个阶级的文化霸权地位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这些措施的实施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现实教育体制的变革的。
因此，无产阶级要冲破资产阶级的文化包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采取一种整体的方法，即从具体历史阶段的社会整体角度理解资产阶级文化，并在理解过程中体认无产阶级所遭受的非人性化的现实遭遇，由此为最终颠覆这个物性化的资产阶级世界提供意识革命的前提。因此，单从经济、政治或文化的某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批判会陷入资产阶级理论的直接性：“如果无产阶级发现它所遭受的经济上的非人性比政治上的非人性更容易理解，政治上的非人性又比文化上的非人性更容易理解，那么所有这些孤立做法就指明了在无产阶级自身中仍然有未被征服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力量的程度。”[1] (P77)
这里所表达的文化观点的独特性在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转向意识形态日趋平稳)的过程中，把阶级意识或统治阶级文化问题独立出来加以分析，以求对“被动革命”理论加以消解。这里隐含着的一种理论转向是放弃革命现实情势的具体考量，而使文化问题逃离社会的整体分析。同时，对精英知识分子的强调恰恰表明了这一时期理论家们的传统性，因为，在大众文化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作用是被消蚀的。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整体发展逻辑来看，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生存危机被福利国家民众需求的增长趋势所遮蔽、政治危机被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民主所延缓的现实背景下，阶级意识与文化霸权理论是回避社会批判现实标准问题的无奈选择。但是，把回避现实标准误解为回避革命这同样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恰恰是想在回避社会批判现实标准的情况下把革命意识作为主导因素并展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理论思考的。确切地讲，这种无奈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理论入口，因为，当“真实的需要”(马尔库塞语)被大众文化遮蔽之后，首要任务就是批判大众文化。
二、否定性语境中的文化批判
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观还保留了无产阶级革命意向的话，那么，在其后的文化批判者看来，由于时代的变迁，无产阶级作为卢卡奇意义上集体元主体已经失却了其历史背景。另外，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以及人们对它的痛苦体验加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绝望情绪。因此，文化批判者们虽然保留了对文化碎片背后那种乌托邦式总体性的渴望，但面对现实的残酷性，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对文化现状作出了否定。基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社会研究所发展而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是这一时期文化批判的典范。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文化活动本来意义上的目的——人本身的自由发展被工具化理性化了，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生产日益与商品和市场结合在一起，人类的文化活动与文化存在有效地被市场体系括除或悬置。因此他们认为，当下的文化理论必须采取否定的态度，即对资本主义文化现状加以拒绝，正是在此思路中，他们展开了对高层文化的理解和针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在他们看来，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成就和失败造就了高层文化的合法性缺失，这是因为，高层文化原本具有的自主性原则和理想维度已经被技术理性的发展所遮蔽，如此一来，高层文化的现实超越性、与现实原则的矛盾性逐渐消失了。但历史地讲，高层文化所揭示的现实超越性向度，其实是构成现实的另一个向度，当这一个向度被消解之后，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存在了，因为社会秩序已经把文化的批判性纳入到自身当中，并且大规模复制和显示它们。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理性化身为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新产品，最终使高层文化的具体形式如艺术、宗教和哲学同商业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并使这些文化的具体形式以商品多样性出现在以交换价值为衡量标准的商品市场里。于是，关于自由与理想的话题被这一过程转化为物质化的因素并在商品的逻辑中被理解和宣传，而其中真正失缺的正是文化原本意欲加以传达的大部分真理，这些真理或真理性因素被物质化倾向的技术理性所吸纳。
文化工业批判的目的就是要区别于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这样一种认识：大众文化生成于大众本身，是通俗艺术的当代形式。文化工业特指技术时代对文化产品加以复制、传播和消费的商品化过程；商品化、标准化是其基本方面；它通过大众传媒以及心理控制等现实机制作为中介使文化消费成为一种被动的、无批判力的过程。总的来说，文化工业是被操纵的，大众对他们所消费的文化并没有自觉，文化工业带来的文化商品也不是由大众自己的偏好决定的，因此，“大众绝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被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件。与文化工业要我们相信的不同，消费者不是上帝，不是消费的主体，而是消费的客体。”[2] (P85)
法兰克福学派所展开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新时期文化工业和消费逻辑巩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机制的反思，它的目的在于探索新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解放的新模式。假如说，在“高层文化”和“文化工业”的阐述中充满的是犀利的批判，那么，在艺术美学的讨论中彰显的则是辩证的建构性，在此，乌托邦式的美学期待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在绝望中依旧守护的人类未来与希望。不管是否定式的批判，还是理想化未来意象的强调，都表明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精英倾向，我们认为，这种倾向多少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大众面向的。
总的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是在否定性的批判逻辑中展开的，正是这种否定性的研究范式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第一次转向，即从早期阶级意识理论转向文化批判，同时，这种研究范式所蕴含的否定性绝望情绪又催生了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理论维度：文化的微观政治学研究。
三、文化研究微观政治学视角的开启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文化研究维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即在资本-市场逻辑中展开的文化分析方法的使用，这种方法的使用使得法兰克福学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同一性或文化霸权是无法逃脱的，它的消解有待于历史其它维度的变革以及精英知识分子对文化过程的参与。这在缘起于20世纪初成人和工人广泛社会政治教育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看来是传统的经济还原主义和精英主义观点，因此，我们看到，英国文化研究者，特别是伯明翰学派的大多数学者把文化研究重点放在这一任务上：在文化领域本身中找到消解文化同一性或文化霸权的内在因素，以呈现文化过程本身的微观政治张力。
如何让文化研究在新的时期展露其政治意义，这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一大难题，解题的关键在于颠覆传统意义上“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理论关系，以拯救文化主体的现实阐释力。他们有意把文化与社会的意义层面相联系，由此揭示现实文化过程的变异、冲突、多种选择和变化过程。这里凸现了对传统文化研究“反映”模式的理论解构，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反映”论的文化观中，往往把文化、艺术作品当作“对象”或一个孤立的人工产品，这在实质上忽略了艺术作品生产的社会条件。而可行的理解模式必然要关注艺术作品能动的阐释过程：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之间的关系总是能动的，这种关系与现实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诸多形式相联系。严格说来，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是一种实践活动，这一点根本地区别于一个对象的生产和消费。
从信息传播学衍生出来的编码、解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现实机制的一个新视角。编码、解码理论，从宏大叙述的角度来说，同样在于消解传统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模式；从具体的理论维度来看，在于消解传统信息传播学所主张的“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分析模式。这一理论所强调的就是文化消费者的主体能动性，但其理论分析对文化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文化过程是一个由相对自主的多个环节构成的结构性过程，其中流动的是各种意义和信息；这诸多的环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再生产过程，因此，没有哪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与自身的同一性。如此一来，文化消费过程就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相反，它在不同意义策略的选择上表现出了主体的能动性。
因此，英国文化研究既不满意在文化研究中消解大众文化政治功能的研究思路，也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群众当作一群静态的、消极的人群的大众文化研究维度。在他们看来，现实的研究思路将视大众文化为斗争场所，“大众文化不是消费，而是文化，是在社会体制内部创造并流通意义与快感的积极过程。”[3] (P28)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就是大众文化生成的现实，而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文本只有在被大众重新阐释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显现其文化意义。不仅如此，大众文化还是体制内的一种社会变革力量，它与宏观的激进社会变革相互作用，它总是包含历史的进步力量。
正是在肯定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张力的前提下，我们看到，英国文化研究更重视对亚文化圈所具有的抵抗潜质的研究，他们更多地寄希望于反抗社会的新模式和社会变化的潜在新形式。如此一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加以守护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被抛弃了，同时，激进的政治立场也被彻底置换。我们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特别是后期伯明翰学派所犯的一个致命理论错误就是卢卡奇早些时候提出来的警告：孤立文化维度从而偏离社会的整体分析。
四、反思与守护：马克思主义路向的回归
革命意境的消失，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淡化，社会批判理论整体性维度的失却，以及乌托邦情怀的留恋，这一切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此被阐释的文化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还适用吗？值得欣喜的是，我们看到，正是在反思以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西方学者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符号政治经济学守护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生产范式；后现代、全球化理论辩证地拓展了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框架；而当文化问题重新被置回社会的整体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也暴露无遗。
坚持在生产方式理解模式中展开当代文化研究，既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守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框架的必然前提，也是符号政治经济分析得以展开的内在逻辑。在此，早先时候被阐释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消费的主动主体过程是被质疑的，因为，消费与生产过程本身就是被蕴含着意识形态支配性的符号体系所组织的：生产和消费“这二者都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之下存在。”[4] (P11)这种遮蔽意味着工具理性的整体延伸，就此而言，符号体系本身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支配性，这里侧重的依旧是文化批判，因为消费直接对应着意义与价值的生成。
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当我们解构了这一符号系统之后，人们才可以看清楚自己的真实需要、主体在文化过程中的真实能动性，最终回到我们的生活世界，返回人类文化的合理样态。其理论目的是揭示消费领域的变革潜能：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它只是被符号体系所遮蔽而已。
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同样重要的是，在放弃单一工具理性批判向度的同时，把文化问题回置到社会整体来分析。整体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是工具理性渗透到生活世界的结果，在现实层面，它是行政系统干预文化传统所带来的结果，它“是社会文化系统本身发生变化的结果”，它表现为，在普遍主义价值系统超载和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的情况下，社会文化系统不能产生必要数量的行为动机意义[5] (P68)。而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危机。
面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势逻辑，他们还强调了知识分子新的历史责任即唤醒社会文化的压力感[6] (P82)。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会出现新的政治、社会形态，这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方法可以揭示新的社会和文化的革命意向。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着剧烈的社会性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会用和1968年的五月事件一样无法预料但却可以肯定的方式来打碎这白色的弥撒。”[4] (P231)
结论是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仍是理解新的历史内容所不可缺少的。新的历史内容并不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扩充它。”[7] (P92)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我们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时代更加真实，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前资本主义的一切已经系统地被商品渗透，被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所同化；如果马克思主义原来的分析工具不再适用，这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错，因此，我们需要扩充而不是替代这些工具。
综上所述，在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各阶段所实现的理论创新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历程彰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在西方遭遇危机、变迁又在反思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过程。这里所呈现的理论意义远远超出“提供研究资料”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它向我们昭示：马克思主义依旧是新时期文化问题研究的科学方法，它将在与其它各种理论的现实交锋中得到进一步守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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