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本世纪初叶的“经济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叶论文,本世纪论文,浅谈论文,之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认为，本世纪初叶，亦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根本没有产生自己的“经济学人”。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不错，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是没能出现可与当时西方经济学家相提并论的有深厚理论造诣的经济学家，更缺乏自成体系的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著述。但是，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当时的中国社会，不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学人，我们便不难发现：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还是产生了相当一批既有理论素养、经济思想，又有学术独创和社会实践的“经济之学”人。
为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经济”一词与现代文化中的“经济”一词的差异说起。“经”、“济”二字在中国古籍中最早见于周《易》；两个字合在一起使用，至少不晚于隋唐，如隋书《文中子·礼乐篇》中就有“经济之道”一说；宋人有“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的名言；明朝，经济一词使用已相当普遍；清代以后以“经济”命名的书籍逐步增多。然而，纵观“经济”一词的具体运用，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本意为“经世济物”、“经国济民”，也就是治国平天下之意，相应地“经济之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这种“经济之学”不仅包括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贸易、税收、工商、消费、农业等方面的内容，还包括政治、法律、军事、教育，乃至一部分工程技术（如治水）。而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最相近的词汇，在我国古代是《尚书·洪范》的“食、货”、《荀子》的“富国”，《史记》的“货殖”。十九世纪后期，英文“Economic”（亦即经济学）被翻译成中文时，先后有“富国策”、“计生学”、“计学”、“理财学”等不同的中文译名。1903年，日本人杉荣三郎受聘于京师大学堂的教习时，曾编写《经济学讲义》，使用了“经济学”一词，但辛亥革命前，“经济学”仍未成为人们共同接受的译名。直到辛亥革命后，在孙中山先生的肯定下，才把“经济学”的译法确定下来。
从上述简略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普遍被接受是辛亥革命以后，甚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因此不必为本世纪初叶的中国没有产生“经济学家”而自卑。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且远比其内涵丰富，研究“经济”的学问——“经济之学”也远比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内容丰富。事实上当时的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清末民初的魏源、冯桂芬、王韬、陈炽、薛福成、张之洞、郭嵩涛、马建中、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朱执信等人，都可以称之为“经济之学”人，他们都提出过诸多很有价值的经济思想，有的还有较系统的理论论述。我们有理由为之自豪。
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是其中的一位突出的代表。曾留学英国多年，对政治经济学颇有了解的严复，1901年翻译出版了《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是第一部重要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译本，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曾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原理的重视，促成了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和兴趣。这是此前所出的西方经济学中译本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不仅如此，严复还在《原富》一书的《译事例言》，以及共计三百余条、六万余字的《按语》中，对价格、货币、工资、利润、利息、赋税、农业与工商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尽管这些在《原富》基础上阐发的经济观点瑕瑜互见，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但正是他第一个把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介绍到了中国，并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从而使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1858—1927），在其著名的《公车上书》、《大同书》及《物质救国论》等著述中也提出了许多经济思想。他认为，“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又指出“养民之法”有四：一曰务农，二曰邮政，三曰惠商，四曰恤穷。此外， 他在1910 年出版的《金主币救国议》和1913年发表的《理财救国论》中，对金本位货币制度和银行等现代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无论这些论述是否经得住历史检验，但他的探索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梁启超（1873—1929）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通俗宣传家，在经济问题上也有大量论述，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主张。1903年他游美返国后，力主中国在重要产业建立“托拉斯”，以抵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还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农场。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货币理论与近代货币制度也作了许多通俗解释，在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学方面作了大量宣传、普及工作，同时运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概念来研究、分析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中，民生主义就体现了他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他对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为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发达资本，振兴实业”，而振兴实业，又必须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来消除障碍。孙中山对中国经济的发达和国家工业化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并于1919年写成了论述中国经济建设的专著《实业计划》，包括大力发展交通运输，改良内河水系，大规模移民垦荒，建立新的农业基地，全面开采煤、铁等矿藏。此外，孙中山还全面论述了以实行纸币制度为内容的“钱币革命”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尽管他的经济学说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他的经济思想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曾积极协助孙中山撰写《革命方略》的《民国日报》编辑朱执信（1885—1920），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撰写文章，进一步论证了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但他在货币问题上又有自己的独到理解。另外，他还著文拥护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论，主张土地国有，主张从分配入手，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就业机会，以改变工人的贫困状况。
再一个要提到的是《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1842—1922），虽然做过20年的买办，但对危害中国自主经济发展的外国侵略极感愤慨，为此提出“商战”口号，主张保护工商，发展工艺；裁减出口税，以扩大出口，同时提高入口税以限制入口（即进口）。他重视以机器生产振兴经济，尤其强调“自造机器”，这涉及到中国能否建立独立自主的近代工业这一根本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工商企业方面，他主张由股东选举企业总办，负责全权管理企业；企业各级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应业务和技术知识；管理人员应分清责任，重与事权，勤核功过，赏罚分明；加强经济核算，杜绝浪费。这些管理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不失现实意义。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清王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极其艰难和缓慢，也十分软弱。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一开始就缺乏产生独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而主要是从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极少有人想到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更谈不到经济理论的独创性，但他们重视经济问题，各种发展中国经济的方案和理论层出不穷，符合人民要求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些“经济之学”人的经济思想像其它文化遗产一样，受历史的局限，其中也可能包含着封建性、买办性的糟粕，但更多的是民主性的精华，值得我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