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学经世派的文化宣言——《讨粤匪檄》文化内涵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新论论文,理学论文,清代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1-0117-07
《讨粤匪檄》是湘军领袖曾国藩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在衡阳誓师时，为东征太平天国而发布的一道檄文。该檄不仅是曾氏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理学经世派对湘军集团意志的公开表述；它不仅是湘军的出师檄文，更是理学经世派同其文化异端太平天国开始全面反攻的文化宣言。以往学者对该檄大多只是从政治层面加以探讨，很少论及其文化内涵，本文拟就此谈些新的看法，敬请方家指正。
一、《讨粤匪檄》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就需要考察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檄文首先是对传统学术递嬗的因应。自宋明以来，中国的正统士大夫反复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由于把“修身”置在最重要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中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再加清王朝所营造的文化氛围，迫使知识分子更加脱离现实生活，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便是对他们这种文化性格的生动写照。到道光年间，学术圈内一片衰败，宋学空疏，汉学饾饤，汉宋纷争更加导致学风浮华空疏；同时政风浑噩，士风麻木。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差不多同时降临到老大的中华帝国。于是，廓清学术末流，恢复学统，进而规范统治秩序，重整文化辉煌，成为当时社会对一种新的学术的急切呼唤。该檄便表现了理学经世派治学与治世相结合的学以致用、经世济世的抱负、胆略与呼声。其次，它在当时迴护传统的决心与勇气有一定的合乎情理的基础。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进行自身递嬗之时，更需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伴随着强权的西学首先在东南沿海登陆，持续冲击文化业已失范的“天朝”。出自本能的反感与自我保护，传统文化必将对西学顽强地加以抑制，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矛盾与冲突不断激化，尽管冲突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但在当时抑制西学比接受西学更容易。其中，士大夫们对西方基督教及其传教士最为反感，群起而攻之。如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就曾被马扎逊家中的工人斥为“卖国奸贼”[1]，他所著的《功世良言》（即《劝世文》）也遭到士民与南海县令的封禁[2]，即是明证。后来，教案不断发生更表明了民教冲突的激烈。而太平天国采取拜上帝教的形式，借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已为众多的士民所不满；而其公然贬低“至圣先师”孔子来进行反政府活动，更为一般士大夫所不容。文化的隔阂比政见歧异更为可怕。何况，高扛“斩妖诛邪”旗号的太平天国，不仅以武装起义的形式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更以异质文化的扫荡威胁到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维护传统文化便成了当务之急。该檄反映的理学经世派卫道传统的真实企图，有着深厚浓烈的维护传统和保卫君国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一种志在与太平天国文化相抗衡的新学术终于脱颖而出。理学经世派以其务实的学风，开明的创造力，统揽全局的胆识，逐渐成为时代的呼声与号角；其敢于正视现实、勇于学以致用的文化性格，成就了其精神领袖曾国藩，也促成了这一文化同盟的壮大，成全了它的时代演出。
当然，《讨粤匪檄》的出炉与曾国藩的素养和对现实的关注有关。曾国藩来自较少受到中原学风侵蚀、自成文化单元的湖南，深受湖湘文化实学精神的陶铸，奠定了他的理学经世思想，终成一代理学名家。其学术视野既具统揽全局的气概，也不乏创造性的实践，对于纠廓学本末流，反击异端文化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太平天国对传统的扫荡使得原有的政治体制失衡，文化秩序更加失范，而应付这一局势、挽救危机、重整秩序的时代重任便落到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既重义理又能经世的理学经世派肩上。在形式上看来，洪、杨的“反孔”和曾国藩等人的“卫道”实质上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初期，国人在文化选择上对西学必然抵拒的最高表现形式。只不过在时人看来，这更像是一场本土化的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只能诉诸战争解决的文化交锋。在理学经世派看来，这场阶级斗争首先是场文化战争。
二、《讨粤匪檄》基本如实反映并推动了时代的文化论争
尽管我们说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但毋庸置疑，在当时太平天国与湘军之间的文化论争也极为激烈，甚至有人将它渲染成文化战争。《讨粤匪檄》无疑在这场论争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提纲挈领地反映了这场文化论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这场论争的深化。
首先，攻击太平天国的平等观，尽力维护传统纲常伦理。太平天国确曾奉行过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的政策。这突出表现在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之内。它所规定的内容，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大异其趣。如将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建立圣库制度等等，其目标在于建立“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3]的理想社会。这种美好的设想，充分反映了农民要求摆脱剥削与贫困、要求平等和温饱的真诚而强烈的现实愿望，给广大农民提供了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建立一个“小天堂”式的理想新社会的具体图景。从而，太平天国的平等观具有反封建等级制度的伟大意义，对业已衰落的清朝封建统治造成巨大震撼。然而，它又带有严重的宗教式空想色彩。在小生产占优势的汪洋大海里，所谓的平等定会被自然经济的不统一所湮灭，平等光芒被现实中的特权所遮掩。而后者后果更令人可怕和忧虑。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逐渐变质，政权的皇权化、神权化趋势日益突出，所谓的平等在特权主义的映衬下，显得苍白无力，其消极性日益增强，严重损害了群众的激情，削弱了革命的生命力。曾国藩正是抓住了太平天国平等观的这个弱点，作为反击的把柄，一方面指斥太平天国“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推夫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的平等观扰乱社会伦常，罪无可逭；另一方面指责太平天国仅实行表面的人人平等，实则其中“粤匪”老兄弟们“自处于安富尊荣”[4]而压迫两湖赣皖苏等处的新兄弟。从而，在动员学人士子为维护“秩然”的“礼义人伦”而抗争的同时，极力挑拨太平天国内部的关系，以地域乡土观念来达到分化瓦解太平军的目的。在曾国藩和湘军的武力、政治、文化攻势下，再加上别的因素，太平天国被迫对其平等政策作出了大幅度的调整。如强行分割家庭伦常的男女分馆制度被取消；原始平均的劳动分配制度改为“照旧交粮纳税”[5]。但是，《讨粤匪檄》攻击带来的恶性效应并未被中止或铲除，太平天国内部往日的平等团结气氛被严重破坏。相反，檄文与湘军的“崇正辟邪”和“隆礼”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恢复和强化了全社会的传统伦理观。
其次，攻击太平天国的文化观，以卫道、护统为己任。曾国藩在檄文中开宗明义地指斥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6]，把太平天国置于传统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叛逆的位置上进行最具蛊惑人心的批判，从而号召广大士民为卫道护统而战。
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化都有民族性和延续性，其赖以存续的价值和理由不容简单地分割与否定。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太平天国正好犯此文化交流和批判中的绝对化与片面化之大忌，立场激进近乎虚无，手段简单流于粗暴，自然会促发民族文化心理的激烈反应与本能抗拒。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初期，基督教伴随着自我优越的高傲、殖民主义的霸权以及异质文化的隔膜，使中国士民极为厌恶与反感。与此相关联，“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的洪、杨等人也就易被人们骂成“汉奸”。曾国藩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对汉奸深恶痛绝，曾经指斥“汉奸”“丧尽天良”，实是“祸贯满盈”，期待有朝一日将其“聚而歼灭”[7]。曾国藩正是利用民族文化心理诸如名教至善情结、夷夏大防心理等天然优势，发动对太平天国的恶毒攻击和彻底批判，动员包括传统和文化全部潜能在内的整体力量与之搏斗，进而捍卫道统，维护政统，保家卫国，尽力尽快恢复社会、文化秩序。治学与治世、义理与经世在战争期间，便如此奇怪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在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经世派看来，对君国的忠诚与对文化的关怀，同样是天经地义的；在这声势浩大的文化交锋中，“崇正”而“黜邪”，是天然一致的，同归于“隆礼”，即重建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从而，理学经世派把实学精神贯穿于个人言行与社会实践之中，具体落实到以平定太平天国、卫道护统为己任的时代实践上。湘军维护传统的文化选择更适合中国当时那种文化气候与土壤，更能在文化对抗中生根发芽；而太平天国的文化观相形之下，大为失策，其失败结局便是迟早之事。《讨粤匪檄》便基本上反映了这种文化论争，作为理学经世派的文化宣言，其文化选择无疑将得到最大和谐和回应。
最后，指斥太平天国制造文化浩劫，号召士民为卫道、护统、保家而战。在文化理论上批判太平天国后，《讨粤匪檄》又具体批判太平天国的文化实践。太平天国拜上帝教当然为革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因其独尊性和排他性，在当时确实造成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洪秀全曾明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8]不管这条政令到底实施了多久，贯彻程度怎样，但在广大士林中所产生的反感情绪是不可能根除的。太平天国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当时那种武器批判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几乎造成了它与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尖锐对立。其外在表现之一，便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扫荡式的否定。民间信仰作为民俗社会心理的沉淀，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价值取向。缺乏坚实理论准备的洪、杨摧毁—切传统之举，只会造成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凌乱，难免会遭到大众心理的排斥。而文化素养比洪、杨要高的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则利用“华夷之辨”、神道设教等朴素的民俗心理展开全方位的反攻。其实，在对一件小事态度的差异上便可看出敌对双方对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选择：洪、杨烧毁了历史悠久的南京朝天宫，并改为宰夫衙；李鸿章则专委干员，在此废墟上建立江宁府学，曾国藩亲自为之作记。相形之下，江南士民之向背乃至全国民众心理之向背，便不言而喻了。当然，洪、杨和太平天国，面对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命题，作出了自身所能做到的现实反应，勇敢地向西方学习，契合了要进行社会变革、拯救时艰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清朝的反动与腐朽，故能乘清廷之弊而席卷东南半壁，在初期造成绝大震撼。正因为如此，在曾国藩、胡林翼等理学经世派看来，当时的形势已到了最后危急关头，“非我杀贼，即贼杀我”，认识太平天国非一般叛藩莠民可比，而是更加凶险的文化敌人。故他们在檄文中号召各类人才迅速起来，为卫道护统、保家卫国而战。正因为文化观的不相容加深了战场上的决裂，湘军和太平天国成为壁垒森严的两大敌对阵营。当时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廓清学术末流、规范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必要，而其首务之急便是“讨粤匪”，拯救“名教之奇变”，恢复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才能谈及其他治世之举。这样，镇压太平天国同保护桑梓、维护传统文化与维系清廷统治达成高度一致。故檄文的文化号召反响强烈，广为流布，而理学经世派的崛起，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同，湘军阵营几乎就代表了传统。其实在当时，传统文化也好，拜上帝教也好，连同理学经世思想，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封建性质的。但由于文化视野的差异，使得理学经世思想代表了社会主流，从而得到广泛的支持。因此，理学经世派的湘军，即使最多只能算半官方的地方民间武装，因打着卫道护统的旗帜，出省东征也就显得师出有名，理所当然；而保家卫国的宣传，则使得士民觉得“讨粤匪”更符合切身利益而有现实的追求。故檄文的号召易深入人心。当太平天国被视为道统与政统的双重叛逆时，理学经世派在文化论争中便有取得重大胜利的可能；因檄文号召获得最为广泛的社会与文化支持而最终获得现实的成功。曾国藩藉檄文的流布团结到了所有能团结的人，向太平天国发动了一浪超过一浪的进攻。这就是檄文发布的直接战略目标所在，也是檄文的文化内涵所蕴藏的能量在当时社会文化氛围下的初步展示。《讨粤匪檄》确是理学经世派藉攻击太平天国而登上时代中心舞台的文化宣言，是一个历史时代发展的结果，浓缩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现状。
三、《讨粤匪檄》事实上开启了一个时代
尽管《讨粤匪檄》的初衷是“卫道”，“中兴”大幕的拉开至少证明了该目的部分实现；但是，旨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理学经世派并未停留在简单的“卫道”水平上，他们以《讨粤匪檄》为文化宣言和纲领，在终结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时，在努力克服内忧外患的时代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时代。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重新聚结，一部分人自然地转变成洋务派，使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航程，从而在维护传统的时候，事实上逸出传统，真正发展了传统。当传统文化获得全新的时代内涵时，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
理学经世派对传统推陈出新伊始，完成的首先是在《讨粤匪檄》指引下的社会力量的重新聚结。一方面，太平天国及其拜上帝教的强力推行，造成了一神教与泛神论、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宗教仪轨与传统伦理、绝对平等与事实等级以及特权等等之间的矛盾，加上其各项政策与客观现实的巨大落差，在使大众心理遭到严重的压抑的同时，渐渐生生斩断了自己与下层社会及广大民众的渊源和联系。农民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倒向湖军，太平天国的革命潜能与社会基础在不断削弱。另一方面，理学经世派通过檄文呼吁“君子”、“仁人”乃至“凡读书识字者”奋起为卫道而战。而广大农民在保家与“口粮”等现实利益的驱使下，日益远离太平天国。江楚民众开始以种种形式聚结在檄下，团结在理学经世派周围。农民们甚至竞相投入湘军，出现了“丐书于请而后得入”的情况，乃至有当不上正勇而当伙夫“随营待补”的现象。知识分子则被曾国藩的学识与威望所折服，将其视之为知音与指针，大量加入湘军幕府，至少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曾国藩幕府得以极一时之盛，聚集全国人才之精华，形成空前的局面，而江浙士民则望曾氏湘军如救星，钱鼎铭远赴安庆求救时效秦庭之哭就很能生动说明理学经世派已成为守道救时的中坚力量。士大夫武化的现象和近代军人社会群体的形成，充分说明了湘军在檄文指导下的巨大号召力。这些，均与敌对双方的传统文化观和用人政策分不开。当传统活力仍然足够强大之时，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与否就成为全社会力量归属的重要判断依据。湘军能更多地吸引农民与知识分子，便是对卫道大力呼吁的结果。在太平天国方面，宗教文化的独尊性与排他性，妨碍了它在文化交流中的进一步自由融合，很难团结到对不同利益追求的集团和派别。故坚决反清的天地会的邱二嫂会拂袖而去；捻军的张乐行也只听封不听调；容闳的上书不得采纳有如对牛弹琴而怅然离开；连干王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因为中西文化观的差异等原因未能真正实行。湘军领袖曾国藩就大不一样。早年他就在《原才》一文中对人才观有过精辟论述。在战争中，他抱定“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9]的宗旨，做到“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10]。其识见和胸襟远远高于太平天国诸领袖。他在檄文中公开呼吁一切与太平天国有隙之人团结起来，并保证对奋起者“待以宾师”而“礼之”，并且在事实上做到了。广大知识分子视曾氏为知音，奉之为旗帜。故有鄂人黄虚舟赞誉他为“程朱之大儒”[11]，王家璧认为曾氏卫道“功不在孟韩下”[12]。从而形成了一个反对太平天国的最为广大的文化同盟。这其中，张德坚历尽艰辛逃离太平天国后，投入曾氏麾下，又甘愿重返而当情报间谍，编成《贼情汇纂》一书；容闳这个耶鲁毕业生，几经彷徨后，投靠曾国藩。两个成长在不同文化氛围下的知识分子，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不久他受曾氏所托，携银6.8万两购买并筹建机器“母厂”而成江南制造局先声。而后附设的兵工学校、派遣留美幼童更是二人协作的成果。得士者昌，拥有广大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的理学经世派，于是有了镇压太平天国、卫道护统、重建秩序的可能与力量。这种因社会力量重新聚结而引起的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与消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的成败。理学经世派的文化重建才能真正提上议程。于是，所谓的“同治中兴”时代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在《讨粤匪檄》卫道情怀和治学与治世相结合的精神驱使下，从维护传统到超越传统，开展了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发展了传统；而太平天国从反传统到囿于传统，落入受宗教与传统双重束缚而不能自拔的境地。太平天国作为一个革命政权，按常理说它应提供前人所未能提供的东西，在次生型的近代化道路上迈出自己的步伐。但是，它很难做到这一点。向西方学习是否令人满意在于所学的质与度。事实上，太平天国并不能完成开启近代转型的历史重任。首先，小生产者的胸襟和目光，决定了太平天国以封建性为原型的实质，决定了洪、杨不能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人与先行者。因此，太平天国先后出现的封建等级制度与特权腐败现象，不是革命的蜕变，而是阶级的本能。其次，拜上帝教的宗教文化观妨碍了洪、杨理论视野在革命危急时刻的科学扩展。这种极为肤浅的准西方宗教不能完成对传统文化进行理论清算的必要准备。这种反传统最终只会在宗教迷信中沉沦，致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乃至“上帝天国”便能证明这一点。忽视传统的顽强，一切委之于上帝，导致太平天国陷入以宗教反传统开始，受缚于宗教和传统的轮回。平心而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尽管契合了要改变现实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学习西方的趋势，尽管在冲击封建统治、暴露清廷腐朽并使之因时应变等方面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就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规律而言，洪、杨并非新的生产力和新兴阶级的代表，基本上与近代化绝缘，所以靠他们和农民运动本身不可能解决中国近代化的问题，资本主义色彩甚浓的《资政新篇》被冷落，就可说明一些端倪。
理学经世派簇拥在曾国藩的大旗下，打着卫道即维护传统的旗号，为经世致用、救时济世而奋斗。他们先是开始了中国近代兵制的重大变革，开创了湘军的建军模式；继而，建立安庆内军械所和沪局，开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河；且不乏教育、科技近代化的创举等等，逐渐汇成洋务运动的时代大潮，顽强地突破了封建传统的樊篱，在实践中逸出了传统。这种似乎背离初衷的逸出，则要归功于他们的实学精神。理学经世派在继承、维护文化传统的同时，敢于正视时代的挑战，勇于经世致用，敢于因时通变，勇于进取开拓，不泥古，对外来文化并非一味深闭固拒，开启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先河。曾国藩在战争期间便认识到，“剿发捻”与“勤远略”是一致的，都须“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3]，并开始予以实践。在战后，便正式开展了自强、求富、以自立为主旨的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开启了门户。这种输入，是时代所允许的最大幅度的输入。这分识见与胸襟，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它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全面付诸实践，使中西文化交流在时代性沟通方面和民族性融合层面作出重大开拓，在大规模的文化论争后使文化交流成果在器物层面得以具体体现出来。《讨粤匪檄》中的守道救时而治实学、治实政相结合的实学精神，在战后得以发扬光大，这就是所谓“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中体西用”这一中西文化取舍模式的形成与实践。从此，洋务运动成为“经济”的代名词，曾国藩的礼学经世思想被洋务派更大规模地付诸实践并有所发展。正如夏震武评论：“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和学术也。”[14]此话虽不无揶揄，但也道出一定实情，而且，曾国藩这种文化选择，也广为后世学人所认同。在《讨粤匪檄》的映照下，太平天国与湘军成败、兴亡等历史形象的相互依违，的确发人深思。从此，湘（淮）军走向全国政治、文化舞台中心，成为时代的主角，汇合成主流文化的大潮。中国的洋务运动，便是湘（淮）军驾驭时代的产物。
完全可以说，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赖以向太平天国公开宣战并取得最终胜利、揭开中国近代化序幕的思想武器，不是别的，而是主要来源于《讨粤匪檄》。这是因为，尽管它的政治性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但其所蕴含的基本文化内涵，适合中国当时文化的特定环境和条件，水土与气候，有其产生的必然、存在的理由和成功的现实可能。它所表达的渐进文化选择模式，成为最佳的时代选择，符合近代文化的发展规律，契合历史发展潮流，从而产生了比武器批判威力还要大得多的精神能量，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序幕。这就是我们对《讨粤匪檄》的基本评判。
收稿日期：200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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