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研究逐渐成为语言学家尤其历史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而尤以美国密歇根(Michigan)大学语言学系教授托马森的成果(Thomason & Kaufman 1988,Thomason 2001,2003)最受瞩目。本文主要基于托马森的研究框架，综述与接触引发的演变（为表述方便下文有时将“接触引发的演变”简作“接触性演变”）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 什么是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
很多语言学家主张，语言演变有“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internally motivated change)和“接触引发的演变”(contact-induced change)两种类别。（注：也有学者将语言演变分为“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和“外部因素促动的演变”(externally motivated change)，其实后者主要是指“接触引发的演变”。）假若我们把语言演变界定为从最初的语言使用者的个体创新到这个创新在语言社会的逐渐播散的整个过程，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历史语言学家所研究的‘语言演变’绝大部分都是由语言接触导致的”。所谓“语言接触”，最简单地说，是指特定的语言个体或语言社团同时熟悉并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换言之，语言接触指的是一种社会语言学的状况，而非语言演变的过程。就像很多语言学家所强调的，任何一种语言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跟其他语言发生接触。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某个语言是在完全孤立于其他语言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Thomason 2001:8)。语言接触常常（但并非必然）导致语言发生演变，语言学家通常把这种演变类型称之为“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
典型的接触性演变指的是语言特征的跨语言“迁移”(transfer)，（注：“迁移”(transfer)在文献里有不同的所指：有些语言学家用这个术语指第二语言习得中母语干扰的过程，有些语言学家指任何跨语言的影响过程（如van Coetsem 1988,Sankoff 2001,Heine and Kutava 2005），还有一些语言学家指母语干扰（如Johanson 2002）。本文按照多数语言学家的习惯用“迁移”指称接触性演变的一般过程。）即某个语言特征由源语(source language)迁移到受语(recipient language)之中，或者说，受语从源语中获得某种语言干扰(linguistic interference)。比如汉语在东汉时期通过佛经汉译从梵文借入“菩萨”（梵文Bodhisattva“菩提萨埵”）一词；英语13世纪从拉丁语借入front（frōns“前额”）。
但接触引发的演变也包括语言接触的各种间接后果。（注：这种“间接后果”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除了下面提到的“后续性演变”之外还包括语言在“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耗损”(attrition)或简化等“非趋同性”(non-convergent)演变。“耗损”指的是语言在“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词汇和结构的丧失但并没有任何借用成分或创新形式作为其补偿和替代。简化是耗损的一种自然结果：词汇成分和结构的不断消失必然导致语言系统的简化。这类演变本身并不是相关优势语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这类演变也未使得某个正在死亡的语言变得跟相关的优势语更为相似。但是，假若没有语言接触及由此导致的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上述耗损和简化等非趋同性演变也就不可能发生。）一种常见的情形是见于连锁式或滚雪球式的连续性演变过程：最初由其他语言迁移而来的特征后来触发了一系列后续性演变，也就是说，在一个语言中后来独立发生的若干演变是由原先直接引入的成分所触发的。比如语言R从语言S中引入某种特征F，假如后来F在语言R里独立地依次演变为F1、F2、Fn（即F＞F1＞F2＞Fn），那么这些后来发生的演变仍属“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因为，尽管后来的这些演变可能是由语言R内在结构压力促动的，但如果起先的接触引发的演变不发生，那么后来的这些演变也就不可能发生。因此，F跟由其触发的其他演变(F1、F2、Fn)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接触引发的干扰(interference)，后者是接触引发的创新。比如上面提到后汉时期汉语从梵文借入文化词“菩萨”（指“修行到一定程度、地位仅次于佛的人”），这是接触引发的干扰，但“菩萨”一词后来在汉语中陆续产生“泛指一般的神”、“比喻心肠慈善的人”等新的意义，这类演变则属接触引发的创新。
有些由干扰成分触发的结构演变甚至比这些干扰成分本身对特定语言系统的影响更大。比如西伯尼亚尤皮克爱斯基摩语(Siberia Yupik Eskimo)从楚克其语(Chukchi)借入若干连词。这些连词借用本身并不会对尤皮克语并列结构和主从结构的形态句法模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后来在由原先连词借用成分触发的演变中，尤皮克语并列结构式和从属结构式中的形态成分逐渐消失并由此导致这两种结构式在形态句法类型上发生重要的变化：尤皮克语固有的非限定性从属小句结构式被类似于英语的“连词＋限定小句”结构式所替代；原来附着型的“名词1－伴随格后缀＋名词2－伴随格后缀”并列结构式被分析型的“名词1＋并列连词＋名词2”并列结构式所替代。
二 接触引发的演变可能给受语系统带来哪些后果
接触引发的演变的直接后果是受语系统发生不同程度或不同方式的改变，典型的情形有下面几种：（注：下面的分类只是大致的情形，实际上不是所有接触引发的演变都能整齐地归为下面相应的类别。因为某些演变可能涉及特征的部分消失和部分替代，另外一些演变也可能涉及特征的部分增加和部分替代。）
1.特征的增加(addition) 即受语系统通过接触引发的演变增加了新的特征。最简单的被增加的特征是借词（包括词汇词和语法词），这是接触引发的演变最常见的后果。比如国内很多民族语言（尤其是南方的壮侗语和苗瑶语）都从汉语（普通话或南方方言）借入大量词汇（包括语法词），其结构特征也通常被增加到受语系统。比如非洲南部的某些班图语特别是祖鲁语(Zulu)从克瓦桑语群(Khoisan)借入吸气音(clicks)；小亚细亚希腊语的某些方言从土耳其语借入元音和谐规则；国内的南岛语回辉话以及南亚语系的一些语言在汉语影响下产生声调范畴（梁敏1995，郑贻青1997，吴安其2004）；印度语支的希纳语(Shina)受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影响获得新的单数范畴；印度南部库普瓦乌尔都语(Kupwar Urdu)从马拉地语(Marathi)获得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排除式的区别(Gumperz and Wilson 1971)；同样，宋金时期汉语在阿尔泰语影响下获得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汉语方言河州话受蒙古语影响获得格范畴（雒鹏2004）：四川境内的倒话从藏语借入作格标记ki（阿错 2001,2004）。
2.特征的消失(loss) 即某一语言由于语言接触而丧失固有的特征，但没有任何干扰特征可以作为所失特征的替代物。如甘肃境内突厥语族的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受汉语影响而丧失元音和谐规则（黄行 2005），罗曼什语(Romansh)在德语影响下失去谓语形容词的性一致(gender agreement)范畴(Weinreich 1953:39)，印度南部的库普瓦马拉地语(Kupwar Marathi)和库普瓦乌尔都语(Kupwar Urdu)在卡纳达语(Kannada)影响下失去名词修饰语的性一致范畴，埃塞俄比亚的某些闪米特语(Semitic)在库希特语(Cushitic)影响下几乎完全丧失固有的双数(dual-number)范畴，属于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的布拉灰语 (Brahui)在属于伊朗语族的俾路支语(Baluchi)影响下失去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分，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在汉语影响下失去名词和动词的人称范畴（黄行2005）。
3.特征的替代(replacement) 即受语系统中固有的特征被新的外来特征所替代。这种情形大多见于语序模式和语法范畴的演变。比如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闪米特语在库希特语影响下外来的SOV语序取代了固有的SVO，芬兰语（乌拉尔语系）的SOV语序在印欧语的影响下被SVO语序所替代。达罗毗荼语系的冈德语(Gondi)里，典型的达罗毗荼语关系小句分词(relative participle)结构式被印地语包含关系代词的关系小句结构式(relative construction)所替代。小亚细亚希腊语的喀帕多沁(Cappadocian)方言里，土耳其语的屈折后缀-ik（第一人称复数）和-iniz（第二人称复数）替代了希腊语动词的对应后缀(Dawkins 1916:144)。汉语方言河州话在藏缅语和阿尔泰语影响下小句语序已由SVO变为SOV（雒鹏2004）。
4.特征的保留(retention)（注：在托马森的框架里，接触性演变的后果只限于上面三类。我们根据相关资料和个人理解加上此类。）即一个语言由于跟其他语言接触而保留了原本有可能消失的特征。语言A的某一特征F原本有可能在其结构压力和演变沿流的作用下消亡（比如其姐妹语已失去同源或对应特征），但由于跟语言A密切接触的语言B里具有这种对应的特征，结果使得特征F在语言A里得以保存。Watkins(2001:52)的研究表明，古代安那托利亚印欧语跟周边的闪米特语发生接触而保留了两种印欧语喉辅音；这是因为与安那托利亚印欧语具有密切接触关系的闪米特语也具有大量喉辅音。又如很多波罗的—斯拉夫语具有复杂的名词屈折形式，而且跟历史语言学家所构拟的原始印欧语的名词屈折形式非常相似。为什么这种复杂名词屈折形式能够在多波罗的—斯拉夫语里保存下来？托马森和考夫曼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波罗的一斯拉夫语里乌拉尔语底层的影响，因为相关的乌拉尔语同样具有非常复杂的格系统。
三 接触引发的演变有哪些类型（注：这里所说的“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主要限于“干扰”（即语言特征从一种语言输入另一种语言的过程）。）
托马森根据受语是否保持以及“不完善学习”(imperfective learning)效应是否出现，将接触引发的演变分为两类：“借用”(borrowing)和“转用引发的干扰”(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注：需要注意的是，在托马森的文献里，“借用”和“语言转用引发的干扰”有时也表述为“（接触引发的演变的）机制或过程”。不过，在最近的文献里，多数学者倾向于把它们表述为“（接触引发的演变的）机制”。）
1.借用 借用指的是外来成分被某种语言的使用者并入该语言社团的母语：这个语言社团的母语被保持，但由于增加了外来成分而发生变化。这是语言获得干扰特征的最主要的途径，最常见的借用干扰是词汇成分（非基本词汇特别是其中的文化词）。借用主要有下列特点：
(a)被借成分通常是由受语的母语使用者（至少是受语的流利使用者）引入的；借用者的母语（即受语）继续保持，但由于增加了外来特征而发生改变。
(b)因为借用者通常不是语言转用社团的成员，所以在借用情形里一般不存在不完善学习效应。
(c)借用干扰总是始于词汇成分（非基本词尤其文化词），非基本词的借用无需双语制。
(d)假若存在长期的文化压力和广泛的双语制度，借用成分可扩展到结构特征（如语音、音系、句法及形态成分）。
(e)借用成分的等级决定于语言接触的等级，并随着接触等级的增加而增加。
(f)大量的结构借用通常需要广泛的双语制以及语言之间长期密切的接触。
(g)如果具备合适的社会条件（比如足够的接触时间和接触强度、广泛的双语制以及受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有利于借用），语言中所有特征（比如语音、音系、意义、语序、派生词缀、屈折形态、语法范畴）都可以被借用。
既然语言中所有成分都可借用，那么语言成分的借用是否具有某种规律或制约？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基于语言成分的层次或语言结构的制约提出各种“借用层级(borrowing hierarchy)”、“可借用性层级(hierarchy of borrowability)”、“可采用性等级(scale of adoptability)”、“可借用性斜坡 (cline of borrowability)”或“借用共性(borrowing universal)”等等，目的是对语言成分借用的顺序、规律或制约作出概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语言成分的借用在社会因素均等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等级或顺序。比如下面这个借用等级是接触语言学家比较普遍认可的：
词汇成分（非基本词）＞句法成分／音系成分＞形态成分
这个等级可从四个方面进行诠释。
(a)时间先后：一个语言先借用左边成分，后借用右边成分。通常情况下，词汇成分的借用总是先于句法或音系成分。
(b)蕴涵关系：一个语言如果具备右边的借用成分，那么它也会包含左边的借用成分。比如一个语言若具有句法和音系借用成分，那么通常也具有词汇借用成分。
(c)难易程度：左边成分的借用要易于右边成分。比如词汇成分的借用要易于句法和音系成分，而后者又易于形态成分。
(d)概率大小：左边成分借用的可能性要大于右边成分。比如词汇借用的可能性肯定大于句法／音系成分。
托马森认为，借用成分的种类和等级跟语言接触的强度密切相关，因此在借用等级的概括中必须考虑两个语言之间的接触强度和等级。有鉴于此，托马森(2001)基于借用成分的种类和层次与语言接触的等级和强度之间的关联，概括出下面这个比较全面的借用等级。（见表1）
这个等级的最大特点是以接触强度为衡量手段：接触强度越高，借用成分的种类和层次也就越多和越高，借用等级以逐渐增强接触强度的顺序从一个层次递增到另一个层次，直到最后，语言系统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借用。另一方面，上述借用等级也可以有这样的蕴涵性诠释：如果一个语言包含了第四层次的借用成分，那么它通常也会包含前面三个层次的借用成分，反之则不然。或者，如果一个语言的借用成分中包含了结构干扰，那么这个语言的借用成分中一般也会包含词汇干扰，反之则不然。下面举一个第四层次借用的例子。
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语跟周围土耳其语的密切接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这个地区，土耳其语是强势语，希腊语是弱势语，希腊语的使用者都是熟练使用土耳其语的双语人。事实上，二战以后有不少希腊语使用者放弃了希腊语而转用土耳其语（参见Dawkins 1916）。长期广泛的语言接触使小亚细亚希腊语受到土耳其语的强烈影响，据Dawkins(1916)的描述，土耳其语的干扰成分业已渗透到希腊语的所有层面（词汇、音系、句法和形态），特别是希腊语的喀帕多沁(Cappadocian)方言，已基本被土耳其语化， Dawkins(1916:198)甚至强调：小亚细亚希腊语“肉体仍是希腊语，但灵魂已变成土耳其语”。词汇方面，希腊语借用了大量土耳其语词汇，包括词汇词（动词、名词和数词）和语法词（连词、后置词以及否定词、标补词、疑问词等小品词）。音系方面，土耳其语缺少齿擦音音位，于是希腊语固有的浊齿擦音
和清齿擦音［θ］业已消失，从而造成希腊语音系的简化；土耳其语的元音和谐规则以及
等音位被借到希腊语之中。形态方面：土耳其语的派生词缀被借入希腊语并被加在希腊语本土词之上；形容词和名词之间的一致规则在有些希腊语方言里逐渐消失（因为土耳其语没有这种语法规则）；名词和动词的词形变化采用土耳其语的黏着模式；在某些希腊语方言里，固有的屈折型名词形态已被典型的黏着型名词形态所替代；某些希腊语方言里名词加上第三人称所有格后缀，部分取代了典型印欧语的分析性所有格结构式。句法方面，因为土耳其语缺少冠词范畴，希腊语的冠词通常被省略；希腊语的系词受土耳其语影响而居于句末位置；因为土耳其语没有性范畴，希腊语的性范畴业已消失；关系小句模式业已变得跟土耳其语一致；领属结构式语序受土耳其语影响而将领属语置于核心语之前。
表1 托马森的借用等级(Thomson 2001:70-71)
接触等级借用成分的种类和层次
1.偶然接触
（借用者不必是源语 只有非基本词汇被借用
的流利使用者，以及／
或者在借语使用者中
双语人为数极少）
功能词以及较少的结构借用
2.强度不高的接触词汇：功能词（比如连词及英语then这类副词性小品词）以及实义词；
（借用者须是相当流但仍属非基本词汇。
利的双语人，但他们很结构：在此阶段只有少数结构借用，尚未引入可改变借语结构类型的语言特征。
可能在借语使用者中比如音系方面，出现由新的音子(phones)实现的新的音位(phonemes)
占居少数）这样的音系特征，但只见于借词；句法特征方面，原有结构产生新的功能
或出现新的功能限制，此前少用的词序使用频率逐渐增多。
基本词汇和非基本词汇均可借用；中度的结构借用
3.强度较高的接触词汇：更多的功能词被借；基本词汇（倾向于在所有语言中出现的词汇别）在
（更多的双语人；语言 此阶段也可被借，包括像代词和数值较小的数词这类封闭类词汇以及名
使用者的态度以及其词、动词和形容词；派生词缀也可被借（比如-able／ible原来是作为法语借
他社会因素对借用有词的组成部分进入英语并由此进入英语土著词汇的）。
偏爱倾向或促进作用）结构：更多重要的结构特征被借用，尽管没有导致借语主要类型的改变。在音
系方面，土著音位的语音实现；某些不见于源语的土著音位的消失；新的
音位甚至被加到土著词汇里；重音位置这类韵律特征的变化；音节结构限
制的消失或增加；形态音位规则的消失或增加。在句法方面，语序的改变
（如SVO替代SOV或者相反），并列结构和主从结构在句法上的变化。
在形态方面，所借屈折词缀和范畴可被加到土著词汇上，尤其当它们在类
型上与已有模式高度匹配的时候。
继续大量借用各类词汇，大量的结构借用
4.高强度的接触 词汇：大量借用
（在借语使用者中双 结构：所有结构特征均可被借，包括那些导致借语主要类型改变的结构借用。
语人非常普遍；社会因 在音系方面，土著词汇里整个语音范畴和／或音系范畴的消失或增加，以
素对借用有极强的促及各种形态音位规则的消失或增加。在句法方面，词序、关系小句结构、
进作用） 否定表达式、并列结构、主从结构、比较结构和量化结构这类特征有大
规模的变化。在形态方面，出现像屈折形态被黏着形态所替代或者相反
这类类型上破坏性的变化，源语和借语不匹配的形态范畴的增加或消失，
一致范畴的整个消失或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托马森的借用等级跟其他语言学家所提出的借用等级一样，都只是一种普遍的倾向而非绝对的规则。因为根据这个等级所作出的预测有时存在例外。一种最有可能的例外情形是借用过程发生于类型相似的两个语言之间（或者是同一语言的两个相似的方言之间）。原因非常简单：将一个语言的结构特征借入类型一致的语言系统比借入类型不同的语言系统要容易得多；另一方面，类型不同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借用通常需有高强度的语言接触，但是，类型相似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借用在强度较低的接触情形里也可能发生。换言之，结构类型非常不同的语言很可能严格遵守这个借用等级，但结构类型高度相似的语言很可能在所有方面悖于这个借用等级。
2.转用引发的干扰(shift induced interference) 转用引发的干扰（下文有时简作“转用干扰”）指的是语言转用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将其母语特征带入其目标语（Target Language，下文简作“TL”）之中。这种干扰导源于转用目标语的语言社团对目标语的“不完善学习”：当转用社团在学习目标语过程中所造成的“错误”被目标语原来的使用者模仿时，那么这类“错误”就被扩散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目标语。（注：当转用社团是“上位层”(superstrate)社团（即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占优势的社团）时可能有例外。比如当年在英格兰境内罗曼法语的使用者转用英语过程中，大量的法语借词进入英语，但英语里来自法语的结构干扰相当少见。不过，这里的情形比较复杂，因为在罗曼法语使用者转用英语过程中英语的母语使用者也很有可能从法语的母语使用者那里借入词汇，也就是说，英语里的法语借词有可能是借用和转用干扰两种过程造成的。）这里的“不完善学习”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并非必然跟缺少学习能力有关，因为转用社团的语言态度常常也是其目标语变体（即TL2）形成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某些情形里，目标语学习者可能意识到其母语（即L1）的某些特征实际并不存在于目标语之中，但他们仍然将这些特征带入他们的目标语变体(TL2)，目的是要保留其母语的某种区别(distinction)，而这种区别正是目标语最初使用者的目标语变体（即TL1）所缺乏的。另外一种与转用社团的语言态度相关的情形是，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学习者有时可能拒绝学习目标语的某些特征（尤其是有标记的特征），那么这些特征也就不会存在于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变体(T12)。转用引发的干扰在语言特征上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跟借用始于词汇成分不同，转用引发的干扰通常始于音系和句法成分（有时也包括形态成分）。虽转社团的目标语变体中也可能包含词汇干扰，但音系和句法等结构干扰无疑占绝对优势。下面举一个转用干扰的例子。
梵语及后来的印度语(Indic)中具有达罗毗荼语的卷舌音(retroflex)及其他音系成分。Emeneau(1956)推测，印度语中的这种音系干扰应该来自达罗毗荼语的底层干扰。古代达罗毗荼语使用者有相当数量的成员转用印度—雅利安(Indo-Aryan)入侵者的语言，当他们学习印度语时把他们自己的卷舌音以及其他音位的发音习惯施加在其印度语变体之上。鉴于印度语中古代达罗毗荼语的借词相当少见，印度语中这种来自达罗毗荼语的音系成分很明显是导源于转用引发的干扰。
根据托马森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转用干扰的特点可概括如下：
(a)某一语言的使用者开始转用其目标语，但他们不能完善地学习该目标语，目标语习得者所造成的“错误”被目标语最初使用者所模仿并进而得以扩散。
(b)干扰始于音系、句法成分（包括形态成分）而非词汇项。
(c)目标语也可以从转用社团语言中借入少量的词汇。
(d)语言转用过程可在一代完成；转用过程的时间越短，则干扰特征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转用过程的时间越长，则干扰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甚至完全没有。
(e)语言态度因素可以影响目标语最初使用者对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变体的模仿程度；但是，如果转用社团人口数量很大，目标语最初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似乎并不能确保目标语不受影响。
(f)转用干扰可能导致接触语（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的形成、语言区域／语言联盟的出现、新方言的产生、移民语言(immigrant languages)的形成以及语言死亡。
需要注意的是，在双语社团的两种语言的接触中常常出现双向干扰的情形：一种语言的接触后果是由转用干扰造成的，而另一种语言的接触后果则是由借用导致的。（注：其实，下面这几个例子里与“借用”对待的接触性演变跟“语言转用”无关，因为这些社团的语言并没有发生转用，因此将这类演变称为“转用引发的干扰”并不准确。问题的关键是，托马森的“转用引发的干扰”在外延上也包括语言保持下的母语 （或第一语言）干扰。）比如在青海境内撒拉人双语社团的两种语言里，撒拉语（他们的第一语言）里来自汉语的借用干扰包含非常多的词汇干扰和较少的句法／音系干扰，但在这个社团的汉语（他们的第二语言）里转用引发的干扰则显示较弱的词汇干扰、较强的句法干扰以及中度的音系干扰。在秘鲁境内的盖丘亚—西班牙(Quechua-Spanish)双语社团里也有相似的情形：借入盖丘亚语（他们的第一语言）的语言特征中包含较多的词汇特征和较少的结构特征，而在西班牙语（他们的第二语言）里转用引发的干扰则包含较少的词汇特征和较多的结构特征。最典型的例子是Rayfield(1970:85)描述的美国境内一个双语社团使用的意第绪语(Yiddish)和英语之间所发生的双向干扰。这些双语人将英语（他们的第二语言）特征借入意第绪语（他们的第一语言）；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意第绪语特征引入他们不完善学习的英语变体。但是，他们所借入的英语特征中词汇干扰要远比结构干扰多，而且就像通常的借用情形一样，词汇特征的借用先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英语变体里，结构干扰要多于词汇干扰。如表2所示。
表2 双语人语言中干扰的程度(Thomason & Kaufman 1988:40)
英语→意地绪语 意地绪语→英语
（借用）
（接加层干扰）⑩
词汇
极强 中等
音系弱强
形态－句法 中等
强
注释：
⑩根据Thomason & Kaufman(1988)，“接加层干扰”(adstratum interference)是母语干扰的一种。处于接触之中的AB两种语言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地位相仿，如果A语言的特征被其母语使用者带进B语言里，那么对于B语言来说，这种干扰就是接加层干扰，反之亦然。与“接加层干扰”并列的是“下位层干扰”(substratum interference)和“上位层干扰”(superstratum interference)，前者是指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处于劣势的语言，其特征被其母语使用者带入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处于优势的语言；反之即为“上位层干扰”。
以上，我们介绍了借用和转用干扰两种接触性演变的过程，现将这两种演变模式在特点和后果上的主要差别概括如下：
表3 借用和转用干扰的主要区别（基于Thomason & Kaufman 1988和Thomason 2001）
借用 转用引发的干扰
语言保持 语言转用
没有不完善学习效应具有不完善学习效应
干扰引入者一般是受语的母语使用者 干扰引入者一般是源语的母语使用者
源语通常是强势社团的语言 源语多半是弱势社团的语言
词汇干扰先于结构干扰，且前者占优势结构干扰先于词汇干扰，且前者占优势
结构干扰蕴涵词汇干扰 结构干扰不蕴涵词汇干扰
接触时间越长、双语制程度越高则结构干扰的 转用过程时间越长、双语制程度越高则结构干
可能性越大、种类和层次越多扰的可能性越小、种类和层次越少
值得注意的是，表3中所列各项对比有时可以帮助我们对导致某些语言干扰产生的演变类型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比如根据表3中五、六两项我们可以作出下面的预测：（注：不过，假如在一个受语系统里同时具有词汇干扰和结构干扰，我们并不能确定这种干扰模式是借用还是转用引发的干扰。因为转用引发的干扰通常也包含少数词汇成分，特别是在上位层干扰的情形里，有时词汇干扰的数量跟音系／句法干扰的数量不相上下，甚至前者多于后者。）
假如在一个语言的干扰成分中发现有一些重要的结构特征但很少或几乎没有借词，那么这些干扰成分一定导源于转用引发的干扰而非借用；反之，如果在一个语言中只发现某些借词而没有任何结构干扰，那么这个干扰过程一定是借用而非转用引发的干扰。
四 如何预测接触性演变的程度和种类
假定在一个特定的语言接触情形里，某种接触引发的演变肯定会发生，那我们如何预测这种演变的程度和种类？最重要的是，要确定影响或制约干扰程度和种类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在预测干扰的程度和种类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托马森(Thomoson 2001)称之为“演变种类和程度的预测因子(predictors)”。托马森认为这些预测因子有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两类。
1.语言因素
语言性的预测因子主要有“普遍的标记性”(universal markedness)、“特征可并入语言系统的程度” (degree to which featur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linguistic system)以及“源语与受语之间的类型距离”(typologi cal distance between source and recipient languages)。这些预测因子在社会因素相等的前提下对干扰的程度和种类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语言因素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基本词汇尤其是其中的核心词汇极少发生迁移。）
(1)普遍的标记性
语言成分的标记性决定于话语产出和话语理解的难易程度。一个语言成分如果在话语过程中易于产出和理解，则为无标记成分（或标记性低的成分）；反之则是有标记成分（或标记性高的成分）。这种标记性的对立是跨语言相同的，比如类型学的证据显示，在人类语言里无标记成分相对于有标记成分出现频率高、所用形式少，分布范围广、人类语言中常见（参看Croft 2003）。此外，语言习得研究也显示，在儿童语言习得中，无标记成分的习得总是先于有标记成分；在二语习得中，无标记成分“可学性”高，易于学习；有标记成分“可学性”低，难于学习。因为这种标记性的不对称具有普遍意义，所以称为“普遍的标记性”。
标记性在转用干扰情形里最为重要。首先，目标语(TL)里那些有标记特征不大可能被转用社团学得 （因为它们难于学习），因此也就不大可能出现在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变体(TL2)里。其次，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学习者由其母语带入其目标语变体(TL2)的那些有标记特征也不大可能被目标语最初使用者学得和模仿（同样因为难于学习），因此这些有标记特征也就不可能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目标语(TL3)里出现。（注：这里所说的“不大可能”只是强调可能性小，并非决不可能。）
但在借用情形里，标记性很可能所起作用甚小；因为一旦受语社团具有广泛的双语制且借用者成为源语的流利使用者，那么也就没有任何可学性与此相关。因此，原则上他们也能像借用无标记特征那样比较容易地借用有标记特征。
(2)特征可并入语言系统的程度（注：可并入度低的特征通常也是有标记的特征，但反之则不然。）
“特征可并入语言系统的程度”指的是一个语言特征可被并入特定语言系统（或各种子系统）的难易程度。不同的语言特征在可并入度上的差别大致构成一个等级：
词汇（非基本词汇）＞句法／音系＞派生形态＞屈折形态
在这个等级的一端是非基本词汇，它们属于构造不太紧密、结构化程度低的特征，很容易被并入一个语言现存的结构式；也就是说，非基本词汇的可并入度高。这个等级的另一端是屈折形态，它们属于构造紧密、结构化程度高并且深嵌于精细复杂而又互相连锁的结构式之内的特征；也就是说，屈折形态的可并入度低。
由可并入度差异可得到的预测是，像屈折形态这类可并入度低的特征很难被借，也很难从转用社团的母语（或第一语言）移入他们的目标语变体(TL2)；因为它们不大可能适合受语的结构系统。(Heath 1978; Comrie 1989)相反，非基本词汇最容易被借，因为在绝大多数语言里一个新的名词甚至一个新的动词很容易插入现存的结构式。相对表层的音系特征（比如重音位置）和句法特征（比如词序）也比较容易借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迄今所知的干扰情形里，屈折形态的迁移通常总是后于句法结构和派生词缀；以及为什么在几乎所有的借用情形里，词汇借用总是最先发生而屈折形态的借用（假如确实存在）总是最后出现。
(3)源语和受语之间的类型距离
我们上面在预测可学性低的有标记特征和可并入度低的形态特征（如屈折形态）不容易发生迁移时，并没有考虑语言接触中两个语言在结构类型上的距离。实际上，如果两个语言（或方言）在结构类型上一致或相似，那么有标记的特征和可并入度低的特征同样也很容易由一个语言迁移到另一个语言之中。这方面的例子通常见于方言之间的结构借用，但在语言之间的借用和转用引发的干扰中也不难发现。事实上，很多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类型距离和语言干扰之间的关联。比如梅耶(Meillet 1921:87)强调“语法借贷(grammatical loans)只有在两个非常相似的系统特别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里才是可能的”。同样，维尔多麦克(Vildomec 1971:78)也发现：“实际上造成互向干扰(mutual interference)的，并不是两个语言之间的语言结构差异，而是它们的语言结构相似性”。
由类型距离这一预测因子我们可以得到的预测是：
(a)两个语言（或方言）在结构类型上相似程度越高，那么有标记的特征和可并入度低的特征发生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
(b)两个语言（或方言）在结构类型上相似程度越高，那么结构特征迁移的数量和种类也就越多，反之亦然。
(c)如果借用过程发生在类型相似或一致的语言系统里，那么语言特征的借用顺序很可能与托马森以及其他语言学家所概括的借用等级不符。
2.社会因素
上面的预测因子纯粹是从语言结构内部提出的，没有考虑社会因素。实际上，按照托马森的看法，“如果不考虑社会因素，那么不存在任何有效的预测因子”，因为“社会因素可以而且常常压倒结构因素对语言所有层面干扰的抵制作用”。在托马森看来，社会因素在预测干扰的种类和程度中的价值远远大于语言因素：“决定语言接触的语言后果的决定性因素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语言学的历史而不是其语言的结构。纯粹语言上的考虑是相关的，但严格说来是次要的……因为语言干扰首先取决于社会因素而非语言因素。干扰的方向和干扰的程度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从一个语言迁移到另一个语言的特征的种类也是如此。”(Thomason & Kaufman 1988:35)社会因素主要包括接触强度和语言使用者的态度。
(1)接触强度(intensity of contact)
接触强度是预测干扰种类和程度的最重要的参数：接触强度越高，干扰特征的种类和层次也就越多。一般说来，接触强度主要跟下列情形有关：接触状态的时间长度、干扰引入者对源语或受语的流利程度、双语制的层次(level)（即双语人在本社团中所占的比例）、两个语言社团人口的相对数量，等等。
在借用情形里，语言之间的接触时间越长、特定语言社团中双语人数量越多、该社团成员使用源语的流利程度越高，那么大量的结构借用就越有可能发生；反之则通常只有词汇借用。另一方面，如果接触中的两个语言社团，其中一个语言社团的人口数量比另一个社团大得多，那么较小的语言社团更有可能借用较大的语言社团的语言特征。这是因为，较大的语言社团通常比较小的语言社团具有经济、文化的优势；而经济文化处于劣势的社团更有可能采用具有经济文化优势的社团的语言特征（尤其是非基本词汇）。
在语言转用情形里，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转用社团人口的相对比例以及转用过程的时间长短。如果转用社团（即TL2社团）的人口数量大于目标语最初使用者社团（即TL1社团），那么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变体(TL2)里某些干扰特征很可能会通过目标语最初使用者的模仿和扩散而固定在目标语里；比如爱尔兰境内盖尔人(Gael)使用的英语变体(Irish English)之所以能够在整体上影响爱尔兰英语(English of Ireland)，是因为盖尔人转用社团的人口数量要多于爱尔兰境内最初的英语母语使用者。但是，如果目标语社团较大而转用社团较小（比如美国境内的希腊语社团），那么转用社团的目标语变体(TL2)里的干扰特征通常不会被目标语最初使用者所模仿和采纳，因而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目标语里干扰特征也就少见甚至没有。另一方面，如果语言转用过程迅速完成或持续时间很短，那么不完善学习最有可能发生，学习者的习得错误也就很有可能扩散到目标语的整个言语社会。但是，如果语言转用过程持续时间长久或者转用过程完成于转用社团已完全变成双语人且已完全融入目标社会之后，那么目标语的干扰可能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因为那时转用社团对目标语的学习已变得完善。
(2)语言使用者的态度
语言使用者的态度是一种十分重要而又难以预测的社会因素，因为它既能阻碍接触性演变的发生，也能促进这类演变的发生。比如美国境内的蒙大纳撤利希语(Montana Salish)跟英语有长期的密切接触，所有撒利希语母语使用者都是流利使用英语的双语人。但出于对优势语言社会强烈文化压力的一种极端反应，他们从不直接借用（至少主观上）英语的语言成分。比如他们总是利用母语的语素为借自盎格鲁(Anglo)文化的概念、物品创造本族语言的新词，而不借用英语现存的词汇。相反的极端情形是像印度尼西亚的拉哈语(Laha)使用者和坦桑尼亚的唛语(Ma′a)使用者这类言语社会，他们不是避免借用，相反他们借用了大量的外语成分以致他们的母语已被外来的词汇和语法所淹没，而只剩下某些土著词汇。
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在接触性演变上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不同语言社团上，也表现在同一个语言社团不同人群上。如美国宾西法尼亚境内德语／英语双语社团面临英语社会强大的文化压力，该社团的某些流利双语人有意使他们的德语（第一语言）和英语（第二语言）保持相当的分离，而同一社团内另外的一些流利双语人则自由地采用周围社团的英语词汇和结构特征。
在接触性演变的研究中之所以要关注语言使用者的态度，是因为后者有时会导致我们对干扰的程度和种类所做的预测和概括出现例外。比如有些文化明显避免甚至禁止词汇借用，但结构借用则可能被允许，在这种情形里就很有可能存在这样的语言：它们没有太多甚至完全没有借词，但具有非常多的结构干扰。从这个意义上说，接触性演变不可预测的根本原因是语言使用者的态度不可预测。
五 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有哪些机制
研究接触性演变的机制，是为了理解接触性演变是“如何发生”的。根据托马森(Thomason 2001,2003)，接触性演变主要有下面七个机制。（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制所造成的干扰或变异并非必然地成为一个语言中的接触性演变；但是，绝大多数接触性演变都是利用这些机制来实现的。）
1.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
语码转换是迄今讨论最多也是研究得最为充分的接触性演变的机制，甚至被有些学者视为接触性演变中唯一的机制。语码转换指的是，同样的说话人在同样的会话里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成分。“同样的会话”意味着所有会话参与者都会说或至少能了解两种语言。换言之，在发生语码转换的会话中，发话人和受话人都应该是双语人。下面是Nishimura(1986:132)讨论的发生在日—英双语人身上的语码转换：(a)是说话人（即MN）说英语时（使用英语的形态句法结构）插入日语的词汇成分；(b)是同样的说话人说日语时（使用日语的形态句法结构）嵌入英语的词汇成分。
a.The ones we′ve seen are bamboo na kodomo.(MN)
poor children
′The ones we′ve seen are poor children.′
b.Only small prizes moratta ne.(MN)
get-past Part.
′(We)got only small prizes,you know.′
语码转换是外来词进入一个语言的最主要的途径，但它也可以在某些结构借用中起到作用。所以由语码转换导致的接触性演变主要是借用而不是转用干扰。问题是语码转换和借用成分很难区别。以往的学者针对如何区分语码转换和借用成分提出很多标准，但几乎每一条标准都有例外。
托马森认为，实际上不可能在语码转换和借词之间画出清楚的界限，因为二者的边界本来就是模糊的。它们的确是两种不同的现象，但二者之间构成一个连续统。她主张，一个语码转换的词汇或其他语素若在一个语言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直到它成为受语系统内部的一个稳定成分，并被新的学习者所学习；那么它就变成了借用成分。比如英语代词I和you最初是以语码转换成分出现于泰语(Thai)的，只是后来才变成借词。就像Foley(1986:210)所强调的，这些借词已进入泰语代词系统，而且未发生任何替代现象。
2.语码交替(Code-alternation)
语码交替是指同样的说话人跟不同的交谈对象（通常是单语人）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跟语码转换一样，语码交替也是同样的说话人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但与语码转换不同的是，语码交替不发生在具有同样的语言使用者的相同的会话里，相反，双语人在一类环境里使用他们的一种语言，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环境里使用他们另外的一种语言。典型的情形是，语码交替者在家里使用一种语言，在工作中使用另外一种语言。
语码交替的研究远没有像语码转换那样受到关注，部分原因是，语码交替引发语言干扰的证据太少，而且也很难直接观察到，但它在接触性演变中的作用却很重要。
在所产生的主要干扰类型上，语码交替跟语码转换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结构干扰而非词汇干扰，后者主要是词汇干扰而非结构干扰。
3.被动熟悉(Passive familiarity)
这个机制指的是，说话人从一个他熟悉、了解但从不主动使用的语言或方言中获得一种语言特征。这种特征迁移的情形通常发生在非常相似的两个语言系统或者同一语言的两个方言之间。跟语码交替一样，这种机制通常涉及说话人外语系统的部分激活；而且也像语码交替一样，通常很难证实一个特定的演变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但确有一些例子显示，被动熟悉很可能是干扰特征进入一个语言系统的重要途径。
在丹麦语里，像Please close the door（请关门）这类礼貌祈使句的语序跟英语的语序不同，丹麦语的副词venligst′kindly′强制性地位于动词的祈使形式之后，比如：Luk venligst 
，字面意思是close please door.the（关上－请－门－定冠词）。
一个名叫Karen Anne Jensen的丹麦语言学家最近看见张贴在她公寓上的一个告示：Venligst brug 
Please use the front door key'，（字面意思是：′Please use street.door.key.the′）。写这个告示的看门人平时并不说英语，但像绝大多数丹麦人一样懂一些英语。Jensen发现这个语序现也用在那些可能懂得一点英语的人开的商店的告示上。她的猜测是，这种受英语影响的结构式将会扩散，尽管丹麦语句法的其他方面并没有受英语影响。
由被动熟悉造成的干扰特征也可以是词汇成分。比如很多并不说非洲美国通俗英语(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的美国人在他们的话语里采用非洲美国通俗英语的词汇；一个例子是 cold-blood用做程度词，表示“特好”的意思。
4.“协商”(Negotiation)
“协商”在概念上跟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中的“适应”颇为类似，指的是母语为语言（或方言）A的说话人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模式以接近他们相信是另一语言（或方言）B的模式。这个机制的名称加上引号是用来提醒，该机制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即不能理解为在接触过程中语言使用者之间自觉或有意识地进行协商并对语言演变作出相应的决定；相反，说话人对绝大多数由这种机制实现的接触性演变很可能是无意识的。
在“协商”导致语言演变的情形里，发起这种变化的语言A的说话人可以是完全的双语人（语言B流利使用者），也可以不是完全的双语人（不是语言B流利使用者）。如果发起这种变化的人是完全的双语人，那么他们对语言B结构模式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由此产生的演变将使得语言A跟语言B更为相似，结果是两种语言的结构模式产生会聚(convergence)，这种情形在借用过程中比较常见。比如巴西境内的Kadiwéu语有六种不同的语序模式：OVS、VOS、SOV、OSV、VSO以及SVO；但在将葡萄牙语句子译成Kadiwéu语的时候，母语为Kadiwéu语的双语人通常使用SVO语序，这就使得他们的句子更相似于葡萄牙语（葡萄牙语属于SVO语）。（注：当然，这个事实并非必然地意味着，在这个特征上Kadiwéu语正朝着葡萄牙语方向演变；不过，即使这不是一种实际的进行中的演变，但至少可以肯定是一种可能的演变。）但是，如果发起变化的说话人不是完全的双语人，那么他们对语言B结构模式的判断很可能是错误的，由此产生的演变可能跟语言B的结构完全不匹配。这种情形在转用引发的干扰里比较常见。
在最极端的非双语人的接触情形里，如果语言A的使用者和语言B的使用者均参与“协商”过程，那么结果将是两种情形：或者是语言A和语言B都发生改变，或者是产生一种完全新的语言C，即皮钦语或克利奥尔语等接触语。
就像上面例子所显示的，“协商”这一机制既体现在借用过程中，也表现在转用干扰里。
5.第二语言习得策略
二语习得策略是转用干扰产生的主要机制，指的是语言使用者在学习第二语言（目标语）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手段，前面介绍的“协商”其实就是一种常见的二语习得策略。此外，比较重要的二语习得策略还包括下面几种：第一种是“填补空缺”，即说话人在缺少有关目标语的足够知识的时候或者在目标语缺少特定特征的时候，他们将母语（或第一语言）的相关特征带入目标语以填补上述两种空缺。比如学习法语的英语使用者通常把法语的／r／念得像英语的／r／，而后者是法语中根本不存在的语音；以英语为母语的二语习得者在说德语时极有可能使用母语的SVO语序的从属小句，而德语从属小句的语序实际上是SOV。第二种策略是二语习得者在构建其目标语(TL)语法变体时，通过将母语(L1)的结构投射到目标语(TL)形式之上来保持其母语的某些区别或其他模式。比如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Semitic)中使用“双重前缀”(double-prefix)的使成结构式很可能是这种机制作用的结果，因为其他闪米特语的使成结构式只用单一前缀，而转用社团的母语（库希特语）里使成结构式则用“双重后缀”(double-suffix)。第三种策略是忽视目标语(TL)里实际存在但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难以理解的某些有标记的区别，典型的例子是拉托维亚语的一个方言在乌拉尔语(Uralic)转用社团的影响下失去性范畴。
6.双语人的第一语言习得
双语人的一语习得作为接触性演变的一种可能的机制，文献中鲜有讨论。但有一些经验性的证据显示，它很可能是语言干扰产生的一个重要机制。奎恩(Queen 1996)的研究表明，语言演变可以直接导源于两种第一语言的同时习得。奎恩的证据来自她对31个德国儿童的话语分析，其中15个儿童是土耳其一德语的双语人，另外16个是德语的单语人。奎恩在双语儿童的话语里发现了一种很特别的短语末尾语调模式，这种语调模式与土耳其语、德语的语调模式均不相同。她发现那些双语儿童在说他们两种第一语言的时候使用的是两种语调模式，但是在不同的语用环境里。这就是说，这些双语儿童习得了两种语调模式，但他们并不是将每一种模式的使用限制在其源语里，而是发展出一种混合系统。在这种混合系统里每一种模式都有其自身的功能，而且他们已将这个混合系统并入他们的土耳其语和德语。有意思的是，这些双语儿童的这一创新的系统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因为他们说土耳其语的父母和说德语的老师都没有注意到这种混合系统的存在。尽管这种变化太小甚至未能让单语者有所觉察，但这些双语儿童确实是在每一种语言里都产生了新的结构。
7.蓄意决定(Deliberate decision)
这种机制指的是说话人（特别是双语人）通过实施某种有意的决定或有目的的行为来改变其语言的特征。典型的情形是，一个语言社团（通常是比较小的语团）有意改变他们的语言（或方言），旨在将他们的语言（或方言）跟毗邻语团的语言（或方言）更明显地区别开来。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的维赛语(Uisai)使用者为了使其语言更少相似于同一种语言的布茵(Buin)方言，他们有意颠倒了这个语言中所有的性一致标记，这样，维赛语里带阳性一致标记的名词跟布茵方言里的阴性名词一致；反之亦然。
另一种情形是，某些语言社团为了确保其“真正”(real)的语言不被其他语言社团使用，他们不惜扭曲自己的语言，使之变得让本社团之外的人不可理解。譬如秘鲁境内的一种盖丘亚语(Quechua)方言的使用者通过变化词内元音一辅音序列的顺序来改变这个语言的词汇，如yawar变成yawra，-taq变成 -tqa，-pis变成-psi，以及kabalta变成kablata。
六 怎样识别和判定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现象
前面提到，语言的演变有“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和“接触引发的演变”两个类别。其实，这两类演变在很多方面（特别是演变的过程和后果）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别是演变的触发因素(trigger)不同：在接触引发的演变中，触发因素是另一语言的影响；而在内部促动的演变中，触发因素是某个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压力。因此，判定某个语言中特定的创新是“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还是“接触引发的演变”，主要就是确定这个创新的触发因素是该语言内部的结构压力还是其他语言的外部影响。
一般说来，当一个语言的创新是词汇语素（词汇词或语法词）时，判定这个创新是否接触引发的演变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如果这个词汇语素是外来词，那么其形式和功能都来自另一个语言，它跟源语中的源词在意义和语音上应该相同、相近至少应该相似，换言之，外来词本身会在不同程度上透露源语的相关信息。比如国内很多壮侗语和苗瑶语都使用新兴的比较标记pi，因为这个比较标记跟汉语介词“比”音近（或同）义同，而且它只用于跟这些壮侗语和苗瑶语固有的比较结构式不同的汉语句法模式“X+(Pi)+Y+V”，所以我们很容易确定这些壮侗语和苗瑶语里的pi是汉语的借用成分。但是，如果一个语言中的特定创新是单纯的结构特征特别是一种抽象的结构模式时，（注：比如组合的模式来自于其他语言，而语素是本族语言的。）那么确定这个结构特征是否由接触性演变产生的，其难度要比判定某个词汇特征是本土词还是借贷词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形里，所有的证据都有可能是间接的。
托马森认为，确定一个创新（尤其是结构创新）为接触引发的演变必须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而不是只观察它的一个部分。语言系统的各子系统（如词汇、音系、形态、句法以及语义结构）之间通常是交互关联的：如果一个语言在某个子系统上遭受结构干扰，那么在别的子系统里同样也可能遭受结构干扰。比如音系干扰和句法干扰通常是一起发生的，如果存在音系干扰，那么肯定也有某些句法干扰；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结构干扰不大可能孤立存在于特定的受语系统。因此，在确定一个结构演变是否干扰特征时，我们的视野不能仅限于这个演变，而应该考虑业已发生在A语言里但并没发生在其姐妹语里的所有演变。比如要证明A语言里的特征x是在B语言影响下产生的，我们就需要证明特征a、b、c、y、z（至少其中的某些特征跟特征x属于不同的子系统）也是A语言在B语言的影响下产生的。这是因为，如果特征x在A语言系统里是完全孤立的，是造成A语言相似于B语言的唯一创新，那么特征x在A、B两种语言系统里的共享关系不能排除偶合或平行演变的可能。但是，如果A语言里的其他创新也跟B语言的特征相匹配，那么与B语言接触很可能是整个一套演变的原因。
回辉话跟其他占语支语言，如越南境内的拉德语(Rade)和罗格莱语(Roglai)不同，回辉话中由代词和核心名词组成的领属结构式除了固有的“核心名词＋领属代词”格式外，还产生出“领属代词＋属格标记
＋核心名词”格式，而后者跟汉语领属结构式的语序完全相同。那么，回辉话中“领属代词＋属格标记＋核心名词”这种结构创新是否汉语影响的结果呢？考察发现，在回辉话里名词组语序的创新并不限于“领属代词—核心名词”的组合，以完全名词、指代词和形容词为从属语的名词组也在固有的“核心语＋从属语”结构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核心语＋从属语”格式，即“完全名词＋属格标记＋核心语”、“指代词＋核心语”、“形容词＋（＋属格标记）＋核心语”。换言之，回辉话里名词组语序的所有创新都跟汉语的名词组语序相同。另一方面，回辉话里比较句结构式除了固有的“主语＋形容词＋比较标记
＋基准”外，还产生出跟汉语完全匹配的“主语＋比较标记
＋基准＋形容词”结构式，而后者的比较标记明显是汉语介词“比”的借用成分。(Thurgood 2006)此外，回辉话里一些音系上的创新也跟汉语的相关特征匹配，比如，语素的音节模式由一个半音节(sesquisyllabic)变成汉语型的单音节，声调模式由占语型的平调(registral tone)变成汉语型的曲折调(contour tone)。(Thurgood 2006)回辉话里所有这些结构创新都跟汉语的特征相匹配，但不跟同属占语支的罗格莱语等相近。
七 托马森的框架有哪些不足
托马森在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方面的研究是迄今最为系统和深入的，特别是她和考夫曼合著的《语言接触、克利奥耳语化和发生语言学》(Thomason & Kaufman 1988)甚至被有些语言学家视为历史语言学领域里最为经典的几部著作之一。在我们看来，主要的不足有以下几点。
1.术语问题
最突出问题的是“干扰”(interference)所指不一。自Weinreich(1968[1953])以来，“干扰”在文献里所指的概念含混歧异：既可以指演变的结果（比如Weinreich1968[1953]），又可以指导致这种结果产生的演变过程（机制或模式）。而在后一种意义上，“干扰”的用法也不一致：可以指接触性演变的一种过程（与“借用”相对待），又可以指接触性演变的一般过程（包含“借用”），此外，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干扰”还用来指第一语言特征的迁移过程（即“第一语言干扰”）。“干扰”使用的混乱，在托马森的文献里也未能免：它有时用来指与“借用”相对待的一种接触性演变过程（比如她的“转用引发的干扰”），有时又用来指包含“借用”在内的一般的接触性演变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干扰”对立于不包含特征迁移的间接性接触演变，比如她的“借用干扰”）；但有时她又跟薇茵莱希(Weinreich 1968[1953])一样，用“干扰”指称接触性演变的结果（比如她的“语言干扰”、“干扰特征”）。这种使用同一个术语指称不同的概念，不仅导致术语使用的含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特定接触性演变的准确解释。正因为“干扰”一词在概念和使用上的混乱，有一些语言学家开始避免用这个术语指称与“借用”相对待的演变过程，而代之以“施加”(imposition)或“迁移”(transfer)。
2.演变类型问题
前面提到，托马森根据语言是否保持和不完善学习是否发生这两个参数将接触引发的演变分为“借用”和“转用引发的干扰”两个类型或模式。
罗斯(Ross 1991)主张，接触引发的演变除了典型的借用和典型的转用引发的干扰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情形需要加以区分。他认为，典型的借用是一个语言的母语使用者有意识地从另一个语言引入某种特征；典型的转用引发的干扰是非母语的使用者无意识地将其母语的特征施加到受语之中。但“施加”也可以发生在受语为母语的使用者身上，特别是在母语不是其优势语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下，母语使用者将其优势语的句法特征迁移到其母语里，从而导致“型变”(metatypy)的发生。（注：“型变”(metatypy)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语言学系教授罗斯(Ross)创造的一个术语，指的是语言接触中一个语言因其使用者同时通晓另外一种语言而在形态—句法类型、语法组织（以及语义模式）等方面经历的演变，以致这个语言的形态句法结构在类型上发生显著变化。详细的讨论可见于Ross(1996,1999,2001,2005,2006)。在最近的接触语言学文献里，“型变”被广为使用。）另一方面，某一社团（通常为弱势社团）除了将别的社团（通常为强势社团）所用语言的特征引入本社团语言之外，他们出于保持本社团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目的也可能将本社团语言的特征（多为词汇成分）引入他们所使用的强势社团的语言，从而导致强势社团的语言出现新的变体。下面的表4是罗斯(Ross 1991)对接触性演变类型的概括。
表4 罗斯(Ross 1991)的接触性演变的四种类型
演变的作用者
母语使用者
非母语使用者
处理省力型变下位层干扰
迁移的动因： ［施加］（＝转用引发的干扰）
“文化因素”“外借”
“内借”
［引入］ （＝采用）（＝保持）
显然，罗斯(Ross 1991)这个分类要比托马森细致和全面，特别是他注意到，在借用过程中借用者可以是受语的非母语使用者以及在施加过程中施加者可以是受语的母语使用者。
基于Van Coetsem(1988)的研究模式和分析框架，温福德(Winford 2003,2006)主张，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主要有两种类型或过程，即借用和施加；这两种类型及其关联的主体性类别具有跨接触情形的普遍性。他对这两个过程的界定如下：（注：Winford(2003,2006)有时将“借用”和“施加”表述为“机制”。）
借用：在“借用”情形里，外部的源语成分经由说话人的作用被引入受语之中；对于这些说话人而言，受语是他们的优势语或主要语言，这种情形属于受语主体性(RL agentivity)。
施加：在施加情形里，源语成分被说话人迁移到受语之中；对于这些说话人而言，源语是他们的优势语（通常是第一语言），而受语则是他们不精通或不熟练的语言，这种情形属于源语主体性(SL agentivity)。
一方面，温福德(Winford 2003,2006)接受Van Coetsem(1988:8-12)的意见，主张上述两种演变过程与“模仿”(imitation)和“适应”(adaptation)这两个心理机制相关联，利用这些机制语言成分从一个语言迁移到另一个语言之中。这两种机制都可以在每一种演变类型里发挥作用，但实现过程和所起作用有所不同。在借用情形里，模仿先于适应发挥作用，而在施加情形里，则顺序相反。另一方面，在借用中模仿是主要机制，它给受语引入一个与其现有成分近似的借用成分，从而导致对受语内部创新的偏离；然后，适应机制通过对该借入成分进行适当的改变或调整，使之与受语系统相适应。在施加情形里，适应是主要机制，它通常导致受语系统中有标记演变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通过对受语系统的语言成分进行调整使之适合其优势语（即源语）的规则。
乍看起来，温福德(Winford 2003,2006)基于Van Coetsem(1988:8-12)所作的分类跟托马森的“借用”与“转用引发的干扰”的二分似乎只有术语和表述上的差异，其实不然。
首先，分类的标准不同。托马森的分类的主要依据是语言是否保持，似乎更多依赖于演变作用者这个标准。但正如罗斯(Ross 1991)所强调的，一个语言社团在其母语保持的状态下既可以将其母语特征借入其他语言，也可以将其他语言的特征施加于其母语之上。与之相反，温福德则依据主体性类别来界定演变的类型，因为演变类型的不同取决于语言主体性的差异而不是演变作用者的不同。
其次，关注的角度不同。托马森在借用的定义中并没有指明借用的作用者是单语人还是双语人，似乎更多关注的是单语人在借用过程中的作用。而在温福德的分类里双语人在演变中的作用是关注的焦点，因为不仅“施加”作用者一定是双语人，而且在借用中双语人也常常是演变的作用者。事实上，双语人在接触性演变中的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课题。正如散可夫所强调的，“最关键也是最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双语人所使用的两种语言常常发生改变，而由此导致的演变跟单语社区内部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不同。换言之，双语社团使用的语言常常以不同的方式互相影响。”(Sankoff 2001)
此外，这两种分类的差异也体现在对同样的演变所做的不同解释上。比如前面提到的小亚西亚希腊语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受到土耳其语的广泛影响，托马森基于被保持的语言所发生的接触性演变等同于借用这一信念，认为小亚西亚希腊语中土耳其语的结构干扰是借用的结果：“如果土耳其人没有转用希腊语，那么所有的干扰一定是由借用造成的。”这个断言的一个隐含义是，演变的作用者一定是只说希腊语的单语人，也就是说，这种演变属于受语主体性。
但温福德认为，在小亚细亚希腊语的接触性演变中，两种主体性可能一起发挥作用，即以希腊语为优势语的双语人实现的是受语主体性（即借用），而以土耳其语为优势语的双语人（特别是儿童）实现的是源语主体性（即施加，大致等同于托马森的“转用引发的干扰”），而且某些双语人很可能同时实现两种主体性。温福德强调，无论如何，“借用”这个概念不适合用来解释在小亚细亚希腊语（特别是喀帕多沁方言）语法系统里所发生的绝大多数深层和广泛的结构演变，因为借用在结构特征方面有很强的限制，这样的演变很可能只是经由施加发生的，涉及的是希腊语对土耳其语的适应。(winford 2003,2006)
3.决定接触后果的因素问题
托马森强调，社会因素是语言接触后果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语言内部的结构制约常常被社会因素所压倒，她甚至断言：“假定具有足够的文化压力，语言内部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Thomason & Kaufman 1988; Thomason 2001)这个断言的一个隐含是，接触强度（从偶尔接触到极强的文化压力）本身就能决定接触的语言后果。但是，完全否认语言内部制约因素对接触后果的决定作用显然过于绝对。事实上，正如散可夫所指出的，“他们在拒绝承认语言内部结构的决定作用的时候，实际上是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Sankoff 2001)散可夫利用定量社会语言学方法所做的研究表明，语言结构内部的制约常常跟外部制约共同发挥作用，一起决定了语言接触的语言后果。语言结构无疑也是决定语言接触后果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因素。
此外，陈保亚(1996)对傣语和汉语接触过程的田野追踪研究也显示，支配语言接触的决定性因素有社会因素和结构因素两类，这两类因素对语言接触的影响是互补的，相互不能取代。（陈保亚1996:152）（注：需要注意的是，陈保亚(1996)所说的“语言接触”在概念上是指“语言接触的语言后果”而非语言接触的社会语言学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