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渤海近岸海域生态退化分析_赤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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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沿岸人口约占全国的6%,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10%。渤海具有丰富的海洋经济资源,主要海洋产业1995年达450亿元,占渤海沿岸市县总产值的8%[1];2000年为1 272亿元,年平均增长24.4%,占全国海洋经济总产值的30.1%,其中海水产品占全国比重的37.4%[2];2005年环渤海经济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5510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2.4%[3]。渤海的初级生产力(以C计)在全国四个海区中最高,平均为104.4g/·a[4],沿岸多条河流入海带来大量有机质,是多种鱼虾繁殖产卵索饵洄游的良好场所,渔业资源增殖潜力大。渤海共有生物资源600多种,其中鱼类生物资源约290种[5]。

渤海的辽东湾、滦河口、渤海湾和莱州湾是我国重要的渔场。

但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海洋开发活动的不断加强,渤海所承受的环境污染也不断加重,加之渤海是一个内海,水深较浅,水交换能力及海水的自净能力很弱,造成渤海特别是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结构失衡,典型生态系统受损,生物栖息地丧失严重,生物多样性和珍稀濒危物种减少,生物数量锐减,赤潮频繁发生。本文主要在参考近年国家海洋局和环渤海各省市海洋管理部门公布的海洋环境公报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渤海特别是近岸的生态系统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了引起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说明了对渤海海域进行综合的环境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提出几点实施整治的看法。

1 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失衡

监测结果表明,近年渤海海水中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数量分布和物种多样性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传统经济鱼类资源衰退,海水养殖品种种质退化严重。1983年到1993年,10 a间渤海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从3.61(85种)降到2.52(74种)[6],经济鱼类向短周期、低质化和低龄化演化,一些海底已成了海底沙漠。

1.1 辽东湾(辽宁)

双台子河口生态监控区(面积3 000 k):近年该区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河口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显著下降。水体富营养化,溶解氧含量较低。导致适于多种鱼类及其他海洋生物胚胎发育和幼体孵化的生境逐渐丧失,产卵场的功能严重退化,近年来鱼卵仔鱼种类少,密度低。底栖生物趋向个体小型化,生物多样性降低,小型底栖贝类占绝对优势,经济生物数量明显减少。例如,因-P污染严重,低盐度区面积减小,2003年该区黄姑鱼卵平均密度仅为180个/h,仔鱼数量50/h,小黄鱼仔鱼数量为210/h,与20世纪80年代同期相比,鱼卵和仔鱼的种类及数量均明显降低[7]。另外,芦苇湿地生境丧失与破坏严重,与1987年相比,2005年湿地已减少60%以上[8]。油气开发、海水增养殖、稻田开垦和过度捕捞等海洋开发活动以及陆源排污,是威胁该河口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锦州湾生态监控区(面积650 k):2004-2005年的监测结果表明,该区生态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锦州湾及邻近海域水体呈严重富营养化状态。8月,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密度偏低,平均细胞数和数量分别为1.1×1和2.0833×;鱼卵和仔鱼种类少,密度低;底栖生物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偏低,栖息数量为0.05/,平均生物量为0.5g/,五里河河口滩涂无底栖生物分布[9]。陆源污染、过度捕捞和围填海工程等是影响锦州湾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污染造成的富营养化给该海域带来了生物群落结构异常,如2002年6月辽河河口海域浮游植物数量较1959年同期增加了4~5个数量级;而污染严重的营口附近海域,原盛产于此的对虾和凤尾鱼基本绝迹,毛虾产量已从过去的年产40 000~60 000 t下降了50%[10]。曾经是多种经济鱼类渔场的辽东湾现在已经失去了良好渔场的功能。

1.2 天津近岸海域及渤海湾生态监控区

天津近岸海域:2003年[11]天津近岸海域Chl-a变化范围为2.45~17.58μg/L,平均含量为7.46 μg/L,浮游植物细胞数为417~8 947/L,平均为1 710/L;浮游植物生物多样性范围为1.91~2.92,浮游植物48种,其中硅藻42种、甲藻4种、其他藻类2种;浮游动物数量为115~5 554/,平均为663/,监测到23种浮游动物,生物多样性范围为1.38~2.83;大型底栖生物数量为80~95/,平均为88/,监测到17种大型底栖生物,生物多样性范围为2.25~2.38。该域水产品种和产卵场退化,鱼卵、仔鱼种类少密度低,经济鱼类形不成鱼汛。2005年监测[12]的20个站位中,只有11个站位有鱼卵出现,13个站位有仔鱼出现,密度范围为分别为1.8~18个/和1~16个/。无机氮和-P影响了该域的生态系统,无机氮超标以汉沽和塘沽附近海域最为严重,2005年最大值达2 087μg/L,超四类海水水质标准3.2倍,-P的超标率为57%,近年两个海域内所有站位均超过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渤海湾生态监控区(面积3 000 k):近年该区监测的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水体呈严重富营养化状态,营养盐比例失衡。无机氮和P0[,4]-P污染严重,四类及超四类水质的海域面积分别为40%和20%。2005年浮游植物细胞数显著下降,5月份平均细胞数为。浮游动物种类组成发生改变,海洋鱼类的重要饵料生物哲水蚤在浮游动物中的比例下降,2004年6月份和8月份浮游动物的优势种类已形不成优势种类。产卵场退化,鱼卵、仔鱼种类少密度低,平均1仅有2个鱼卵和仔鱼。海洋渔业资源明显衰退,如塘沽区年渔业捕捞量由80年代的40 000~50 000 t,下降到近几年的13 000 t[13]。渤海湾的底栖生物明显减少,浮游生物变成以耐污性较强的为主,2005年底栖生物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偏低,5月和8月的栖息数量分别为44/和65/,生物量分别为16 g/和17.6g/。到2005年,湿地减少幅度已超过50%[12]。陆源污染、过度捕捞和围填海工程等是影响渤海湾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1.3 河北近岸海域

滦河口—北戴河生态监控区(面积1 600 k):2004年和2005年监测结果表明该区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2005年5月,夜光虫数量显著增加,导致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异常改变。底栖动物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均呈降低趋势,2004年8月份平均数量为212/,平均生物量为17g/。底栖沉积环境改变,沉积物中沙的含量由2000年的82%降至2004年的74%。由于适于文昌鱼生存的中细砂及细中砂底质环境退化,2004年文昌鱼种群数量与1999年相比减少了63%,且种群的年龄结构处于异常状态[14,15]。入海淡水输沙量减少、海水养殖密度过大、港口航运以及陆源排污是影响滦河口—北戴河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唐山海域2002年浮游植物种类近20种,浮游动物共鉴定15种,属温带近岸低盐群落,8月浮游动物生物量平均为200 mg/[16]。沧州海域2002年浮游植物种类60种,浮游动物共鉴定近20种,以温带近岸低盐种为主,8月浮游动物个数平均为350/,底栖生物种类多样性低,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偏低,以软体动物、多毛类占优[17]。秦皇岛局部近岸海域近年生态问题较为严重,生态价值降低。2002年昌黎黄金海岸国家自然保护区监测结果:6月Chl-a平均含量为1.48 μg/L,最高为2.94 μg/L,最低为0.80 μg/L;9月Chl-a平均含量为1.72 μg/L,最高为3.48μg/L,最低为0.81μg/L。秦皇岛海域浮游植物鉴定90余种,以硅藻为主;浮游动物共鉴定15种,6月浮游动物总生物量平均为204.5 mg/,9月浮游动物总生物量平均仅为26.7 mg/[18];近年该海域底栖动物栖息密度明显增加,而生物量显著下降,经济贝类、甲壳类数量明显减少,有个体向小型化演替趋势。

综合各年度统计表明,由于近年不合理的海洋开发活动未得到有效控制和外源性营养盐的大量输入,河北近岸海域海洋生态问题依然严重,浮游生物的种类组成、数量分布和物种多样性变化显著,底栖生物种类逐年减少,主要传统经济鱼类资源衰退。

1.4 莱州湾生态监控区和黄河口生态监控区

莱州湾生态监控区(面积3 770 k):2004-2005年的监测[19,20]表明,该区生态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水体富营养化严重,营养盐严重失衡。80%以上海域无机氮达到或超过四类海水水质标准,50%的海域COD超过二类海水水质标准,8月份N:P平均为485∶1。浮游植物密度呈异常增加趋势,2004年8月份浮游植物细胞数平均为,2005年同期则增加了100%。近年潍坊近岸的浮游植物平均细胞数量和种数都很低,而浮游动物密度最高但种数最低,底栖动物平均栖息密度潍坊沿岸海域也最低。莱州湾过去盛产银鱼、文蛤、毛蚶、鲅鱼、梭子蟹、爬虾,但由于入海河流排污严重,鱼类资源急剧枯竭。在莱州湾污染最严重的小清河口,产卵场严重退化,鱼卵、仔鱼种类少,密度低,平均1 h仅有数个鱼卵和仔鱼,另外底栖生物多样性很差,多样性指数小于1。现在,小清河口附近海域银鱼和河蟹已经绝迹,毛虾已不成汛,毛蚶基本消失。多年的大规模围填海使莱州湾湿地严重萎缩,莱州湾3/4的岸段成为平直的人工岸线,加之陆源排污、黄河水入海量减少、不合理养殖活动及过度捕捞,导致了莱州湾生态系统不断退化。

黄河口生态监控区(面积2 600 k):近年监控的河口区生态系统均处于不健康状态,生态结构发生较大改变。该区水体富营养化严重,营养盐比例严重失衡,8月份N∶P平均为482∶1,60%以上海域无机氮达到或超过四类海水水质标准[21]。另外,黄河淡水输入量的逐年减少导致该区海水盐度增加,促使适宜低盐度环境发育和生长的海洋生物的生境范围逐渐减小,鱼卵种类显著减少,密度降低。径流量的减少同时导致河口区域营养盐入海量的下降,海洋初级生产力水平降低。2003年浮游植物生物量仅为1982年的50%[22]。2005年浮游动物种类数继续呈下降趋势,5月份的浮游动物生物量较往年显著下降,平均仅为146 mg/[19],2004年同期浮游动物平均生物量为1298 mg/[14]。底栖动物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量近年显著降低,2005年5月和8月份平均栖息数量分别为67/和83/[21],而2004年底栖动物生物量相比往年也在减少,5月份平均栖息数量和平均生物量分别为902/和6.3g/[14]。生态结构的改变使产卵场严重退化,鱼卵、仔鱼种类少,密度低,平均1 h仅有不足10个鱼卵和仔鱼[19]。陆源排污、岸线改变、黄河水入海量减少和过度捕捞等是导致黄河口生态系统不健康的主要因素。

2 海洋生物质量下降

渤海近岸特别是养殖海域近年生物质量不断下降。海水增养殖区作为重要的海洋功能区,其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到养殖品种的质量、产量和公众健康及养殖区功能的持续利用。水体富营养化是影响养殖区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在网箱养殖海域,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残饵和粪便等在海底的堆积、分解使沉积物中有机质和硫化物等含量增高,养殖自身污染问题突出。

近岸海域经济生物体内有害物质残留量偏高,特别是贝类体内的部分污染物含量较高。一些监测点贝类体内残留的Pb、Cd、Cu、As等有害物质浓度超过一类或二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Cd残留量以锦州、营口、秦皇岛和塘沽等地较高,As残留量在锦州等地较高。经济贝类的卫生状况欠佳,贝类粪大肠菌群含量较高,多数沿海城市附近粪大肠菌群含量超过二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如秦皇岛沿岸的杂色蛤、毛蚶等贝类体内粪大肠菌群含量达2400/g鲜肉。一些沿海城市附近贝类体内石油烃残留量普遍偏高,个别贝类体内残留六六六(BHC)和DDT。

辽东湾近岸海域(辽宁):近年对近岸几个养殖区的贝类质量进行的监测表明,贝类质量不容乐观,体内有害物质残留量偏高,主要残留物为As、Cd和石油烃。部分区域底栖贝类体内As含量达到国家三类生物质量标准,Cd含量超过一类生物质量标准[7,23]。近年葫芦岛的曹庄、锦州的王家窝铺等养殖区监测点的贝类体内As含量均达到三类生物质量标准。以沿岸普遍分布的毛蚶和菲律宾蛤仔为例,王家窝铺的毛蚶体内Cd含量超过4×,一些地区毛蚶体内石油烃含量超过20×,王家窝铺和葫芦岛的菲律宾蛤仔体内Cd和石油烃含量偏高[24]。葫芦岛近岸是辽东湾主要的养殖区(养殖面积10140 h),主要底播养殖杂色蛤和筏式养殖扇贝,近年养殖区沉积物质量一直较差,总Hg、As、Cd含量均超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影响了养殖生物的质量[25~27]。总体上,1997年至今,辽东湾近岸海域贝类体内总Hg、As、Pb和PCBs的残留水平呈升高趋势。2001年以来辽东湾北部海域10 m等深线以内80%以上水域属重金属和无机氮污染水域,河口附近海域重金属、无机氮和石油类严重超标,达不到渔业生物产卵幼期海水的适宜标准。

天津近岸海域:近年监测的天津近岸海域经济贝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生物体内主要残留的有害物质是As、Pb、Cu和Cd,主要污染海域在汉沽、大港和塘沽附近。2003年汉沽(蛏头沽)和大港(唐家河和北大港)海域的贝类体内As、Pb和Cd的含量均为二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天津港口外As、Pb和Cd的含量接近二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蛏头沽海域生物体As的含量为1.4×,唐家河海域生物体Pb的含量为0.28×,北大港海域生物体Cd的含量为0.35×[11],重金属含量超标严重。2005年经济贝类主要受Cd和Cu的影响,Cd的超标情况出现在大港,Cu的超标现象出现在塘沽[12]。赤潮监控区内经济贝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生物体内As、Pb和Cd的含量近年接近或符合二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驴驹河养殖区是天津海域的主要养殖区,养殖面积约5000 h,主要底播养殖四角蛤蜊、玉螺和青蛤。该养殖区近年未发生大规模养殖病害,但养殖生物质量一般,主要受赤潮和重金属的影响。2004年监测期(5~9月)养殖区分别发生米氏凯伦藻和红色中缢虫赤潮,养殖环境综合风险指数为14~30,较适宜养殖和不适宜养殖的时间分别为70%和30%[13]。养殖区生物体内残毒监测结果显示,2004年养殖生物主要受Cd污染,超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2005年养殖生物受Cu污染,超一类标准,污染指数为1.16,主要养殖生物四角蛤蜊质量一般,体内Cu超标明显[12]。

河北近岸海域:近年部分监测点个别贝类体内残留有害物质,主要有As、Cd、Pb、DDT等,总体上海水养殖品种种质退化。2002年秦皇岛沿海山海关及洋河口、唐山沿海捞鱼尖及黑沿子、沧州沿海南排河及新村等部分采样点个别贝类体内残留的As、Cd、Pb、DDT、BHC等有害物超标[28]。2003年部分海域生物体内的污染物含量仍然较高。昌黎黄金海岸、新开口等地的个别贝类体内石油烃含量超过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Cd含量超过二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山海关、北戴河、唐山捞鱼尖、沧州新村的个别贝类体内Cd含量超一类生物质量标准,昌黎的黄金海岸和新开口、唐山的捞鱼尖和黑沿子的个别贝类体内粪大肠菌群含量超过二类标准[29]。2005年近岸海域Cd、Pb、As等污染物在部分贝类体内的残留水平较高,主要超标海域是山海关和秦皇岛近岸海域、昌黎的新开口、唐山的大清河、京唐港和黑沿子海域、沧州的歧口、南排河和沧州港等地。2005年对抚宁南戴河扇贝养殖区、昌黎新开口扇贝养殖区,唐山乐亭王滩文蛤养殖区,唐山南堡贝类养殖区、黄骅李家堡对虾池塘养殖区、黄骅冯家堡的监测表明,六个养殖区养殖生物质量均一般[15,30]。2004-2005年黄骅监测期间(5~9月)养殖环境综合风险指数为6~18,适宜养殖和较适宜养殖时间分别为87%和13%,未出现明显养殖病害,养殖对虾质量一般,体内Cd含量超标[30]。

莱州湾近岸海域:近年由于污染严重,石油烃、重金属(主要为Cd、Pb、Hg和As)及DDT等有害物质残留问题已成为影响水产品品质的主要因素。一些海域贝类体内出现污染物超标现象,贝类体内DDT含量甚至超过三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局部海域生物体内卫生指标:牡蛎、扇贝、贻贝体内的异养细菌总数、类大肠菌群超标,个别海域超标严重。2003年个别区域贝类体内的Cd、Pb、DDT、BHC超过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抽样调查的潍坊大家洼镇和羊口镇海域2个采样点经济贝类体内残留的As、石油烃等有害物质较高[31,32]。2004-2005年局部海域贝类体内的污染物残留较高,主要污染物为Hg、As、Pb、Cd、DDT、石油烃和粪大肠菌群,部分贝类粪大肠菌群含量超二类标准。2004-2005年主要养殖区的监测(5~9月)结果:东营贝类养殖区部分区域生物体内的石油类、As、Cu、DDT和PCBs等超标,潍坊海化滩涂贝类养殖区部分海域生物体内As超标较严重[20,21]。水体富营养化是影响养殖区功能发挥的一个主要因素,莱州湾等增养殖区海水中无机盐超标严重,养殖自身污染问题已越来越突出。

3 赤潮频繁发生

赤潮的发生、时间及发生的强度是生态退化的直接反映和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使得有毒害藻类增加,直接危害了鱼类的生长。如1998年9~10月渤海发生的一次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赤潮,范围遍及辽东湾西部及曹妃甸附近海域、渤海湾、莱州湾和渤海中部部分海域,覆盖面积达5 000 k,持续40 d,引起赤潮的叉角藻的密度达1.25×10[6]/L,受赤潮污染的贝类体内含有高量的腹泻性贝毒,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5亿元[33]。

近年大规模的赤潮不断发生,面积超过300 k的特大赤潮如下:

1999年7月中旬,辽东湾发生迄今渤海规模最大的赤潮,面积达6 300 k[34]。

2000年7月上旬,营口鲅鱼圈约350 k的海域发现中心区域以淡红色为主,边缘区域以淡黄、红褐色为主的赤潮,并且其西南方近2 000 k的水色呈西现异常;同月下旬渤海湾中部1 040 k的海域发生大规模赤潮[35]。

2001年7月中旬营口附近海域赤潮面积约360 k;8月12~23日,营口鲅鱼圈附近海域发生面积达770 k的赤潮[36]。

2004年6月11日黄河口附近海域棕囊藻赤潮面积约1 850 k;6月12日塘沽附近海域至渤海湾中东部和北部海域发生米氏凯伦藻赤潮,面积达3 200 k[37]。

2005年6月2~10日,在渤海湾天津至滨州海域,赤潮面积约3 000 k;6月16~18日,营口鲅鱼圈附近海域,赤潮约2 000 k[38]。

赤潮的年际变化:从表1可以看出,总体上,近年渤海海域赤潮发生次数和累计发生面积都在增加,而且统计数据表明,平均单次赤潮发生的强度也在增加,大面积赤潮增加、区域集中。

赤潮发生的主要时间、区域和赤潮生物种类:

1995-2001年期间渤海各域的赤潮发生情况[36,39~42]:从图1可以看出,该期间渤海赤潮主要发生在辽东湾,累计灾害面积和发生次数都最大,渤海湾尽管发生多次赤潮,但累计灾害面积较辽东湾小很多,莱州湾赤潮发生次数和灾害面积均小。但近几年的统计表明[37,80,43~47],渤海湾和莱州湾的赤潮发生次数和灾害面积都在显著增加(从图2可以看出)。通过对近年赤潮的总结发现,渤海几乎所有的近岸海域都发生过赤潮,辽东湾北部海域(特别是锦州湾)和渤海湾是赤潮多发区。

图1 渤海各域1995-2001年赤潮发生次数与赤潮面积

Fig.1 The times and area of the red tide happened in the period of 1995-2001 in the Bohai Sea

图2 渤海各域2002-2005年赤潮发生次数与赤潮面积

Fig.2 The times and area of the red tide happened in the period of 2002-2005 in the Bohai Sea

渤海海域的赤潮主要发生在7~8月份,但近两年赤潮发生提前,主要发生在6~7月份,并且高发期集中、持续时间延长。赤潮的最后发生时间延迟,10月底仍有赤潮发生[37,38,46,47]。

优势藻种:营口鲅鱼圈附近海域关键赤潮生物种类为夜光藻;葫芦岛赤潮监控区的浮游植物优势种为圆塞藻和角毛藻[7~9];唐山海域以硅藻为主,甲藻次之,优势种为圆筛藻和具槽直链藻[15,16];渤海湾引发赤潮的关键生物种类为裸甲藻和米氏凯伦藻;塘沽驴驹河附近赤潮监控区的优势种类为星脐圆筛藻、琼氏圆筛藻和夜光藻;天津港大沽附近海域,赤潮生物为夜光藻[11~13];沧州海域8月优势种为菱形海线藻、舟形藻和圆筛藻;滨州近岸海域赤潮种类为红色中缢虫、裸甲藻、夜光藻、中肋骨条藻等;黄河口附近海域为棕囊藻赤潮。另外,近年渤海海域有毒害的藻类有所增加[36~38,46,47]。

赤潮成因:渤海海域主要是甲藻类赤潮,近年来大面积甲藻类赤潮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海水富营养化、氮磷比失衡和赤潮生物适宜的环境气候条件等。富营养化为赤潮的频发提供了适宜的物质条件;氮磷比失衡导致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改变,使具有光合性和非光合性两种营养方式的甲藻类在浮游植物群落中所占比例大幅攀升,最终形成甲藻类赤潮。

4 讨论

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渤海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性早就被认识到,国家环保总局于2001年牵头启动了“渤海碧海行动计划”[48]。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渤海的生态退化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好转。此计划实施效果不够理想的可能原因: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不尽合理,职责不够明晰,实施力度不够;科技支撑能力建设不够,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不够。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对渤海进行综合的保护和治理已迫在眉睫,考虑到海洋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和对科学的需求,下一步的渤海环境和生态治理工程的实施,由国家海洋局牵头和总负责并联合环保部门及环渤海地方政府更加合理。实际上国家海洋局早在2000年就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并向国家提交了《渤海综合整治“十五”计划实施方案》。

(2)研究渤海生态退化的机理是实施渤海科学的保护和利用及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渤海的治理是个科学的问题,是个把握并利用渤海自然规律的问题。因此应当重视渤海环境保护和治理中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先行性,增加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比例,加强科技支撑能力建设,为实现治理目标提供保障平台。

(3)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共同栖息着的所有生物与其环境形成的有机整体。这意味着需要从三个方面对渤海进行研究:生态系统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生物主要是生物群落,非生物包括物理和化学的环境因素;生态系统的功能性:它反映了对人类活动的响应和作用。

(4)迄今已对渤海进行了一系列的水文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的调查,建立了多个生态监测站和监控区,为科学研究渤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除需要进一步加强监测和观测外,还要完善生物-化学-物理耦合关系的研究,建立包含较完整的物理过程的高时空分辨率的三维生态模型和精细的水质模型,评估和预报渤海的主要生态要素的年际和季节变化及空间分布规律;建立包含较完整的物理过程的高时空分辨率的三维碳循环和其他元素的循环模型、种群模型、生产模型、养殖评价模型、养殖容量模型等;建立渤海赤潮判别和预测预报模型。

(5)加强评估和预报工作,建议建立若干渤海生态环境的评估中心和对渤海的生态系统状况进行预报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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