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祖国大陆与港台经济发展模式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祖国大陆论文,港台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产业的延续与新兴主导产业优势的确立
港台对祖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形成港台经济发展的两体化特征：香港经济与台湾经济各自都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港台各自的本土经济，它实质是超越原有“四小龙”经济结构的新型经济体系，在国际分工中逐渐接近日、美等发达经济体的某些优势；另一部分是在祖国大陆投资形成的港台经济，它是原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优势在祖国大陆的再生，在港台本土之外延续和发展了这种传统优势，继续领先于亚洲其它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及其它发展中经济体。
1.港台传统优势在祖国大陆的延续、扩张与发展
香港和台湾是亚洲“四小龙”经济结构特征的两个典型代表，其突出特征是依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在世界市场中长期占有比较利益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来源于低廉的劳动成本，另一方面来源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层次提升而造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空隙。随着港台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出口产品也由低品质转向高品质，由单纯生产出口纯粹的、独立完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生产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边缘产品，但这一系列转变仍没有摆脱原有“四小龙”经济结构特征。
港台投资于祖国大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实质是将这种传统优势转移至祖国大陆的过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祖国大陆再生、延续和发展保持了港台在世界市场中的传统优势，使港台这种几乎濒临丧失的比较优势得以保留并继续扩展。这种产业转移是纯粹的“生产车间”的迁移，“店门”没有迁移，低劳动成本和低土地成本在相当长时期内在世界市场中以价格优势带给祖国大陆港资台资企业产品。没有这种特殊形式的迁移，港台无法与其它东南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相竞争，也无法与祖国大陆内资企业相竞争，传统优势将难以重新获得。
祖国大陆对港台传统优势的成功再创造与继续扩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这种优势得以成功延续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腹地。当今世界经济中，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具有祖国大陆的独特经济条件而充当港台经济模式变迁的载体和腹地。其独特性表现在两种重要功能上：一是提供难以替代的经济要素优势，如地缘优势、劳动力及土地价格优势等；二是提供难以替代的市场优势。欧美日市场的日益饱和与严重保护限制着港台产品的出口，其市场需求结构的细化使港台原有的产品难以全面适应，开辟祖国大陆市场是弥补市场缺失的重要步骤。
港台制造业在祖国大陆再生，祖国大陆为缓冲港台产品的出口压力具有重要作用。港台经济不变的出口导向战略使大陆成为港台产品重要的出口基地，外部市场限制进口的压力转移给了祖国大陆，祖国大陆为港台承担了相当大的出口数量上的压力。带有“中国制造”的大陆港资台资企业产品使祖国大陆出口产品名义的数量激增，从而引发进口国的种种限制，祖国大陆在为扩大出口而争取世界市场时，同时也在为祖国大陆的港台资企业争取出口市场。当祖国大陆出口受到进口国的限制、发生贸易磨擦时，大陆港资台资企业比大陆本地企业更担心。
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时间和战略格局的选择与港台经济模式转换的时间和条件恰好对接。70年代末80年代初，港台原有的劳动成本优势丧失，经济模式在面临转换困难时，恰好迎来了大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设想如果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时间被拖延，港台原有经济优势不能很容易地保持和发展，这种时间差将会使亚洲其它新兴工业化经济承接并占有这种优势，港台重新找回这种优势将丧失时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首批经济特区的选择无一不是针对港（澳）台的。经济特区的起飞与发展速度体现着港台对祖国大陆投资的规模和速度。深圳发展速度最快根源于香港在祖国大陆的投资规模最大。厦门发展速度次之，也得益于台商的投资。
祖国大陆对港台经济模式转换的载体和腹地作用是独有的，其它两“小龙”——韩国和新加坡虽然对中国大陆也有投资，但优势条件远不及港台。
2.港台本土经济的转型及主导产业优势的确立
港台经济的转型是在港台本土进行的，是用更高层次的产业体系替代传统的制造业。“阶梯比较优势论”将港台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列为仅排在发达经济体之后的第二阶梯，制造业向祖国大陆转移过程中，港台本土提升经济发展层次实质是从第二个阶梯向第一阶梯的跨跃。转移与跨跃是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是在香港高度自由经济体制和台湾官方较大力度的扶持下实现的，转型期两种不同的政策取向与主导产业的定位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优势的丧失迫使港台必须重新作出产业定位，这种定位必须符合香港和台湾自身的特点。香港经济的主导产业定为：发挥与其世界经济五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及信息中心）相一致的高级化生产和消费的综合服务业，或高级化的第三产业；台湾则更倾向于着重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二者各自确立的主导产业都获得了快速发展，以下分别介绍台湾和香港在其各自主导产业方面发展的情况，从中能够看到它们较快的发展速度。
据台湾“经济部”统计，从1986年到1996年，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值所占的比率从40.4%降至26.4%，技术（或科技）密集型的产值从24.0%增至37.5%，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率大致不变。台湾经建计划希望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比例到2000年达到40%，2010年达到50%以上。（注：孙震：“台湾科技产业的发展”《自由中国之工业》（台湾）1998年9月。）台湾“经济部”为了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在1993年依据“二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层次高）、二大（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性大）和二低（污染程度低、能源依存度低）”之原则，选定了十大新兴工业：通讯工业、资讯工业、消费性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精密机械与自动化工业、航太工业、高级材料工业、特殊化学品与制药工业、医疗保健工业及污染防治工业。台湾在第五次科技会议中，决议将在2000年将R&D／GDP之比值由1994年的1.8%提高到2.5%，民间投资由1996年的52%提升至55%。到2010年将R&D／GDP的比值提高到3%，民间投资提高到60%，达到发达经济体的科技投入水平。（注：周胜次：“两岸三地科技交流”《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两岸三地政经互动研讨会》（论文集），1997.5.10。）
从产值的角度看，石化业及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所有制造业总产值的比率，由1990年的约65.28%提升至1977年的75.50%。半导体工业的产值由1990年的7.09%跃升至1997年的17.78%， 成为台湾最主要的制造工业。（注：张春雄：“台湾因应东亚金融风暴回顾与展望”，“第五届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论文辑要”，1998.11.3。） 70年代中后期，台湾重视发展包括电脑与周边等产品的开发，其硬件产品产值1994年为146亿美元，仅居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排世界第4位；1995年增至196亿美元，超越德国而居第3位；1996年成长为28%，达251亿美元；1997年为302亿美元，成长率达20.3 %（注：台湾“经济部”：ITIS,Taiwan Industrial Outlook 1998。7.1998。）。台湾已成为电子及电脑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区，具备了以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实力。
港商赴祖国大陆投资的结果实现了香港（本土）产业彻底转型。香港制造业已有85%以上迁到内地。港商在珠江三角洲开设的工厂有两万多家，雇佣劳工达300万人，几乎相当于香港制造业工人人数的5倍。（注：这实际上是最保守的统计，因引文发表于90年代初见赵冈：“香港的经济前景与对台湾的影响”，发表于“世界变局中的台湾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3。）香港凡是需要多用劳工的生产工序几乎已全部移到祖国大陆，香港则负责较复杂的产品设计、市场调查、财务调查、品质管制及市场行销等，香港已将广东彻底变成其产销活动的一部分。遗留在香港的制造业，大都已没有生产线，其功能已转变成为大陆加工业的服务或辅助部门，这些变质的制造业，其实就是服务业，香港制造业事实上已“空洞化”。（注：赵冈：“香港的经济前景与对台湾的影响”，发表于“世界变局中的台湾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3。）70年代前香港服务业以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餐饮等传统行业为主，70年代后香港第三产业又出现了以金融业、地产业、旅游业及各种相关商业。其中80年代，香港第三产业成长率在14%～20%之间；香港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981年的47.7%上升至1989年的62.3%；到1991年底，香港第三产业已占整个经济结构的3／4以上。（注：陈丽瑛等：“大陆、台、港经济结构比较及可能整合时机与冲击之研析”《华南地区的经济课题及今后发展方向》，1996年。）1980年至1995年间，香港以贸易为中心的服务业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由67.5%上升至83%，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服务型经济体系，成为集贸易、金融、信息、航运于一体的国际商业中心。（注：张子风：“加强经贸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台湾研究》，1998年第1期。 ）预计在 10年后，服务业输出占香港GDP比率将由目前的25%增至35%以上。同时香港特区政府还设立一个服务业支援资助计划，促进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及提高竞争能力。（注：“面临政经转移的香港”，《贸易周刊》（台北），1996年。）
二、港台经济发展的双引擎拉动
“两体化经济发展道路”的确定同时也确定了港台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再只是传统的出口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不再只是局限于本土产业。本土的高级综合服务业（港）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台）同祖国大陆的港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共同构成拉动港台经济发展的双引擎。
1.两引擎间的依赖、支持和补充关系
港台经济发展由双引擎拉动是其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重要特征，两引擎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和相互补充的关系，降低了经济发展的风险。港台的出口不再单纯地依赖外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的需求状况，从而摆脱传统“四小龙”经济结构的局限；也不再雷同于要某些处于第一阶梯经济体的单纯依赖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和高级化综合服务市场的需求状况，港台将更加全面地打开世界市场，其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与细化增强了抵抗风险的能力，不再仅仅依赖于某些少数局部的市场，这是小型“城市经济”或“海岛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它在本土难以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
港台两体经济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密切联系的。祖国大陆的港资台资制造业的发展遵循“港台接单、大陆生产、海外销售”模式，然后是“三地接单、大陆生产、大陆及海外销售”模式。港台本土主导产业的发展与祖国大陆港资台资制造业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其中的一方发展受挫，可由另一方的发展来弥补和支持，祖国大陆的港资台资企业与港台本土经济时时刻刻密切相关。祖国大陆是港台本土经济发展的缓冲地带，一旦本土主导产业发展受挫，可通过增加对祖国大陆相关产业的投入而缓解压力。反之，如果港台主导产业发展前景看好，可通过减少对祖国大陆相关产业的投资而扩张。
2.悖论1：任何对外投资都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本文提出的祖国大陆港资台资制造业是其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观点可能会引起一定的反驳，即任何一个经济体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都有对外投资，这些投资都应该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港台对大陆的投资都有哪些特殊性？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投资规模、结构和比例，如果这些指标特殊足以明显地影响港台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就说明港台对祖国大陆的投资是拉动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虽然港台对祖国大陆的投资仅仅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但投资的扩张非常快速，港台对祖国大陆的投资额分别是其各自对外投资的最大份额，台湾已趋向于接近40%，香港早已超过60%。同样，港澳台投资总和已占祖国大陆吸引外资的60%以上。目前，已有超过80%的香港公司在大陆有投资，且主要为直接投资。
从投资规模看，香港和台湾一直在祖国大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排行中居前几位，其中，香港一直居第一位，台湾目前居第四位（台湾曾一度仅次于香港居第二位，1999年因日本和美国的投资增长较快，致使台湾的比重有所下降）。港台对祖国大陆如此高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比例使这种投资不同于对其它经济体小额小比例的分散投资。港台经济发展会很大程度地依赖这种大量投资。依1993年港英政府估计，如果美国不延续大陆的最惠国待遇，则香港对外贸易会下降6～8%，贸易损失1330～1870亿港元，居民净收入损失190～260亿港元，丧失75,000个就业机会，生产总值下降3 %（注：季崇威：《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经济合作前景》，人民出版社，1996。）
港台在祖国大陆投资形成的产业，对港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还表现在港台自身的经济特点上。港台作为小型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趋向成熟的阶段，单纯地或主要地依赖本土产业的发展会严重限制经济的发展，并且这种限制作用会愈发明显。而具有较完整经济体系、经济要素结构相对均衡的较大型经济体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本土的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对外资所形成的产业发展一般起辅作用，这种用港台投资于祖国大陆以外的其它经济区域所形成的产业具有同样的作用。
港台投资祖国大陆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这种投资所具有的非常高的产业集中度，即港台对祖国大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规模集中投资，在投资初期这种特点特别突出。这表明港台在祖国大陆重新培育和发展了一种足以对其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性影响的突出经济优势。经济优势的单一性恰恰表明了这种优势的重要地位意义，而港台对其它经济区域或其它经济区域对祖国大陆的投资都不具有这种特点。如果祖国大陆港台投资所形成的产业发展受挫，会大大削弱港台经济发展的拉动力量。
3.悖论2：投资祖国大陆会妨碍港台本土产业升级
与悖论1 观点相关的另一种反对意见是港台资本投到祖国大陆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妨碍港台本土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甚至出现“产业空洞化”，资本的外流会延缓港台本土经济的高级化速度。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台湾为例明确地回答了该问题。
薛立敏的研究发现，台湾的制造业正加速调整，朝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其中尤以纺织、化学材料、化学制品、金属制品、电力及电子机械器材等五种产业的产业升级绩效较为显著；（注：薛立敏：“台湾产业结构之变迁与特色”，《产业发展与政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3。）林大候和陈博志将制造业分别依资本及技术人力投入量两项指标加以归类，观察台湾产业结构改变的情形。结果他们发现在1986年到1991年间，高资本密集产业的成长率为32.5%，几乎为低资本密集产业成长率的两倍。同期间高技术人力密集产业成长约为45%，低技术人力密集产业却萎缩3%， 显然台湾的制造业正朝着高资本与高技术人力密集产业发展（注：林大候等：《台湾产业经济长期研究——五年来制造业所面临之问题、对策及升级成果》，（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陈林两位依据台湾本土出口的要素密度来区分，发现高度劳力密集、低技术人力和低资本密集等类产品，在出口总值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低劳力密集、中高技术人力与中高度资本密集等产品所占比重则快速增加。高长博士认为，台商赴大陆投资，确实造成台湾某些传统劳力密集加工型制造业之生产萎缩，不过，由于新兴产业代之而起，同时台商在祖国大陆与台湾生产的产品有明显的区隔，两岸企业又逐渐形成“功能性分工”体系，台湾制造业平均而言，近年来仍能保持5—6%的成长。由此可见，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促进台湾产业结构之调整，对台湾经济发展具有正面意义。（注：高长：《两岸经贸关系之探索》，台湾天一图书公司印行，1999年7月版。）
港台资本流向祖国大陆并不能延缓和阻碍港台本土产业的升级。港台企业选择投资祖国大陆还是投资本土产业，都由市场力量推动的。即使台湾当局对投资大陆采取严格限制的办法，也难以保证这部分资本从投向大陆转而投向本地的主导产业，因为私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私有企业的投资意愿难以受官方的有效控制，企业的投资方向取决于其对现实和未来各产业市场获利性的预期和判断。如果对投资祖国大陆进行刻意的人为限制，不但不可能得不到预想的本土的有效投资，相反，还可能使大量游资严重冲击股市、汇市、房地产市场及期货市场等，引发经济泡沫和金融动荡。港台各自的主导产业发展面临严峻的竞争，对这些产业的投资需要有突出的经济优势和承担风险能力，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这些产业投资的驱动力并不大。
换个角度看，港台各自主导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并未受到资本要素短缺的约束，依靠限制投资大陆的办法来增加对本土主导产业的资本要素投入不会对这些主导产业的发展有什么特别作用。台湾并未因为投资祖国大陆而发生财务困难，与其它东南亚经济体不同的是，台湾不存在资本短缺及严重外债等问题。台湾对祖国大陆的贸易顺差支持了台湾大陆的投资，即资本帐的流出来源于经常帐的流入。台湾没有因为投资祖国大陆而出现资本要素短缺，相反，台商投资大陆所赚取的利润有力地推动了岛内产业升级。由投资所引发的贸易出超同样推动台湾本土主导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如果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来扶持和鼓励企业投资本土的主导产业，这种策略是合理的有效的。但如果采取了这种策略仍不能推动和引导特定的资本投向指定的本土产业，则说明港台企业投资祖国大陆具有强大的动力。
港台投资祖国大陆不会影响其在国际分工中产业阶梯或产业层次的提升，虽然港台在祖国大陆投资所形成产业的阶梯低于港台本土产业，但前者是在港台本土之外存在的，参与祖国大陆产业分工，相对独立于港台本土的产业体系。
三、港台经济处于“双引擎”模式的未成熟期
港台“双引擎”经济发展模式是根据海峡两岸及香港合作发展发展现实状况所做出的判定，港台经济目前尚未达到该模式的理想程度，处于“双引擎”模式的未成熟期。这突出地表现在两地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的诸多缺陷、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去工业化”问题、台湾的大陆政策与“亚太营运中心”建设问题。只有这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港台经济才能进入“双引擎”模式的更高阶段。
1.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去工业化”问题
“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azation）是对香港本土经济中工业或制造业发展日益萎缩、综合服务业快速成长的一种描述，也有人认为这是香港朝向后工业社会（ post—industral society）发展的重要特征。“去工业化”主要指香港高科技制造业发展的落后，在亚洲“四小龙”中，香港高科技制造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台湾、新加坡和韩国。
陈丽瑛博士对港、台、祖国大陆三地间产业集中度进行了测算和比较，（注：陈丽瑛等：“大陆、台、港经济结构比较及可能整合时机与冲击之研析”《华南地区的经济课题及今后发展方向》，1996年。）结果发现香港的产业集中度最大，第三次产业集中发展并日趋专门化。台湾与祖国大陆产业则更趋于平均化，这意味着第三产业的均衡发展。由此，许多学者认为台湾经验更值得祖国大陆去借鉴，香港经验对祖国大陆不适合。祖国大陆实行多样化产业结构，产业集中度不能过高，多种产业全面均衡发展才是最有效的策略。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间的比重会不断调整，但不会出现如香港一样极高的产业集中度，地缘广大的内地难以学习香港的经验。台湾没有忽视高科技制造业及农业的发展问题，是三个地区中发展水平最高的。综合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也较快，但台湾综合服务业发展远不及香港，却遥遥领先于祖国大陆。
香港产业过度集中于综合服务行业，如金融、地产、航运、商业零售等等的快速发展，而高科技制造业发展启动困难。与香港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排名相比，香港科技竞争力较弱。据瑞士洛桑管理开发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报导，1998年，以科研开发指标为代表的香港科技竞争力世界排名为第25位，不仅远远落后于香港经济竞争力的总体排序，而且还落后于所调查的46个经济体的平均水平。90年代，香港科技竞争力呈下降趋势，人1992年的第10名降为1998年的第25位，退居世界中下游水平。（注：陈秀珍：“如何提升香港的科技竞争力”《财经月刊》（香港），1997.2）
香港科技竞争力低下的根本原因主要有：
（1）香港企业的家族化和小型化。 中小企业历来是香港经济的主体，雇员人数在50人以下的小企业占香港企业总数一直高居90%以上。小企业的弱点是难以承担高科技产业的过高投入和过高风险，难以跻身于发达经济体的激烈竞争中去。 贝格（ Berger）在期新作《香港制造》（ Made by Hong Kong）一书中指出，家族式中小厂商的短线投资策略是创新制度的障碍。家庭成员往往不愿招募外面的管理和专业人员，这些都是大大影响新灵活性（ flexibility）制度的建立。家族式中小企业投资策略过份短视，尤其在人力资源培育方面，显得非常不足。（注：李剑明：“灵活性与香港经济发展前景”《香港科会科学学报》，1997.10。）
（2）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 自由放任政策的表现之一是政府没有为企业树立起科技企业成功的典型，人们在股市上看不到高科技企业优良的经营业绩，难以引导资本流向高科技产业流动，香港高科技产业发展难以启动。如果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没有连续数年的盈利业绩，银行也就未必愿意为这些前景尚不清楚的科技资讯企业提供贷款（注：林文放：“香港发展高科技的难点”《财经月刊》（香港），1998.6。）；表现之二是科技研究开发投入不够。在香港科技竞争力的各种具体指标中，R&D的支出居最后。该项指标从1992年的排名第15位降为1998年的第29位。而台湾在1999年度“政府总预算案”中将科技发展支出预算增长10%，高科技产业还享有免税待遇。（注：郑月遂：“台湾积极朝科技岛迈进”《今日经济》（台北），1997.11。）
香港本土制造业的“空洞化”或“去工业化”主要是指生产制成品的生产过程（manufacturingprocess）在港内的消失，设计、研发、销售等环节仍留在港内，香港综合服务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制造业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香港应该用品牌生产，以原设计生产或高科技生产合约来替代原件生产。有的学者认为香港不应放弃高科技制造业自身的发展。
为提高香港的科技水平，港府的主要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将一些有利于推动高科技产业的措施有系统地正式化和制度化，如优先融资，有人甚至建议通过在联交所设立科技股（technology shares ）的方式帮助以高科技为主的企业能够得到足够的运营资本。二是致力于改变社会文化结构，将以高产值、高科技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植根于厂商心中，将成功的高科技企业变成其它厂商仿效的典范。
2.台湾的大陆政策与“亚太营运中心”建设问题
“亚太营运中心”是指以台湾作为根据地，发展与亚太各成员间全方位的经贸关系，使台湾成为各种领域经济活动，包括制造、转运、金融、通信、传媒等活动的中心。其目标在于进一步提升台湾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程度、促使人员、货品、劳务、资金及资讯的便利进出与流通，充分发挥台湾在亚太地区及两岸间经济的战略地位，吸引跨国企业投资，并鼓励本地企业向海外发展。提出该计划的台湾学者原设想将大陆作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腹地，将更可结合当地经济资源，开辟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增强祖国大陆地区经济成长动力，从而创造两岸经济共同繁荣的局面。（注：叶万安：“台湾亚太营运中心是开创中国人的世纪”《台湾经济金融月刊》第32卷第6期，1996.6.20日。）台湾“亚太营运中心”构想中明确表明，两岸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是关键，这需要两岸官方的配合与支持。但台湾当局经常动摇甚至反对“亚太营运中心”建设以祖国大陆为腹地的战略。
有的学者认为，台湾拒绝直航是因为害怕祖国大陆这一块具有致命吸引力的大市场，会像一块超强磁铁，缺乏了那一层人造阻力之后，台湾经济会被快速吸空，以致丧失了政治谈判或抗衡的筹码。据报导，就厦门和福州两地有原料供应或两岸垂直生产分工的厂商而言，直航比间接通航的运输成本可节省30～40%左右，对台湾企业跨海经营的效益提高是明显的。将台湾建成高科技制造中心或高科技岛是台湾“亚太营运中心”的主要内容之一，这需要吸引大陆高科技人才（尤其是基础科研人才）以弥补台湾在这方面的不足，两岸直航后，科技人才最宝贵的时间价值在处理跨海科研协调工作上将得以充分体现。不管引进人才或在大陆设立研究开发公司，两岸直航对促进台湾科技岛的实现绝对利多于弊。（注：陈丽英：“两岸直航对三地可有的经济冲击”《经济前瞻》（台北）1997.7。）可见，如果两岸将直航时间推延过长，台湾“亚太营运中心”建设也难以有效推进，其高昂的经济成本阻碍着经济合作的深化。
为了面对香港回归问题，台湾当局提出建立“境外航运中心”，目的是在台湾本岛再造一个香港，使之具香港的转口功能，这也是台湾“亚太营运中心”实施的第一个步骤。台湾的“境外航运中心”构想仍然坚持“不入境、不通关、不卸货”的规定，这与祖国大陆所倡导的直航有相当大的距离。但祖国大陆对此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交通部于1996年8月通过《两岸航运管理办法》， 开放福州厦门两港口与台湾对航，并称作“试点直航”。两岸于1997年4月19日正式实行试点直航。台湾与香港达成“九七”后台湾航线继续运行的变通性安排，暂时以港方悬挂紫荆旗而台方不悬挂旗的方式，维持原有的经香港的转运关系。
3.以上两问题的比较分析
香港高科技制造业发展滞后与台湾以祖国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受到阻碍是港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突出问题，它使拉动经济发展“双引擎”的力量不足，缺乏持久的后劲。这两个问题的有效解决是决定港台经济发展“双引擎”模式最终效果甚至成败的关键。香港本土以综合化服务业为主导产业，但如果高科技制造业严重滞后无疑会加大经济风险，极易受到外部市场的严重冲击，且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持。同样，台湾本土以高新技术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如果“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中的其它几方面也能有效推行的话，就会提高其与祖国大陆经济合作发展的层次，有助于高新技术制造业的长远发展。港台小型资源匮乏型经济体最大的经济风险便来自于单一经济结构或单一产业的过度发展。“两体化”或“双引擎”已经将这种状况改变，一部分产业移到祖国大陆分散了部分风险，如果港台本土亦能改变单一产业过度发展状态，积极推进高层次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会更高。
这里所讨论的两个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制度安排失效导致经济发展失衡。要么是自由放任，导致技术发展滞后；要么是出于政治目的人为阻碍直航，拖延“亚太营运中心”建设进程。
港台的自由放任与过度干预这两种极端表现由来已久，它们曾经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香港自由放任政策使之成为高度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自由竞争中增强了实力，与“五大中心”相对应的综合化服务业发展迅速；台湾积极干预政策也发挥了较好效果，对中小企业积极的辅助措施使台湾中小企业成长迅速。对高科技产业的大力支持和重点发展战略也收到了较好效果。但另一方面，这两种极端表现需要适时作出调整，以利于港台经济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