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局域工业化的跨越模式——以深圳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深圳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3－0036－04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步入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虽然从总体上，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东西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来说，工业化进程的阶段顺次性不可逾越，但局域工业化却可以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这里的局域，是比区域范围更小的一个空间概念，是区域中的核心区或结合部，如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带。局域也可以理解为局部的区域和区域的局部。如果相关条件满足，局域工业化跨越发展是可行的。深圳的发展就是局域工业化跨越模式的一个典型例证。
深圳建市伊始，就面临着一个边陲落后的农业乡镇怎样工业化的问题。经过20余年的发展，深圳从一个农业小镇一跃而成为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前列、率先实现现代化试点的明星城市。1979年，深圳的产业结构比例为37.0：20.5：42.5，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6亿元。而2000年产业结构比例已调整为1.1：52.5：46.4，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665.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9年的200多倍。20世纪80 年代深圳以“三来一补”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遵循了一般工业化进程中的初步阶段发展道路。90年代以后，以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从1991年至2000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8.1％提高到42.3％。从深圳的工业化进程可以看出，其工业化过程跨越了重化工业阶段，从以轻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结构直接转型到以深加工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上，第三产业快速成长，使深圳具备了后工业化的雏形。
一、工业化一般进程及其顺次性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因研究的角度不同以及各国工业化实践中存在的差异，而对工业化有不同的定义与理解，但一般认为工业化是指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经济结构发生转变，工业经济结构开始形成并逐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过程。尽管如此，工业化一般进程的规律却几乎在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实践中都得到表现。
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在第一、二、三产业中的演变趋势，即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农业）中的分布将逐步减少，而第二、三产业则逐步增加。配第一克拉克定理的论证逻辑是产业间收入存在差异。后来，库茨涅兹以国民收入在各产业的实现状况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对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作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通过收集和整理20多个国家的有关数据，得出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即农业部门中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趋于不断地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相应的指标却不断上升。
配第、克拉克、库茨涅兹的研究显示出工业化是基于农业经济结构并在农业经济结构向工业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开始的。对工业化研究作出开拓性工作的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直接深入到工业化内部，通过考察近2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例，得出“霍夫曼定理”，即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霍夫曼比例不断下降的规律；同时对工业化过程划分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统治地位，第二阶段是资本资料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第三阶段是消费资料工业与资本资料工业生产规模相当，第四阶段则是资本资料工业开始占据主要地位。另一个研究工业化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钱纳里，他在对上百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后，用人均国民收入这个指标，将经济增长阶段分为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即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又分为四个时期，即工业化的初期、中期、中后期和后期。（李贤沛等，1994）
总的说来，工业化进程的次序是从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开始，然后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的阶段，再到深加工工业阶段。虽然这种工业化进程的阶段顺次性是否可以跨越在西方工业化经济理论中很少论及，但对一个生产力水平不平衡的农业大国的工业化来说，这种理论隐含着跨越不可能的判断。然而，对于局域（甚或区域）工业化来说，情况则不同了。因为局域具有不同于整个国家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这为区域工业化的集聚效应提供了基础，二是它具有更突出的非均衡性。这种区别于外部环境的独特的地方化特点，表现为它独具的区域优势。因此，局域工业化完全有可能违背这种顺次性。
二、局域工业化跨越模式的特征
（一）局域概念及其研究意义
本文使用的“局域”概念，是相对于区域而言的。一般来说，区域是在国家概念之下的一个细分的空间部分，而局域是在区域概念下的进一步细分，是指有突出经济或政治特点的区域内经济特别活跃的极化部分或结合部，其空间范围比区域要低一个层面，如区域内的某个城市圈（带）甚或一个县（区）镇。之所以要在“局域”上研究工业化模式问题，是因为局域在现实的行政区划上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的存在是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局域是组成区域的“模块”，因此，对模块构成进行分析，研究局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模式，是把握区域经济发展，再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基础。局域工业化显然与区域工业化或国家工业化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特点。
（二）局域工业化跨越模式的特征
局域工业化发生在区域的核心区和极化区。在非均衡增长进化路线上局域增长是呈非线性、离散或跳跃性状态的，局域工业化模式也明显不同于国家工业化或一般的大区域工业化模式，是一种跨越正常工业化进程的模式。具体表现在：
1.对工业化阶段的跨越。我们知道，国家或大区域一般工业化进程是符合库兹涅兹、配第、克拉克、霍夫曼及钱纳里等人描述的路径的，即一般要经历从农业为主逐步转向工业为主再向服务业为主，工业阶段要经历从劳动密集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过渡，制造业从初加工阶段逐步上升到深加工阶段。局域工业化跨越模式则在其经济转型及演变过程中，可以越过某一个或几个阶段，直接到达高级阶段。例如深圳市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经过明显的重化工阶段，而从初级加工阶段直接跨越到目前的深加工的以高技术轻型产业为主的阶段。深圳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演化及工业结构演变，反映了局域工业化进程与一般工业化进程的极大差异。
2.对工业化阶段上时间的跨越。一般工业化的各个阶段需经过一定的时间段才能完成。当然对各个国家来说，由于经济基础、技术条件和资源禀赋不同而使各个工业化阶段在时段的延续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阶段为例，美国花了150年才形成转换， 日本则持续了近80年，韩国和我国台湾也持续了近20年。（尚启君，1998）而深圳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阶段只延续15年左右，就跳跃地进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高级阶段。
三、跨越模式的形成机理
局域工业化在阶段上和时段上之所以可以跨越，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换句话说，跨越模式有其特殊的形成机理。
1.政府政策的推动。资源由市场和政府这两种力量进行配置。在特定情况下，政府根据其政策需要，会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式地组织资源，这种方式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对于局域的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力量可以造成局域经济超常规发展，尤其是可以使局域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圳的起步，首先是政府力量的作用，在原来的一个小渔村基础上，动员了国家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作用，即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使深圳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建设资源。
2.市场力量的释放。市场的作用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局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势差，或者存在着严重供给短缺，或者管制（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运行处于极度的非均衡状态时，引入市场机制就会迅速而大规模地产生对经济的纠偏。从极度非均衡退回到平缓性非均衡，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这种市场力量的释放对局域工业化可以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市场力量的均匀、持续释放，从而使局域工业化持续地按一般工业化程式进行演进；二是市场力量爆发性地非线性释放。基于局域内部环境对市场机制具有较大兼容性和适应性，加上外部环境对需求结构快速变化的压力以及科学技术所能提供的足够的动力，使局域工业化可能实现跨越式演进，即对工业化某些阶段可以迅速甚至省略地跃过而达到高一级阶段。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最早引入市场机制，较灵敏地感知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变化，使其工业化进程快速演进并跳过重化工阶段，而直接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3.要素供给与组合的优化。如果仅有市场机制的强大力量，但缺乏必要的要素供给与组合，跨越是难以实现的，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一样。要素供给与组合的优化，指局域的极化作用使周边区域的大量要素（资本、劳动力、科技等）迅速聚集，以供局域市场机制的优化配置。要素供给与组合的优化进步推动着局域工业化的跨越演进。
4.创新。创新是企业、区域和国家跨越层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它不仅引发经济的量的扩张，更可能引发经济的质的飞跃。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的重新组合和革命，其引发的效力不仅使人类20世纪的经济增长成指数扩张，更引发出一种新的经济型态及其运行的空间模式，如美国硅谷和其他各国的高新技术园区。因此，技术创新可以首先从局域引发出与传统经济和工业化进程中不同的一种新的模式，局域工业化跨越模式就是其中之一。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则从要素组合和联系机制方面对局域的内外环境进行优化。虽然各个方面的创新是紧密相连又相互作用的，但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基础作用更大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可以说技术创新是它们的结果。因为一定的合适的制度架构，决定了技术创新及其发挥出的生产力作用。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和管理模式下，同样的生产要素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深圳引入的市场制度与现代化的管理体制，保证和激发了深圳的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
5.开放。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开放是复杂系统进化的基本前提。只有开放才有可能使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有进入系统的渠道，从而在系统内在机制作用下使系统在远离平衡条件下跃迁到另一形态。深圳的开放和外向性不仅获得国内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更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了难得的技术、资金、管理和信息，从而能使深圳从一个与内地无二的，一个局域迅速接合国际先进潮流转变为初步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国内最先进的城市之一。
四、局域工业化跨越模式的局限性及其调整
局域工业化跨越模式是如上所述一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如果片面强调其中的某一种因素或不能相对均衡地、随局域工业化演进而不断适应性地调整、利用这些因素的组合，局域工业化的跨越模式必然会留下一种早熟或先天畸形的缺陷和痕迹，主要表现在结构偏差、后劲不足和效率递减等方面。
首先，政府推动型可能留下的结构偏差。局域跨越式工业化的发动可能得益于政府的推动，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使局域工业化快速演进。然而由于政策的非全面性和非均衡性，局域的产业结构会出现失衡，政策和行政手段的刚性不能适时地与局域结构相适应，其惯性作用总表现在为较大幅度的政策左右摇摆，对某些产业的过度发展会使产业结构失衡，某些产业的空洞化现象和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过度单一现象就是结构失衡的表现。例如“纺织城”、“钢铁城”、“石化城”等，其产业结构是单一的。在开放型经济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局域依靠优势发展单一产业是产业和区域分工协作的结果，也是必要的。然而每种产业都有其生命周期，当这种单一的产业面临着“夕阳西下”，而产业结构又没能得到适时的转型时，局域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
其次，市场力量释放后的后劲不足。一个局域如果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势差，市场的力量就会导使这种局域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当这种势差通过市场释放而逐步达到均衡时，若未有其它因素的继续促动，局域的经济增长就会后劲不足。例如在经济短缺时期对轻工产品的市场需求旺盛，当经过快速发展，这种对轻工产品需求的市场力量释放也趋于平缓，如果不再扩大有效需求，经济增长就会放慢。另外，政府的某些优惠政策也可以使局域得到市场力量，然而当各局域逐步获得相同的优惠政策后，局域处于政策均衡时，这种因政策导向的市场力量在局域中就不明显了。这时就需要寻求新的优势。
第三，边际效率递减。效率递减表现在政策边际效率递减、供给要素边际效率递减等方面。一项经济政策在实施初期能迅速地使资源向政策方向配置，从而获得较大的效率，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政策效率就会缓慢递减，直至边际效率为零。这时就需要新的政策支持。当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势差时，要素供给会对局域产生极大的效率效应，劳动力、资金的效率会得到极大发挥，然而随着经济势差的逐步消失，供给要素的效率就会下降。这表现在资金或劳动力的投入回报率与外界趋于均等，达到社会平均利润率。因此要保持高的经济增长率必须在降低成本、完善经济机制等制度效率方面进行深化。
第四，过度依赖。局域通过政策支持获得了跨越发展，但这种利用外界条件的模式有可能造成对外界的过度依赖。当一项政策优势失去后，若要继续发展，在没有其它途径的情况下只能寻求获取更优惠的政策。这种对政府政策过度依赖的进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优惠政策是有底限的，其本身也是稀缺的。一旦无更优惠的政策的供给，经济增长就会减缓或停滞。另一方面，如果局域工业化只是一味跟从外向经济的调整和一味只是承接外向经济转移来的产业，这种对外向经济的过度依赖会缺乏自己的主动权和抗风险能力。局域工业化跨越的形成，开始主要是外部力量推动和拉动的结果，这种政策推动和外向经济的拉动必然会导致局域快速地得到发展。在此过程中，局域若未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环发展的自组织机制，没有形成对工业化阶段跃迁的内生力量，那末，其工业化进程是不可能持续的，跨越模式也就成为畸形。
局域工业化跨越模式虽然存在以上的局限性，但可以通过调整经济政策、重新加大市场优势、提升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措施加以克服。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深圳市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原有优势趋弱等众多困难，但通过技术制度等方面创新，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其重要支柱产业，在更高层次上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同时经济社会结构各方面得到均衡发展，从而克服了局域工业化跨越模式局限性可能产生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
五、简短结论和启示
局域工业化跨越模式是后发区域追赶型经济增长的一种较好的模式，但这种模式的形成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与机理，同时它还隐藏着一些造成经济不可持续性的局限性。但只要能充分认识并加以克服，这种模式将是较理想的。深圳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正着力进行西部大开发，在西部的局域也必然会出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与机遇，显然，借鉴局域工业化跨越模式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