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国际经验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启示论文,稳定论文,经验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自1978年改革以来，除了一些短暂的曲折外，经济得到了非常稳定地增长。过去的20年虽然不长，却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提高其非常庞大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还意犹未尽。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之一，但还不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不处于工业发展的成熟阶段。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的经济，应该指出的是，早在二战以后，出现了两次发展“奇迹”。“德国奇迹”和“日本奇迹”是从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原来就已经相当发达的产业经济（德国比日本要发达一些），但是强大的发展势头并不持久。两国的经济在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迅猛，但是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则在食物和燃料方面陷入了异常的困境，发展速度日趋缓慢，目前的年实际增长率仅为2%。 两国目前都还很难从二十世纪90年代的衰退中恢复过来。
当然，德国和日本都是经济强国，他们目前的经济困境丝毫不会有损于他们历史悠久的作为“经济奇迹”的范例的形象。他们完全无愧于“经济奇迹”的称号，而且，他们将来也一定会给他们的人民带来高的生活水平。
另一“经济奇迹”发生在东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了日本经验的启发。开始，这一经济环境并非完全集中在工业化上，但是，不久之后，一些成员很快就转向了工业，工业是日本战后早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这些太平洋周边区域的亚洲经济增长点，除了少数的一些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石油危机后，都已经注意到要控制通货膨胀，并在一段比德国和日本的增长时期都长的时期内，使它们的经济保持不断地增长。
在过去的一两年中，一些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点已经开始出现了速度放慢、汇率下跌、收支平衡逆差，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财政危机。然而，增长的速度还是不低于2%，这是目前德国和日本的增长水平。 “东亚奇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因为它已经持续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在一些地区已经持续了30年的时间。
国际上其他的经济区域羡慕地关注着东亚的动向，但是它们都未能仿照东亚的做法，未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可能少数一两个小国家除外。一些国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长期以来在诸如矿物燃料或其他基础资源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但还未完全真正建立起工业化的运行体系。
为了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运行进行正确的评价，无疑应该从亚太地区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启示，同时也应该从德国和日本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启迪。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状况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1）农业改革；（2）开放政策；（3）引进市场价格体系；（4）改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能源、教育）；（5）计划生育；（6）宏观经济政策。
下面将对上述各点进行详细阐述。
（1）农业改革。在一个必须养活十多亿人口的国家， 显然农业是极其重要的。一些最早在七十年代末期访问中国的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农业产值必须至少保持每年3%～4%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在农村，而农业产值却并不很高。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和农业带来的创伤，使得改革成为迫在眉睫的需要。人民公社的体制迅速瓦解，农民们在土地使用问题上被赋予了极大的个人决定权。这样，农业产值以比想象还要快的速度快速增长。改革初期农业的高速增长率并不持久，但是，农业政策的改革使得这一产业的发展超过了仅仅维持生计的需要，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解决了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问题，虽然不能说永远解决了这一问题。
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土地的所有权并未私有化。只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而不是根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将决定权赋予了个人，并且引进了竞争。另外还须指出的是，农村的土地改革在战后日本、南韩和中国的台湾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亚太地区经验的重要意义所在。
（2）开放政策。1978年以前， 失去了曾经有过的与苏联之间的小量贸易的大部分后，中国经济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很少有对外贸易。逐步实施的开放政策给中国的经济活动带来了许多变化，逐渐使中国的价格接近于国际上的价格。无论如何，至今也未能证明“单一价格规律”已经起到了作用，无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而中国的价格却曾经与国际上的价格相差很大，因为中国多年都几乎未进行过调价。他们已经开始逐步与国际价格接轨，并且基本上留有了竞争的空间。
由于具有富于竞争性的价格，尤其是具有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中国得以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进出口总额从少量上升到约2000亿美元。与东亚其它主要国家取得的经验相比较，要取得如此辉煌的以出口为主导的成就，除了低廉的价格外，还必须相应地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
取得上述成就还与开放政策有关。外国投资提供了大量金融资本，并在带来资金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的技术转让。开放的另一个具体表现为海外华人企业的转移，尤其是香港同胞的企业。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放开了市场价格、贸易往来、资金流动以及技能交流（技术上的和企业上的）。
（3）引进市场价格体系。在国际方面已经实行了市场价格， 而在国内也实行了市场价格。议价运动带来了市场上货物、服务、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的更有效的分配。金融市场在运行方面比其他市场要滞后一些，因为在许多机构职能和观念方面还有待开发并付诸实施。
上海和深圳等地在不断向前发展，大量的香港资金已经对金融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今后还将继续有更多的资金从这一来源涌入。
农业、其他初级活动以及中小型企业的市场也一直在起着作用，并将继续发展。但是，与国有大型企业比较起来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国有大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显得比较差。
（4）改善基础设施。 交通运输和能源方面的瓶颈现象持续阻碍着整体经济的发展。许多现代化的新公路正在建设，新的设备也正在得到应用，作运输计划的软件也正在安装，提供的能源也越来越多。简而言之，中国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大规模地出现瓶颈现象。虽然一些国内的因素还将继续阻碍现代经济的进步，但是总的状况正在好转。
除了物质设施外，还有一系列的机构建设方面的需要——商业法制、没有效益的企业的破产程序，以及尤为重要的是，改善教育设施以尽可能地利用物质资本建立人类资本。
经历文化大革命后，教育体制遭到了摧残。成千上万的成人未能得到适当的教育——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但是这种状况正在被如今能够“培养自己的”学者的学术体制所取代。
（5）计划生育。在1978年至1980年间的转折后， 能够保持强大的增长势头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新增的人口不会完全抵消产值的增长。
中国没有马尔萨斯理论的问题，因为她有她的人口政策——一个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特殊情况除外——这样就保持了其人口增长率在每年1%左右，使得按人均推算的结果都很好。
虽然在改革的这一阶段人口政策确实已经很好地服务于经济政策，但是将来还会出现一些问题，除非对将来的工作进行通盘地、周密地预计和计划，使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人口发展出现了出乎意料的转折。在没有任何特别的人口政策的情况下，日本的出生率急剧下降，大大低于其传统的规律，使得日本人口的年增长率也维持在1%左右。最终的结果是，40或50年后， 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日本成为拥有60岁以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日本人口的老龄化给日本90年代的经济带来了储蓄率下降、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下降的问题，并且是前面提到的增长呆滞的现象的主要成因。在低出生率持续了几十年后，最终成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障碍。中国是否会重蹈覆辙呢？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人口发展计划，以避免类似日本现象的发生。
（6）宏观经济政策。最后，让我们考虑一下总体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目前还不能象西方工业化国家一样对其财政、金融和商业政策进行总体的微观调整。此问题在金融政策方面由于规章制度的不健全而尤显突出。
然而，随着中国以创世界纪录的速度发展了几年后（年增长10%或更高），通胀的趋势日趋明显。经济部门尝试着采用紧缩信贷的较为直接的办法，同时也采用了一些积极的工业和商业政策和一些较为平稳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软着陆”，即稍微放慢增长的速度，更大幅度地降低通胀率。这么做并没有马上见效，也没有逐步平稳地见效，而1996年至1997年的运行结果看起来非常好，实现了无通胀的持续快速增长的目标。增长在某种程度上遭受了损失，但是中国目前的状况比东亚的其他国家要好得多。
中国的商业政策运作良好，营造了良好的外汇储备环境，同时对货币的浮动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控制，使中国能比其他东盟国家更好地杜绝给亚洲经济发展带来极大问题的外汇投机商。〔1〕
这并不是说中国目前已经没有重大的经济问题和困难，但是这些都不是其他经济转轨的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所面临的纯宏观的问题。
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
中国目前也和美国、英国以及一些较小的国家（如加拿大、挪威、爱尔兰）一样，宏观的经济平衡很好。还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主要是微观经济或分配的不均衡与宏观经济的平衡共存。而且，宏观经济的平衡也是近来才出现的。同时还存在着商业循环浮动，这种现象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在大多数国家中出现；因此良好的宏观经济状况的持久性则处在争论之中。
美国和英国在获取好的劳动力市场条件方面很出色，这是他们的宏观经济平衡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劳动力的有效雇佣还有待实现，尤其是在引人注目的大都市。农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存在着隐性失业，这两个领域的人们以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工作着。在一些大城市也存在着公开的失业现象。为了达到更完全的宏观经济平衡，中国必须改善劳动力市场状况。
在分配方面，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沿海地区比内地要繁荣，中国的西部需要加速发展。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率较为令人满意，利润也比国有大型企业的好，补贴使得国有大型企业的低生产率泛滥成灾。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人类基本需要提供了许多人道的社会服务，这样当然很好。但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收入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东亚奇迹”的一个标志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很平等，带来了经济上的高度民主。平等的程度促进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这些都是短期成就转变成长期行为、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的基本因素。
1994—1996年墨西哥出现的困境则是政治的不稳定和日益恶化的经济不平等。这些都是中国需要避免的问题。
基础设施无疑正在得到逐步改善，但是，1978年改革之初的瓶颈问题—运输、交通、能源、教育—至今仍然存在。
中国的经济前景
中国经济过去19年的高速发展是否还可以持续10年、20年或30年？无人可以指望8～10%的年经济增长率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如果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增长的速度将会放慢，然而，中国前面的道路还很长，还需要有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考虑可持续性的问题。
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归纳表明，中国经济将以8～10 %的幅度持续增长，通胀率将维持在一位数以内，并且保持良好的外部平衡。而且，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将会得到改进，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消除的话。但是，除了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的归纳外，从性质方面我们怎样才能评价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呢？
农业已经以稳步的速度在增长，年增长率为4～5%，但是，其增长率比工业和服务业的要慢得多。农业对中国将来的经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在近期内，应该是保证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为了保证养活世界上最大的（并且增长着的）人口，必须对农业进行投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这就需要扩大农业的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同时还要保证大量的中间性投入（水、肥料、种子、饲料、农药）。
农业向更高效的方向转变，将会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少的人，剩余的劳动力将很可能会离开农业而被其他经济成分所吸收，否则将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有待寻求解决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乡镇企业在为农村地区提供农业以外的高效的生产率方面曾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乡镇企业生产效率高，发展速度很快。这是提高加工业产量、为非农业的劳动力提供更多的职业的最好途径。
在有限的程度上，经济特区也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力量。已经证明经济特区过去是将来无疑还将继续是一种成功的做法。它们以自己的实力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它们也导致了另外一种问题，主要是区域太集中的问题。第一代经济特区都靠近港口，大部分是沿海地区受益，然而主要发达地区以外的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力度。由于出口贸易对特区的产值相当重要，将经济特区设在海运港口是有其利处的，但这并不是根本所在，中国的计划者们应该考虑毫不犹豫地将一些新的经济特区设在地理上更偏远的地区，这也需要改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一个综合成分。因此，必须仔细协调好经济特区的选址，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使之成为可以同时解决一系列问题的一揽子事业，使经济发展的成熟时间更趋合理，使需求状况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在做发展计划时，中国必须避免墨西哥、南韩、泰国和其它东盟国家出现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要谨慎借贷、使用充足的担保、重视外国直接投资、注重与技术更强的伙伴联营、减少被动的文件夹式的投资。这些也都是国际政策的重要举措，由此可以使发展沿着良好、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看起来中国已经将流入的外国资本多样化，使得类似墨西哥或东盟国家的危机在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严重问题。而且，已经储备了充足的外汇，足以对投机商施加难以克服的障碍。外国投资流向、金融活动和汇率完全在控制之下，并能快速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香港“圆滑”的国际金融对中国的帮助也很大。至今为止，港币几乎没有受到东盟国家货币变动的影响。
开放已经使中国受益匪浅，但是如果开放成为了一种压抑的负担，则建议中国最好还是暂时将眼光放在国内，直至国外的麻烦都已经得到解决。国内市场也很大，有很多可以进行高水平经济活动的空间，现在已经采取措施以便将西方国家的大量先进技术技能引进中国。已经扫除了障碍。
而且，中国应该沿着放开金融市场的路子走下去，在总的趋势上不能走回头路（出现短期的紧急情况时除外）。作为世界贸易、世界金融和世界运输的主要参与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建设好基础设施，了解如何才能使开放的经济顺利地发展。在初始阶段，要克服加入到瞬息万变的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中后遇到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都是现在困扰着东盟国家和南韩的现实困难。解决的办法是继续逐步对世界上这些新地区的其他国家保持开放，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之前，首先要清除前一阶段的障碍。这样将会最终达到高度的开放，从而增强可持续性。
在国内市场，中国经济寻求可持续性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提高生产力水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不断地补贴缺乏利润和效益的大型国有企业。一些人认为私有化是迈向成功的钥匙。这可能起一点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竞争。还应该重新考虑规模的问题。毫无疑问，庞大的机构通常都会变得难以管理，而且效益也不是最好的。必须对大型生产机构进行有系统的管理，进行市场和财务分析，以便提高生产率。
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必将会出现工人下岗的问题。从好的方面说，这样可能使人们能够到别处从事其他的经济活动，但这样也会增加失业的压力，尤其是在城市。这需要通过财务、金融和商业政策仔细作好需求计划，以便吸纳从生产活动下岗的工人。需要有供应和需求管理的技能。可能国有企业的精简机构、提高效益的进程太慢，这并不是说他们必须马上完全彻底改革，这么做很可能会导致经济混乱。然而，必须迈出有活力的一大步，使国有企业成为有效益的实体。在建立需求的同时，要完善劳保制度、培训计划和扩大教育，以便吸纳下岗工人。
定义问题
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多大？经济发展速度有多快？这些都是难以确切回答的问题。这不是纯粹的客观描述，这是一个分析上的问题，它将会对将来的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我们1979年访华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是欧文·克拉维斯先生。在我们访问期间，他收集到了许多价格和商品／服务的规定。这些资料对于我们手头的工作来说还是太少——怎么才能将中国的经济与国际上信息交流和定义技术都比较先进的国家进行比较呢？尽管收集到的资料很有限，却是客观定义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第一步，有助于制定政策，评价成就。
总的来说，采用克拉维斯的方法，此种方法以购买力平价兑换率为依据，而不是以市场兑换率为依据，使以numeraire 货币（例如美元）表示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呈上升的趋势，而发达工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估算则呈下降趋势，当然，以numeraire 货币为单位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外，这是不会变动的。1979年代表团访华后，我们提交了一份访问报告，报告中附上了克拉维斯先生对中国的预测，预测中认为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菲律宾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3%。〔2〕
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克拉维斯的预测太高。我就此问题与他进行过多次深入认真地探讨，最终认为可以将他预测的百分比降低一两个百分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除此之外，他的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大量廉价的住房以及许多社会服务使得这一高预测显得合理。
国际组织继续采用以市场兑换率为基础的方法进行预测，并在他们的官方议程将中国作为非常贫穷的国家来对待。随着1978年以后中国的统计方面的服务的提高，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随着经济改革的步步深入，许多多国组织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以及官员开始对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观点，从发展的水平和兑换率两个方面进行反思。
按最近的国际价格水平，可以相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或超过2000美元，并且其总额将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人均值可以减掉1.25个百分点。
克拉维斯对中国作的预测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潜力的极大兴趣。他的助手，罗伯特·萨默斯和阿兰·赫斯顿对中国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并且根据购买力平价兑换率，对国际PENN表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3〕从1960年开始至1990 年的这段时间，他们预测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5～7%。在最近的几年里，他们预测了快速的发展，1995年预测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10%。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对菲律宾1995年的预测数字是人均2622美元，接近于他们预测的中国的人均2823美元的数字。正如前文所指出的，1980年，克拉维斯结合美国的水准对中国作出了预测，结果是中国的与菲律宾的不相上下。
关于实际增长，萨默斯和赫斯顿估算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实际增长率在2～4%之间，对70年代和80年代的估算肯定比很多其他的估算要低，但是，要使其发展在1995年达到相当于美国的10%的水平，就必须在1990年以后有迅猛的发展。
正确的观点是，1997年的人类开发报告中估算，1980年至1993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总增长率为9.6%，人均GDP增长率为8.2%。 虽然受欢迎的总值是国民生产总值，但是人类开发报告的统计数据却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表述这一特定的数字。工业化国家GDP和GNP的数字分别为2.5%和1.9%。
中国的许多预测都试图说明生产的实际总增长（GDP或GNP）保持在10%左右，扣除1个百分点以考虑人口的增长。但是， 作为目标的工业化国家也是不断变化着的。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们对2.5 %的潜在增长率感到相当满意。 日本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们很可能会选择3%作为他们的潜在的增长率。我个人认为，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保守的数字是低估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增长率为2.0～2.5%或3.0～3.5%，它都是一个变动着的数字。
假设中国8%的年增长速度保持 30年—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假设，人均 GDP将会扩大十倍；但是，如果美国 2%的年增长率保持30年—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假设—人均GDP将会提高近两倍。如果美国的GDP已经至少是中国的十倍，显然，要在近期内赶上美国是不可能的。很可能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不会达到10倍，因为， 用国际价格（购买力平价兑换率）算出的增长率要比用“自己的”价格计算出的增长率低。例如，根据人类开发报告（1997），1960年至1997 年间中国的GDP 增长率， 按1987年的美元比值计算为5.3%。但是， 按实际购买力平价兑换率计算出的同一时期的增长率仅为3.8%。 这就是为什么在做这次比较计算时，认为在30年的时间里保持8%的人均GDP增长率的假设是相当乐观的。
还应该注意到，“自己的”价格实际增长率的权重平均办法，应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用购买力平价作为国际GDP的权重， 得出的国际增长率高于用不变化的美元（市场兑换率）作为国际GDP 权重得出的结果。这是因为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以购买力平价作为换算因素时，占的份额高于以市场兑换率作为换算因素时的份额。然而，对中国来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按购买力平价算出的GDP 增长率低于市场兑换率算出的增长率的国家。
在评价中国GDP数字时还要考虑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 对质量的公正评判。毫无疑问，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GDP 所含的货物及服务的质量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提高。步着几个发达的工业国的后尘，中国应该提高发展的水平或降低物价上涨的水平。众所周知，美国和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基本价格指数夸大了通胀率；因此，实际的增长率应该高于公布的数字。中国的情况也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生产力的提高也可能被低估了，因为服务业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服务业的生产力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这些棘手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我们将可以更好地描绘出一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济情况的统计学上的全景。
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现在的财力已经能够给泰国提供一笔为数不小的资金支持其金融市场。
〔2〕克拉维斯1979年收集到价格方面的数据，可能1980 年又收集了一些补充材料，但是他原来的国民生产总值预测是对1979年前的那一段时间所作的。
〔3〕国际PENN表的数据是人类开发报告的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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