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力论文,合同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合同的法律效力，即合同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和保护力。按照传统的合同法理论，认为合同只对当事人有效，与第三人无关，这就是传统的合同相对性理论。最典型的莫过于《法国民法典》，其1134条规定：“依法订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其1165条规定：“合同仅于缔约当事人间发生效力；双方的合同不得使第三人遭受损害。”我国《民法通则》也承袭了合同相对性理论，第84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应该说，传统的合同相对性理论及其规则对于确定合同效力范围、明确由谁承担合同责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复杂，传统的合同相对性理论无法回答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各国从近代以来不断地扩张合同的效力，使合同也对第三人有效力，以顺应现代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笔者认为，研究探讨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对于丰富和发展合同法理论，制订我国统一合同法，指导司法实践等，都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合同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情形
从法律角度看，第三人是十分广泛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直接承受者，除此之外其他一切人都属于第三人。因此，合同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我们选择部分较为重要的情形加以分析。
1.为第三人设定利益的合同，第三人享有请求合同义务人履行合同的权利。传统合同法理论承认合同当事人可以为第三人设定利益，但仅仅视作合同相对性制度的例外情况。在现代社会，这种“例外情况”已大量出现，如指定受益人的人身保险合同、指定收货人的运输合同、指定第三人作为收款人的交易合同，还有附负担的赠与合同，甲将财产赠与乙的同时，要求以乙向丙支付终身养老金等作为前提条件。诸如此类的合同中，当事人为第三人设定利益，第三人虽然不是当事人，却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而且大陆法系认为第三人能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强制执行合同。英美法系固守合同相对性理论，认为第三人不能请求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不过也有所松动。1937年英国一个法律委员会曾建议：“假如合同明文声称直接授予第三者某些利益，第三者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强制执行合同。”（注：参见何美欢著《香港合同法》上册，第483页。）现在英国法认为，允许第三人依据侵权行为法起诉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见，为第三人设定利益的合同，第三人据此享有合同权利，并可要求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人的利益受到合同保护。
2.租赁关系的物权化，使承租人能凭借合同对抗第三人，第三人受到租赁合同的约束。罗马法有“买卖打破租赁”的原则，即出租人将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给第三人时，原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关系消灭，第三人可任意随时取回租赁物，对承租人不负有义务。这是物权优先于债权的一种体现。但从近代以来，为了保护承租人利益，各国对上述原则作了修正，虽然租赁权仍作为债权，但租赁物所有权让与第三人时，原租赁关系对第三人仍然有效，即“买卖不破租赁”，第三人受到租赁合同效力的约束。我国《经济合同法》第23条之规定也体现了“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
3.债权保全制度的推广，使合同权利人能在特定条件下直接干预债务人的民事行为，从而影响到第三人利益。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一些债务人为逃避债务，或隐匿转移财产、或低价转让乃至无偿赠与财产，或怠于行使自己的债权乃至放弃自己的债权，使自己本应增加的财产不增加，反而趋于减少。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但是按传统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债权人对此束手无策，因为债权人只能请求债务人履行给付，但不能直接支配债务人的财产。为了保障债权，近代许多国家陆续创设债权保全制度，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和代位权。所谓撤销权，指当债权人为逃避债务将财产无偿赠与、低价转让给第三人时，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债务人与第三人间转移财产的行为无效，予以撤销，第三人向债权人返还财产。所谓代位权，是指债务人享有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怠于行使时，债权人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即向第三人主张权利，请求第三人履行义务。由此可见，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或代位权时，都直接与第三人发生关系，债权人凭借合同的存在约束第三人。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先后确立了较为完整的债权保全制度；德国、瑞士因为强制执行法较为完备，只设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我国《破产法》有关于债权人撤销权规定，但远未完善；现正在起草中的统一合同法原则上规定了债权保障制度，期望正式出台时能比较翔实，便于实际操作。
4.第三人不法侵害债权及其责任制度的设立，意味着第三人必须尊重当事人依合同取得的权利。传统合同法理论认为：合同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第三人对合同当事人不负有任何义务；即使第三人不法侵害债权时，也并不直接对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显然，这种理论不能充分保护合同权利人的利益。现代商业竞争日益激烈，同行之间抢供销渠道、挖人才、抢资金来源十分普遍，第三人以利益、人事、技术、乃至暴力威胁、人身强制等手段诱使合同一方当事人签约，而致使其撕毁原有合同或履行不当，屡见不鲜。这实际上损害了合同债权人的利益。日本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第13卷的“侵害债权”条指出：“妨害债权实现的，称为侵害债权。广义言之，第一是债务人的侵害，即不履行债务；第二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对债权的损害，一般所言的侵害债权，就是指这种损害。”为了保障合同秩序，制止不正当竞争，各国陆续创设第三人不法侵害债权的责任制度。最早是英国1853年Lumley V.Gye一案，法院判决被告侵害合同关系为不法行为，赔偿原告损失。（注：参见宫本英雄著、骆通译《英吉利法研究》，第31页。）英美法系把侵害债权现象称之为“扰乱或干涉合同权利”(Interference With Contract Right)（注：参见何美欢著《香港合同法》上册，第172页。）。现在法国学者认为，第三人不法侵害债权，应直接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侵权损害赔偿之规定承担法律责任。我国台湾司法实践也认为：“按债权具有不可侵性，若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之债权者，应负有侵权行为上之责任。”（注：参见王利明著《违约责任论》，第562～563页。）我国统一合同法建议草案也确立侵害债权责任制度，明文规定第三人故意侵害他人债权的，应负有赔偿损害责任。这就要求第三人也要象尊重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一样尊重债权，尊重合同权利，第三人也受到合同约束。
5.与债权人有特定利益关系的第三人，也受到合同法的特别保护。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合同关系成立后，合同义务人对于与权利人具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亦负有照顾、保护等义务。如果债务人违反该项义务，造成该第三人受害，也应依合同法的原则承担赔偿责任。在这方面，有德国民法关于“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和美国关于“利益第三人担保责任”的规定。依照这些理论，合同效力及于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这类第三人往往与债权人有人格法上的特殊关系，如债权人的配偶、子女、亲友、保姆、佣人、同居者等，合同对他们有保护的效力（注：参见肖厚国《契约对第三人的保护效力之研究》，《河北法学》1995年第6期。）。
6.在连锁合同中，首份合同的内容移转于以后的合同，使首份合同对参加连锁关系的第三人产生制约作用。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区别连环合同和连锁合同。连环合同专指同一标的物连续买卖的系列合同；连锁合同是指同一标的物非买卖性质的连续交易系列合同，即不包括买卖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财产的租赁与转租、土地承包与转包等是典型的连锁合同。在连锁合同中，首份合同是基础，其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必定对后来的合同产生影响，因而对参加连锁关系的第三人产生效力。如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1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该法第42、43条规定充分体现了房地产转让时受到出让合同有关土地使用权年限、土地用途等条款的制约。再如转包农村土地也有类似规定：“承包人将承包合同转让或转包给第三者，必须经发包方同意，并不得擅自改变原承包合同的生产经营等内容，否则转让或转包合同无效。”（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4月14日《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在财产租赁与转租中，当承租人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时，一方面要取得原出租人的同意或原租赁合同的约定，同时转租的期限、租赁物的用途也直接受原租赁合同约束；而且按照法国学者观点，当第三人（新承租人）违约不交租金时，原出租人也有权向第三人索取租金，实现合同权利。由此可见，由于标的物同一，连锁合同已形成特有的共同规则：首份合同内容制约着以后的合同，使首份合同效力扩张至参加连锁关系的第三人。
7.第三人代为履行合同时，直接受到合同效力的约束，必须谨慎合理地履行合同。一般情况下，合同是当事人自己履行的，但是只要不违反合同性质和合同约定，也可以由第三人代债务人履行合同。根据合同全面履行、协作履行、适当履行和诚实信用原则，第三人就负有谨慎、合理地履行的义务，这也是合同效力的体现。如果第三人代为履行不当构成违约，虽然先由合同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但是第三人终究脱不了干系，或是权利人起诉时将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乃至共同被告，或是债务人在承担违约责任后即向其追偿。因此，合同效力及于代为履行的第三人，并不冤枉。
除了上述七种情形之外，合同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情况还有，合同对保证人的效力，合同对代理人效力、合同转让时对受让人的效力等，因这些情况法律已有明文规定，或已基本形成共识，故不再一一具体分析。
二、合同对第三人效力的双重涵义
前面列举了合同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种种常见情形，既然合同效力及于第三人，那么第三人必然与合同当事人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合同对第三人效力的涵义。笔者认为这种效力具有约束力和保护力两个方面。
首先，合同对第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第三人须尊重当事人依合同取得的权利，当事人可凭借合同对抗有关第三人。
具体而言，合同所产生的物权，象不动产一样，可以对抗一切人，任何人不得妨碍买受人行使对该物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因合同而产生的物权，也具有一般物权的绝对性，也得到物权法的保护。而且，当事人因合同而取得的债权，第三人也必须尊重，如租赁物转让时，受让人不得擅自废止原有的租赁关系；代为履行的第三人应谨慎合理地履行合同义务；在连锁合同中，以后的合同要尊重首份合同的有关条款，保持与首份合同的一致性。即使第三人与合同一方当事人竞争时，也不得侵犯当事人合同权利，否则根据侵害债权制度承担法律责任。在债权保全制度下，债权人还可以凭借合同对抗第三人，影响第三人的切身利益。
其次，当合同为第三人带来某种利益时，第三人可以享有某种权利，并获得合同法上的保护。
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不能只狭窄地理解为合同对第三人的约束力和制约作用，而忽视某种情况下合同对第三人的保护力。尽管约束力是合同对第三人效力的主要方面，但保护力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为第三人设定利益的合同、附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契约，第三人几乎不承担任何合同义务，而享有合同法上的权利。再如在债务转让中，新债务人（即第三人）取代原债务人的地位，承担了全部债务，但同时也受让了原债务人主张债权瑕疵的抗辩权，以对抗债权人，即原合同保护债务人的效力同样适用于第三人。另如合同权利人在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保证人享有属于主债务人的一切抗辩权，即使主债务人抛弃了属于他的抗辩权，但保证人并不因此而丧失同样的抗辩权，可见主合同对主债务人的保护效力延及于保证人，保证人享有原专属于当事人的合同权利。
三、合同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原因分析
合同效力由内向外扩张，从只对当事人有效，逐渐扩张到第三人，既约束第三人，也保护第三人，个中原因何在？值得我们深思，它使我们对合同制度规律性演变有一个更深切的体会，有助于合同制度的完善。
首先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化，暴露了传统合同法理论的局限性，实践呼唤着合同效力的扩张。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乃至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即使有所发展，但基本上属于简单商品经济。经济活动的种类、方式、空间、频率还相当有限，合同与第三人发生关系的情形并不多见。因此，合同相对性理论及其制度能满足当时经济生活的要求，能解决当时绝大多数的合同纠纷；即使涉及第三人责任，也可引申运用“债务人为自己一方的第三人负责”的相对性规则予以解决。但是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加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易的发展，经济生活越来越复杂，其复杂程度是简单商品经济所无法比拟的，交易次数激增、种类繁多、手段多样、时间延长、空间拓展、风险加大、频率加快，第三人介入合同的情形大幅度上升，这一切使合同变得复杂化和持续化，连锁合同出现就是典型例子。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仍固守与简单商品经济时代合拍的合同相对性制度，就会对大量合同纠纷束手无策，无法指导经济交往的顺利进行，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在合同与社会、合同与第三人发生密切联系的今天，仍拘泥于合同的相对性制度，把合同与社会间内在的必然联系人为地一刀两断，不符合现代经济生活规律，许多经济纠纷无法妥善解决。正如法国学者卡尔波尼指出：“法国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太极端了，因为合同毕竟是一种事实，一种社会事实，它不可能孤立存在：当两个人分别变成债权人及债务人时，这一事实不可能与其他人无关，这表现为，合同必然要对第三人产生对抗力，同时当事人因合同而享有的权利应得到第三人的尊重。”（注：参见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第248页。）可以讲，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化是合同效力扩张的经济基础和最终根源。
其次，市场经济竞争的加剧导致交易风险上升，需要有更周密、更精致的合同制度来降低风险，稳定交易秩序。
现代市场经济中各利益主体为谋求利益最大化，竞争日益加剧，正当竞争与不公平竞争并存，市场交易风险急骤上升，利益主体的正当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有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财产或怠于行使权利以逃避债务，有的经营者运用利诱威逼手段迫使债务人毁掉与债权人原有合同，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使经营者有一个准确的交易预期，各国陆续扩张合同的效力，以加强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在合同对第三人效力的诸多情形中，引人注目的是债权保全制度和第三人不法侵害债权制度，这两项制度的创设和运用，使现代合同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使我们对合同的效力有更全面的认识。维护市场经营秩序，降低市场风险，是强化合同效力、使合同对第三人有效的直接原因。
第三，合同效力及于第三人，也是合同自由与社会公正保持动态平衡的客观要求。
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是传统合同法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尤其在罗马法上，契约被认为是当事人间的法律（注：参见周枬《罗马法原论》下册，第661页。），法律只不过是执行当事人协议的工具，合同应优先于法律。诚然，契约自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现代社会中已暴露出诸多弊端，以契约自由作为冲击正常秩序的挡箭牌，以契约自由作为强者欺诈和掠夺弱者的天然借口，以合同相对性理论来推卸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是本世纪以来当事人滥用契约自由的具体表现。因此必须对合同自由有所限制，限制的方式、手段、途径有很多，其中一个方面是加强合同对第三人的保护效力，通过建立某种制度使当事人与第三人形成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达到合同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动态平衡。例如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为第三人设立义务，不得违背社会善良风俗习惯，这直接体现社会公正原则。再如在为第三人设定利益合同制度中，赋予第三人享有申请强制执行合同的权利。在产品责任制度尚未完善的条件下，加强对购买方的利益关系人保护，“附保护第三人契约”、“利益第三人担保责任”等规定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起到防止经营者以合同相对性来推卸责任。在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保证时，保证人享有专属于债务人的一切抗辩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这些规定加强了合同对第三人的保护，为防止滥用合同自由而损害社会公正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然，合同自由与社会公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有的场合，社会公正也要求坚持和贯彻合同自由原则，强化合同约束力。如债权保全制度，第三人不法侵害债权制度既是合同自由的体现，也是社会公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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