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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美关系史中，亨利·罗宾逊·鲁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与蒋介石的关系是一个具有代表性同时又令人颇感困惑的政治文化现象。自1936年起，鲁斯在30余年的时间里，利用其掌握的《时代》周刊、《生活》画报、《财富》杂志等媒体，不遗余力地将蒋介石描述为“强力”、“坚强”、“民主”的中国领袖，领导中国走向美国式现代化的基督战士，力图通过公众舆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扶蒋反共”的鲜明特征。不过，鲁斯为何扶蒋、如何扶蒋，其深刻的历史动因是什么，如上诸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尚未探讨。本文拟就此做一初步解答。
一 决意扶蒋
鲁斯扶助蒋介石，与其身世密切相关。1898年4月3日，鲁斯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登州（今烟台）。其父亨利·温特斯·鲁斯（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中文名字称作鲁思义）、其母伊丽莎白·罗特(Elizabeth M.Root,1871-1948)均是19世纪末来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直到1912年，14岁的鲁斯才返回美国接受正规教育。鲁斯在中国的岁月，适值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列强的欺凌、政治的衰微、经济的凋敝、社会的动乱，使中国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中华民族如何生存、发展、复兴，成为有志之士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虽为美国人，但生长在中国的背景，也使得鲁斯在中国情结的驱动下努力寻求答案。
从小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鲁斯，在特殊的环境下接受了父辈的美国观，形成了独特的人生信念：虔诚的基督徒，忠诚的共和党人，极端的爱国主义分子，资本主义制度的推崇者，反对共产主义的急先锋。这一切与鲁斯对中国的特殊感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鲁斯特有的“中国情结”，即以美国模式改造中国的梦想。鲁斯深信，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战士领导中国走美国式的道路是中国由积弱走向强盛的不二法门。因此，当鲁斯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难阶段，取得事业的巨大成功后，便开始将目光转向他早年生长的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时代》周刊相继介绍了吴佩孚、蒋介石、白崇禧和冯玉祥等风云人物。不过，除了蒋介石，其他的人都如昙花一现，在《时代》周刊上转瞬即逝。
《时代》周刊初期介绍蒋介石，并无特别之处。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继吴佩孚之后，成为第二位在《时代》周刊封面出现的中国人。在封面说明文字中，《时代》周刊以其特有的文风介绍道：“总司令蒋介石——从日暮中脱颖而出”(General Chiang Kai-shek:Rise out of the Sun-set)。很显然，这是引用孙中山的姓(Sun)来暗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这篇“封面故事”篇幅非常长，共3页9栏，约5千余字，主要介绍国民革命军进驻南京和上海时如何“粗暴”对待外侨，以及蒋介石和白崇禧与外侨交涉的情况。此外，还对蒋介石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如其弃商从军，进入日本军校留学（1906年），23岁在上海参加革命，后得孙中山赏识，于1922年赴莫斯科与苏联谈判，最终于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取得革命领导权等。[1]
在这篇报道中，《时代》周刊还转述了美国其他报纸上有关在华外侨受国民军欺辱，蒋介石和白崇禧的革命理想，以及向外侨的各项保证等消息。行文当中虽然也用“军阀”(War Lord)来形容蒋介石，但在叙述其领导下的北伐取得成功时，尊称他为“第一个现代大元帅"(First Modern Generalissimo)。这也就是后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界以Gimo昵称蒋介石的来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结束了1924年1月开始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这一行动深得鲁斯欢心，对于日后鲁斯全力援蒋至关重要。作为一名极端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信徒，鲁斯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但鲁斯对于蒋介石尚未完全认同，毕竟国民党对于非基督教运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国民党也是反帝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而且，蒋介石“其有妨碍我革命运动者，攘之辟之”[2](p24)的声明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使鲁斯担忧。《时代》周刊表示：蒋介石比布尔什维克更危险”[1]。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迅速揭去反帝面纱，一面全面反苏，一面以解决南京事件为契机，向美国政府“深示歉意”，允诺“担任充分赔偿”，几乎接受了美方的全部要求[3](P105)。蒋亲美的外交姿态无疑是日后博得鲁斯好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后，蒋介石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独占鳌头，并于1928年底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为标志，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成为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重要的是，蒋介石在1931年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信徒。这样，亲美、握有实权、基督教信徒，多种角色集于蒋一身，令鲁斯激动不已。鲁斯曾表白：“我热爱中国，但我对其并不存幻想。那些有钱的观光客和像杜威、罗素这样的大学问家根本不能了解，中国文明正在极速腐烂、毁灭。他们只看到了这个可爱的古老文明的外在形式。但是民族内在的动力已消失了。‘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这是孙中山和后来的蒋介石领导下的革命者提出的口号，同时也是共产党用来争取民心的手段。”[4](p28)鲁斯认为，这个正在毁灭的文明要想自救，一方面必须发掘而不是摒弃传统文明，另一方面，只有基督教、美国民主能救中国。蒋介石拥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同时信仰基督教，正是鲁斯所期待的以美国模式改造中国的理想人选。
此后，鲁斯开始密切关注蒋介石的一举一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成为世界的焦点。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第一次在封面刊出蒋介石夫妇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照片，封面标题是：“中国的总统及其妻子。他声称将‘黄埔’日本”。同时，《时代》周刊以5栏（约4千字）的篇幅详细报道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全世界（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华人拒买日货的爱国运动。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也列举了蒋释放政敌，以团结抗日的策略，并指出由蒋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所培养出的军事人才，将成为抗日战争的军事骨干等等，以表明蒋打败日本在东北军事扩张的决心。1933年12月11日，蒋再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封面文章的主题不再表现蒋介石抗击日本的决心，而是重点突出蒋介石维护统一的信念，决意镇压“真正严重威胁其统治”的中国共产党[5](p20～22)。
不过，直到此时，鲁斯对蒋介石仍心存疑虑。首先，蒋介石信仰基督教有政治联姻的投机嫌疑；其次，蒋介石还经受着中国共产党的挑战，国共实力尚在伯仲之间；再者，1932年，鲁斯在归国后首次重返中国，耳闻目睹了国民党的专制与腐败，意识到蒋介石还不足以承担起以美国模式改造中国的重任。因此，蒋介石在《时代》上的形象依然是心怀叵测、自我中心甚至有些腐败的“独裁者”。
伴随蒋介石围剿红军获得胜利，将红军从南方根据地逼退到陕北，鲁斯欣喜地看到蒋的权力已经稳固。到1936年夏，《时代》周刊上的蒋已是“睿智的化身”，因为他为了更有力地抗日（虽然是被迫的）而统一了中国[6](p20)。虽然鲁斯清楚，在中国，腐败、白色恐怖和阶级压迫的确存在，《时代》也承认蒋的“蓝衣社”是“特务、暗杀组织”，但这并不妨碍其给予蒋及其南京政府高度评价。
西安事变则化解了鲁斯的另外一个担忧。众所周知，西安事变的爆发，证明了蒋介石奉为圭臬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失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西北军将士以大局为重，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在这其中，蒋介石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不过，在鲁斯等基督信徒眼中，西安事变却充分证明了蒋介石不仅是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袖，而且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于鲁斯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
1936年12月21日，《时代》周刊首次报道西安事变，强调：一、蒋介石是“东亚最强有力的人”；二、绑架他的张学良曾经是瘾君子，他要么有亲共思想，要么就是向共产党屈服了。该文预测，蒋介石将被共产党处死。12月25日，蒋获释。在鲁斯看来，蒋在圣诞节获释，意义非凡。《时代》周刊反复强调：“东亚最强有力的人”被破衣烂杉“一度吸毒成癖”的张学良释放了[7]。而获释后的蒋介石不断阐发基督信念对他度过难关的重要帮助，把自己的受难与耶稣受难相提并论，俨然以中国的救世主自居。他说，正是在耶稣博爱精神的感召下，他“与恶势力相搏击，卒能克服仇魔，伸张正义”[8](p3185～3195)，进而宣称：“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就是“耶稣理想中的天国”[8](p3163～3164)。蒋介石的这些表白，使鲁斯深感蒋介石是“虔诚的基督徒”，决意给予蒋无条件的支持。
二 不遗余力
西安事变后，时代公司诸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围绕的一个重要核心就是以浓墨重彩，将蒋介石描述为坚强的战士、英明的领袖、美国的盟友。对此，鲁斯的下属罗治蒙特(Richard de Rochemono)感慨道：“我们觉得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站在天使的一边，蒋介石却是个例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鲁斯先生的被保护人，是我们唯一不可侵犯的人。”[9](p134)
抗日战争前期，《时代》周刊经常在主要栏目中赞扬蒋介石的所作所为。1938年1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把蒋介石和宋美龄评为1937年的年度新闻夫妻。在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之后，着重宣扬蒋介石团结了“向来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给他们灌输了最基本的“觉悟感”，在蒋介石领导下，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的进步，在货币、基础设施建设、水灾控制和饥荒救济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0](p13～16)。1939年6月2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重复了同样的主题：蒋介石“决心反击日本”，但他必须先“整理内务，强化军队，修建公路，为不可避免的向内地后撤作准备”[11](p30)。
《时代》周刊还报道了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将新生活运动描绘成是“大剂量清教主义的蓖麻油”，把蒋的社会节约运动与清教的禁欲主义相提并论，并认为，蒋倡导的节约程度是清教领袖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或约翰·科顿(John Cotton)想像不到的，特别是社会生活军事化的部分更是使人民生活艰苦到难以忍受的地步[10](p15)。
除了《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之外，《生活》画报也以相当篇幅报道了蒋介石。这三大杂志均秉承鲁斯的意志，对蒋介石的评价大同小异，充斥着赞美之词。如1938年11月7日出版的《生活》画报称，“至此”，蒋介石已经“显示了他卓越的勇气和毅力。两年前在西安被扣押时，他就证明了自己不怕死。他在《圣经》中找到了安慰”。《生活》认为，蒋介石与宋子文联手创建的政府会为“民主与和平”而奋斗。宋子文的妹妹、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自然也成了《生活》经常报道的热门人物。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试图将中国的道德观念与基督教信念结合起来的尝试。《生活》更把宋美龄与美国的总统夫人爱琳娜·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相提并论[14]。
美国参战后，时代公司诸媒体以把蒋介石塑造成“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大人物之一”[15](p19)为目的，继续宣传蒋介石。
1942年3月2日的《生活》是中国问题专刊，此期刊登的三幅照片上，蒋介石看上去俨然就是美国的政客：第一幅是商务总管的形象；第二幅蒋介石夫妇双双坐在客厅，背景是蒋介石曾在1936年11月9日《时代》周刊封面上用过的巨幅照片；最后一幅美国味十足，委员长夫妇并肩坐在美式沙发中，一边笑容可掬地看着一本书，一边爱抚着他们的爱尔兰塞特种猎狗。这幅照片的背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他们身后的书架上非常醒目地放着罗斯福总统的照片，而且这最后一幅照片下面的标注还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罗斯福照片这一细节[20](p72)。
鲁斯的宣传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公众对蒋介石的印象。一位《时代》周刊的读者表示，他对蒋介石虔诚信仰基督教深信不疑，因为蒋介石在一次祷告时，请求上帝首先赐福于美国人民，其次他才为自己的人民祈祷，最后他竟然乞求上帝善待日本人民。蒋介石甚至愿意饶恕侵略自己祖国的国家，这种行为证明他实在有一副基督徒的心肠[21](p4)。另一位读者表示，蒋介石“内心的宁静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使他完全具备了成为《时代》周刊1942年年度风云人物的资格[22](P2)。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军事的无能、政治的专制与腐败暴露无遗，在国内，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政府内部对是否援助蒋介石也产生了重大分歧。对此，鲁斯以加强有利于蒋介石的舆论宣传为对策，争取影响舆论界，给国会施加压力，并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事态发展负起责任，助蒋介石一臂之力。
1945年11月《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称：中国能否真正实现和平，关键在于美国为中国提供多少援助，如果停止对国民党的授助，美国将前功尽弃[23](p30)。
同一天出版的《生活》以长达两页的编者按预言了美国会继续支持国民党。该文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其观点，声称中国人民仍为他们的政府骄傲，并称蒋介石的智囊团“和杜鲁门内阁成员一样有能力，一样的开明”。为使读者确信，《生活》的这篇文章又老调重弹，将中美进行夸张地对比，编者按认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刚刚重又建立起了文化及宗教上的统一。她的四万万人民“与美国人民更加同根同枝”。文章甚至告诉其读者，“至少三万万中国人都说着一种口音差别小得近似于佛蒙特人与亚拉巴马人口音差别的语言”。这里，该杂志故伎重演，暗示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与美国不无雷同之处。如果蒋介石的内阁可以与杜鲁门的内阁相提并论，中国人方言的差别可以理解成为美国南北方人口音的差别，那么中国人民还能与美国人民有多大的差别？[24](p36)
不过，鲁斯的努力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直到1948年，美国才通过《援华法》，给予中国国民党政府2.7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价值1.25亿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份鲁斯认为“太少而且太晚”的援助没能帮助蒋介石扭转军事颓势，国民党政府“濒临崩溃”已不可避免。在《生活》画报1948年11月22日的社论中，鲁斯慨叹道：“所有的新闻似乎都在报道国民党中国——美国人所熟悉、与之友好、对其忽视、为之悲哀的中国——正走向灭亡。这是令人悲伤痛心的消息。所有深感悲哀的人中包括《生活》画报的编辑们。我们知道，我们对中国的兴趣和信念并不为大多数美国人和美国政府所认同……不幸降临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这是中国的悲剧，对于在战前和漫长的救国战争中为争取进步文明的中国奉献了血汗和生命的千百万中国人，尤其是个悲剧。”
尽管如此，《时代》周刊仍不忍在蒋介石政府寿终正寝的时刻抛弃他。1948年12月6日，蒋介石第九次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该杂志报道说，“共产党正以火山熔岩的势头迅速占领全中国……在这灾难性的时刻，蒋介石委员长仍是不屈不挠，立场坚定。”
新中国成立后，鲁斯依旧一如既往地支持蒋介石，其对中国特有的情结仍然缠绕着他，而在他和蒋彻底放弃反攻大陆的念头之前，鲁斯一直不断向美国公众灌输这样的观念：蒋介石和台湾1400万百姓才是正统的中国，而毛泽东和大陆的5亿民众只是长久不了的叛乱分子[25](p573)。同时，鲁斯一直积极为台湾一次又一次地争取数额可观的美援，期望帮助蒋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
1952年，鲁斯访问台湾，蒋介石向鲁斯保证：“把武器交给我们，我们一定完成反攻大陆的大业。”[26]鲁斯也确信蒋介石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一定能夺回大陆。在一份备忘录中，鲁斯预计：“蒋介石一旦在大陆登陆，只要坚持三个月，共产党对亚洲的威胁就会消失，整个亚洲就会转而全面反共。”[25](p474)他认为蒋介石的力量在美国反共的全盘军事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与朝鲜、越南共同对中国大陆形成包围圈。
鲁斯在利用媒体为蒋介石作宣传之余，还通过其发起的由铁杆反共扶蒋分子组成的院外援华集团为蒋介石营造最有利的环境。该集团一方面积极反共，为蒋介石争取大量贷款，另一方面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鲁斯及其新闻帝国对院外援华集团及美国对华政策产生的影响之大，可以从斯万伯格的评价略见一斑：“如果说没有鲁斯，没有鲁斯新闻帝国，就没有院外援华集团，没有麦卡锡议员，没有因‘失掉中国’造成的全国性歇斯底里，也没有越演越烈的必须停止亚洲共产主义在美国泛滥的恐惧。这似乎太言过其实。但鲁斯和他的新闻帝国的确对这些现象起到了煽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25](p614)
三 ”公正”的背后
鲁斯能够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美国新闻界脱颖而出，执美国新闻界之牛耳，与其一贯标榜的准确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密切相关。鲁斯要求：每一期《时代》周刊、《财富》杂志和《生活》画报都要做到以准确、可信的图片和文字，报道国际和国内的新闻。可以说，客观、公正是鲁斯安身立命之本。
不过，我们从前文不难发现，时代公司诸媒体描述的中国与蒋介石，与客观实际相去甚远。1942年以后，许多了解中国真相的人对鲁斯的偏颇报道提出了批评。1942年6月，有人撰文转述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日本历史教授饶大卫(David Rowe)对中国及时代公司诸杂志的看法。饶大卫说：中国官员之中，专制主义倾向越来越强，中国没有走向民主与改革。而《时代》、《生活》、《财富》等刊物经常忽略重庆政府的权力斗争、贪污和无能，对中国现状报喜不报忧，甚至在误导美国公众，不是服务于美国公众[27]。1943年3月9日，鲁斯接到一份绝密文件，内称：中国让盟国替它作战，本身却没有认真抗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内部贪污横行、离心离德；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部队在积极抗日；在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走私横行，国民党官员中饱私囊；美国媒体虚假报道中国人英勇善战，只是帮助了腐败的国民党领袖[28]。随后，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致信鲁斯，提出应更深入了解中国“自由之声一直保持着沉默，保守的官僚体制变得越来越暴虐，言论自由无从谈起，政治腐败日趋严重”的真相[29]。《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在深入了解中国后，不愿继续无条件为蒋介石唱赞歌，与鲁斯产生严重分歧，并写就《惊雷响遍中国》，向美国公众介绍他所了解的真实中国。
鲁斯与蒋介石既无私交，亦非为谋取私利，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鲁斯放弃客观、公正的新闻守则，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一直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呢？显然，除了前文已介绍的身世因素外，尚有更深的历史动因。
鲁斯并不否认他的杂志是有偏见的，他认为，他的偏见恰恰是要反映“真理”。他曾表白：“不偏不倚的公正性往往是真理的障碍”，因此，《时代》周刊的责任“不是将事实原封不动的报道给读者”[30](p56～57)。他强调：不加适当道德规范的加工而单纯地收集整理事实材料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要“做正确的价值判断”[30](p71～72)。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传播基督福音的责任感促使鲁斯更重视对新闻“作正确的价值判断”。在鲁斯看来，帮助读者对新闻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是真正的公正和客观。
鲁斯相信，美国是上帝从众多国家中挑中的选民，美国人天生品德高尚，虔诚信教，优于其他民族，所以生来就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的。但是，现实中，美国人“独善其身”意识强烈，而“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不足，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鲁斯于1941年写出了其著名的“美国世纪”一文，强调20世纪“是我们的世纪”，“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纪，而是因为这是美国在世界上第一次可以发挥最主要影响的世纪”[31](p115)。他从美国的科学先进和工业发达，引证20世纪将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民主的试验在美国已有基础，人民已经享受到空前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因此美国人应该有世界眼光，要以圣经上救世济人的精神去帮助其他国家发展。鲁斯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这种精神，以最宽大的视野创造出第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31](p120)。
在鲁斯的“美国世纪”中，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但坚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按照美国的模式发展，而且认为美国的成功与否也将取决于中国是否能跟着美国的脚印走。
除了政治上的战略价值外，中国潜力无穷的市场，也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这是鲁斯扶助蒋介石的经济动因。鲁斯分析，如果美国全心全意地扶助蒋介石的中国，那么中国“一年就能值4亿、5亿、甚至10亿美元”。“美国世纪”发表三个月后，《财富》杂志又重申了相同的主题，这次更是宣扬中国贸易的潜力一年可达亿万美元[33](p69～74)，即将到来的美国式“新中国”是美国实现梦想的百年不遇的机会。《财富》杂志强调说，“中国正期待着新世界的到来”，美国“在考虑对外贸易问题时”，应该帮助中国建立新世界的事业，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渴望接受美国的影响，如果美国不这样做，那么“不但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而且会破坏美国人自己伟大的基督教民主国家经受得住任何考验的梦想”[34](p53)。
中国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和鲁斯对美国历史使命感的信仰，三者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在更多的意义上占据了特殊位置。鲁斯认为，中美两国命中注定是完美的结合，美国是施惠者，中国是受益者。千百万人口使中国注定会是美国的顺民，因为中国一旦用惯了美国货，就会给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而中国也会因此而依赖美国。
鲁斯坚信，自己承担着向美国公众灌输这样“正确价值判断”的使命，因为“许多美国人才刚刚跳出把中国人与洗衣工联系在一起的阶段，他们的喜悦和兴奋主要是因为他们感到亚洲人原来也是人这一重大发现”。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大多数人最多只是对蒋介石和宋美龄有些认识，所以问题实际上集中在蒋介石夫妇身上”。鲁斯担心，对中国的问题不加选择地进行报道，“会造成使美国对华态度重又回到困惑甚至漠不关心状态的恶果”。因此，他要通过时代公司诸媒体，将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充满希望的中国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亚洲伙伴，使他们以“兼济天下”的责任感，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中国，实现“美国世纪”的宏伟梦想。[31]
不过，鲁斯虽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但无法决定中国的历史命运。伴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鲁斯以美国模式改造中国的梦想彻底失败，在其去世之时，美国陷入越战泥沼难以自拔，则宣告了他梦寐以求的“美国世纪”构想在全球的失败。不能说鲁斯对中国的情感是虚假的，但他实际上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不了解中国民众对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渴望。鲁斯偏执于自己的“正确价值判断”，不分善恶曲直地一味支持蒋介石，表现出强烈的“美国至上”、美国使命观、责任感等霸权主义倾向，不仅间接地损害了中美双方的利益，也使中国人民经受了更多的战争苦难，对中美断交20余年负有一定的责任。
令人值得寻味的是，对于鲁斯这样一位对现代中美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在过去30余年的时间里，不仅大陆学术界少有问津，台湾学者也三缄其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鲁斯扶助蒋介石所扮演的“保护人”角色，明显表现出美国家长式外交倾向和美国文化高人一等的优越意识，有悖于近现代中国以民族生存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潮流，从而为时代所唾弃。鲁斯生前，一直为蒋介石失去大陆而耿耿于怀，直到去世前还著书检讨原因。但对于力图改变中国历史的鲁斯而言，为中国历史所遗忘才是他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