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一个时代的课题——基于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安全论文,课题论文,风险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9)02-0041-04
一、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核
第一，风险的概念。工业社会晚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农业社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概念，而只有一些与风险相关的词汇，如危险、灾难等，随着中世纪西方国家海上贸易的出现，“风险”最早被用来指代航行到未知的水域，是一个空间概念。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风险”一词被用来指代概率分布是可知的、数量上是可确定的、封闭和完备的概率事件。因此在工业社会中风险是一种可以计算的并且可保险的成本。然而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表述的“风险”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的、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发是系统的、不可逆转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1](p.20)
第二，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
1.社会的变迁。风险社会理论提出工业社会在不断量变的基础上将发生一次质的变革，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风险社会。人类社会将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而第二次现代化的实质意义在于反思过去二百年来的简单现代化方式。相比之下，工业社会的标志是阶级；而风险社会的标志是风险。阶级社会的梦想是每个人都需要和应当分享蛋糕，而风险社会的乌托邦则是每个人都应该免受毒害。在第二次现代化中，人类社会据以思考的逻辑将发生变化，以风险分配的逻辑取代财富分配的逻辑，以“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取代“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
2.风险的分化。在风险社会中，人类利用不断发展的知识改变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危险，即“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将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周期性与固定性的自然灾害，即“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在所有传统文化中、在工业社会中以及直到今天，人类担心的都是来自外部的风险……然而在某个时刻，我开始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2](p.23)
3.理性的竞合。由于在工业社会中掌握着界定风险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着决定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他们可以随意地界定风险的“客观”危险性，加之商业化利润的驱使、政治家权力的控制以及科学伦理的缺失，科学理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质疑。市场利润诱导科学家铤而走险，信息的不对称为政治家控制公众意愿提供了便利，“有限理性”通常是“集体不负责任”的最佳借口，科学专制常常带来更大的灾难。因此在风险社会中“专家”的头衔不再是说服大家的理由，社会理性伴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社会运动的盛行以及技术知识的普及逐渐强大起来，与科学理性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竞合状态。社会理性为科学理性提供赖以生存的社会期望与价值判断；而科学理性为社会理性提供察觉风险的“显微镜”。
4.政治的开放。在风险社会中，“全球亚政治”与“世界生态民主政治”将是控制风险的两种方式。贝克所说的“全球亚政治”是指在政府和企业共同隐瞒风险的前提下，处于风险中的人们与知情的学者们联合起来，动员各种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地质疑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形成公共领域、市场领域、政治领域的相互制衡，以实现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环境。“世界生态民主政治”主要是指各国政府之间通过国际协议、谈判协商等形式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的生态保护机制，以环保政治取代东西对抗政治，在风险分配上消除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之间以及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得政治体系的边界逐渐模糊化，社会中各种资源进入到公共决策之中，为重新定义风险提供了基础。
5.建构的现实主义。一方面，风险社会理论在认识论上跨越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鸿沟，风险社会理论在面对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时总是将它们上升到政治民主、民族国家、家庭结构、性别平等、科学理性等社会问题的高度，认为任何风险和危机的产生都应当去寻找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从而能够超越现有社会存在去构建一个相对理想的社会结构和运行规则，所以贝克的风险社会常被称之为建构主义的空中花园。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理论又以核能、化工、转基因等高科技术的现实风险看做是驱动工业社会超越其本身的原因，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感知直接导致了社会的变迁，因此风险社会理论本身又建立在现实主义客观存在的假设之上。于是，贝克将自己看作为“建构主义的现实主义者”。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再思考
总体上来说，风险社会理论根植于欧洲工业社会晚期，是欧洲社会二百多年工业化历史的一次反思，而这种理论研究在美国风险文献资料中几乎是缺位的。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反对科学权威的垄断，倡导泛民主化，寻找风险生产和避免的标准，反思传统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注重社会的自我理解与重新定位，并力求给释放出爆炸性力量的飞速发展的科技装上刹车和方向盘。然而面对人类社会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信息的不对称，风险社会理论将使人们的现实生活发生何种变化是笔者所思考的问题。
第一，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讨论，无论是后工业、后现代还是风险社会，都是在展望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在工业社会漫长的量变过程中，包括贝克在内的学者们都试图去关上工业社会的大门，然后迫不及待地去打开另一扇通向未来的大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工业社会书写着墓志铭，却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预言。仔细研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可以发现：贝克一直在模仿马克思提出“生产关系”概念，指出风险在“定义关系”中的重要性，因此风险社会本身也雷同于共产主义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这个未来是建构在某些客观迹象之上的，并且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行为，使人们致力于通过渐进式的社会变革缓解当前的危机。可以想象彻底地消除风险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贝克所建构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限值，我们只能无限地接近而不可能到达，因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固有差距使我们始终不能放松于对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又应该是不同于工业社会的。
第二，风险社会理论关注的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特别是核能、化工以及转基因技术，这些都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风险，它们足以危及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因此贝克不断地暗示人们慎重地审视那些存在潜在威胁的科技，打破进步是宿命的论断；而“外部风险”在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足以让人类社会感到恐惧，强大的预警技术和完善的应急管理可以让处于风险之中的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听天由命。这样看来风险社会理论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需要加快发展科学技术、推进社会进步以应对“外部风险”；另一方面又要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反对进步宿命论以避免“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一条光滑的连续谱的两端，人们的决策总是在两端之间徘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选择是截然不同的，而风险社会理论显然是偏向于保守主义，但即使是保守主义依然要面对“外部风险”，因此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在任何情况了都是必需的。
第三，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竞合是贝克建构主义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观点之一，但建构主义的薄弱之处在于整个论证体系中一旦出现某个假设是不可信的，那将使整个理论体系崩塌。麦克吉尔(Macgill)曾记录过英国谢利菲尔德核电站附近两个居民对核风险的态度：“我们全家人都在那里工作，因此我不觉得有什么危险。”“我会支持这里——比起空气污染的城市来，还是这里更有益健康，我情愿在这里把孩子抚养大。”[3](pp.181-182)可见，在现实情况中人们并没有对核风险充满恐惧，这样的情形与贝克所倡导的社会理性的大觉醒似乎相差甚远。笔者认为，就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我们离社会理性的形成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等待危机的集中爆发和媒介对风险的社会放大功能的完善，在此期间危机将可能随着工业化进程成加速递增，这是工业社会掠夺自然的本性造成的，无法回避。
第四，关于全球亚政治与世界生态民主政治。笔者认为，这种治理风险的模式被建构起来后，社会在风险决策中将呈现出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为了无限期地减少风险，在全球范围内人为地放缓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速度。第二种可能是在定义风险中存在着异议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就未来风险产生与分配的标准达成折中性的共识，并且在有足够的应急措施作为保障的情况下，让科技—经济领域继续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第二种可能是笔者所希望的，因为毕竟生命的志趣在于探索。
三、超越工业社会：应急管理研究范式的变革
由于风险社会理论的主流学者贝克成长于德国，深受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建构主义哲学思想家的熏陶，因此风险社会的研究视野没有受到单一现实主义的局限，而是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认识论结合起来诠释工业社会晚期的风险治理问题。这种研究范式不同于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在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划一条明晰的界线的做法，从而避免了永无休止的孰优孰劣的争论。正如贝克在《再谈风险社会：理论、政治与研究计划》中所说：“我可以同时使用实在论和建构论，只要这些元叙事能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风险社会中复杂而又矛盾的风险‘本性’。”[4](p.321)因此对于热衷于单一认识论的学者来说，或许可以尝试转换一种视角来研究当前的风险治理问题，仅仅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而忽视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将使风险治理陷入工具理性的泥潭，无法超越工业社会的思维定式。
在上述风险社会理论的再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工业社会还是风险社会都离不开公共安全应急管理，这是风险的不可规避性所决定的。然而，在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研究范式又是有所不同的。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应急管理研究都集中在“已经存在”的假设之上，以可以观察到的风险和危机为研究对象，依靠制度化的预测、监控、应急手段来减缓或消除风险，每一个国家机构和社会群体的形成都需要有已经发生的危机和风险作为现实依据，这种自下而上的认识途径深刻地反映了理论源于实践但无法超前于实践的现实主义研究范式。而在风险社会中，建构主义的认识论进入了应急管理的研究视野，与现实主义相互区别又相互融合。首先，就二者的区别而言，现实主义者把风险和它们的表现形式视为真实的、可观察到的事件；而建构主义者宣称风险和它们的表现形式是由社会团体或组织编造的社会人工制品，尽管风险在本质上存在着一定的客观依据，但依然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建构物。其次，就二者的融合而言，风险学家奥特温·伦内(Ortwin Renn)提出了“元视角”(meta-perspective)的观点，认为“元视角的主要目标是使各种视角彼此包容，提供一个允许跨越各种视角的比较分析的语义框架”[5](p.89)。笔者认为，在这种元视角的启示下人们应当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跨越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应急管理理论框架，这种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将风险视为社会认识和解释所建构的“现实”存在，在纷乱复杂的风险“现实”中探究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从而有可能利用逻辑推理自上而下地建构一个超越现实存在的理想社会组织，以实现对潜在风险的有效治理。
风险学家奥特温·伦内在《风险的概念：分类》一文曾将现存的风险观点依据它们的假设、方法论、作用以及社会功能等因素，在社会和自然科学的框架里进行了区分，其中值得借鉴的是用以区分风险概念的四个维度：建构主义与客观的、个体主义与结构的[5](p.77)。笔者将这四个维度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即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用以上四个维度来识别当前应急管理的研究领域发展状况。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是一个光滑的连续谱的两端，而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亦是如此。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已经存在了许多指导应急管理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的研究范式决定了它们的优势和不足。
第一，理性行为理论注重从现实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研究视角去发现应急管理的个体化对策，它的优点是现实、实用，主张照搬以往的个案经验以应对将来相似的公共安全问题，缺点在于常常局限于大量的个案研究之中，而忽视了结构主义的根源性分析和建构主义的超前想象力，因此个案研究的对策总是停留于过去。与理性行为理论相左的是文化理论，文化理论存在于建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注重探究应急管理背后的文化根源，针对不同的“文化部落”做出相应的治理方案，它的优点是富有想象力、结构性思考深刻，缺点是受困于文化类型的创设之中，而忽视了个体主义的差异性分析和现实主义的数据证明力，因此任何文化分类模型都会遭到非线性现实的打击。
第二，社会动员理论与系统理论从早期的现实主义开始逐渐向建构主义移动，这使它们具备了“真实的”与“建构的”双重解构力，也就是说它们既能用于诠释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又能用来推想未来的社会结构和系统演变方向。这两种理论是笔者所推崇的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结合的典范，但目前已有较多研究，在此不加赘述。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说是风险社会理论的思想滥觞，也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所钟爱的研究范式，具有强大的解构力量，颠覆地批判现实社会中的所有应急管理模式，力图建立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根本就不需要应急管理，因为任何风险都可以被完美的社会理性所预防或控制。可见，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解构范式是能够用以反思应急管理现状、探究问题深层次根源的，但在建构方面存在着一些乌托邦，这也从反方面证明了应急管理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式问题。笔者认为，组织理论可以分为两个流派：社会组织理论流派、科学组织理论流派。前者以韦伯的“官僚制”为代表，注重运用权威解构、逻辑推理、变样想象等社会科学的方法建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组织模式，是建构主义的代表；后者以泰勒的“科学管理”为代表，注重运用数据计算、测量试验、问卷调查等自然科学的方法择优选取能够产生直接效益的组织模式，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两种研究范式又一次在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划上了一条界线。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工业社会的高科技产生的现实物理风险驱动着应急管理中科学组织理论不断发展，涌现了诸如动机理论、行为理论、激励理论、生态组织理论、矩阵组织理论、决策理论、组织文化理论、有机组织理论、非正式组织理论等一系列的工具理论。然而应急管理中社会组织理论至今为止依然停留于一百多年前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之上，没有人能够站在建构主义的高度去建构下一个时代的组织形态和运行逻辑，以改变单一的现实主义研究范式，从而为超越工业社会提供组织建设的指导思想。之所以大多数研究都泛滥于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式，核心问题在于学者们过于保守，禁锢于现实存在，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已经发生的客观现实中总结，缺乏大胆的逻辑推理与乌托邦式的想象力，总是在工业社会陈旧的思维定式中修修补补，现实告诉我们建构主义组织理论的匮乏将使社会停滞不前。
综上所述，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必须要走一条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改变现有的单一的现实主义或建构主义研究范式，这样才能使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有所突破。有些人认为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方面的文章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而笔者认为应急管理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它将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收稿日期：2008-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