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为人民服务”时代主题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人民服务论文,思想论文,时代论文,主题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规范，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已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功能。但是由于传统的思想教育方法和内容存在的某些片面性，致使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功能不能充分发挥。本文对毛泽东、邓小平“为人民服务”思想作比较研究，以探讨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和要求，为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其精神实质，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中充分发挥它的价值功能提供一个思路。
一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伦理道德的价值，儒家推崇“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强调“推己及人”以求人际和谐、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墨家则强调“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视人身若其身”，表现了把“爱人”、尊重人作为人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提倡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思想。近代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明确提出为大众服务的道德观，他说：“聪明人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富。聪明人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富。”（注：《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页。）
毛泽东以唯物辩证的态度，对传统的“爱人”、“为众人服务”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地继承，把民族优秀传统与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6月版，第1094—1095页。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向人民负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精髓所在。“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成分联为一体。”（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621页。 ）“人民”这个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包含着不同的社会成分。“人民利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就不尽相同，因而也决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具有特定的内涵和要求。
在高度的物质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在推翻“三座大山”之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37页。）毛泽东从新中国的实际出发，给我们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就是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解放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邓小平高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改革开放新实践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使之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明确指出，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因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社会生产”，才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版，第440页。）并且为他们的体力、 智力获得充分和自由发展提供可能。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的主题。
二
纵观毛泽东与邓小平为人民服务的时代主题思想，不难看出，他们的思想都是把为人民服务思想同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并定为我们党的重要的政治路线和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规范。都是从中国社会大致相同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两者又有一定的差异性。从整体上来看，毛泽东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时代主题的思想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邓小平的思想则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
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为人民服务的主题思想的差异性，首先表现在他们形成这一思想的客观依据的差异性上。当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了新中国，从旧社会接过惨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而西方某些国家又歧视、排挤和封锁的新中国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驱使毛泽东急于使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国民文化素质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让中国人民真正地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地站起来。然而，他忽略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急于过渡，不切实际地强调发展速度。结果导致在为人民服务的主题问题上，只注意它的高层次要求，而忽略了它的客观可能性；只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而忽视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
邓小平认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看到了近二十年间的挫折与损失，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较大差距，从实事求是的观点、立场出发，提出要摆脱贫穷的社会主义，就要“解放生产力”，“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0页。）因此，我们党所进行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一切应该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社会主义时期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在实现这一时代主题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在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条件下，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同一性中有差别性的一面。重视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把“人的贡献”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把“利人”与“利己”结合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版，第30页。）
其次，毛泽东与邓小平关于为人民服务的主题思想的差异性，也表现在他们的理论特色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自新中国诞生之日起，我国即已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可以在没有完全“确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大跃进”。毛泽东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依据有：一是有党领导，他认为我们党能够“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介绍一个合作社》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版，第1—2 页。）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依据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81页。）联系当时的经济急躁冒进，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不平衡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一再强调党和人民群众的“主观因素”，却忽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经济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的运动、变化和变革，忽视了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平衡协调，需要巩固和完善，导致了“穷过渡”，也促成了毛泽东在提倡为人民服务时，只注重其理论的先导性，而忽视了它的实践性；只注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境界，而忽视了为人民服务境界的层次性和过渡性，结果“曲高和寡”。
与毛泽东浓厚的理论的先导性相比，邓小平更多的倾向于理论的实践性和可行性。他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们当作行动的指南，但很少拘泥于某一理论框框。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道德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相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最高道德境界和普遍要求相结合，要注意为人民服务境界的层次性和过渡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和个体道德意识的差异性，为人民服务要求在个体道德意识中体现为不同层次的道德境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等，是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成员中的最高境界和最高要求。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不是要求他们马上做到，而是要求他们首先达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普遍要求，进而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68页。）
再次，毛泽东与邓小平关于为人民服务主题思想的差异性，还体现在他们对现实审视的角度不同。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一穷二白”的实际情况。然而，面对这样的国情，毛泽东认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注：《介绍一个合作社》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版，第1—2页。 ）他以“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的诗人的浪漫主义气慨，要人民群众坚信，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间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42页。 ）要人民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这种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增强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也导致了毛泽东在后来实践中犯了“左”倾错误，特别是五八年“大跃进”的浮夸风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在现实条件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需要经过人民群众长期共同艰苦奋斗才能成功的。邓小平正是以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揭示了当代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就是“三个有利于”，并为实现这一主题制定了具体、切实可行的“三步走”的战略与策略措施。如果说毛泽东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主题规定了价值取向，那么，邓小平则把为人民服务的当代主题具体化、现实化了。
三
邓小平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时代主题思想，是社会主义道德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现阶段我们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思想的直接理论依据。
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规范，是社会道德生活的反映。它表现在普遍的群体的道德意识中，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制约着个体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发挥着调解团体之间以及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关系的作用。而群体道德意识的作用，又是有赖于个体道德意识的表现。个体道德意识是人们的道德关系赖以健全的思想基础，也是指导人们实现道德选择，进行道德活动的内在动因。因此，要发挥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群体道德意识的作用，使其转化为个体道德意识，必须寻找出群体道德意识和个体道德意识之间的共生点。这个共生点最能表达现实社会结成最优利益关系，特别是结成个人和社会的最优利益关系的要求，并能实际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追求的根本方向的道德完善。它具备下面两个重要的特征：
首先，“利人”与“利己”的统一。“利人”与“利己”，对个人来说，是其人性构成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中国传统伦理与道德一直极端强调为全体人民服务，为众人服务，而忽视甚至取消了为每个人服务。至今，还影响着有些人，把“利人”与“利己”看成是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过程中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意识。这如同只强调共产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同一性，而否定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一样，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而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是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是“利人”和“利己”的有机统一。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一切道德实践活动，以“为人民谋利益”的道德动机和“对个人有益”的道德效果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版，第82页。）在公有制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5月版，第46页。 ）“个人的自由发展”，个人利益的保障和发展，是社会主义集体利益发展的重要前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得尤为突出。因此，社会主义时期，“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最终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其次，道德境界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的统一。全体社会成员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境界，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基本运行目标。由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运行的目标在它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虽有同其终极的根本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有其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不同的内容和要求。现阶段，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规范，一方面要求人们以一切从无产阶级整体利益出发，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全心全意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为处理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及革命团体之间关系的共同道德规范。树立“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群体道德意识。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个体道德意识的差异性出发，为人民服务要求在个体道德意识中体现为不同层次的道德境界。提倡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获取合理的个人利益，“先公后私”，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处理个人与他人之间及团体之间关系的共同道德规范。前者体现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后者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广泛性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主义者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身体力行的，也是社会主义道德运行的终极的根本目标，在全社会要认真提倡。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努力为实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新时期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切工作应该突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并以此为我们一切职业道德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坚持“为人民谋利益”与“对个人有益”相统一的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境界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原则，真正发挥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中的内在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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