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五届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发言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纪要论文,第五届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浦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抓住机遇，加快浦东开发，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面向世界和未来，第五届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以“浦东开发与中国经济发展”为主题，于1994年11月9日至12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台湾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名官员和学者出席了会议，就浦东开发与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浦东开发与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形象的重塑，浦东开发与上海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重建，浦东开发与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浦东地区的投资环境及利用外资政策等实质性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一、关于浦东地区的投资环境及利用外资政策
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赵启正指出，在开发浦东的过程中，需要积极营造一个面向世界的投资环境，以利于浦东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他认为，这一投资环境包括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能同时保护国内外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特别要提高项目的成功率和投资的回报率。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在规划上，除了制定浦东开发总体规划外，还请了英、法、意、日等国的专家对陆家嘴中心区的规划进行国际设计竞赛，使浦东的规划吸取世界各地规划的精华；在法制上，政府已制定了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14个涉外经济法规，还有10多个正在制定之中，这些法规的制定充分听取了外国投资者及国外法律界人士的意见；在体制上，减少冗长、繁琐的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积极采取措施为投资者提供“一门式”服务等等。据统计，1990年4月浦东开发以前只有37个外商投资项目，而至1994年8月底，浦东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2300个外资项目，总投资93.4亿美元。特别是45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落户浦东，最近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和美国兆华斯坦地产公司联合投资7.5亿美元在陆家嘴兴建90层以上的金融大厦已签约，它将成为亚洲最高的建筑。这些都说明浦东正显示其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浦东将形成万商云集的局面。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经所所长姚廷纲、博士徐明棋认为，要进一步开创利用外资的新局面，浦东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首先要抓住全球直接投资新高潮方兴未艾的契机，解放思想，主动出击，通过各种形式的招商招资活动吸引大公司前来投资落户。为了做好吸引大跨国集团和跨国公司前来投资的宣传工作，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投资战略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然后结合不同跨国公司的投资需要和上海的优势，有的放矢地做公关，以提高它们增加投资于上海和浦东的兴趣。其次，大胆地利用间接外资以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尤其是一些僻远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以基础设施改善后土地级差上升所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进行偿还，探索出一条以间接投资增加带动直接投资扩大的新途径。上海和浦东新区还应充分利用自身有利条件，通过发行国际债券和其他融资形式筹措更多的资金来加快旧城区的改造和新市政的配套工程的步伐。除此之外，还应进一步扩大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规模，探索和开辟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新方式和新领域，开放更多的行业允许外资进入。
上海浦东新区综合规划土地局副局长万曾炜认为，浦东开发为外商急迫的产业转移和资本输出需求创造了优良的投资环境。他说：1992年掀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外商投资热潮,当年浦东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达567个,协议投资额达28亿美元,是浦东新区十多年外商累计协议投资额的4倍。比较历次中国投资过热造成经济祸害的实际情况，这次投资热总体上是健康的，关键原因是资金来源的国际化，只有在外资大举进入的前提下，才能形成现今的较高投资增长率。他指出，浦东开发不但刺激了外商来华投资，同样也使国内不同地区的企业冲破地域和行业的界限插手热点地区的投资。浦东新区近年来吸收国内的投资项目已达3710个，投资金额超过280亿元，这种状况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可能的。中国企业实行自愿性的跨地区、跨行业投资，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大进步，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要素流动，强化投资质量，提高经济效益都将产生极大的意义。
二、浦东开发与上海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重建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因认为，金融体制的改革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需要花费整整十年的时间逐步完成，因为金融资金的转移决非易事，必须具备一整套全新的金融市场运行的条件，才能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当前国际资本加强向中国的流入，中国也确实需要留住这些资本，以便使待开发的各种项目得以启动和运转。从国际的普遍经验来看，国际资本的注入不仅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亟需的，而且对于几乎所有转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来说也都是亟需的。对于中国来说，为了吸引外国金融资本的投入，并且紧紧地抓住这些资本不使其抽回或转移，必须在今后的阶段中改变以下一些条件或环境：(1)用现代的目光来看,中国的银行制度必须加以修正,以使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2)总的来讲，银行和金融市场最需要引入现代化的功能设备，也就是说，金融和银行业必须进行技术革命，利用现代电信制度，加速电子转移帐户资金网络的建立与健全。(3)股票市场必须以国际化的水平与规模建立，以使中国的股票与世界股票市场及早接轨。从上海的证券市场来看，目前与世界市场的标准相去甚远。两年前的上海股市还没有人专门从事证券形势与行情的分析，而上海又急需一大批这样的人才。因此，可考虑充分利用香港市场的有利条件，派年轻人到香港去边学边干边作培训，证券公司的人员也应到相应的香港公司中培训。这是一条培养证券市场人才的捷径。(4)为了商品贸易、财政金融等发挥正常的功能，除了公司普通股外的其他市场也应尽快建立、健全。(5)充分运用现有的许多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有弹性的交通运输系统。(6)为了给准备来中国从事各种经济行为的新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存条件，如避免金融危机、避免资本投入与产出的混乱，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法律效力的破产制度，并使破产制度顺利地进入市场动作。(7)为了金融业的发展，还必须建立一支以现代化交易设备为后盾的、训练有素的技术队伍，这是必不可少的。假如以上几点转变真正产生了效果，发挥了作用，那么可以考虑实施下一阶段的新的发展规划。这将涉及诸如土地改革的目标、私人商业、贸易部门的扩展、进出口要素的流动、民间经济服务队伍的创建等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强调，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重建上海贸易中心，必须优先发展浦东的贸易业，迅速强化浦东新区的贸易功能，形成以浦东新区为核心和枢纽的多层次、全方位的贸易网络，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重建。他说：浦东开发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内外开放的枢纽与龙头地位，成为商品和生产要素大进大出的开放式的流通中心。加快陆家嘴、张杨路、花木地区商业贸易中心的开发建设步伐，把该区域建成中国最大、最集中的商业贸易中心。要建立国内开放度最高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区，使外高桥保税区成为国内最富吸引力的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积极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大力开展转口贸易，发展保税仓储和出口加工工业，吸引国内外的贸易机构，到保税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形成我国最大的处于“境内关外”的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要继续发挥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优势，吸引外资和非国有经济投资。在浦东组建一批新型的产、供、销一体化的融商业、内外贸、生产、金融于一身的综合商社和工贸集团公司。与此相应，浦东各种中小型的私营、个体、集体的商业、贸易、服务机构也需大力发展，以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商贸组织结构。浦东还要率先建立同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为形成国际、国内的贸易中心奠定体制基础。
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刘诗白指出，作为中国金融大枢纽的上海，应该实行一项加强上海─港金融联结的战略，大力疏通和广泛构筑沪港金融管道，加强沪港间的金融联系与合作，强化上海自身的国际资金筹集与金融功能，重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第一，允许更多的香港金融机构，特别是资信卓越的金融机构到上海设立分支行或办事处，同时上海的金融机构有步骤地进入香港，开展业务，而发展合资银行更是一条可行之路。鼓励在香港成立更多的上海（浦东）、苏锡常、长江流域经济开发基金，广泛地吸引国际资本，首先是港澳台资本。第二，加强上海证券市场与香港证券市场的联系，积极筹划和有步骤地推出一批上海挂牌公司，通过在港发行B股、H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与此同时，也允许一批香港公司在上海挂牌交易。通过两地股市的互相沟通，促进上海股市的健康营运和发展。进一步发展规范化的证券市场，特别是通过加强管理，规范股市，健全其运作，在此基础上逐步吸纳海外企业的股票在上海挂牌上市。
三、浦东开发对整个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袁恩桢认为，浦东开发，意味着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际遇。1992年和1993年,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4.8%和14.9%，超过同期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8%和13.4%，意味着上海发展已完全摆脱了80年代低速徘徊的阶段。1992年，上海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余额33亿美元，等于开放以来十余年引进外资数量的总和。1993年，上海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余额77.9亿美元，又比1992年增长了1倍多。浦东开发还带动了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地铁、杨浦大桥、内环线高速道路建设，旧区改造，新商业区的兴建，使整个上海成为热气腾腾的大工地。浦东开发推进了上海市场体系的发展。上海证券市场正是在这几年变得兴旺发达，营业额成倍成倍的增长，1993年达到了5200多亿元，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第一证券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也发展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遥遥领先。此外，浦东开发还推动了上海金融业和上海内外贸易的发展。上海从发达到停滞、再从停滞重新走向发达，上海经济这一不平凡的发展经历，标志着上海从90年代起开始了一个新的更辉煌、更灿烂的发展阶段。
万曾炜认为，浦东开发为上海重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恢复上海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大的金融、贸易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再度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在快速轨道上迅跑的火车头，起着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经过短短4年多的浦东开发，上海已在经济功能、城市面貌、产业结构、内外开放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了前无先例的巨大变化，充分显示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带动长江、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战略宏图。上海利用浦东开发的有利时机，已把发展金融证券、内外贸易、房地产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作为基本的经济功能。经济功能的变化伴生了上海就业人口的结构变化，也带来了上海国民收入的急剧增加和贡献结构的变化，符合上海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转变的要求。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祖炜认为，开发开放浦东，重振上海雄风，是90年代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主旋律。上海的战略目标是要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而浦东的开发开放则是关键的一步。浦东的开发大大拓展了上海城市的空间。随着两座大桥、两条隧道的建成，改善了过江交通，过江地铁和其他过江隧道、大桥的规划建设，将从根本上克服黄浦江的天堑阻隔。内环线即将贯通，外环线也已开始实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交通网络，把浦东浦西联为一体。上海城市布局有浦东这块新天地的调节，就有机会进行合理的重新安排，上海的产业结构也将因浦东新区着重发展新兴产业而得到合理调整，上海城市发展因而将展现新的辉煌。
四、浦东开发与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洪银兴认为，建设上海这个增长点，一般的思路是加强点上自身的建设和吸引要素向点上聚集：现在看来，单靠这种点上的建设，第一需要时间，第二要素在点上的聚集总有限度。因此，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极或增长点的建设和壮大还有另一条思路，即点的范围的扩大。具体地说是，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扩大上海这个经济增长点的规模。只要扩大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上海相匹配，这种点的扩大便可促使其增长的势头迅速形成，并在空间上增强吸收要素向中心集聚的能力。而在扩大点的范围时，苏锡常地区则是最佳选择。上海把苏锡常地区当作自己的腹地；苏锡常把上海当作自己的发展极。特别是从80年代以来，被誉为苏南模式的苏锡常地区的乡镇企业，其中相当部分是靠就近接受上海的辐射建立和发展的，如接受上海的技术、接受上海的产品扩散，有的是上海的分厂，有的与上海配套，有的以上海为市场。苏锡常地区同上海已经和正在形成愈来愈紧密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自然而然地提出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上海同苏锡常地区经济一体化后，上海作为发展极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便可迅速增强，其原因一是减少两地的磨擦和交易成本，二是苏锡常地区经济力量对上海作了补充。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姚锡棠指出，从浦东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地区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浦东开发开放，其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具有增强趋势。但是，由于受种种因素制约，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还存在很大的限制，特别是一些短缺要素的流动，如资金、技术等。因此，加快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要素市场一体化，是该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首要任务。但是，浦东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存在的区域差异，因而今后其产业发展一体化的总体格局是：突破行政区划界限，采取点、轴开发与网络开发相结合的模式，以浦东为发展极，以上海为中心，以沿江、沿海、沿路三条轴线为基本走向，形成点、线、面结合，多层次、网络型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就浦东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言，其城市发展一体化目标就是在区际分工基础上建立一个多层次、网络型并且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而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总体目标是，通过制定共同的区域联合对外政策，开展广泛密切的外向型经济合作，最终形成一个合理分工、互惠互利、联合对外、共同发展的一体化格局。实现上述一体化的总体思路是，以深化体制改革为基本出发点，下决心转换政府经济职能，通过不断淡化行政区的经济功能，突出经济区经济功能，使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构筑在以市场导向为主的运行机制上。在此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对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多方位的调控。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顾宗枨认为：上海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地位和作用的确立，将使上海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其影响力涵盖整个中国。但它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实现的，是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既有赖于上海自身的发展，也有赖于上海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的协调发展，这就要因势利导、双向呼应、双向服务、优势互补。以四川为腹地的大西南经济区，是资源开发型的经济区，其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能资源，以及既沿海（广西）、沿江、沿边（云南、广西），又邻近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将是中国下一个世纪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大西南的开发，需要以开放为前提，需要金融、商贸业的大力支持。在这些方面，处在开放的前沿，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上海，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大西南的开发给予有力的支持。
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卫东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浦东开发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本身的发展，而在于其连带效应。由于浦东所处的重要位置和拥有的经济条件，优先发展浦东十分必要。浦东依托上海，即能运用上海拥有的资金、技术、熟练劳动力、基础设施等优越条件，又能发挥新经济运行机制的活力和避免旧体质的束缚。在浦东构造一个高增长的区域，无异于为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建立了一个桥头堡。通过资源的流动和产品的供求，特别是新技术的引进及其转让的扩散，这个桥头堡可以起到带动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这种带动作用也就是浦东开发的重大意义所在。显然，离浦东越近，与浦东经济联系越密切的地区，越能从浦东开发中获得扩散效应，这种带动作用也就越大。从这个角度看，浦东开发首先带动的当然是长江三角洲，其次才是长江中上游。不过，对于长江中上游来说，浦东开发无疑也为经济崛起提供了一个良机。浦东开发将打破过去的静态均衡，造成一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使各地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这里浦东开发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索一环而动全局的示范效应。目前，长江中上游各省均提出各自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这是对浦东开发的一种积极响应。浦东开发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能促进区域分工，通过各种联系效应，带动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浦东开发必然伴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通过开发，浦东将首先成为高新技术的集中区，进而将成为向周边地区转移和扩散高技术的发源地。
五、浦东开发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美国亚洲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席简·杜塔认为，相对于储蓄盈余型经济而言，储蓄不足型经济的高速发展取决于集团和私人对国际信贷库的经济存取。中国作为一个储蓄稀少型经济国家，具有向国际储蓄库渗透的经济潜力。这里，中国的宏观经济核心即责任制便是其关键所在。尤其是在其金融财政政策限制之下的责任制更是如此。这还要求进一步调整人口增长，尤其是要调整基于庞大人口数量的宏观经济。经济的边际增长速度受到作为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储蓄和投资速度的影响。中国在国际资金库中的存取取决于它的宏观经济核心，尤其是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状况。一方面，由于中国能够提供的国内收入──储蓄基础薄弱，不能期望它一定能实现其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进入全球储蓄盈余市场依然受到中国把宏观经济核心放在适当位置的能力的限制。宏观经济核心必须使外国领导人以及有关机构或其它组织产生信任。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管理制度的清晰明了与否也是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今后十几年中，中国期望通过对浦东发展规划的十亿多投资来加强中国经济。这对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核心的潜在贡献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如果它在加速中国金融市场和引入国外私人商业银行方面取得成功，将有助于建立中国货币市场和金融票据市场，从而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金融政策的最优化管理。
袁恩桢指出，浦东开发意味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改革和开放更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即以面上的全面推进和质上的规范化发展为基本特点。1992年春以后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开发和增长高潮，正是中国对内对外开放全面推进的结果。1994年1月1日，中国政府推出财税、企业、金融、外贸和投资体制等五大改革措施，更是改革全方位推进的一个有力的声号。特别是其中的财税体制改革，即以分税制代替地方财政大包干，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史上是一条重要的分水岭，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已由局部向整体推进，从无序向有序推进。当然，浦东开放除了依靠对外开放以外，还必须充分推动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国有企业改革在浦东开发和上海振兴中同样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993年中国政府所提出的现代企业改革制度方案，核心是确立企业法人财产制度，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决心彻底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使大批的国有企业或国家融资的企业能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游刃有余。
万曾炜认为，随着浦东开发一系列新举措的实施，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进入了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1)诞生了比较规范的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变革了资金市场中单一的间接融资制度，冲破了民间资金只能储蓄不能投资的限制，促进了企业深入改革和向公司制度转变的步伐，并为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创造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2)掀起了要素市场的发展热潮。房地产开发和交易一改80年代畏畏缩缩、举步不前的状况，成为中国一大新生行业；金属、粮油、化工、石油等商品交易所的开业，使我国生产资料的流通结构更为靠拢国际惯例；人才及劳务市场十分活跃，打破了政府包办就业的基本格局，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模式大体形成。(3)经济运行的货币化进程加快。证券业和要素市场的发育成长表明了生产和流通部门的货币化改革已具备了完整的制度框架。分配领域的货币化改革也在多方面展开，社会保障制度、居民住房制度、职工分配制度等都纷纷由原来的福利化、实物型向符合市场经济动作的商品货币制度转变。(4)对外开放迅速扩大。浦东开发提出以后，中央政府又列出一批沿长江、沿边境、沿铁路的城市为开放城市，使原有的沿海开放格局及时得到扩大。同时，随着浦东开发引进一批外资金融机构、外资零售商业和建立外高桥保税区以后，中央政府又将这一特许政策逐步向有条件的其他城市推广。浦东开发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必然，浦东开发又必然有力地推进改革开放迈向新的发展阶段。近五年来的浦东开发实践充分表明中央政府这一决策的前瞻性和正确性，浦东开发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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