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南亚金融动荡的现实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动荡论文,现实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东南亚诸国不适时机地洞开国门，广引外资，使该地区经济迅速起飞，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从1997年下半年起，一场始于泰国终而多米诺骨牌似地波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动荡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一时间，这些国家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货币大幅贬值，利率恶性上扬，股市应声而跌的金融动荡，同样令世界各国咋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爆发出如此强烈的金融动荡呢？这场动荡对处于对外开放紧要关头、“复关”脚步声渐近的中国经济来说，应该而且必须汲取什么经验教训，得到哪些有益启示呢？这场动荡提醒我们必须对如下一些现实问题进行再思考：
一国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员，如何既保持其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又自觉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一个令所有发展中国家认真对待的问题。失去了独立性去谈一体化，势必成为一体化的附庸；离开一体化去谈独立性，往往会造成闭关锁国，与世界经济相割裂。建国以来，我国一直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20世纪末期，面对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大潮，上述方针有无过时？我们的回答是不应该过时也不可能过时。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有所区别，这是我们坚持独立性的基础和原则，这种经济独立性完全应该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同时，我们也不惧怕甚至排斥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目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正在加紧进行便是一个明证。那么，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既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又自觉参与一体化进程呢？笔者认为，从总体思路上，应该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市场结构、产品结构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我国有人口多、底子薄两大特点，农业问题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基础设施关系到发展后劲，工业体系相对薄弱关系到出口产品竞争力，故我国的对外开放，应首先在这些实体领域进程，参与一体化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应该严格按照产业导向政策来引进外资，优先发展农业、基础产业、重要原材料产业和民族工业；在把外资请进来的同时，也可以走出国门，到境外建立跨国公司，将国外的资本、原料、市场为我所用。反之，一些容易产生经济泡沫的行业，应该放缓一体化进程甚至坚持独立性原因，如金融业对外开放问题。不可否认，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某种程度上成了我国何时“复关”的筹码之一，但如果以金融自由化作为代介才能复关，则不能不引起警觉。目前，我国金融业中的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已在上海浦东地区率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以后还将拓展到沿海其他城市与内地中心城市，我国的保险业也已向国外金融机构开放，人民币又在经常项目下实行自由兑换。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究竟如何走，走多远，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并不反对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但这种开放应到合适的时候在合适的条件下通过合适的方式来进行，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如果说，在经济独立性问题上我们还有最后一块“领地”需要保护的话，那么我国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恐怕便是这样一块领地。东南亚国家这次出现的经济动荡，便是由金融自由化引发金融动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手段还是目的：对引入外资与出口创汇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重建任务的完成，其国内产生出大量的过剩资本急于寻找出路。而东南亚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正受资金不足的难题所困绕，在此背景下，双方一拍即合，大量外资涌入东南亚各国，这对该地区初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及时的财力保证。但是，这些资金如果不是用在整个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组，使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出口创汇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而仅仅用于简单劳动就业与低层次生产开发的话，资金所发挥出来的效用在短期内虽然是显著的，但“虚荣”难以持久，必会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留下隐患。其实，引入外资仅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进”是为了“出”，引入外资是为了更多的出口创汇。在引入外资初期，可能会存在进大于出的情况，但在中期要努力做到进出基本协调，国际收支保持平衡，及至后期要尽量做到出大于进，出口创汇的规模要大于引入外资的数量。而在这一点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并未做得很好。直至今日，虽然引资数量不断增加，但出口创汇额连年下滑，国际收支难以平衡。外汇储备较为空虚，出不补进的状况直接导致此次金融动荡的发生。反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利用了大量外资，这批外资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与国民生产总值所构成的相对比率上看仍有继续上升的势头。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审视一下引入外资的效果：有多少进在为出服务，能否进多少出多少，是以进养出还是出不补进？目前，虽然我们的外汇储备尚算丰盈，但如若在出口创汇问题上有所疏漏，局面也许会改变。不得不清醒地看到，目前的出口创汇工作较之于以前有所放松。不少创汇型企业的人士认为，现在搞出口是“吃力不讨好”。由于出口退税等政策近来变动较大，加上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国际市场价格下降，外贸出口企业经营维艰，效益下降，出口创汇积极性受挫。这一问题的出现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我们引入外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产业水平、科技水平和产品水平，最终是为出口创汇服务的；如果进得来出不去或不想出，长此以往，就会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就会加大我国金融动荡的风险系数。
——有形还是无形：对外汇储备与综合国力的思考
此次东南亚金融动荡是在这些国家外汇储备较为空虚（如泰国仅有380亿美元外汇储备）与外汇市场投机活动猖獗的夹击下发生的。 一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外汇储备，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将此完全归结于外汇储备充足与否也是不公正的。80年代以来，虽然泰国等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其综合国力（特别是反映科技生产力的人力资本）没有同步发展。如泰国，在全国100个劳动力中，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者要占到整个劳动大军的72%，此种劳动力素质影响到其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能力，最终导致出口不畅，创汇额连年下降，外汇储备当然不足。可见，一国在对外开放发展本国经济的初期，靠劳动力廉价这张“王牌”能取胜于一时，但要获得持久的发展潜力，必须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即增加国民的“人力资本”。如果说外汇储备是一国的有形资本的话，那么反映科技力的国民素质是一国的无形资本；要有足够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不仅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等有形国力，还要有足够的反映综合国力的人力资本。这一点，从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中便可看出。此次在东南亚金融动荡中大捞一把的“货币狙击手”也曾将黑手伸向香港市场。由于香港地区外汇储备极其充足（香港特区原有外汇储备加上中央政府划拨的土地储备金），故狙击手来此投机，只能是兴冲冲而来，悻悻然而归。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透露，当这批投机资金撤离香港时，已损兵折将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香港金融市场这次能抵御住巨大的投机冲击，除了有雄厚的外汇储备外，恐怕还与其综合实力强大，如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较高，文化科技事业发达、人力资本丰盈、综合实力强盛有关。反观我国，在改革开放近20年后，外汇储备等经济实力得到大大增强，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的经济金融工作中，有效地抵御来自国际市场的各种不测风险，从而使我国经济迈入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之中。
——先行还是跛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思考
发展第三产业是当今国际经济的潮流，当然也是我国现阶段产业发展的重点。长期以来，我国在产业发展战略上，由于不恰当地认为第一、第二产业事关国计民生，务必优先办好，甚至曾提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战略，而第三产业似乎是为“农、轻、重”进行服务的产业，可以处于从属的地位。事实证明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有害的。那么，我们能否矫枉过正地认为，金融业等第三产业的地位应该凌驾于农轻重等第一、第二产业之上呢？近年来经济理论界经常有人撰文认为，金融业应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不少地方政府也把“金融先行”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来抓。出发点虽好，正确与否值得商榷。金融业固然可以“先行”但不能“跛行”，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虽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润滑”、“发动”作用，但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效益，直接决定着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和水平。在进行产业重组的过程中，切忌强调一头而贬低或者忽视另一头。在产业发展战略问题上，我们还得牢牢抓住农业、基础设施产业、重要原材料产业、影响国计民生的民族工业等实体产业不放，在此前提下和过程中，再来抓好金融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好。事实上，金融业搞得好，虽会起到“发动机”作用；但一旦发生动荡，也会反过来起到“绊脚石”的作用，这一点从泰国等国的金融动荡中便可看出。这场金融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商业银行对房地产的投资过热，造成房地产大量积压、银行呆帐烂帐资产大量发生。我国在这方面也有深刻的教训。前几年，投资房地产、投资开发区热一度盛行，使银行的大量资金流入固定资产投资。由于银行的盲目投资，已经给银行的信贷资产形成负面影响，银行业的呆滞呆帐资产现已上升到总资产的20%左右。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国的金融业也面临着信用危机。
——他律还是自律：对中央银行实施金融监管的思考
金融机构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中央银行作为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银行，理所当然要对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金融监管，这是由中央银行的性质和职能所决定的。对中央银行来说，其主要任务是“稳定币值、发展经济、充分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对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说，其终极目标是尽可能多地谋取利润，这也是由资本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所以，各国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除了应进行行业的自律性管理外，还必须接受中央银行适时适度的他律性监管，这是没有异议的。但在如何监管的问题上，各国央行的做法差异较大。80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它们的发展往往以经济自由化作为背景，以金融自由化作为代价。随着国门洞开，外资蜂涌而入，各种金融机构迅速崛起，中央银行除在利率、汇率等方面稍有调控外，在金融机构的设立，对外融资的规模、渠道及投向，金融业务的无序竞争方面，没有进行及时的必要的监管。这种所谓的金融自由化，给本次金融动荡留下了隐患。反观我国，近年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在逐步理顺，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监管而在于如何监管才能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面对商业银行前几年发生的经营困难，中央银行一方面在96年两次下调存款利率以扩大存贷利差，给商业银行资金寻找盈利出路，另一方面，通过贷款额度的逐步取消及再贴现率的下调，公开市场业务的运作等，加大商业银行可用资金盘子，以期减轻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改善其经营效果，出发点不谓不好，但在利率机制的形成过程中，似乎一种新的倾向已经出现，即认为利率改革的取向应该“市场化”，认为央行对利率的制定不应作相应的调控，市场利率应该由“看不见的手”来形成和调节，这种认识其实是有害的。这一次东南亚金融动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利率及汇率的形成也好，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也罢，除了要尊重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外，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抛弃或者削弱“有形之手”——政府调控的作用，所以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金融监管非但不能削弱而且应该加强。
——一业还是混业：对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思考
存贷款等间接融资业务是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商业银行是否参与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业务是区分其一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标志。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大多经历了从一业经营到混业经营再回到一业经营最终又回到混业经营的历程（但少数国家例外）。我国商业银行在短暂的发展过程中，目前走完了前三个环节。今年国务院作出明确规定，所有商业银行不得炒股，其投入股市的资金要在规定的期限内撤出；停止商业银行在交易所系统进行的国债回购业务，所涉资金必须在限期内清算完毕。至此，我国商业银行涉足直接融资领域的大门终于关上。应该说，我国商业银行在特定的时刻特定的背景下退出股市，确有其合理性和紧迫性，如允许商业银行资金大规模流入股票市场，一方面会造成对实体经济的“供血”不足，另一方面会把资本市场的投资风险向货币市场转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同属于金融市场，源于货币市场的金融风险有时也可以由资本市场分担释放。这一次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发源地是货币市场，最初表现为本国货币币值的大幅下降与本币存款利率的恶性上扬，同时也波及到其资本市场，导致其股票价格指数一路下跌。可见，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风险互导性，是金融市场的客观属性，不存在谁传导给谁的问题。如果说要防止资本市场风险转移给货币市场，那么能否反过来说，货币市场风险就不会转移给资本市场呢？商业银行一业经营也好，混业经营也罢，应该在条件具备时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与调节。马来西亚在此次动荡发生后，中央银行率先组建了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来稳定股市，以图通过资本市场的稳定来达到货币市场的稳定，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不为地把“孪生兄弟”割裂开来恐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在坚持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基础上，也要改革其原有功能，使之适应现代经济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创新要求。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直接融资领域也迈出了艰巨的探索之步。由建设银行总行与摩根·士丹利银行共同出资组建的第一家中外合作基金公司——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正是在这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虽然其业务范围目前仍限制在实体经济投资领域，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旦时机成熟，中金公司会在直接融资的领域里大显身手。组建中外合作基金，也许是在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之间开辟出的第三条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融资途径。
——堵塞还是疏理：对泡沫经济与经济泡沫的思考
在简单商品生产及金属本位制度的条件下，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商品的价值与银行所拥有的货币的价值几乎等值，无“泡沫”可言。随着现代化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出现，货币由金属本位制向纸币本位演变，加上随着银行业务迅速发展，存贷款数量激剧膨胀，派生货币愈多，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差异愈大，“泡沫”随之发生。此种泡沫只要适度，非但无害，反而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随着现代信用制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虚拟资本”——股票、“虚拟的虚拟”——股价指数期货合约等新的金融品种的出现，社会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加大，虚增财富的价值有时大大超过实体财富增加的价值，造成财富与价值的虚幻化与空中楼阁化。当经济泡沫超越一定的“度”之后，人们会更多地注意泡沫而不注重实体。如果一种经济形态主要建立在泡沫之上，我们便称之为泡沫经济。如果说经济泡沫尚有一定合理性，那么泡沫经济测是一种病态的经济形态。这些年，泰国等东南亚诸国步70年代日本经济的后尘，经济泡沫化程度日益加重，主要表现在房地产业与证券期货业的超前发展上。如泰国，这一次金融动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房地产泡沫”引发，是一种“房地产灾”。由于80年代泰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外资的大量涌入，导致其地价房产暴涨，强烈的盈利效应诱使更多的银行资金投入这一领域，而当虚幻的需求泡沫破灭之后，靠银行贷款堆砌起来的巨大的供给量便悬在空中，致使泰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激剧恶化，呆帐死帐贷款大幅上升，金融秩序步入混乱。反观我国，前几年同样出现了不正常的房地产热，炒卖楼花和地皮的投机活动相当盛行，幸亏我国经济当局高瞻远瞩，及时发现果断处置这种危险的势头。如海南等地触目可及的半拉子工程或空置化成品房，便是前几年房地产热结下的苦果。但目前，仍有一些人借着“启动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背景，又在磨拳霍霍，准备在下一轮房地产热中大干一场大捞一把，这一动向必须予以足够的注意。如何有效地做到既启动房地产市场又不导致新一轮房地产热？笔者认为，一方面此次启动应以解决业已竣工的“存量”为主而严控“增量”，另一方面，在启动过程中，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放到“以点带面”上来，以期通过房地产市场的启动，举动一大批相关行业（如建材业、基础原材料行业、面广量大的加工制造行业）的有效启动与健康发展。
——投资还是投机：对资本逐利实施引导的思考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逐利的基本手段是投资或投机。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上，由于货币市场只是在上海浦东等少数地区有限度地开放，由于资本市场只是以B股（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形式开放， 加之人民币只能在经常项目下，尚不能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故外国投机资金大规模介入我国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性运作的可能性尚不存在，但我们决不可高枕无忧。一方面，我们对国外的投资性资金仍要大胆引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未雨绸缪，及早做好投机性资金随时涌入的防范工作。从这点出发，我国在外汇储备的增减，A 股市场的开放与否等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还要加快对外资逐利进行引导的立法工作，明确告诉对方，哪些产业我们鼓励外资投资，哪些市场我们允许外资适度投机，哪些领域我们从现在到未来将严禁外资进行投机。须知，国外乔治·绍罗什、索罗斯等著名投机家既然可以击倒英格兰银行和东南亚各国的中央银行，也极有可能对我国的金融体系带来不可低估的冲击。另外，要完善我国证券、期货等带有某种投机性市场的风险防范措施。有人认为，发生在我国A股市场的投机活动由于没有外资参与为背景， 其影响毕竟有限。其实不是这样。随着一国经济开放度兼容性的提高，各国资本的融通不仅会以“地上’（合法）的方式进行，还会经“地下”（非法）的通道进行。如果允许国内A股市场、 商品期货市场等进行疯狂投机的话，那么强烈的盈利示范效应可能会诱使部分境外资金铤而走险，通过种种灰色的通道流入境内市场。如去年深沪股市行情火爆，深圳A 股指数涨幅列全球之冠，透过这一现象也不难察觉境外资金在其中或隐或现的迹象。我们对待投资与投机关系的态度是，倡导理性投资，适当允许适度投机活动的存在，因为证券期货等市场无投资活动不稳，无投机活动不活，就如一瓶品质良好的啤酒，既要有一定的麦芽度（投资价值），又要有一定的泡沫（投机活动）一样。国际著名投机家乔治·绍罗什成立的“量子基金”，既然能从1969年的1万美元敛聚为今日的3亿美元，这一投机财富的取得，无不与他战胜英格兰银行、东南亚中央银行的“战绩”有关，它所给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震动难道能坐视不管吗？
——扎根还是漫游：对外资结构合理化的思考
一国引入的外资对该国金融市场带来的潜在冲击不仅与引资规模有关，而且与外资可利用的时间即结构有关。在既定的规模下，外资驻扎的时间愈长，该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便愈高；反之短期资金或称“游资”愈多，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愈差。在以往的引资过程中，由于东南亚各国特别是泰国对外资存在着来者不拒的饥渴症状，不注意长短资金内部构成的合理化，故潜在的动荡系数随之加大。一般来说，引入外资的渠道有借贷、发债、募股、合资经营与组建合作基金等。引资方式不同，可用外资的驻扎时间也不同。由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用间接融资方式引入了比重较大的借贷资金，且商业借贷的时间一般较短，故使其金融市场潜伏着不可低估的动荡因素。诚然，资本的特性是其固有的逐利性与流动性，但如在引资渠道上加以适当的选择与引导，金融市场的稳定并不是可期不可求的。从我国的引资实践看，对外开放初期，我国比较注重合资经营、商业借贷等渠道，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但对外开放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选择更安全更经济的融资渠道。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在向外直接融资方面迈出了突破性的步伐，如青啤等30多家大型国企股票已陆续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如山东华能等以存托凭证方式在美国纽约上市，如北京东方在英国伦敦上市等，都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引入长期发展资金的范例。除在“贷”、“股”两字上做文章外，近来又在“债”字上做足了文章，如我国政府通过纽约证券市场成功地募集到期限为100年的超长期债券资金达10多亿美元， 目前又在探索吸引国外养老保险基金组建中外合作基金的新路子。但不能不看到，在当今世界货币与资本市场上，短期资本或称游资还是占了较大的比重，这些资本对我国尚不成熟的资本市场虎视眈眈，特别在香港回归祖国以后，这些游资往往会通过种种灰色渠道流入大陆，这些“过江龙”资本的进与出，都会给我国的金融市场带来不小的震动，所以应尽早研究对策，防患于未然。
——设卡还是拆蓠：对国际证券资本自由化的思考
国际资本包括证券资本在各国间自由流动，既是由资本的逐利本性也是由各国经济的互补性决定的。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客观上也会逐步拆除国际证券资本向我国证券市场流入的“蕃蓠”，从这种意义上讲，目前我国对国际证券资本的“设卡”是权宜之计，也就是说，我国完整意义上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张拆蓠时刻表应该从国情出发审慎拟定。笔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可以通过如下几个步骤逐步开放：①首先放开B股市场。考虑到目前的B股市场规模太小，容纳不下潜在的巨大需求，故应把“扩客”（扩大市场规模）作为当务之急。现在深沪两市的B股品种只有区区几十种， 无论是其总市值还是流通市值远远不适应国外大资金运作。至本世纪末，B 股的品种与市值应该接近A股。②拓展境外资本市场。在继续发挥好香港、美国、 英国等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的功能外，还应大力拓展新的（如日本、德国、新加坡等）证券资本市场，将更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推到国际舞台上去上市筹资。③组建中外合作基金。此基金可吸纳国际资本市场上的长期资金，投入到我国的证券市场或产权交易市场中来。④逐步开放A 股市场。一旦条件成熟（如市场规模有效扩大，外汇储备丰盈充足，投资法规建立健全），逐步开放A股市场。 此次东南亚金融动荡主要是由外汇储备不足导致本国货币贬值所致，故不必在是否开放证券市场问题上过多地患得患失。
——浮动还是挂钩：对汇率、利率形成机制的思考
这次东南亚金融动荡始发于泰国，时间是1997年7月2日。该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执行了长达13年之久的同美元挂钩的“挂钩汇率制”而代之以“自由浮动汇率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金融动荡的爆发是内在隐患长期累积的必然结果。在长达13年的“挂钩汇率制”下，泰珠的币值看似坚挺，但这是人为扶持的，非市场因素使然。特别在近几年，随着泰国出口创汇能力的下降，国际收支的失衡，泰铢必须贬值或者已经贬值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用人为因素去抗衡客观规律，虽能得逞于一时，很难奏效于长久。反观我国，与东南亚货币贬值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国人民币的币值至八月底再一次升值，突破了盘亘多时的1:8.30（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平台，令国际金融界所瞩目。人民币币值的一种小幅攀升，有其合理的因素，如我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宽松局面，外汇储备较为充足等，但如继续攀升下去，就会影响到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试想，东南亚各国货币在大幅度贬值，其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应大幅调低，而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无形中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一降一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强弱显而易见。同时，我国的利率形成机制人为调控色彩也较明显，特别在“两极”——偏“热”与偏“冷”时利率调整相当频繁，如93年一年之内连续调高3次，96年连续调低2次，而在平时利率的“微调”很少出现。大调不如小调，剧调不如缓调，我国央行在进行存贷款利率的调整时能否根据经济趋势的需要做到“小幅常调”，旨在把金融震荡降到最低限度。
有人说泰国不是墨西哥，中国也不是泰国，他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会出现在中国。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应当看到，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类似于墨西哥、泰国的金融动荡，主要是国家坚持了正确的金融调控政策，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掉以轻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如果不及时加以调整和纠正，就会日积月累，越陷越深，最终无力自拨，造成严重的恶果。我们应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动荡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标签：银行论文; 外汇论文; 央行论文; 商业银行论文; 金融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外汇储备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