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河之南的鏖战——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两广洪兵起事舆图考释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广论文,舆图论文,英国论文,档案馆论文,之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7-0095-08
广东省城珠江隔河以南地区，河洲密布，水路纷歧，过去广义上统称“河南”，为广州城南著名水乡。自东汉时期议郎杨孚植松定居之始，这里便逐渐知名于远近，延至晚清时期，“富者多居之，人烟稠密，栉比相错。”[1](卷6，P905)咸丰四年到咸丰五年之间，广东洪兵大举起事，并围攻省城长达半年之久，这片向为广州人躲灾避难的首选之地，也成为清军与洪兵争斗的战场。时人张维屏有《河南诗》记云：“羊城对岸河南地，是我童时所钓游。杨子宅边闻劫掠，梵王宫里见戈矛。千家密密排珠海，一水盈盈护广州。二百年来称乐土，却因离乱话从头。”并自注云：“耆老言河南未经兵革，国初人尝避乱于此。”[1](卷6，P907)这是广州洪兵起事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前人对此虽有所涉及，但均非常简略，甚或避而不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现有文献史料的有关记载不很充分。①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U.K.)中，庋藏有较大数量关于两广洪兵起事的传统舆图，其中多幅即是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如F.O.931/1886、F.O.931/1897、F.O.931/1903、F.O.931/1905、F.O.931/1911、F.O.931/1917、F.O.931/1936、F.O.931/1954等，都与广州河南地区相关，大约即形成于这一时期。这些传统舆图，多是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便于指挥，充分了解战况，而令下属绘制进呈的。如在清军反攻河南之前，“该道沈棣辉督办日久，往来其间，熟悉情形，因绘图贴说禀商。”[2]这是清军镇压广东洪兵起事的实录档案，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充分利用这些舆图，参以其他文献，或可以使我们对该历史事件有更详细的了解。本文仅对F.O.931/1911与F.O.931/1954两幅舆图略加考释，以便于研究者的解读与利用。
F.O.931/1911为英国国家档案馆现在的编号，此前曾编号F.O.682/289/2(21)，在线目录注为：1850s，Military map of Honam(Ho-nan)and environs。原图手绘，尺寸为33×51厘米。图上标有方位标识，下北上南，左东右西，其中上方因边角磨损，所注“南”字已不见。舆图并无严格比例，仅为方位示意图。所绘范围，北起广州省河南岸，形象注有“省城”、“白云山”图示，南至大石、圆冈、南亭、新簉一线(新簉，即今新造)；东自狮子洋，西到石壁、三山滘等地。图上沙洲多处注“田”字，并注有白鹅海、省河、狮子洋、黄圃、新簉海口、官山门、沥滘乡、百步田、三山海、三山滘、大王滘口等地名数十处，北边白鹅海注“直往石门金山等处”，西边三山海注“此处通佛山等处”，更西标注“顺德陈村等地”字样。但图中大石和大山两处地名，标注与实际方位相反。
图中核心内容，是关于广州省河之南“河南堡州(洲？)六乡”附近水域及清军攻剿新造“贼匪”的军事部署形势图示。图上详细标注了省城南面各炮台的位置。其中省城西南白鹅海附近有西固炮台、西安炮台；正南河面有海珠炮台，其东另有一炮台，模糊不清，据其他舆图，应为中流砥柱炮台。再往东，猎德炮台与对岸东固炮台、东靖炮台遥相呼应，共同扼守省城东南河面。河南堡之南有崙头炮台，西边有南台炮台、大王滘炮台。此外还注有破箕村汛、石壁汛两处军事驻地。
图的上方粘贴红纸三张，反映了两军当时的军事态势。其中圆冈、大石下方的红纸所标文字为：“红单船由此进剿。”新簉、官山门附近红纸标注：“现贼船在此湾泊，拖船二只，西瓜遍船一只，渡船二只，草遍约七八只。”另一张在图的左上方狮子洋之东，面积较大，其文字为：“今天由省拨红单船四只、拨巡船三四只前往此处堵剿。”(见附图一)。
该图绘制年代，英国国家档案馆定为“1850s”，即19世纪50年代。其间相距10年之长，过于宽泛，实际上等于未加考证。华林甫教授根据有关史料，初步考证出该图当绘于咸丰四年十二月初三日至咸丰五年正月二十日(1855年1月20日至3月8日)之间，反映的是大石失败之后、新造被占之前清军策划攻打新造洪兵的情况。[3]这一结果，相对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所标年代，已经大为精确，但其上下限之间，仍有一个多月的间隔，多少影响到舆图的史料价值与充分利用。在此先介绍与之有一定关系的舆图F.O.931/1954，然后一并做更为详细的考证。
F.O.931/1954此前曾编号F.O.682/371/2，亦为手绘，尺寸60.5×52厘米。原图也有方位标识，初标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后经圈涂，改标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且其字形与原图不一致。对照附近地形，可知初标方位是正确的，改标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则恰与实际相反。图上所绘范围，北起盐埔、石潭口、贝底水、大黄滘炮台一线，南至石洲、橹尾滘、围涌口一带，东自陈头、中环、三山滘口，西到石龙、五斗口、五丫口等地，更西标注澜石、石湾及“此河通佛山”等字样。图中大约以二尾口、福寿园为中心，绘有附近沙洲及河道等详细地名。
该图核心内容，应是关于攻剿陈头“贼船”、“贼巢”的军事示意图。图中橹尾滘北画有拖船6只，旁红纸标注“此处日前贼船在此湾泊”。平洲村之东水面画战船5只，其中拖船3只、快船2只，旁贴红纸，标注“潘参将船见在此湾泊”。福寿园东南水面画有船4只，旁标有“梁参将船在此守口，拖船三只、快船一只”。三山滘口标船6只，包括拖船3只、快船3只，东标“此路通大尾大石元冈等处”，其南用红纸标“三山口”，再南又有红纸1张，注有“此滘东北风，我兵进剿系在上风”字样。中环、陈头之东水道，标有船6只，其中拖船2只居中间，快船4只分布南北，东边水道标“此小河通大石、新造”，陈头东南河岸有炮台1座，注明“贼炮台”，此为“贼军”势力所在，旁边红纸注明：“贼船现在此湾泊，自石壁至中环，其势欲起锚大冲出口”。再往南为围涌口，其下标注“探确前日贼船并未入此涌，系入石壁至三山滘”，旁以红纸标“此涌东北风，我兵进剿系在下风”。东北角为大黄滘炮台、凤凰台，水面有船4只，标明红单船1只，贞吉船2只。(见附图二)
图二英国国家档案馆在线目录注为：c.1852/1853，Map of the Pearl River below Canton showing position of government and rebel forces，仅指出该图为广东省河南面官军与造反者对阵形势图，形成于1852-1853年间，具体时间及其详细内容均未加注明。
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这批中文传统舆图，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从所攻陷的两广总督衙门和广东巡抚衙门中掳走的。综合英国国家档案馆在线目录所标以及图上所示内容，可初步判断上述两图是清军为进攻河南的新造、陈头附近“贼船”、“贼营”而绘制的军事舆图，形成于广东洪兵围攻广州期间，对研究这一重大地方史事具有重要价值，很有详细考释的必要。[4]由于原图均未标注作者和绘制时间，严重影响到两图的使用。而欲考证它们形成的准确时间，则需要从双方在广州河南的新造、陈头附近所进行的战事情况来细加分析。
按广东洪兵屯聚广州省河之南，从咸丰四年六月围攻广州之初即已开始。据记载，广州附近洪兵自何禄首发于东莞石龙墟、陈开继起事于佛山镇之后，省城北部有李文茂、甘先、陈显良等亦聚数万人响应，并进军环逼广州，“二十六日，匪分三路径扑省城。东路以燕塘为穴，北路以江村为巢，迤西由石井直接佛山，为诸路各匪总汇之所。南河沙茭所属，港汊纷歧，东通狮子洋，西连佛山镇，水则扼堵，陆则进攻。省垣戒严，四境蹂躏。”[5](卷1，P310)文中所言“南河沙茭所属”，即广州河南的沙湾、茭塘两司管辖区域，“所属一百二十一乡，统名为大箍围，四面环水，土沃民稠”。[2]而河面“袤长一百余里，内外水口不下数十余处，港汊纷歧。西连佛山镇，东连狮子洋”，[6]为省城之南的战守要地。其中东自石岸、新造，西至大石、陈头，是河南洪兵聚集的重点地段。在此活动的洪兵，早在咸丰四年六月中旬前后即已起事，史料载“(咸丰四年六月)十四日辛巳，番禺之大石乡会匪作乱，调卫佐邦等讨平之”，[7](P952)其实并未平息，反而越来越活跃。主要包括两支，一为以大石为根据地的林陈洸漋(或称林洸漋、陈洸漋)为首，一为以新造为大营的陈显良(又称陈豆皮大)为首。[8]他们与珠江河面的关巨、何博奋等“水贼”互为声援，曾给广州守城清军以很大威胁。据地方志记载，“逆首林洮漋屯大石，豆皮大屯新造，水贼关巨、何博奋等海艘数千，阻河绝外援”。[9](卷32，列传一，P1332)尤其是在洪兵围攻广州之役的中后期，河南洪兵活动更是发展迅速。“(咸丰四年)八月，逆首陈显(良)自三宝圩败回新造，与南安炮台贼合，势愈炽”。[9](卷16，建置三，P1326)两广总督叶名琛也向朝廷奏称：“自上年(指咸丰四年)秋间逆首陈洸漋等聚众数万之众，先阻陈头、大石各水口，复分党啸聚新造，直踞南安、南固等台。十月后纠集外海外河匪船，络绎而来，大肆猖獗。”并称“该墟(指新造)向为各匪水陆总汇大营半年有余，其先拜会竖旗，纠合夥党，皆屯聚于此”。尤其是咸丰四年十一月间佛山为清军克复后，省北、佛山溃散洪兵多有转趋河南者，一时之间，“附省地方，惟此股贼匪奔突无定，出没自由，旁亘横行，大为水路之害”。[2]广东当局于是派遣大军，对新造、大石洪兵进行围剿。
从F.O.931/1911、F.O.931/1954所绘双方形势来看，显然应是清军进攻河南洪兵过程中所形成的军事舆图。就F.O.931/1911而言，其时大石水面已停泊官方的红单船，新造东边水路出口则游弋着从省城派来的官军红单船和巡船。这表明大石附近水面，已基本为清军水师控制，并显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新造“贼船”则东西通道俱被堵截，困于一隅，岌岌可危。而在F.O.931/1954图中，“贼巢”陈头之北水路三山滘口已为清军水师严密封锁，平洲等处河面，也为“梁参将”、“潘参将”的巡船所控制，图上文字亦标明清军欲从两路进攻的意图，而洪兵船只则力图冲出水口突破重围。故两图应当形成于洪兵退守、清军大举进攻新造与陈头之时。按清军倾力进攻河南洪兵，不是自咸丰四年夏秋之间洪兵占据新造、大石之始即行展开，而是一直拖到此役的晚期方才开始。盖因广东洪兵大起并围困广州之后，当局起初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危急的北门外各路，而无暇顾及河南。故双方早期战事，主要集中于广州北门附近，河南洪兵仅遥为犄角与牵制之偏师，以至于陈显良曾留屈金、陈四等守新造，自率大军北上三宝墟、燕塘助阵。后来陈显良败退新造。咸丰四年九、十月间，清军集中主力，陆续肃清广州北门外东、北、西各路洪兵。咸丰四年十一月间，叶名琛又倾全力剿除“匪巢”佛山。此后河南方成为广东近省洪兵的惟一要点。清军于是调集主力南向与洪兵鏖战，该地遂成为两军相争的最后主战场。对此叶名琛曾说，虽然此前大石、新造等处洪兵横行一时，“维时因省北一带水陆戒严，兼之佛山匪巢未破，战守均关紧要，兵勇船炮无可多分，惟于各要隘严加堵剿，曾在大尾口等处叠获胜仗。十二月间该匪驾船登岸窜踞附省河南，经委奏补雷琼遗缺道沈棣辉会督文武剿除殆尽，首逆陈洸漋当经炮毙。各匪又分股欲闯驶省河攻扑东路炮台，均经叠获大胜。”[2]可见先期清军对于河南聚集的洪兵，主要是采取防守姿态，虽然间有交锋，但多属应付骚扰、牵制的防守之战。图F.O.931/1911、F.O.931/1954反映的是新造与陈头两处洪兵退守、清军进攻河南时的情况，故不可能形成于先期，而必在双方攻守逆转之后。
细考史料，可知广州河南洪兵与清军战守变化的关键，在于咸丰四年十二月。咸丰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叶名琛令沈棣辉督率水陆各军，猛攻洪兵重镇佛山，经20多日激战，一举克复。这是广州附近洪兵的一次重大失败。十二月初，新造、陈头等处河南洪兵联合北进，希望从南威胁广州城，以打击清军，挽回局势。“十二月初三日，新造贼纠合猛涌、钟村、陈头各贼由陆路犯河南(按指广州城对岸的河南堡六乡，即狭义上的河南)”。但此役开展并不顺利。先是林洗漋在小港桥突遇官兵，惨遭杀害，赶来增援的陈显良部亦被击败。而广州城内清兵又陆续渡河增援，洪兵更难支撑，至十四日，“贼大溃，陈显良等遁回新造，河南肃清。”[9](卷22，前事三，P1331)更有史料说，“(十二月)十四，仍进剿，贼已远遁。”[10](卷26，杂录下，P1310)所述虽不无夸张，但此时河南洪兵连遭失败，不得不退守陈头、大石、新造等处，双方攻守之势开始逆转，则属事实。此即为F.O.931/1911、F.O.931/1954两图绘制之上限，华林甫教授已在文中指出，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但两图的绘制，还应在其后较长一段时间。因为河南洪兵虽经此一败，但进攻能力并未立即完全丧失。“(十二月)二十日，……陈头贼船犯大王滘口炮台，守台兵走，都司黄彬率巡船力战却之。自此每日一至，皆为我兵击退”。[11](卷82，前事略八，P1271)可见直到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之后，陈头等处的洪兵船只，尚在积极组织进攻，两军交战地点，一直在离广州颇近的大王滘口炮台附近展开，则陈头、大石等处河面显然还不会为清军的水师所封锁。所以直到十二月下旬，叶名琛在向咸丰皇帝报告的奏报中，虽称省河以南“本月内均亦次第得手，计日当可剿平”，也仍不得不实称“水陆各匪尚多”。[12]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清军大举进攻河南的行动，并未能在十二月中下旬随即展开，而是直到次年正月方择期进军。“迨甘先屡败，北门解严，佛山贼亦焚巢溃散，十二月初十日，林逆授首河南，陈逆败回新造，②官军遂得专意南讨。乙卯正月十八日，绅士黄知裁、孔传心等遂以募勇协同官勇由陈头、大石进剿而下。十九日，由市头进剿南安。新造贼溃，陈显(良)逸。是夜，林党之在钟村、市桥扎者，亦焚巢遁。二十日，官军大破何六贼船于四沙。”[9](卷16，建置略三，P1326)佛山陈开败走后，“于是贼攒聚神头，舟师日至。使参将黄彬与战，又连败之。棣辉知贼无能，始议进兵沙、茭。正月十八日，我军舟师齐进，连破员冈、蓼水之贼。十九日，即登陆，营于沙、茭，贼皆散走。二十日，贼复集船四百余号，由狮子洋而上，督巡船拖船往战于波罗庙。贼败，弃船走，直至沙湾之南。排头尚有贼船四五百号拒敌，又大破之。”[11](卷180，宦绩五，P1279)当时香港出版的报纸也曾报道其经过，略云：“省中大员侦知虚实，遂大整军旅，由黄埔水陆并进。……于(五年)正月十七日出师。……正月十七夜，沈道台(棣辉)引军出城，十八日，攻打贼党。……官军大胜，……十八夜，官军暗伏其台左右。于黎明时，贼见官军登墙来攻，弃炮而走。所以官军不须发炮而夺其炮台。”[13](P851)另据外人记载云：“西历三月十六日(即五年正月十八)，③广州城内出兵一万五千人，进攻黄埔，叛党因无接济，缺粮食，大败，死者二万五千人。其首领逃往香山。”[14](P851)可见，清军进攻河南洪兵的时间，是在咸丰五年正月中旬，上距先年十二月初三，已有40多天。图F.O.931/1911与F.O.931/1954只能成于大举进攻之后，而不会在此之前。
但上引史料所言官兵出兵时间，并不完全相同。或言十七日夜，或言十八日。《清实录》则载：“正月十七、八、九、二十等日，水陆进攻大石口，毙贼三千余名，毁夺贼船军械无算，河面及沿岸贼巢，悉就荡平。乘胜进攻新造地方，毙贼三千余名，将贼老巢焚毁，所有省河南安、南固炮台，亦即时夺回，毙贼二千余名。其余匪船逃驶外洋，纠合大帮救援，我兵追至柏塘洋面，大加剿洗，复毙贼一万二千余名，其溺死及各乡擒斩无数。现在省河东南水路通行。”[15](卷167，咸丰五年五月壬戌，P837)此处径言“正月十七、八、九、二十等日，水陆进攻大石口”，未言为十七日夜。孰是孰非，难以确定。
至于官军“围剿”河南洪兵、尤其是进攻新造与陈头的具体作战进程，更是言之甚为简略，甚或各相抵牾。如有史料记云：“五年正月十八日，候补道沈棣辉率舟师并沙、茭绅勇，先攻陈头、猛涌贼巢，焚之。遣把总苏海入贼水寨，毙贼万余。”[16](P335)表明清军十八日先攻陈头、猛涌。但据另一史料：“乙卯正月十八日，绅士黄知裁、孔传心等遂以募勇协同官勇，由陈头、大石进剿而下”，[9](卷16，建置略三，P1326)则十八日先攻陈头、大石。史料又称：“当剿佛山时，水贼鲤鱼仔集水寇黄幅、何博奋等艘尚数十，环泊陈头、猛涌、新造。棣辉于是率舟师并合沙、茭绅勇力攻大石，遣把总苏海扬帆入贼水寨，兵船继之，毙贼万余。绅勇由市头登岸，新造之贼，闻风先遁。棣辉乃分兵而东，贼由狮子洋尽走潭洲。”[9](卷32，列传一，P1333)则先攻者仅为大石，未及陈头。又有史料称：“正月十八日，贼用船六百只，把守新造水陆地方。官绅指授方略，著夷人火船三只，先埋伏在黄浦(埔)，官船大队由乌涌进。剿(破句，应为‘进剿’。)官船前后夹攻，贼腹背受敌，杀毙二千余人，生擒千有余人，溺死者不计其数，抢夺贼船百余只。追至沙头、陈村、新造等处，贼势大窘。”[17](P1017)则十八日攻打之地为新造。被俘洪兵供称：“十一月初二日放火烧佛山店房，何亚六带三四千人马，小的亦带三十旗人马，到陈头会同陈洸漋、何得乾等扎营。十二月连次攻打河南，陈洗漋在锁龙桥被官兵打死后，又打仗败了，散回新造。过年至本年正月十八日，又被官兵打得大败，小的逃回甘竹，后逃到新安黄松岗。”[18]又有供词称：“本年正月十八、十九、二十，会同……在新造与官兵打仗三次。二十日，被官兵打败逃避”，“本月十八日，有官兵至大石剿捕。”[19](P100)可见十八日大石、新造均已发生战斗。而时人欧阳溟所做纪事诗，表明清军攻占新造，时在十九日，而不是十八日。[20](P1798)同时有的又记作：“二十日，兵勇焚新造贼巢，陈显良闻风先遁。”[11](卷82，前事略八，P1271)则至二十日清军方攻占新造。
以上文献所记，颇多歧义，令人莫衷一是。而这次战役的具体进程，正是考证两图绘制时间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寻找更为权威的第一手资料，详加考察，才能甄别相关记载的正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下，我们查到了叶名琛当时所上奏折，其中对清军此次行动叙述甚详。④据叶名琛所奏，清军曾策划进攻河南洪兵的线路：“如由东路而进，应先攻石岸口以至新造；如由西路而进，应先攻陈头而至大石。惟两路抄击，兵分则单，恐无把握”，前线指挥官沈棣辉因此“绘图帖说禀商”。叶名琛等认为，“与其并举难齐，不如并力一处，经由大石攻入，中腰击断，使该匪首尾不能相顾”，遂以此决策。清军即派参将潘庆等堵截东路二沙尾，派守备黄彬等堵截西路之陈头，而沈棣辉“会督文武，调齐各战船兵勇”，于正月十七日夜在大尾口扎驻水营。探听洪兵布置后，于十八日寅刻派候补把总苏海等“分头、二、三队，由大尾口驶出”，进攻大石，“复派勇目梁得显、绅士冯燕宗等带浅水船杉板船由小港抄袭后路。”两军相遇，清军水陆并进，“正在酣战间，陈头匪船飞棹前来救援，经黄彬督率头艋船开放三、四千斤大炮，击沉贼船十只，毙匪三百余名，旋即窜回。”大石洪兵大败，“所有大石河面匪船船(后一‘船’为衍字)，岸上贼巢，悉已荡平”。是夜沈棣辉令各船停泊大石口，“仍留黄彬头艋等船堵截陈头贼匪来路”，并派署黄鼎司巡检朱用孚领人钉塞石
、银河两处水口，令署广州知府郭超凡督率壮勇在平洲一带堵守，“以防内窜”。十九日黎明，沈棣辉“督饬水陆各船进攻新造”，先在相距十余里的白泥涌打败洪兵，“仍即迅奋前行，不过数里，又由新造驶出贼船一百余号”，向前相拒。两军船只把住阵脚，互相对射，相持一段时间后，洪兵不支，纷纷溃逃。清军“遂令陆路兵勇由市头登岸，先攻曾边”，击破洪兵，毁其炮台。复将陆路兵勇分为七队，攻击新造各水，水师则于沿河轰击接应。洪兵惊溃，“陆路兵勇俱破入新造墟”，“遂将所有贼营房屋纵火焚烧，俱成灰烬”。时已薄暮，清军遂收军，当夜于新造河面扎设水营停泊。二十日寅刻，清军继续东进，挥师进攻南安、南固炮台。洪兵大败，清军水师追至狮子洋波罗庙前湾泊。午刻洪兵又集结船只300余只，经四沙口蜂拥杀向清军，复遭大败，为清军追至柏塘口，损失惨重。至于陈头水陆洪兵，听到新造大营被攻破的消息，自忖难以孤守，“业于十九日宵遁。黄彬在大石口闻信，开船追赶，贼已无踪。当将所剩空船十余只、篷厂五座焚烧，炮台贼垒捣毁。”至此，清军于三日内六战皆捷，歼灭洪兵二万多名，河南水面全部肃清。[2]
从叶名琛向朝廷的奏报可以看出，清军进攻河南的顺序，为十七日夜自省城出兵，进驻大尾口。十八日凌晨攻打大石，并击退陈头援敌，占领大石。十八日夜清军船只泊于大石口，留黄彬等继续阻击陈头洪兵，而大队人马则于次日早晨东进，围攻新造，占领新造墟。十九日夜清军于新造河面扎设水营，二十日晨继续往东攻取南安、南固两炮台，并追击洪兵至狮子洋面，得胜而回。至于西路陈头洪兵，由于出口为清军封堵，而西部要路平洲等处水道也为清军遣人钉塞，于是在十九日夜四散奔溃，清军遂不战而掩有陈头。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史料的佐证。战后为清军参战人员请功的档案中说到，香山协右营千总苏海，在该役中表现神勇，“大石、新造、四沙，三战三捷，剿除大股匪船，东南水路通行。此一役也，该弁奋不顾身，沉毅安详，实为武弁中不可多得之员。”其顺序为“大石、新造、四沙，三战三捷”。署前山营都司奏升阳江营都司黄彬，“嗣进剿大石，该员督率舟师堵截陈头，攻破贼营，洵属尤为出力。”同知衔林福盛，“管带林勇由大石登岸，分路进攻土炮台及焚毁贼营。复带勇进剿新造、市头，当先冲杀，所向披靡，夺回南固炮台。于陈头贼匪由陆路扑我船营，经该员挥旗先登，奋勇向前击退。”[21]均表明清军先攻大石，复进剿新造、市头等处，而陈头则仅为堵截击退，当时并未遣军攻占。
这就是咸丰五年正月间清军围剿河南洪兵的大略经过，据此可以纠正现存地方志等史料相关记载中的不实之处，并考证出前述两图的绘制时间和相关内容。先看F.O.931/1911。图上大石已停泊官方红单船，说明必在咸丰五年正月十八日清军进攻大石、并进而控制大石河面之后，而在十九日晨清军开始进攻新造之前。至于F.O.931/1954，由于河面遍布清军水师，陈头已为封锁，表明其时陈头援助大石之洪兵已被击退，则应在十八日晨清军对大石发起攻击之后。而十九日夜，陈头洪兵业已溃散，舆图必成于此前。据此，可知两图应形成于咸丰五年正月十八日晨到十九日夜的时间段内。揆之双方军事进展，两图成于十八日晚上的可能性最大。因其时大石战事已基本完毕，下步行动尚未展开。清军有关人员于是绘制军事舆图，目的估计是为了向驻于广州城内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汇报清军占领大石之后的行动计划。至于绘制者，或者即为当时在前线的总指挥官沈棣辉，当然也可能出自沈棣辉随军的幕僚之手。
又舆图F.O.931/1954中所言“梁参将”，可能为广东水师参将梁显扬。他参与了清军镇压洪兵之役，并因战功而得到清廷嘉奖，《清实录》有载：“以剿办广东东莞等处匪徒出力，赏参将梁显扬、都司尹达章、黄彬、守备陈贞标等花翎，千总冯瑞林等蓝翎，余升擢有差。”[22](卷195，咸丰六年四月庚子，P118)但他在该次战役中的具体行动尚不明朗，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所言“潘参将”，则是广东水师提标参将潘庆。两广总督叶名琛向朝廷奏报战事时，曾明确提到“当饬令水师提标中军参将潘庆等督带师拖各船，堵截东路之二沙尾”。[2]地方志则有更详细的记载：“(咸丰)四年十一月，总督叶名琛檄从按察使沈棣辉⑤剿佛山。议者请尽塞佛山诸河，专攻石壁。(潘)庆以石壁、围涌贼垒几遍，攻以舟，水道浅窄，贼援一集，不能退。群贼惟佛山陈开最强悍，方烧民居，两昼夜火未熄，必内变，宜乘机攻之，破开则群贼溃矣。沈从之，攻临海庙、高桥头诸垒，皆克。适曾琪车卑河之军陷，檄庆防东。贼五路昼夜攻省城，庆三胜之。贼收合赤冈山梁贼数万再逼河南，乡勇败，庆与陆兵夹击之，贼溃。”[23](卷15，列传，P1404)可知潘庆全程参与了后期平定广州河南洪兵一役，且颇有建树。这与图上所注内容，也是相符的。
总之，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F.O.931/1911与F.O.931/1954两幅舆图，与现存档案及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应形成于咸丰五年正月十八日到十九日间(即1855年3月6日-7日)，反映的是广东洪兵围攻广州之役后期清军与洪兵在河南殊死鏖战的情况。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关于广东地区的传统舆图，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其逐一进行考释，将为我们提供更为详细、更为准确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咸丰年间广东洪兵围攻广州等重大地方史事的研究。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参见简又文、陆宝千、黄宇和、骆宝善、胡珠生、秦宝琦、周育民与邵雍、欧阳恩良与潮龙起以及朱俊强、雷冬文、林志杰等人的著述与论文。辑录资料，主要有[日]佐佐木正哉所编《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篇》，及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与中山大学历史系(骆宝善先生等)合编的《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两书。
②所言“林逆”即林洸漋河南“授首”的时间，不在十二月初十，而在该月初三； “陈逆”即陈显良败退回新造的时间，亦不在初十，而在十四日。参见同书卷22，又见《林敬联供词》，载《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下册第1331页、上册第100页。
③所言中历正月十八是对的，但西历应为三月六日，而不是十六日。又该段文字，在《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中译作：“(经过这次骇人的暴行之后，叛军们由于感到他们缺乏战利品和给养来把他们的徒众纠集在一起，因而不能抵抗多久，于是越来越做垂死的挣扎)。终于在三月间集中了一万五千人在市内作准备，三月六日偷袭黄埔下游的一个(清军)炮台。当时攻守双方都决死一战，在战役结束之前，已有二万五千人战死或溺毙。叛军首领向香山(Hiang-shan)方面逃走。”似有出入。见该书下册第1842页。
④这些档案，为研究广东洪兵起事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收集甚广的《广东洪兵起义史料》并未收入。笔者在档案查阅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邹爱莲馆长以及胡忠良、刘若芳、苏文英、郭慧、李静等多人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⑤志中所言“按察使沈棣辉”，有误。据叶名琛等奏折，沈棣辉时为“署盐运使奏补雷琼遗缺道”，而非“按察使”。简又文言为“肇罗道沈棣辉”(见《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第859页)，茅海建先生注意到沈棣辉于1855年6月方迁按察使，仍沿用“肇罗道”(见《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亦不尽准确。按沈棣辉于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命补肇罗道，不久“奏补雷琼遗缺道”，随后又署理广东盐运使。咸丰五年五月初七日命升广东按察使，同年六月二十日到任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