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创造性思维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性思维论文,启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确立，既依赖思想家的智慧和追求，又需要革命家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
一
勇气或胆识对于实事求是的意义，依主观认知状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其一，当人们的思想固着于传统的认知定势和价值取向、束缚于既有的结论和教条，对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变化了的时代条件酿熟的理论创造和观念更新需要“想不到”的时候，实事求是的实现主要是个认识问题，其次才是勇气问题。从“想不到”到“想得到”，人们缺乏的主要是理论素养、思维智慧以及对历史经验的思考和时代条件的理解，其次才是创造的勇气或胆略。
例如，当人们拘泥于社会制度同一的原则而对实现祖国统一的现实策略“想不到”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当经济“过热”得到调整后，人们一味求稳而对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想不到”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提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8页）“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在上述情形中，新思路的引入靠的主要是创新的智慧，而不单单是勇气，换名话说，仅靠胆略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论创造，尽管没有胆略根本谈不上创造。当人们的思维方式处于自觉僵化状、认识本身的问题尚未解决时，勇气或胆略的意义还只是潜在的。此时，勇气的潜在是一幸事而非撼事，因为，勇气与思想僵化的联姻，只能使僵化者更僵化，固执者更固执。仅当认识问题解决后，勇气的作用和意义才由潜在变为现实。
一般来说，对现实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想不到”的人，常常是固守传统的教条而懒于思考的人，这些人总是与创造勇气的不足或缺乏相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反复教育全党要有敢于冲破条条框框，务实、无私、尊重实践、面向群众的勇气和胆识。
其二，当已经具备对现实中和理论上重大问题的初步思考或直觉，但由于既有结论和框框的沉重束缚，欲想而不敢想、想变而不敢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实现首先是个勇气问题，其次才是进一步思考、论证和实践问题。由“不敢想”到“敢于想”，人们缺乏的首先是创造的勇气和胆略，其次才是思考的智慧和冲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许多同志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常处于这种“欲想而不敢想”、“想变而不敢变”的尴尬状，而所有这些应想应变的内容几乎都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相联系；意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当实践与那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既有理论模式发生冲突时，却不敢抛弃后者，意识到“左”的政治路线和频繁的阶级斗争使国家和人民越来越贫困，却不敢更换中心，害怕承担“只抓生产不顾政治”的罪名；意识到“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总是导向懒惰和贫穷，却不敢放任少数人通过勤劳先富起来，唯恐损害了公平的理想；意识到传统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应当进行调整和改革，却担心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会在改革中蜕变消失；意识到农村的改革必须推向城市、经济领域的改革必须推向政治领域，却担心深入改革会引发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全盘否定；意识到开放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却害怕全面的开放——从特区到沿海、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领域、从引进技术到引进资金、从“合资”、“合作”到“独资”——会使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蚕食我们的固有领地；意识到开放的市场能敏感而合理地配置各类资源，却害怕计划范围的缩小会导致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的丧失。如此等等。
上述情形中，进一步深刻的思考和行动，必须以解放思想的勇气为先导。否则，人们将永远滞留在“欲想而不敢想”、“想变而不敢变”的境地。当然，有了勇气的先导并不能必然地保证正确思考的完成，但是，当人们已经初步意识到问题所在时，重要的或首要的便是冲破既定教条的勇气或胆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到人们陷于彷徨、徘徊、迷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总是表现出由坚实信念和睿智的思考作支撑的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例如，在尚未完全恢复工作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便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要求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人们囿于“四人帮”“左”的理论说教，安于而又怀疑社会主义的贫困、僵化、封闭之际，邓小平同志理直气壮地在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所概括的那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这些结论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经过多年曲折坎坷后对自身前途和命运进行严肃反思的深刻总结，同时又处处体现出作为理论创立者的邓小平同志无私无畏的创造勇气和政治胆略。
其三，当认识问题已经解决，主观思考已经成熟，或者当问题本身已不具有任何理论困难，仅仅因为碍于权力的压抑而不敢明说的时候，实事求是的实现，关键、直接和根本上表现为勇气问题。其行为方式是主观思想的公开表达和公开表达后的实践化。此时，勇气或胆略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对于1957以后一系列“左”的政策的危害以及“四人帮”制造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混乱，我们党内许多善于独立思考的同志、理论研究和宣传部门的许多专家早有认识，有的思考甚至已十分成熟，但在个人迷信严重和“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酷现实面前，人们惧于表达，不敢公开说真话。官话、套话、假话充斥于人际交往的一切领域，甚至包括夫妻、父子之间。此时，尊重实践、献身真理的胆识或勇气上升为最可宝贵的精神力量。“四人帮”倒台后，“两个凡是”、“语录标准”的思想绳索仍然紧紧地束缚着人们，但在本质上它是对懦弱意志的绳索，而不全是对主观思考的绳索。判断某个理论、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语录”还是实践？这个问题交由解决或辩论的不是理性而是意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概括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常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提出的马克思主义“ABC”。实际上，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关于一个基本常识问题的从纯认识角度原本无须讨论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讨论。这一奇特的事实，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在群众中造成的思想混乱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国的不少人在强大的思想束缚面前缺乏求真务实的勇气。由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其说是一场教育运动，毋宁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的另一些论述，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等，本质上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相同，其作用都在于解除“左”的传统和习惯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提高勇气或胆识。在论述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很朴实的道理”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多次告诫全党：“‘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8、229页）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教育各级干部，在制定和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时，胆子要大，步子要快，要敢于承担风险，不要怕犯错误。
主观思想的公开表达需要勇气，公开表达的思想诉诸实践则更需要勇气。主观思想的公开表达，其结果仍然表现为观念，而将观念诉诸实践，则会导致实实在在的、可以感知的、行为者必须对之负责的现实后果。实事求是的实现，只有通过实践这一中介才能完成，思想变成现实是思想功能的最高境界，但行为者为此要承担风险。因此，最懦弱者只想不说，较懦弱者只说不干。空谈家常常热衷于无休止的姓“社”姓“资”或姓“公”姓“私”的争论而迟迟不肯行动。他们常常以认识的模糊掩饰勇气的缺乏，以求稳的理性掩饰行为的胆怯，以前人从未想过干过来推卸责任和逃避风险。实际上，实践作为人的有目的活动，内在地包含着实践失败或部分失败的可能性。行动总是意味着某种风险，彻底地尊重实践需要革命者的勇气和胆略。而成天热衷于抽象的争论，述而不作者，是不敢承担责任的懦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指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没有这种实践先行、实践第一的胆识和勇气，我们不会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不会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多次热情地赞扬基层群众勇于实践的品格，并为基层群众获得的许多出乎中央意料的创造性成就而欣慰。1987年6月和8月，邓小平同志兴奋地谈到：“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2、374、238、252页）
从第一类情形至第三类情形，勇气或胆略的意义逐渐由潜在的变为现实的，由实现实事求是的次要条件跃升为关键的、根本的条件。
二
邓小平同志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并非纯粹的个人气质和性格使然，它们有着深厚的价值根基。
理想造就勇气。对伟大目标或理想的憧憬和信仰，是行为勇气的重要根基。如果一个人将进步阶段或整个人类矢志追求的目标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并对之不懈地追求，这个人一定是打不垮压不倒的。伟大的信念总是造就英勇无畏的品格和乐观的人生态度，而信念的摇摆和坍塌则滋生懦弱、悲观和颓废。个人如此，民族和国家亦然。作为个人，邓小平同志虽“三上三下”，“三起三落”，但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仰和创造的勇气。有不少外国朋友问邓小平同志，怎么能度过那些艰难的时期？邓小平同志回答说，靠的是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教育及其意义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谈得较多的话题之一。邓小平同志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
实践造就勇气。实践是检验理论和政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彻底地尊重这一标准，便有了理论创造和政策制定的根据和勇气。矢志不渝地尊重实践，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特征。基本路线的确立、各项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唯一的和最终的根据都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不是标准，“而是行动的指南”。在谈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时，邓小平同志说：“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5页）证券、股市、期货、房地产市场、三资企业、特区政策、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所有这些，我们的前人很少想过，从未干过，它们的出现无一不凝聚着邓小平同志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尊重实践、敢于创新的勇气和胆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务实才能无畏。务实是邓小平同志的又一特征。所谓务实，即讲求真实际，谋求实效。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的基础，注重发展生产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务实，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物质基础薄弱，大胆解放生产力、积极发展经济是当今社会的最大实际，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务实。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行为的选择根据、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这个问题的解决，经济的发展，是其它一切目的赖以实现的前提，它是社会主义获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前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它是改善人民生活，达到共同富裕的前提，它是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和巩固的前提，“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它也是促进社会稳定、安定团结的前提。1990年3 月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无私才能无畏。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主体。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邓小平同志的显著特征。把广大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实现、根本需求的满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行为勇气的源泉。无私才能无畏。邓小平同志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关于惩治腐败、取信于民的论述，关于先进地区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规划，关于“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的主张等等，均体现了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追求。
在邓小平同志的价值体系中，人民群众是永恒的价值主体，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是最高的价值目标，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是衡量政策和行为的最高价值尺度。社会主义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求幸福的事业，求真务实的价值本性也是为了人民。只要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思想家的理论勇气和革命家的政治胆略正是来自这种无私为民的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