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为政：从朱熹到严复——论“理学”实践品格的历史传承及其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理学论文,品格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9)05-0126-08
一、关于朱熹集大成的“理学”的实践品格
宋代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旨在追求“内圣外王”的作为与境界，今之学者往往只着眼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内圣”学养，却忽视其变革世风的“外王”功夫，进而视“理学”为空谈气理心性、无补于现世实践的玄思之学。余英时先生指出：近百年来的“理学”研究，显著的成绩是“理学”的“哲学化”，“但是理学的‘哲学化’也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即使它的形上思维与理学整体分了家，更和儒学大传统脱了钩。”①早在1914年底，就读于清华学堂、年仅21岁的汤用彤先生就在《清华周刊》发表《理学谵言》，说当“海禁大开”之际，自己也曾经追随时尚，特别厌恶“理学”，但是，当他接触理学经典后，逐渐对理、性、程朱陆王有了深入的理解，终于明白：“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②他进而融会贯通朱熹和王阳明之学理主张，认为他们殊途同归，都是主张知行合一的。汤先生指出：“紫阳之学，继程周之后，致广大，尽精微，直可综罗百代，以为学为修身之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其所谓为学之序也，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其所谓修身之要也。……是以先生之学，受于前贤而集其大成，流于后世，振酿百世之文教，不亦可惊耶？知其可惊，则益见先生学之正矣。世世退朱子者，尝执一端之说，恣言放论，以其学为迂阔，远于事情，不知为大儒者，自皆有独到处，不掇其精华而取其糟粕，非志学之士也。……王阳明言之最精，知行合一，致良知，深入凑理在学者之心会；而朱子之言则最切其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全体大用兼综条贯，表里精粗交底于极，谓圣人之学，本心以穷理，顺理以应物，是则尽心之外又有功夫焉。”③所谓“尽心之外又有功夫”，即“学者要着在先认定天理，躬行实践步步为营，久而久之则天性日长，私欲日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矣。”④也即朱子说的：“讲穷义理须要看得如饥食渴饮，只是平常事，若谈高说妙，便是悬空揣度，去道远矣。”⑤1930年代，钱穆先生也指出：宋儒一方面“实在想要拿他们的一套理论与态度，来改革当时的现实”，但另一方面，在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相继失败后，“他们觉悟到要改革现实，更重要的功夫应先从教育上下手。所以关洛学者便一意走上讲学的路。直到南宋，此意始终为讲学者所保持。他们唯恐‘已试不信’(朱子语)，失却社会后世的信仰，所以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宁可牺牲机缘，决不肯降低理论。”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断言：“道学家之所以全力发展儒家‘内圣’之学，其首要目的是为重建人间秩序寻求宇宙论及形而上的根据，无论是‘天’、‘天理’、‘太极’、‘太和’、‘太虚’……无不着眼于此。”⑦那么，什么是前述余英时先生所谓的“理学整体”呢？什么又是“儒学大传统”呢？”事实上，无论是“理学整体”还是“儒学大传统”，其实质都源于孔子极力倡导的“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实践品格，即“以学干政”、“以学为政”，试图做到以正确的“知”来指导合理的“行”，以合理的学识观念来指导统治者正当执政、稳健变革和重建“理想的人间秩序”⑧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余英时先生说：“我只想指出下面这一重要的事实：即以最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如朱熹和陆九渊两人而言，他们对儒学的不朽贡献虽然毫无疑问是在‘内圣’方面，但是他们生前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追求‘外王’的实现。更重要的，他们转向‘内圣’主要是为‘外王’的实现准备的，因此他们深信‘外王’首先必须建立在‘内圣’的基础之上。”⑨基于此，我们就能理解朱熹本人和他的同道们是如何在他们的生涯中不懈地致力于以“理”引领“行”、并以“行”践履“理”的。朱子遭逢南宋孱弱偏安之朝，力谋国家图强复兴之计。他讲学书院，则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人心是正，朝野为之动容，理学因之昌明；主政地方，则仁爱为怀，民瘼是恤，弹劾贪官，赈灾救荒，恶吏惮其风采，民生赖以维系；为师朝廷，则不惧君威，不畏强权，惟国是念，“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士气赖以葆养。他说：“智是知得到，圣是行得到。”他撰《四书》章句，继往圣之绝学；主尊王攘夷，谋神州之恢复；倡格物致知，明政教之体用。他毕生持守践履自己的信念，知行合一，即便被指为“伪学乱党之首”，遭贬黜迫害，依然淡定坚忍，不屈不挠，以勇猛精进抗衡专制极权之蛮横与顽庸，以理性睿智超越时代流俗之消沉与停滞。其清明之性，仁爱之心，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信念与实践、坚忍与勇毅、道德与文章，是继孔子之后影响中国社会最为深远广泛的。正如他的好友、南宋抗金英雄、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所赞誉的：“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⑩
二、“理学”实践品格在湖湘和闽中的历史传承
滥觞于北宋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等的“理学”，自南宋迄明清，发展出两支与闽人息息相关的重要的学人队伍。其一是以胡安国、张栻等为代表并深受他们影响的湖湘学人；其二是以朱熹为代表和深受朱熹影响的福建学人。这两支不同地方的学人队伍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殊途同归，极为广泛深远。这两支学人队伍在精神理念上互相影响，彼此渗透，大同小异，皆崇尚并实践着理学的精神。胡安国(1074-1138)，是朱熹侨居地崇安五夫里的前辈乡贤，胡寅的父亲。安国为程颐门人，与游酢、谢良佐、杨时等游，《宋史》卷四三五有传，事迹也见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二五)。胡安国曾提举湖南学事，对湖南学风影响深远，是湖湘学派的先驱和奠基者。“以周敦颐为开山祖，由胡安国父子、张栻奠基和传播，以王船山为其极大成者和终结者的湖湘学派，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11)胡安国的儿子胡寅、胡宁、胡宏，侄子胡宪，得传家学，成就斐然，世称胡氏五贤，是福建早期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胡宪和刘勉之、刘子翚都是朱熹父亲朱松的好友，朱松病危之际，遗嘱少年朱熹师从三人，像父亲一样侍奉他们。而胡宪早年师事从叔胡安国，后又往洛阳问学于谯定，其学术思想一本二程，并精于《礼》学和《论语》学，因他较二刘后卒十多年，因此，三先生中，胡宪对朱熹的影响最大。张栻，今四川绵竹人，是南宋主战派张浚的儿子，师从胡宏，被推为独得胡氏真传的理学新秀。宋隆兴二年(1164年)，宋孝宗主战的心思再次动摇，张浚罢相，出任福州通判，八月，卒于赴任途中。张栻乘舟护送张浚灵柩归葬衡山，朱熹赶到豫章，在舟中哭祭张浚亡灵，然后叩问张栻湖湘学，就所学异同相互切磋了3天。1168年，朱熹又率弟子从闽北赴湖湘，专程就“已发未发”等有关心性“中和动静”的问题与张栻讨论了两个月。这样，在张栻的影响下，到乾道五年(己丑，1169年)朱熹40岁时，他修正扬弃了张栻的湖湘学说，有了自己的“中和之悟”，引进了“情”的学说，用“心”统“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情”，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代替了张栻湖湘派“先察识，后操存”的观点，这样，他的“中和”新说实际上融合了闽学和湖湘学，也融合了程颢主静与程颐主敬的思想，以敬、知双修为特点，坚持了持敬的涵养与致知的察识的统一，由此建立了朱子理学体认实理的修养认识方法。作为湖湘学派的领军人物，张栻开始不能接受朱子集大成的“中和新说”，但不久就转向认同了朱子。和“闽学”一样，湖湘学派崇尚“务实求真”的实学精神，倡导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学风。其实践品格经明末清初王夫之到清中后期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等清代重臣要员在中国政坛上的弘扬，到近现代中国依然影响深刻。有论者指出：“从王夫之到湘军集团中的曾国藩、罗泽南、刘蓉、胡林翼、江忠源等许多重要人物，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其教泽长延，一直影响到蔡和森、黄公略、宋希濂、朱世明等人。……湖湘文化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务实精神，勇武刚烈、敢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浩然独立的创新精神，海纳百川的博大开放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12)
同样，朱子之学在闽地代有传人。高令印、陈其芳著《福建朱子学》，(13)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黄干、蔡元定、真德秀、吴海、蔡清、林希原、李光地、蔡世远、孟超然、刘存仁等从南宋到清末民初的福建朱子学的传承。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就传承并弘扬朱子理学的实践品格而言，宋元易代、明清易代之际的陈文龙与黄道周，都堪称典范。
陈文龙(1232-1277)，原名子龙，字德刚，号如心，原籍莆田(今莆田东郊阔口)，幼随父迁长乐后山(今阜山)。1268年举进士第一，宋度宗殿试取为状元，赐改名文龙。1276年临安朝廷降元后，与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拥立益王赵罡即帝位，是为端宗。1276年12月元军破莆田，被捕，绝食，经福州解送杭州，过福州台江合沙(今小桥双杭路)时，留诗《寄仲子诀别诗》：“斗垒孤危力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自经沟渎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时。须信累囚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尽，惟有丹衷天地知。”至杭州，要求拜谒岳庙，庙中吞香灰，当晚卒于岳庙。妻儿继续押往北方，至洛阳，忽必烈闻其忠义，感叹道：“忠臣不可辱！”释放其妻儿。夫人返回杭州，葬陈文龙于杭州孤山。母、叔、弟等一家十口丧国。
黄道周(1585-1646)，今福建漳州东山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立朝守正，耿直不阿。多次弹劾魏忠贤等阉党。因多次犯颜直谏，一而再地被崇祯责以党邪乱政，屡遭贬黜。但他每次落职返乡，就授业讲学，其学斋名为“明诚堂”。明亡，61岁的黄道周自请募兵，“素手从戎”，从福州出发，一路募兵，前往江西抗清。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兵败被俘。清兵俘获黄道周后，大喜过望，以为“得一忠义之人，胜得土地数州。”派出黄道周的闽南老乡洪承畴等人千方百计劝降。道周题写“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成仇”句，歌颂抗清英雄史可法，讥讽降清的洪承畴。1646年3月，被清军杀于南京。刑前大义凛然，血书遗嘱“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无论是陈文龙还是黄道周，都以自己的生命，实践、持守了自孔子以来倡导并经朱熹为代表的宋儒精心构建弘扬起来的“道”或“理”的真精神。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4)“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5)在回答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为政就是要做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说：三者之中，若不得已须去之，哪个先被放弃？孔子说：先去兵，再去食，但不可没有“信”，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6)在孔子看来，“信”既是个体也是族群、家国都该持守的“道理”，这个“道理”就表现在对“天理”与“人欲”、公与私、义与利的正确分际与担当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即是孔子的“信”、也就是宋儒的“存天理，去人欲”这一信条的具象表达而已。陈文龙、黄道周等人用自己的浩然正气和鲜活的生命实践延续了孔子以来至宋儒形成的“理学”精神的真命脉。因此，即便满清政府在乾隆的布局下，修纂《四库全书》，试图以此举怀柔延揽汉族士大夫，也不得不在这钦定的文献中推崇抗清的黄道周说：“且皆忠节之士，当因人以重其书”。(17)可见，对儒家所倡明的“道理”的信守，并不因时空和执政者的换易而成明日黄花。
清乾嘉年间，考据之朴学成了中国社会主要的学术潮流。但是，以林雨化、梁上治、林宾日、郑光策等为代表的一代福州士人依然持守并实践着朱子理学的真精神。
林雨化(1744-1811)，字于川，一字希五，福建福州螺洲人。乾隆戊子年(1768)举人。福建省图书馆藏其诗文集共四册，谓为“灯花窗藏板”，系清道光庚寅(1830年)仲冬刊刻。(18)雨化公生性耿直刚烈，“天性过人，尝以古豪杰自命，志在植纲常，扶名教。中经患难，其视得丧荣辱蔑如也。”(19)他青少年时就被出任福建学政的纪晓岚所赏识，壮岁中举，任过惠安、南平、宁德等地的学官。在任宁德教谕时因反对并揭露官商勾结鱼肉百姓而得罪当权上官，被罗织罪名构陷下狱，中年发配新疆，历经九死一生而获赦，回到家乡时已年近60。流放新疆期间，他虽为戴罪之身，但当地官员知其蒙冤，且钦慕他的道德文章，就派他“掌义学。希五则倡明正学，所作《中庸代讲文》，乌鲁木齐人习其书，闽南林夫子至今不忘也。”(20)从新疆回到福州后，他老当益壮，在福州开元寺等亲执教席，孜孜于培养青年才俊，其道德文章对清朝循吏名宦陈若霖、陈功、梁章钜和林则徐都深有影响，对林则徐立身处世的影响尤为显著。
雨化先生毕生服膺孔孟儒学，自觉传承朱子之学，自云“平生笃信圣贤之书，好穷程朱之说”。(21)他早年离任南平学官之际，做诗《南平留别诸生》，云：
服官无大小，尽职道则同。一命可济物，何必位高崇。学官虽微秩，世教关污隆。士为四民首，实倡闾阎风。我皇勤造士，鐘鼓振辟雍。责成严师长，具载功令中。孝弟本先务，守分急奉公。所学为何事，讵云善雕虫？愧我望圣道，未能入其宫。圣朝无弃物，下采及菲葑。此地钟灵秀，间代出儒宗。南来一脉延，未禁人追踪。所愿与诸子，黽勉共始终。勖哉诸弟子，言尽意岂穷。明日别溪头，踪迹一飞蓬。
自游酢、杨时“程门立雪”后，福建南平成了宋儒理学南传的重镇。朱熹一生也主要在南平地区生活并传道授业。所以雨化先生在这首诗中无比自豪地说：“此地钟灵秀，间代出儒宗。南来一脉延，未禁人追踪。”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和自己一道继承并弘扬朱熹等人济世救民的志业。先生晚年有诗云：“三教流传自古今，平平正道重儒林。屏除障碍空诸相，开闢乾坤仗此心。”(22)
与雨化先生同时的福州名士林芳春为先生《古文初集》作序云：“他日大集留传，皆曰此考亭之嫡派也，岂不美哉？”足见时人对先生传承朱子之学的期许。先生对程朱之学的继承，绝非流于纸上文章，而是身体力行之。他非常强调学以经世致用，力倡能经纶世务的“实学”。他从被流放的西域回到福州后，对福州士子“率逐浮靡，厌读经书”的现状深为忧虑，作《拟上学宪〈中庸文艺〉书》，说：“讲明性学，莫过周、程、张、朱之说。多读其书，则心敛理明，识正行方……浮夸愈甚，实学愈荒，不特文风缘以日下，亦士习民风之所关匪浅也。”他身体力行“黜浮崇实”，晚年在家乡福州城内外多处讲学论道，与友朋同道一起标揭“明体达用”、“以学为政”、“经世致用”等“理学”的实践品格，他在所作的《中庸》时文《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强调：“内外交修，体用一致，效固然也，然亦全吾天命之本然者而已，岂分外哉！”(23)就是这种自觉的“内外交修，体用一致”的实践品格，陶冶、造就出了以陈若霖、梁章钜、林则徐、陈功等为代表的中国政治精英。梁章钜称道先生云：“历观先生生平：崇孝友，厉志节，中岁经忧患而养益粹、气益平，读书必求心得，好奖掖后进，尤喜以古文词提唱学者，其素所树立者然也。”(24)二十二岁的林则徐为雨化先生文集作后序，云：“先生梗直独操，出于天性，而道高毁来，身处冷官，触怒权贵，至于文致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此固见者之所怒目而闻者之所扼腕也。观集中《辨惑》一首，指陈道义，炳若日星。……徐闻先生患难时，手不释卷，并于狱中著《大学中庸要义》等书，遭遣后行集若干卷，其帙尚未获见，要皆粹然儒者之言，婉乎风人之旨。……他日斯集行世，后进英髦咸资準酌。先生之文不朽，先生之教其亦不衰矣。”
果然，诚如林则徐所说，“先生之文不朽，先生之教不衰。”清中后期，随着左宗棠入主闽政，并举荐林则徐之婿沈葆桢出掌马尾船政局，湖湘士人与闽中士人再次联手，共同以“理学”精神涵化、培养出了以严复为代表的直接促使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开启中国新时代的一代学人。
三、严复对“理学”实践品格的践履
严复(1854-1921)，福州人，1866年仅15岁，作《大孝终身慕父母论》，被沈葆桢激赏，以第一名录取为马尾船政学堂的首届学生。19岁以最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25岁留英。1879年回国。1894年甲午战败后开始发表系列政论文《原强》《论世变之亟》等，并开始系统翻译西学经典，《原富》、《天演论》《群学肄言》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呼吁中国社会上下一心，实行稳健的社会变革，使中国社会尽快向现代文明转型。他认为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但他并不主张以激烈的革命举措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他认为中国变革的关键在于要以尊崇人道和宪政法治的现代理念教化全民，因此，他积极倡导“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他痛斥中国社会虚伪浮华、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的恶习，疾呼要培植“黜伪崇真”的士风和民风。(25)尽管他是以西学启蒙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思想家，但他对“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优秀传统依然孜孜持守。他晚年主持家乡阳岐尚书庙的修复，以祭祀陈文龙。他说：“法无新旧惟其时”(26)，“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27)改革应该“斟酌新旧间”(28)。一切变革的举措即“法”当以“适时”为度，而这些举措是否“适时”，要以它们能否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保障广大民众的“人道”即人权诉求为根本的检验标准。他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变革既不能抱残守缺，食古不化，也不可惟新是求，全盘西化，而必须谨慎地斟酌于古今中外之间，“适时”以符合“天下之公理”、“人性所大同”而已。严复认为，中国要实行民主、共和、法治的政体必须取决于民智的文明提升，因此，对民众施行现代文明教化是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途径。否则，“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在写给《泰晤士报》中国首席记者莫理循的英文信中，谈到对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看法：“直截了当的说，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29)否则，即便有“共和”之名，也难有“共和”之实。他撰《宪法大义》说：“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立宪之君者，知其身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立宪之民者，各有国家思想，知爱国为天职之最隆，又济之以普通之知识，凡此皆非不学未受文明教育者之所能辨矣……是故陶铸国民，使之利行新制者，教育之大責，此则仆与同学诸子所宜共勉者矣。”(30)因此，严复终其一生通过办学、办报、翻译等种种举措，试图全面提升中国民众的整体文明素质，以适应未来民主宪政政体的需要。严复指出：“法制虽变，纲纪则同，今之中国，已成所谓共和，然而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而有他道之从？”(31)因此，他临终遗嘱：“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32)这其间，饱含着他对以“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坚定持守。他指出：“改革之顷，破坏非难也，号召新力亦非难也，难在乎平亭古法旧俗，知何者之当革，不革则進步难图；又知何者之当因，不因则由变得乱。一善制之立，一美俗之成，动千百年而后有，奈之何弃其所故有，而昧昧于来者之不可知耶？是故陶铸国民，使之利行新制者，教育之大責，此则仆与同学诸子所宜共勉者矣。”(33)他认为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剧变，是秦以来所未有的。当此之时，最紧要处是学习西方，新崛起的西方列强，其社会文化精神的“命脉”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行政则屈私以为公。”(34)中国人只有现在开始“拚命踏踏实实做去，或有望头”(35)。”严复坚持认为为了实现未来的民主政体，必须从教育入手。他说：“为治之经，莫重于教育”，指出“教育强国根本”，(36)主张全方位普及现代文明教育。他说：“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37)。严复对西学的理解和对以“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和持守、对现代教育与民主宪政之关系的高度重视，今天依然是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值得借鉴和努力的方向。钱穆先生说：宋儒“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38)谁能说严复的立身、操守不是一秉宋儒的这一“理学”精神而来？清华大学王宪明教授敏锐地指出：严复翻译《群学肄言》，试图“在此基础上，把中国儒家思想中讲求‘群’理的荀子思想和经过朱熹阐释的《大学》、《中庸》所代表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有机地融入其中。……严复的这一举动，不仅为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而且更为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思想传统向近代转化，做了成功的尝试，……从这种意义上说，严复此种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努力，堪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朱子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为中华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39)
四、以学为政：理学实践品格的当代启示
尽管严复已经逝世87年了，但严复所秉持的“黜伪崇真”的理学实践品格及其影响始终经久不衰。1906年、1907年严复两次请朋友为自己书房题写自拟的联语：“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如此豪言，足见他对自己的社会变革思想必将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充满自信。40多年后，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说：“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其实，早在1915年9月，青年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信，就极力推荐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认为“为学之道在是矣！”“岂惟学也，德即寓于其中矣！”(40)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还向别人推荐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当时书店重印了《天演论》，并出了相应的白话重印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是严复的身后知己。(41)1975年，周恩来总理弥留之际，在病榻前召来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重吩咐，要确保严复的文件得到安全保存。这位南开中学走出来的开国总理，他的恩师——南开校长张伯苓正是严复主持北洋水师学堂时的高足，周总理清楚地看到了严复理智思想的光芒对于中国现代变革的意义(42)。2006年12月6月，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讲话中，也引述了严复提出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观点。在中国社会进入关键性的变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指向严复，从严复的思想中寻觅正确引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火花，足见严复思想的不同凡响。
从朱熹到严复，代表中国本土心智精神发展最高峰的“理学”——其格物致知、黜伪崇真、持守节义、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历时弥新的实践品格对我们今天有哪些重要启示呢？我们认为，理学实践品格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依然是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所必须传承、持守和光大的：
其一：格物致知、学以致用。学养并不停留局限在书本知识的习得上，更源于鲜活的生活实践中。学养本身就是鲜活的实践。因此，要在全社会提倡养成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兼收并蓄中国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优秀成分，营造全民自主学习、有效实践的氛围，不断提升全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涵养。
其二：关注民生、以学为政。执政者必须具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信念与学养，在这样的学养与信念的指导下改革开放，开拓进取，依法执政，才能适应全社会人性健康发展的需求。
其三：黜伪崇真、知行合一。就今日中国而言，此务实求真的“理学”真谛尤有必要在全体国民的生活实践中发扬光大，如此，中华民族臻于现代文明之新境方称庶几有望。
从朱熹到严复，“理学”实践品格的历史传承代不乏人，这已昭示了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变革的心智资源与精神动力之所在——这，也是中国“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注释：
①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总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3页。
②③④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1-13、17页。
⑤转引自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第19页。
⑥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796-797页。
⑦⑧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绪说》，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109、5页。
⑨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自序二》，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11-12页。
⑩《宋史》卷四百零一《辛弃疾传》。
(11)蒋万兵：《湖湘文化之旅》，《光明日报》2008年6月24日第12版“读书版”。
(12)李志和：《湖湘一脉——从王夫之到曾国藩到蔡和森》，王继平、李大剑主编：《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岳麓书社2007年11月出版，第415-420页。
(13)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论语·述而》。
(15)《论语·里仁》。
(16)《论语·颜渊》。
(17)《四库全书总目》卷五《经部·易类五·易象正》，中华书局1987年7月版，第32页。
(18)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了由笔者点校的《林雨化诗文集》。
(19)林瑞春：《灯花窗诗集题后》。
(20)陈若霖：《林希五先生文集序》。
(21)林希五：《古文初集·拟上学宪〈中庸文艺〉书》。
(22)《林希五先生诗集·晚编·晚田陈二阅予游鼓山诗有作，即步其元韵答之》。
(23)林希五：《时文初集》，福建省图书馆藏清道光灯花窗藏版。
(24)梁章钜：《林希五先生诗集序》。
(25)林怡、兰华生：《从“求富强”到“尊人道”——论严复社会学思想的嬗变》，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178页。
(26)(29)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304页。
(2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宪法大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0页。
(28)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郑太夷时文》，第367页。
(3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宪法大义》，第245-246页。
(3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读经当积极提倡》，第332页。
(3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遗嘱》，第359-360页。
(3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宪法大义》，第246页。
(3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论世变之亟》，第1-4页。
(3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复陈宝琛书》，第502页。
(36)王栻主编：《严复集》，《与熊纯如书》，第624页。
(37)王栻主编：《严复集》，《与张元济书》，第525页。
(38)钱穆：《国史大纲》，第807页。
(39)王宪明：《严译名著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的考察》，《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41)严诚：《关于严复历史地位评价——致华严女士的一封信》，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365页。
(41)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六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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