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欧洲论文,国家论文,中东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柏林墙倒塌之后，经历了政治、经济与社会急剧变迁的中东欧国家①将加入欧盟作为本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从1991年开始，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先后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并正式提出入盟申请，由此开启了中东欧国家长达十余年的入盟之路。21世纪初，中外学术界逐渐注意到入盟进程中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国内政治的强大影响力，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针对中东欧国家政治制度与政策在欧盟压力下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本文对中国、欧盟和美国学者关于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中英文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该项研究取得的成就，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议题。 一、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研究概况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以“欧洲化”为主题的文献日益增多。欧洲化研究被称为欧盟研究的第三代，与着重关注欧洲一体化发生发展原因的第一代研究，以及将焦点放在欧盟制度与政策上的第二代研究不同，欧洲化探讨的是欧盟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在欧盟东扩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逐渐引起关注。到目前为止，欧盟和美国学者出版的相关英文专著或论文集已达到20余部。②根据SSCI的搜索结果，2002年之后以中东欧国家欧洲化为主题的论文也开始增多。(见表1、2)
相较而言，中国学者对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研究尚显薄弱。有关专著尚未出现，③根据中国期刊网的搜索结果，到2015年4月，相关主题的论文共10余篇。其中，高歌在2002年和2012年的两篇文章里，对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历程进行了总体描述与分析；谭功荣的文章主要探讨欧盟对中东欧国家行政改革产生的影响；方雷、鞠豪、项佐涛等学者重点关注中东欧政党的欧洲化；周忠丽、古莉亚从不同角度对波兰及斯洛伐克的欧洲化进行探讨；简军波则通过与东盟对东南亚地区影响方式和途径的比较，展现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进程。④此外，《欧洲研究》等期刊登载的介绍欧洲化理论及其研究状况的文章，亦有涉及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相关内容。⑤总的来看，中国学术界对于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考察的事务领域和国家范围相对狭窄，缺乏比较研究，理论贡献有限。 冷战结束以来，欧盟在中东欧国家民主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来自欧盟的调整压力也导致这些国家在地区政策、社会政策、外交政策等各个领域发生巨大变革，这是它们能够和老成员国共享“欧洲化”这一研究框架的原因。然而，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也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第一，与前几次扩大相比，欧盟对中东欧候选国国内政治的干预力度是最大的。欧盟提出的入盟条件不仅包括对欧盟规则的采纳，而且涉及更为广泛的国内政治改革目标，如民主化、人权与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地区化、司法机构改革、行政部门改革等等。为了保证中东欧国家确实做出相应的调整，欧盟还采取了更为直接和深入的监督与评价方式。第二，尽管同属欧洲，但是中东欧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上与欧盟老成员国存在一定差异，冷战经历更使得它们在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迥然不同于老成员国。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政治体系的不相容程度给它们带来更大的调整压力和成本。⑥第三，在正式入盟以前，中东欧国家由于不能将自己的偏好与利益有效“上传”(downloading)⑦至欧盟层面，对于它们必须接受的欧盟规则的制定没有发言权，因此，中东欧国家入盟前的欧洲化基本上是单向的，即自上而下的规则转移。不过，在正式入盟之后，中东欧国家的“上传”能力有所增强，对欧盟层次的决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上述特殊之处，为欧洲化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也为进一步验证和修正之前主要针对老成员国提出的欧洲化理论提供了机会。除理论上的贡献外，研究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这项研究对于了解冷战后中东欧国家的国内政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欧盟已经并正在给它们带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化是“下载”与“上传”之间循环往复的进程，特别是当中东欧国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之后，将其偏好与利益“上传”至欧盟层次的能力不断增强。因此，要展望欧洲一体化的走向，分析欧盟制度与政策，必须探讨中东欧成员国的欧洲化。 二、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 有关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两个主题进行：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程度和性质；哪些因素可以解释欧盟的影响。国内政治欧洲化所包含的三个层面——政治制度、政策与政治文化，已有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制度与政策的欧洲化。对中东欧国家的实证考察证实了欧洲化研究已经取得的一致看法：欧盟的影响遍及政治制度和政策的各个领域，但它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之间是不同的。 (一)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 在1993年6月举行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欧盟确定了三项基本的成员国标准，第一条就是“拥有捍卫民主稳定的机构、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这一入盟政治条件对促进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和人权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其作用大小在各个国家间存在差异。对那些入盟条件提出前已经建立了自由民主政府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欧盟在民主化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⑧对那些由威权主义政府领导的国家，例如梅恰尔当政时期的斯洛伐克、图季曼领导下的克罗地亚，欧盟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⑨但是，在这类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欧盟具有突出的影响：入盟政治条件既成为自由主义力量在竞选中攻击威权主义当权者的武器，也巩固了当选后自由化的政府的地位。⑩正式入盟之后，推进中东欧国家政治变革的外部压力有所降低。不过，研究表明，改革只是速度放缓，并没有出现倒退。(11) 在中东欧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学者们讨论最多的是行政机构的欧洲化。1995年，欧盟拟定入盟的行政条件。1997年，欧盟委员会设定行政改革的框架，要求中东欧候选国建立类似于老成员的行政体制。20世纪90年代末，为应对入盟谈判和执行欧盟政策带来的压力，中东欧国家行政机构欧洲化的重点转移至各国与欧盟间的协调机制的调整。(12)从欧洲化的结果来看，中东欧国家的行政机构在公务员改革、反腐败、分权化、机构改革、构建市民参与平台等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13)但国内因素决定了多样性持续存在。例如，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教授达尼卡·芬克-哈夫纳(Danica Fink-Hafner)发现，在爱沙尼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不同的行政传统和政党竞争模式导致三国欧盟事务协调机构的调整结果存在明显差异。(14) 关于中东欧国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欧洲化的文献相对较少。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达尼埃拉·皮亚纳(Daniela Piana)探讨了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司法部门的欧洲化。他指出，虽然欧盟在司法独立和加强司法能力上的要求确实影响了三国的司法改革，但由于缺少由欧盟推行的清晰的制度模式，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是由那些掌握权力的国内行为体塑造的。(15)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教授沃伊切赫·萨杜尔斯基(Wojciech Sadurski)在对中东欧国家议会的研究中，发现欧盟对议会的日程和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加强了行政部门在国内政治中相对于议会的地位与权力。他认为，欧盟的影响并非完全是正面的：“与欧盟相关的法律常常在没有经过议会严肃讨论的情况下，就由行政部门迅速采纳。这种做法虽然能够保证大量欧盟法规及时转变成国内法律，但是，它加强了行政部门的权力，削弱了议会的权力。同时，行政决策采用的秘密程序降低了决策的透明度，决策的迅速做出也意味着缺乏深思熟虑的广泛讨论。”(16) 相较老成员国，中东欧国家尚未巩固的政党体系更易于受到欧盟的影响。匈牙利中欧大学教授若尔特·埃涅迪(Zsolt Enyedi)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保罗·刘易斯(and Paul G.Lewis)指出中东欧国家政党欧洲化最为明显的两个方面：第一，加入欧洲跨国政党组织使得中东欧各主要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向其欧洲伙伴党靠拢，其内部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第二，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政党竞争模式产生了间接影响。鉴于加入欧盟是绝大多数民众的共识，中东欧各国的主要政党在组建联合政府时，将反对入盟的极端主义政党排除在外，导致政党体系中极端主义政党的衰落。(17)各主要政党在议会投票中，为了尽快入盟，也不得不投票接受欧盟法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于欧盟政策的采纳没有不同意见。特别是正式入盟之后，一些政党在话语和行动中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欧洲怀疑主义立场。山东大学学者鞠豪和方雷指出，“中东欧国家的政党并未真正认可‘欧洲化’进程……相反，他们把‘欧洲化’当作竞争和选举策略的一部分，随着选民态度的摇摆而转变自身态度。”(18)有学者认为，候选国阶段中东欧国家政党的变化是“表面欧洲化”或者“虚有其表的欧洲化”。(19)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项佐涛博士就中东欧政党的欧洲化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认为“欧洲化进程导致中东欧国家在政党格局、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政党关系等方面与西欧政党政治联系更为紧密，在大的方向上越来越接近；但是，随着一些国家相继加入欧盟后，中东欧政党政治的‘本土特色’会越来越明显”。(20) 对于中东欧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大部分学者认为，欧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部副主任苏珊·斯图尔特(Susan Stewart)指出，欧盟建议中东欧国家在决策过程中吸纳公民社会行为体的参与，这一提议本身就已提高了公民社会行为体的地位。在欧盟的要求下，两者在一些政策领域开展的实际合作，既让政府获得了关于这一新的治理模式的宝贵经验，又带给公民社会行为体提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动力。欧盟虽然无法保证中东欧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制度化，但对于启动双方的合作进程具有关键作用。(21)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教授涅韦斯·佩雷斯-索洛萨洛·博拉甘(Nieves Perez-Solorzano Borragán)等人也认为，加入欧盟的渴望促使中东欧国家的政府赋予公民社会组织更大的活动空间；与欧洲非政府组织跨国联系的增强也使国内非政府组织获得了有助于其成长的资金来源、专业知识和经验。(22)不过，有部分学者担心欧洲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亚当·费根(Adam Fagan)指出，捷克环境非政府组织由于过度依赖国外援助，失去了民众基础，成为“没有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23) (二)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政策的影响 相较于政治制度，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政策的影响更大。为了满足欧盟提出的入盟条件，中东欧国家不得不在各个政策领域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国内因素决定着调整的方向、时机和程度，欧洲化的结果既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向欧盟政策的趋同，也存在着广泛的多样性。例如，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教授拉斯洛·布鲁斯特(Laszlo Bruszt)在对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地区政策欧洲化的研究中发现，与“地区的欧洲”观念相联系的入盟条件和相关计划，对于三国地区制度设计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当统一的欧盟条件遇到多样的国内情况时，出现的是各种版本的多层治理和不同形态的地区主义。其中，波兰的多层治理模式最为分权化，地区行为体十分强大和活跃。它们不仅拥有大量的自主权，而且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匈牙利的模式最为集权化，地区行为体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有限。捷克的模式则居于波兰与匈牙利之间：相较于匈牙利，捷克的地区行为体拥有更稳固的制度基础和更强的自主权；但由于大部分地区行为体缺乏治理经验，它们对中央政府决策进程的实际影响低于波兰地区行为体。(24)美国惠顿学院教授利娅·赛佩宁·安德森(Leah Seppanen Anderson)对于性别平等政策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东欧国家纷纷进行平等机会立法。然而，各国通过法案的速度却不一致，与执政的右翼政党紧密联系的反对运动导致波兰通过法案的时间比捷克更晚。(25)在欧盟要求较低、较不明确的政策领域，欧洲化的多样性更加明显。例如，美国丹佛大学副教授拉赫尔·爱泼斯坦(Rachel A.Epstein)指出，在银行业的自由化方面，入盟条件中既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也不存在统一的欧盟规范，欧盟的影响取决于各国政治精英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26) 在政策欧洲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入盟之后中东欧国家对欧盟政策的采纳与实施情况。候选国阶段的政策调整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入盟条件的要求，在入盟后，欧盟的影响方式和力度的变化是否会带来国内调整方式和力度的变化，中东欧国家的政策欧洲化是否会出现倒退?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形没有出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乌尔里希·斯德尔米耶(Ulrich Sedelmeier)通过对捷克、匈牙利、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政策欧洲化的研究并未发现入盟后政策遵守状况恶化的证据。(27)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助理教授米歇尔·布劳贝格(Michael Blauberger)指出，由于欧盟改变了监控国家援助政策的制度结构，赋予委员会特别执行权，该政策在中东欧国家入盟后的遵守情况比入盟前更好。(2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歌认为，随着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入盟，欧盟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减小，外部危机的影响增大，欧盟管治加强，“欧洲化”道路的风险日渐显现。不过，这些风险尚不足以导致“欧洲化”道路的逆转。(29) 入盟后，中东欧国家具备了向欧盟层次输送政策偏好的能力，政策欧洲化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进程，它的另一面——自下而上的“上传”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研究发现，“上传”的成效同样表现出多样性。例如，捷克马萨里克大学的马修·瑞斯(Matthew Ch.Rees)指出，由于进入欧盟决策的渠道非常有限，捷克反堕胎组织只能在极少数情况下间接影响欧盟政策。(30)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助理教授卡罗利娜·波莫尔斯卡(Karolina Pomorska)认为，波兰的图斯克政府通过学习和使用欧盟决策规则与文化，借助联盟构建、相互妥协、信息分享等方法，成功地将其对东部邻国的关注“上传”至欧盟层次，推动欧盟建立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31)2014年12月1日，波兰前总理图斯克接替范龙佩，成为新一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作为担任欧盟领导职务的第一位波兰人和中东欧政治家，图斯克的上任意味着十年前入盟的东部成员国对欧盟影响力的增强。在其任期内，可以预见，波兰及其他中东欧国家的立场、态度与经验将有更多的机会“上传”至欧盟整体政策当中。 总之，实证研究表明，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与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欧洲化进程给中东欧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之间的多样性持续存在。 三、对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解释 针对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国内政治产生的影响，学者们试图从欧盟与国内两个层次做出解释，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因素。 (一)欧盟因素 学者们指出，在中东欧国家欧洲化进程中，欧盟既可以通过设置入盟条件施加调整压力，也可以借助自身规则的合法性“吸引”其进行相应变革，影响欧洲化的欧盟因素主要包括条件性的确定程度和可信度、欧盟提供回报的规模与速度，以及欧盟规则的合法程度。 在候选国阶段，欧盟以条件性(conditionality)为主要战略：如果中东欧国家满足欧盟提出的国内改革要求，则给予相应的回报，如经济与技术援助、联系国协定、入盟谈判的阶段性进展、欧盟成员资格等，欧盟的回报构成了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收益来源。然而，回报本身并不能保证欧盟规则有效转移至国内层次。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弗兰克·席梅尔芬尼希(Frank Schimmelfennig)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乌尔里希·斯德尔米耶(Ulrich Sedelmeier)指出，有四个因素决定欧盟提供的回报引起欧洲化的可能性及程度，其中属于欧盟层次的是前三个：条件性的确定程度；条件性的可信度；欧盟提供回报的规模与速度。 条件性的确定程度是指如果某项欧盟规则并未成为获得欧盟回报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这项规则就不会被采纳。此外，它还指欧盟规则的清晰程度及其所采取的立法形式。一项规则的行为含义越清晰，越“法规化”(legalized)，确定程度就越高。确定的条件性使候选国明确知道遵守欧盟的条件需要做些什么，并无法对欧盟规则做出符合本国利益的解释。条件性的确定程度越高，欧洲化的可能性越大。(32) 条件性的可信度十分重要，它指候选国确信当达到并且只有达到欧盟要求，才能够获得欧盟提供的回报。如果候选国认为欧盟将条件性屈从于其他政治或经济考虑之下，它们会觉得不满足条件也能获得回报，或是即便完成要求也不会获得回报，因而不去采纳欧盟规则。(33)荷兰莱顿大学的两位学者安托阿内塔·迪米特罗娃(Antoaneta L.Dimitrova)和贝尔纳德·斯图恩伯格(Bernard Steunenberg)指出，在东扩中，一旦宣布了最终的入盟日期，候选国不再担心入盟进程被推迟或中止，条件性的可信度就降低了。例如，2002年12月，欧盟确定斯洛伐克和拉脱维亚将于2004年5月入盟，随后，两国放缓了就欧盟统一内部市场方面进行国内改革、执行欧盟规则的速度。(34)如果某一特定领域受到欧盟的重视，条件性的可信度将会提高。候选国知道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对这一领域规则转移的监控特别严密，并且在做出扩大决定时赋予它们更高的权重，因此会更为积极地采纳。例如，欧盟明确表示，《申根协定》相关规则的采纳是考虑候选国能否入盟的关键条件，在欧盟社会政策和公务员改革方面，委员会部分机构和一些成员国却暗示表面上的协调就足以满足欧盟要求，欧盟重视程度显著的不同导致中东欧国家上述领域的欧洲化程度出现了明显差异。(35) 条件性能否有效引起欧洲化还受到欧盟提供回报的规模和速度的影响。由于入盟往往是一个历时数年的进程，欧盟所提供的中期回报也会成为中东欧国家做出国内调整的因素。就规模而言，入盟承诺比联系协定或援助的承诺更有影响力。在速度上，距离获得欧盟回报的时间越长，迅速做出调整的动力越小。相反，距离获得回报的时间越短，欧洲化越有可能发生。(36)比利时布鲁塞尔开放社会欧洲政策研究所主任希瑟·格拉贝(Heather Grabbe)的研究表明，在入盟谈判的最后阶段，波兰与匈牙利根据欧盟要求进行国内政策改革的行为大量增加，特别是在那些由于代价较大之前有所延迟的领域，两国做出了迅速的调整。(37) 条件性是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主要机制，然而，它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东欧国家在欧盟条件确定之前和之外采纳欧盟规则的现象。尽管这种做法是零星的、高度选择性的，但却表明条件性并非欧洲化的唯一路径，其他机制也有可能引发欧洲化。尤其是正式入盟后，在条件性这一外部诱因消失的情况下，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没有发生明显的倒退，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一些学者认为，在欧盟规范和准则的转移与采纳进程中，欧盟规则自身的实质与程序合法性是影响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另一因素。一方面，如果某项规则是在欧盟现有法律框架内制定的，老成员国同样要遵守，并且为其他国际机构所认同的话，那么，它就具备较强的实质合法性，被中东欧国家采纳的可能性更高。例如，拉赫尔·爱泼斯坦指出，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经济政策上存在的广泛共识，增强了欧盟经济条件的合法性，有利于中东欧国家的接受。(38)另一方面，如果目标国家能够参与欧盟条件和规则的制定，或者欧盟采用软策略，允许国内行为体通过相对无压力的“学习”进程而自愿调整的话，欧盟规则将更具程序合法性，更可能被采纳。(39) 欧洲化理论一贯重视欧洲化进程中国内变量的中介作用，研究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学者也不例外。他们认为，除了欧盟层次的因素外，欧盟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东欧国家的国内政治，还要取决于国内条件是否有利。 (二)国内因素 决定欧洲化的国内层次变量首先来自于调整成本及其在国内行为体中的分布状况。接受欧盟规则既会给国内行为体带来福利或权力的损失，也意味着它们需要放弃采纳其他类型规则带来的收益。只有政府和国内政治中其他“有否决权的行为体”(Veto players，它们的同意对改变现状是必要的)认为采纳欧盟规则的成本可以承受，欧洲化才会发生。(40)相较于老成员国，由于严格的欧盟政策采纳时间表几乎没有给公民社会组织、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留下影响政府的空间，再加上缺乏足够的人力、组织、信息、专业能力等方面的资源，中东欧国家有否决权的非政府行为体总体上数量较少且较为弱小，各国政府在决定是否遵守欧盟条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41) 国内调整成本是影响中东欧国家政治制度欧洲化的重要因素。对于中东欧国家中的威权主义政体而言，民主、人权等欧盟政治条件直接威胁其统治，国内调整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只是在反对党取代威权主义当政者并建立了自由民主政府之后，随着调整成本的降低，欧盟所希望的政治改革才开始发生。中东欧国家行政机构、政党和公民社会的欧洲化也受到国内成本的影响。不同的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经济与社会条件，再加上冷战时期遗留的不同制度遗产，各国在行政能力、政党体系、公民社会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面对欧盟的要求，中东欧各国所要承担的调整成本不同，不同事务领域有否决权的行为体的数量不一，欧洲化发生的可能性与程度也不一样。(42) 在政策欧洲化方面，国内成本因素的影响较小。由于采纳欧盟政策并不影响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基础，政府通常不需担心在单个政策领域的欧洲化会导致其失去执政地位，调整成本并非不可接受。而且，一旦凭借政策调整的良好表现得到欧盟认可，入盟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将有效抵消国内调整成本。不过，国内成本和有否决权行为体的态度可以解释中东欧各国接受欧盟规则的时间的差异。在捷克，克劳斯政府下台之后，才开始实施欧盟地区政策；在斯洛伐克，反梅恰尔政府的联盟选举获胜后，欧盟的分权化规则才最终得到施行；在波兰，来自能源部门的反对阻碍了该国接受欧盟治理空气污染政策的步伐，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被列进欧盟条件之后，该政策才被采纳。(43) 其次，行政能力的高低会对中东欧国家欧洲化产生影响。通过分析1999-2003年间13个中东欧候选国的表现，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教授彼得·希勒(Peter Hille)和慕尼黑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夫·尼尔(Christoph Knill)认为，官僚机构的力量和有效性对于一国能否按照欧盟要求进行国内调整具有重要影响。(44)安托阿内塔·迪米特罗娃等人也发现，良好的行政能力特别是欧盟事务协调机构的能力，对于入盟后的中东欧国家将欧盟决议成功转换为国内法规十分重要。强大的协调机构能够给相应的职能部门施加压力，促使它们为了加速欧盟决议的转换而在其他方面做出牺牲；它们也能够“说服”相应部门在将欧盟规则转换为国内法规时尽量贴近欧盟文本，以避免欧盟委员会的非议。不过，良好的协调能力只是欧盟决议转换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那些政治上更重要或更具有争议的政策领域，例如，种族平等与反歧视方面，如果议会和政党等关键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不相同，即便一国拥有良好的行政能力，欧盟决议的国内转换进程也会被大大延迟。(45) 第三，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还取决于特定国家政治精英与公众对欧盟的认同。如果他们积极认同于欧盟，就更有可能认为欧盟推行的规范是合法和恰当的，并予以接受。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塔尼娅·博泽尔(Tanja A.
)认为，在入盟进程中，回到欧洲的渴望和对欧盟的广泛认同提升了欧盟的合法性，从而削弱了民族主义的影响，超越对采纳欧盟法规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为中东欧国家接受欧盟规范提供支持。(46) 第四，如果欧盟的要求与中东欧国家国内规范、政治话语在理念上“符合”或“共鸣”程度较高，则有利于欧洲化的发生。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博士马尔特·布罗西希(Malte Brosig)认为，欧盟规范与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国内所持有的信念无法成功“共鸣”，是阻碍两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领域欧洲化的原因之一。(47)在针对欧盟同性恋者平等权利规范的接受状况的研究中，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两位学者康纳·奥德怀尔(Conor O’Dwyer)和卡特里娜·施瓦茨(Katrina Z.S.Schwartz)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们指出，波兰和拉脱维亚国内保守的宗教与民族主义话语与欧盟相关规则的内在精神相互冲突，从而给接受欧盟规范造成极大的阻碍。(48) 最后，跨国精英网络，即连接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及其老成员国精英的跨国网络的存在会对欧洲化进程带来有利的影响。例如，以欧盟为中心的专家和官员网络在将欧盟清洁空气政策引入捷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就政策的恰当性向政府进行游说，而且凭借其专业知识帮助捷克官员更好地实施该政策。(49) 需要指出的是，在解释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时，欧盟与国内层次的上述影响因素往往同时存在、相互补充。例如，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乔安娜·卡明斯卡(Joanna Kaminska)在文章中认为，波兰外交政策的调整得益于入盟后对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的正式参与。在参与过程中，通过社会学习进程，欧盟规范的合法性为波兰所接受，外交官员和高层政治精英的外交观念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外交机构也进行了改革。然而，国内干涉变量依然影响欧洲化的程度：残留的冷战时期的制度遗产导致欧盟与波兰规范存在冲突，阻碍着外交机构与观念“向欧洲看齐”；两个主要政党对欧盟的认同度不一，导致波兰高层政治精英对欧盟外交决策文化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50) 自21世纪初以来，欧盟、美国及中国学者关于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就欧洲化的实际进程而言，分析表明，欧盟的国内影响涉及中东欧国家政治制度与政策的各个层面。从欧洲化的结果来看，中东欧国家政策欧洲化的程度及其趋同性高于政治制度欧洲化，但在不同国家、不同政策领域，多样性依然十分明显。针对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进程和结果，学者们从欧盟和国内两个层面试图做出解释。他们指出，中东欧各国在某一领域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既取决于欧盟条件性的确定程度和可信度、欧盟提供回报的规模和速度以及欧盟规则的合法性，也取决于国内调整成本、行政能力、精英与公众对欧盟的认同度、国内规范与欧盟规范的“共鸣”程度、跨国精英网络是否存在等因素。 就目前来看，对中东欧国家欧洲化的研究还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第一，随着正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中东欧国家对欧盟制度与政策自上而下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亟须对欧洲化的另一面——“上传”做出深入考察和解释；第二，在条件性这一外部动力消失后，除个别领域外，中东欧国家候选国阶段进行的国内调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倒退，是条件性依然在发挥作用?是欧盟针对成员国的影响工具弥补了条件性的损失?还是社会化进程使得对欧盟规范的接受已经内化?第三，除了政治制度和政策，欧盟的国内影响还涉及政治文化领域。中东欧国家的精英和民众对于欧盟的归属感以及他们作为欧洲人的身份意识是否会随着入盟时间的延长而加强，这一问题同样有待探讨。 注释： ①中东欧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本文的“中东欧国家”指欧盟十个中东欧成员国，即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匈牙利。 ②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以下两本：Antoaneta L.Dimitrova,ed.,Driven to Change:The European Union’s Enlargement Viewed from the East,Manchester;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 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eds.,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thaca;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③一些中文著作也包含了关于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影响的内容，如朱晓中：《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④高歌：《浅谈东欧的“欧洲化”进程》，《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3期；高歌：《中东欧国家“欧洲化”道路的动力与风险》，《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谭功荣：《欧洲化与东欧国家行政改革》，《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6期；鞠豪、方雷：《“欧洲化”进程与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政治变迁》，《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项佐涛：《中东欧政党政治的“欧洲化”程度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周忠丽：《20世纪90年代以来斯洛伐克的欧洲化与政治转型》，《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周忠丽：《欧洲化视角下波兰银行和农业改革比较研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古莉亚：《斯洛伐克政党的欧洲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4期；简军波：《民族国家的社会化：区域一体化对东南亚和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之比较研究》《欧洲研究》2010年第1期。 ⑤吴志成、王霞：《欧洲化及其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欧洲研究》2007年第4期；李明明：《“欧洲化”概念探析》，《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 ⑥Ulrich Sedelmeier,“Europeanisation in New Member and Candidate States,”Living Reviews in European Governance,Vol.6,2011,pp.5-6,http://www.livingreviews.org/lreg-2011-1,2014-08-09. ⑦早期的欧洲化只指自上而下的欧盟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欧洲化看作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他们认为，欧洲化概念包括两个维度：“下载”(downloading)与“上传”(uploading)。“下载”指面对来自欧盟的压力，相关国家在国内政治层面进行的调整；“上传”指国家将其偏好、政策观念和决策模式投射(project)至欧盟层次，试图自下而上地影响欧盟政治。这两个维度之间相互建构，具有密切联系。相关论述可参见Reuben Wong,“The Europeanization of Foreign Policy,”in Christopher Hill and Michael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34-153；张骥：《欧洲化的双向运动：一个新的研究框架》，《欧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24-137页。 ⑧Malte Brosig,“The Challenge of Implementing Minority Right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Vol.32,Issue 4,2010,pp.393-411. ⑨Antoaneta L.Dimitrovava and G.Pridham,“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The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Limits,”Democratization,Vol.11,Issue 5,2004,pp.91-112. ⑩Grigore Pop-Eleches,“Between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the Promise of Western Integration:Democratic Conditionality after Communism,”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Vol.21,No.1,2007,pp.142-161. (11)Philip Levitz and Grigore Pop-Eleches,“Why No Backsliding? The European Union’s Impact on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before and after Access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3,No.4,2010,pp.457-485. (12)Antoaneta Dimitrova and Toshkov Dimiter,“Post-accession Compliance between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 and Political Bargaining,”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Vol.13,2009,p.2.http://eiop.or.at/eiop/texte/2009-019a.htm,2010-08-09. (13)谭功荣：《欧洲化与东欧国家行政改革》，第24-25页。 (14)Danica Fink-Hafner,“Europeanization in Managing EU Affairs:Between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a Comparative Study of Estonia,Hungary and Slovenia,”Public Administration,Vol.85,Issue 3,2007,pp.805-828. (15)Daniela Piana,“The Power Knocks at the Courts’Back Door:Two Waves of Post-communist Judicial Reform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2,No.6,2009,pp.816-840. (16)Wojciech Sadurski,“Introduction:The Law and Institutions of New Member States in Year One,”in Sadurski,et al.,eds.,Apres Enlargement:Legal and Political Respons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Florence: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2006,pp.3-18. (17)Zsolt Enyedi and Paul G.Lewis,“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Party Politic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n Paul G.Lewis and Zdenka Mansfeldova,eds.,The European Union and Party Politic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UK:Palgrave Macmillan Palgrave,2007,pp.231-249,quoted from Ulrich Sedelmeier,“Europeanisation in New Member and Candidate States,”p.20. (18)鞠豪、方雷：《“欧洲化”进程与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政治变迁》，第94页。 (19)Robert Ladrech,“Europeaniz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Living Reviews in European Governance,Vol.4,2009,p.12.http://europeangovernance.livingreviews.org/Articles/lreg-2009-1/download/lreg-2009-1Color.pdf,2014-08-10; Kristina Mikulova,“‘Potemkin Europeanisation’? Dynamics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Poland and Hungary in 1998-2004,”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Vol.28,No.1,2014,pp.163-186. (20)项佐涛：《中东欧政党政治的“欧洲化”程度研究》，第84页。 (21)Susan Stewart,“The European Union as an External Democratizer:EU Contributions to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n Beate Kohler-Koch,et.al.,eds.,Opening EU-Governance to Civil Society:Gains and Challenges,CONNEX Report Series No 5,2008,pp.299-300,http://www.connex-network.org/series,2014-12-05. (22)Nieves Perez-Solorzano Borragán,“EU Accession and Interest Politic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5,Issue 2,2004,pp.243-272. (23)Adam Fagan,“Taking Stock of Civil-Society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Europe: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Democratization,Vol.12,Issue 4,2005,pp.528-547. (24)Laszlo Bruszt,“Multi-Level Governance—the Eastern Versions:Emerging Pattern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in the New Member States,”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Vol.18,Issue 5,2008,pp.607-627. (25)Leah Seppanen Anderson,“European Union Gender Regulations in the East:The Czech and Polish Accession Process,”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Vol.20,No.1,2006,pp.101-125. (26)Rachel A.Epstein,“The Social Context in Conditionality:Internationalizing Finan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15,Issue 6,2008,pp.880-898. (27)Ulrich Sedelmeier,“Post-accession Compliance with EU Gender Equality Legislation in Post-communist New Member States,”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13/23,2009,http://eiop.or.at/eiop/texte/2009-023a.htm,2014-08-10. (28)Michael Blauberger,“Compliance with Rules of Negative Integration:European State Aid Control in the New Member States,”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16,Issue 7,2009,pp.1030-1046. (29)高歌：《中东欧国家“欧洲化”道路的动力与风险》，第89-94页。 (30)Matthew Ch.Rees,“‘Pro-life’in the Czech Republic—What Kind of Europeanization Is Present?”Central European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Vol.XV,Issue 1,2013,pp.1-24. (31)Karolina Pomorska,“Are We There Yet? From Adaptation to Europeanization of Polish Foreign Policy,”paper prepared for the EUSA Twelfth B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oston,2011.http://euce.org/eusa/2011/papers/7j_pomorska.pdf,2014-08-10. (32)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Governance by Conditionality:EU Rule Transfer to the Candidat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11,Issue 4,2004,p.672. (33)Ulrich Sedelmeier,“Europeanisation in New Member and Candidate States,”p.12. (34)Antoaneta L.Dimitrova and Bernard Steunenberg,“Compliance in the EU Enlargement Process:The Limits of Conditionality,”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Vol.11,No.5,2007.http://eiop.or.at/eiop/texte/2007-005a.htm,2014-08-09. (35)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Governance by Conditionality:EU Rule Transfer to the Candidat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p.680-681. (36)Ibid.,p.673. (37)Heather Grabbe,“Regulating the Flow of People Across Europe,”in 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 eds.,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p.112-134. (38)Rachel A.Epstein,“Cultivating Consensus and Creating Conflict: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9,No.8,2006,pp.1019-1042. (39)Ulrich Sedelmeier,“Europeanisation in New Member and Candidate States,”pp.15-16. (40)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Governance by Conditionality:EU Rule Transfer to the Candidat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675. (41)Tanja A.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Europe Reloaded:The Limits of External Europeanization,”KFG Working Paper,No.11,2010,p.9.http://userpage.fu-berlin.de/～kfgeu/kfgwp/wpseries/Working-PaperKFG_11.pdf.2014-12-05. (42)Arista Maria Cirtautas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Europeanisation before and after Accession:Conditionality,Legacies and Compliance,”Europe-Asia Studies,Vol.62,Issue 3,2010,pp.421-441. (43)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Governance by Conditionality:EU Rule Transfer to the Candidat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p.674-682. (44)Peter Hille and Christoph Knill,“‘It’s the Bureaucracy,Stupid’: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quis Communautaire in EU Candidate Countries,1999-2003,”European Union Politics,Vol.7,No.4,2006,pp.531-552. (45)Antoaneta L.Dimitrova and Dimiter Toshkov,“Post-accession Compliance between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 and Political Bargaining,”pp.11-12. (46)Tanja A.Brzel,“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Europe Reloaded:The Limits of External Europeanization,”p.10. (47)Malte Brosig,“The Challenge of Implementing:Minority Right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pp.393-411. (48)Conor O’Dwyer and Katrina Z.S.Schwartz,“Minority Rights after EU Enlargement:A Comparison of Antigay Politics in Poland and Latvia,”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Vol.8,No.2,2010,pp.220-243. (49)Liliana B.Andonova,“The European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n 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eds.,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p.135-155. (50)Joanna Kaminska,“The Link between Nation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a Country in the European Union:The Polish Cas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Research,Vol.6,No.1,2010,pp.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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