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农民阶级的政治立场——农民在苏联剧变中政治态度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农民论文,政治论文,剧变论文,阶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苏联剧变的过程中，农民群众对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国家的解体反应冷淡。为什么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了70余年，并且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的农民阶级在国家剧变的紧要关头站在这样一种政治立场上，这是一个需要破解的历史疑团。本文将焦点聚焦到距苏联剧变最近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注：从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中间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时间，这是一个历史过渡期，期间苏联的政治局面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一般将这两年多时间视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延续。)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农民阶级政治立场的考察，发现与他们后来的苏联剧变中的政治立场相关的历史因素。
一、农民阶级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在考察农民阶级的政治立场之前，对其经济状况作简单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工业化继续向纵深发展的时期。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在苏联总人口中，集体农民所占的比例1959年为31.4%，1970年为20.5%，1970年为15%，1982年为13.3%，1986年为12.1%。(注：参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苏]索科洛夫等：《苏联历史教程(1941—1991)》(俄文版)，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当然，人数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农民阶级的无足轻重，农民始终是苏联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社会阶级。
在苏联历史上，农业问题一直是未能很好解决的大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农业投资额比上一个五年计划有了大幅度提高，由96.4亿卢布猛增到了163亿卢布，农业投资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了23.3%；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农业投资额已达339亿卢布，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27.3%。从1965—1979年的15年，农业直接投资累计达3263亿卢布，比从十月革命后到1964年的47年的农业投资的总和还多2.5倍。大量的农业投资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66—1970年，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6.5个百分点，比1961—1965年多两倍。劳动报酬总额在1965—1975年间增长了1.5倍。(注：[苏]金库尔金娜：《苏联社会史—史实、问题、人》(俄文版)，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
苏联党和政府还采取了许多直接措施。首先，改变了自苏联工业化以来长期搜刮农民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包括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收购定额并规定五年不变的固定收购指标，降低对集体农庄征税的税率，等等。“过去集体农庄很穷，许多农民除了分口粮之外，从集体经济分不到钱；而在这一时期，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扶助措施，集体经济也相对富了，农民从集体经济可以获得‘有保障的劳动报酬’”。(注：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其次，鼓励和扶持农民个人副业的发展。1969年颁布了《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将集体农民的宅旁园地的限额扩大到半公顷，农民可以饲养羊10只，猪两头，其它家禽数额不限，对个人副业征收的税率也大大降低。政府鼓励发展集体农庄贸易，集体农庄和农民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同时，苏联政府大幅度增加社会消费基金数额，使它成为农民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在种种鼓励措施下，苏联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从1965年到1980年，集体农庄庄员的月工资平均收入由40卢布增加到118卢布，增加了近2倍。(注：[苏]尤盖：《农业劳动报酬的发展与完善》，《农业经济》，1987年第11期：姚海：《当代俄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以前，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职工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城市职工收入增长的速度，1960年，庄员和职工家庭实际收入水平前者比后者低30%，1970年这个差距缩小到了20%，到1985年这个差距已经缩小到了10%。(注：《苏联1985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莫斯科财政与统计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页。)
但是，苏联农业和农民的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巨大的投入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长期落后状态，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苏联领导人死抱着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教条不放，没有尝试更有效的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经营方式，没有在农村进行真正的改革试验，“到了6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潜力已尽，但由于没有及时采取新的农业经营体制，使苏联农业始终徘徊不前。”(注：[俄]A.C.谢利雅夫斯基：《俄罗斯学者就苏联史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提出新见解》，段启增整理，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其实，打破集体农庄的经营方式，实行商品经济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最佳途径；而且，也早有学者提出了这新建议，如早在1965年2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一位通讯院士就给苏联领导人写信指出：“造成农业艰难状况3/4的原因在于，我们对商品经济的要求和原则予以粗暴的压制和破坏。”而“我对农村经济的所有建议，总结为一条——必须客观地恢复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注：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121页。)但这样的建议被苏联领导人置之不理。不仅如此，行政官僚们还对敢于冲破集体农庄经营和所有制方式进行大胆试验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如在哈萨克斯坦，胡金科尝试用经济方法管理农场，遭到了管理官僚的阻挠，“而胡金科本人因自己勇敢的试验遭到诬陷，并被关进了监狱。”(注：[苏]茹拉夫廖夫：《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增长》(俄文版)，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页。)墨守成规使得农业问题始终是苏联党和政府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农业的投资增长率远远不能获得相应的产值增长率；到了80年代，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苏联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科技含量都处在低水平。苏联每年将国家全部投资的27%(美国为5%)，全部劳动力的20%(美国为3%)和大批物资投入到农业，但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7。
农业中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经济生活，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首先是在农民的实际收入中，虽然来自所在单位的工资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它们在农民的实际收入中所占比重却在不断降低，来自农庄以外的其它收入在不断增加，相应地，农民用在赚取其它收入的时间和精力也在不断增加。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报酬与劳动所得的脱节，农民对集体劳动的兴趣越来越低，农民千方百计地寻找第二职业或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黑色经济当中，许多人都有第二职业，开办秘密私人企业的现象很普遍，“到处出现了小型的地下车间”。(注：[西德]赫尔穆特·柯尼希：《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苏联人民的思想动态》，载《苏联问题译丛》第七辑。)农民将大量劳动时间消耗在自己的宅旁园地和经营副业上，“在生活不富裕的情况下，大多数庄员只关心自己的副业生产，自私心理严重。”(注：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据统计，集体农庄庄员的副业收入约占家庭收入的1/4。(注：г.в.里亚布什金主编：《苏联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6年版，第127页。)到80年代初，占全苏耕地总面积3%的个人自留地所提供的农产
品竟占全苏农产品总产量的25%；农民自留地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5—1980年，农民家
庭来源于自留地的收入从年均919卢布增加到1114卢布。(注：姚海、刘长江著：《当代
俄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这从一侧面说明农民在自留地上投入了大
量精力。此外，由于农民与所有权实际上的脱离以及不正之风在社会上流传的影响，以
各种手段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在四处蔓延，这也成了人们收入的来源之一。对社
会中流行的这种不良现象，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最高领导层也心知肚明，并且处之坦然，
当一位高级谋士对勃列日涅夫谈起低工资的人的生活艰辛时，勃列日涅夫却说：“您不
懂得生活。没有人仅靠工资生活。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技校学习，我们靠卸车挣点钱
。怎么干呢?送三袋或三箱，自己就留下一袋。全国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注：[俄]
费·布尔拉茨基：《言论的自由》(俄文版)，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其次，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未能改变长期困扰苏联的短缺经济的状况，尤其是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的生产处于低水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均不能充分满足农民大众的需要。“粮农需要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短缺品。”(注：[俄]瓦·博尔金著《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短缺现象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更加严重，“如果说在70年代初短缺商品主要是长期使用的商品、进口商品，而粮食的‘中断’没有扩展到首都和大的工业城市的话，那么到70、80年代之交情况很大程度上恶化了。”(注：[俄]索科洛夫等：《苏联历史教程(1941～1991)》(俄文版)，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短缺经济导致人们购买的困难，到处可见排队购物现象，许多人尤其是家庭主妇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排队购物上，甚至出现了“排队文化”。排队购物不仅使人们心存怨气，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劳动力浪费。有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和计算，俄国人每年花在排队买东西上的时间达300亿个工时，这还不包括花在裁缝店、理发店、邮局等候的几十亿个工时，就近300亿个工时来说，就足以使1500万人按每周40个工时计算劳动一年了。(注：[俄]赫德里克·史密斯著：《俄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上册)第116页。)
再次，与短缺经济相联系，农民的货币收入虽然在不断增加，而他们却有钱无处花、买不到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更没有什么其它的投资渠道。“企业的利润在生产率没有任何明显增长的情况下却一年比一年增加。居民的收入也不断在增加，然而实物产量，特别是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产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这些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它的直线上升并最终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大小商店空空如也。”(注：[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著：《<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贾泽林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这种情况在农村表现的最为严重，“社会并不重视生产的发展，农民有了钱也没处花费。例如，他不可能购买或建造房子，因为建筑材料短缺，农村人也不能购买冰箱或放心使用冰箱。他出售粮食、肉类或其它食品是亏本的，这是价格政策造成的。”(注：[俄]瓦·博尔金著：《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于是，农民大众只得将大量的货币收入存入银行。1985年全苏居民的储蓄存款数额高达2208亿卢布，是1965年存款额的11.8倍，大大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注：参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存款额如此之大地提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居民有钱无处买东西的事实。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时期表面上物价涨幅不在，但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隐性通货膨胀现象。
最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刺激农民的消费欲望，而苏联党和政府为了实现其“发达社会主义”的承诺，也不断强调消费主义和福利主义，鼓励消费和支出，“但是苏联政府关于福利和消费承诺的一些重大问题至今尚未兑现或做得很不够，特别是自50年代以来苏联公民的愿望和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更是相去甚远。”(注：[美]斯蒂芬·F·科恩著：《苏联经验重探～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陈玮译，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苏联党和政府承诺的一再落空使农民大众的消费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大，从而使他们对现实产生不满情绪，“官方所认可的鼓励消费的政策已使俄国人压制了几十年的那种资产阶级渴望占有的本能大为发作，引起要求更多东西的欲望，并加深了对消费品和服务的低劣质量的不满。”(注：[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俄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8页。)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现代科技革命的延误，苏联现代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受到极大影响，汽车、高级面料等现代消费品生产数量少且质量低劣，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日益增大。一方面是消费欲望在不断膨胀，另一方面是消费品的短缺和质量低劣，其结果是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愈来愈强烈。
从勃列日涅夫执政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社会需求同所达到的生产水平之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对这种需求的物质满足之间的脱节，“对广大工人、农民和职工来说，生活是改善了，但十分缓慢，这种工资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对于居民住宅建设和福利来说的商品生产的增长速度。”(注：[苏]罗伊·麦德维杰夫：《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俄文版)，第一部，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农民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必然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中有所反映，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
二、影响农民政治态度的其它因素
除了上面所分析的农村生产生活的状况是影响农民政治态度的最基本因素，农民受教育状况和他们的政治地位等因素也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
农民在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随着苏联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农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也稳步提高。在每千名居民中，具有高等和中等(完全和不完全)教育程度的集体农庄庄员1959年为226人，1970年分别为393人，1 9
81年达634人，1986年达741人。(注：参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为农民政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并使他们也能够发现和思考现实中的政治问题。但总的来说，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仍是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中最低的，他们的政治思考也是肤浅的。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地位状况对农民的政治态度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在苏联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将农民阶级摆在极高的政治地位上，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忠实的同盟者”，“已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支积极力量”。(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9～180页。)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普通农民的崇高政治地位没有真正体现，他们的政治作用也无以发挥。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农民是各种自上而下的计划和命令的最终承受者和执行者，他们处在集体农庄的束缚之中，“在许多地区集体农庄全面的监护妨碍了庄员主动性和主人翁精神的加强和发挥。”(注：[苏]杰尼索夫：《1965～1986年集体农庄民主的发展》，载[苏]《苏联历史》，1988年第二期。)当时苏联社会中发生了多种多样的案件，这其中的许多案件“生动地揭示了旧的传统依附关系(如子女对恶毒继母的依附)之外的另外一种新的依附关系的表现形式，即下级对上级、群众对领导、公理对权力等等的依附关系。”(注：《来自苏联法庭的报告》，刘力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这种事实上的依附关系使得农民在政治地位处在社会的底层。苏维埃制度是农民大众显示其政治地位、行使其政治权利的保障，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形式上苏维埃的地位一直很高，但实际上并未改变其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橡皮图章”地位。按宪法规定，最高苏维埃代表有权向苏联部长会议、各部部长及苏联最高苏维埃组成的其它机关领导人提出质询，但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以后，在最高苏维埃两院中没有发生过一次质询，“在70—80年代，各个部和主管机关根本不向最高苏维埃汇报工作，而按照宪法规定最高苏维埃设立常设委员会并通过它们监督管理机关的行为。”(注：[苏]茹拉夫廖夫：《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增长》(俄文版)，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而且在这一时期，“最高苏维埃召集会议有点不那么经常了，在会议上发言的人减少了，通过的法律数量也有所下降，虽然还没有降到战时或战后那几年的水平。”(注：[英]斯蒂芬·怀特：《苏联最高苏维埃》，徐本豪摘译，载《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5年第3期。)最高苏维埃尚且如此，地方各级苏维埃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农民大众的意见得不到重视还典型地表现在1977年苏联宪法的出台上，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苏联宪法草案交予全民讨论，讨论时间长达四个月。结果征集上来了40万种修改意见，但是，“来自劳动者的大部分的建议和书信被置之不理，只是考虑了一小部分主要是带有修辞性质的修正建议。”(注：[苏]茹拉夫廖夫：《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增长》(俄文版)，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这一方面表明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大众的政治积极性在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勃列日涅夫时期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机制不健全。民主机制的缺乏使农民大众没有主人的感觉，“理论上讲，苏联是工农大众的国家，国家代表着工农群众；然而作为个人的工人农民及其集体，其真正利益却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不尽一致，至少一直没有找到协调两种利益的公式。”(注：[苏]阿甘别吉扬著：《苏联改革内幕》，中国对外经贸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3页。)农民阶级政治地位的缺乏必然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
所有制关系更直接地反映着农民的政治地位。苏联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名义上是社会财产财富归全体人民所有，但苏联并未建立起使人民实际支配这些财富的有效机制，在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劳动者与社会财富逐渐分离，“官僚命令体制使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和他们生产的产品的所有完全分离开来”，(注：[俄]科瓦利琴科主编：《20世纪的俄罗斯～世界历史学家的争论》(俄文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页。)这些财富的支配权实际控制在各级干部手中，农民大众对它的所有权实际上徒有虚名。农民在国家财富支配中的无权地位必然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产生消极影响。
还有其它的众多的社会因素影响着农民政治态度的形成，其中比较主要的是苏联存在的事实上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农民受到歧视，他们在迁移、居住、受教育等方面的条件与城里人有很大差距。特权阶层在这一时期的形成极大的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使农民大众直接对社会主义平等产生质疑，“在苏联，确实存在着某种类似‘阶级意识’的心理状态。少数人有明显的优越感，平民百姓则有被统治的感觉。”(注：陆南泉等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农民大众这种“被统治的感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感情被削弱，“广大居民阶层的情绪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制度的影响开始削弱，不满情绪虽然还没有公开爆发出来，但正在各种领域里滋长着。”(注：[西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著：《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0页。)此外，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竭泽而渔的资源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犯罪等问题都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观点。
三、农民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行为
以上所述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着农民的政治观点，也决定了农民是苏联政治社会中最为弱势的群体。
在政治态度上，首先，农民缺乏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在国家对集体农民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后，在农村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心理特征：“如果说以前不劳动是因为知道反正什么也得不到，那么现在不工作是因为知道反正什么都提供。”(注：[苏]茹拉夫廖夫：《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增长》(俄文版)，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页。)这种心态蔓延到政治生活的其他领域，反正干与不干、参与和不参与都是一样，而且干得多了还有可能犯错误，所以，农民的心态是：能不干的就不干，能不参与的就不参与。
其次，长期生活在集体农庄中的农民逐渐失去了主人翁责任感和主观能动性。行政命令体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使普通农民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缺乏发言权，它使“农民越来越与土地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越来越‘隔离’”(注：[苏]茹拉夫廖夫：《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增长》(俄文版)，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页。)，这种“隔离”使农民不把集体农庄的利益与自己密切相连，他们没有主人的感觉，所以他们也不关心集体农庄的发展。此外，苏联历史上长期的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形成了不健康的心态：“既然你拿了我的农产品不好好付钱，那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何况还有有保障的报酬呢。你无处可躲，给贷款吧，他借了是不还的，因为他不欠债，是你欠债……什么都颠倒了……”(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真相与自由～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集体农庄的
生活环境也使得农民改变现状的要求低落，事实上，“许多相当熟悉俄罗斯农民的人，
对集体农庄庄员是否还保留了对土地和个体经济的热爱，以及是否主张取消集体农庄(
而不是把它们变成真正自主的集体经济)，表示怀疑”。(注：[苏]瓦吉姆·弗拉基米罗
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著：《自由、权力和所有权》，林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50页。)大多数农民狭隘地满足于集体农庄的生活，满足于享受国家提供的各
种福利，根本没有了改变现状，创造新生活的主观愿望和能动性。对狭小的宅旁园地的
热爱与其说依稀体现着农民小私有者的占有心理，不如说是体现着农民狭隘而消极的生
活态度。据调查，80—85%的集体农庄庄员要求保留他们的自留地，(注：[法]巴齐尔·
凯布莱著：《当代苏联社会》，钱慰曾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农
民已更多地将这一小块土地视为国家福利的一部分，他们将闲暇时间消耗在这块土地上
并非完全出于小私有者的占有心理，而更多地是一种心理的需要，是精神生活的需要。
总之，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苏联农村死气沉沉，农民没有了主人翁精神，没有
了主观能动性，农村中形成了障碍机制。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生产的落后，到1980
年，苏联有25000多个集体农庄，而其中有约5500个即总数的1/5左右是常年亏损的。(
注：参见：[苏]奇米加：《主席集团～集体农庄主席的构成和活动经验》，载[苏]《苏
联历史》，1988年第六期；[苏]阿甘别吉扬著：《苏联改革内幕》，中国对外经贸出版
社1990年版，第68页。)
最后，农民的政治视野狭窄，眼光短浅。在集体农庄的行政命令体制下，农民被束缚在集体农庄的狭小地域，连外出也要有相关的证明。再加上文化教育水平低等因素，这使得农民见识浅薄、视野狭窄，他们“对政治，对国家大事不了解，也不关心，但在某种情况下又十分偏激，容易被人利用”。(注：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他们不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在受到鼓动的情况下情绪激动，往往迎合主流的政治形势。
如果对农民的政治态度作一集中表述的话，可以用态度上的淡漠和行动上的消极来概括。在政治态度上，农民对所有的政治活动都不感兴趣，更不相信官方的政治宣传，“人们的心理状态的特点是，他们对喋喋不休的许诺说经济繁荣近在眼前——已听得不耐烦了，对于响亮的空话已经根本不相信了。……广大居民阶层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持有一种讲究享受、自私自利的态度。”(注：[西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著：《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8～109页。)农民政治上的淡漠十分严重，他们已经“习惯于当局没有他们、排除他们、甚至是反对他们做出决定”。(注：[俄]达什乔夫：《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俄国：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载[俄]《人文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这种政治上的淡漠使许多人开始信奉宗教，据197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20—30岁的人中信教者占15—20%，30—60岁的人中信教者占到了40%；(注：[西德]赫尔穆特·柯尼希：《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苏联人民的思想动态》，载《苏联问题译丛》第七辑。)还有一部分人沉浸在酗酒恶习中，和60年代相比，70年代末社会上酒精的需求量增加了两倍，据统计当时苏联社会上有多达两百万的酒鬼。(注：[俄]科兹洛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群众骚乱》(俄文版)，新西伯利亚1999年版，第407页。)与此同时，在特权阶层的破坏性影响下，消极淡漠的农民大众随波逐流，“在70年代末，特别是在80年代初，谎报指标、弄虚作假、盗窃公物、行贿受贿实际上已成为群众性现象。”(注：[俄]阿卡波夫、图列耶夫：《1953—1996年俄国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239页。)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之风在社会上流行，尤其是在青年一代中，丧失了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把个人生活的幸福和高收入的职业放到了第一位，青年们认为：“这里建设起来的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社会主义，他们首先要生活，而且要更好地生活下去。”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38—40%的青年人为“个人幸福”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36%的青年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注：[西德]赫尔穆特·柯尼希：《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苏联人民的思想动态》，载《苏联问题译丛》第七辑。)戈尔巴乔夫对此也十分痛心，“所有诚实的人都痛心和难过地看到，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精神不振和怀疑一切，他们不大尊重劳动，不择手段地想发财致富”。(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与政治态度上的淡漠相联系，农民阶级在政治行为上十分消极。农民属于苏联社会中最普通最弱势的社会政治群体。在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下，农民处在一种依附地位，“旧的行政管理体制，其本质便是压缩个人，把他们都变成庞大的国家机器身上的螺丝钉”。(注：[苏]阿甘别吉扬著：《苏联改革内幕》，常玉田等译，中国对外经贸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这种依附地位久而久之就使农民的政治行为倾向于一味地消极应付，既然自己的意见得不到尊重，所以也就不提意见；既然必须参加集体活动，那我就老老实实地参加，但谁也不真正卖力气，谁都是敷衍了事。农民大众“完全丧失集体意识和个人责任意识，人们只是机械地听从命令，根本不去管命令多么地不合理，也根本不去考虑可能发生的结果如何”。(注：[英]雷切尔·沃克著：《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张金鉴译，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四、苏联剧变中农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打出了“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动员群众的政治热情。对此，对政治已陷入消极淡漠怪圈的农民大众没有什么积极的反应，只要他们平静的生活不受打扰，他们就一如既往地沉浸在安心现状的气氛之中，他们不相信形势会发生大的变化，更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形势。
重大转折发生在1988年以后。由于苏联改革的重心由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引发了影响农民政治态度的两个重大现实因素，一个是苏联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而导致的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下滑，另一个是否定苏共、否定苏联历史的社会舆论的泛滥。1988年以后，苏联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增长速度不断减缓，到1990年，苏联经济出现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原来的短缺经济状况越来越严重，1990年，市场供应的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9%以上的商品短缺；211种食品中，188种不得不凭票供应；居民已有2000亿卢布的购买力得不到满足，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1988年为9%，1989年超过10%，1990年约为20%。1989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既已下降了17%。(注：参见宇剑著：《超级大国的裂变——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时代风云放眼录》，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93～94页。)这种状况使本来忍耐力极强的苏联农民大众也感到十分不满，他们当然把这些困难归咎于当政的苏联共产党身上；而与此同时，激进改革派不断对当政的传统派进行攻击，并将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改革步伐缓慢和改革不彻底。农民大众本来文化水平较低，分析问题的能力差，而且就像前面所分析的，农民的狭隘使他们及其容易被人利用，这更使得农民大众将怨恨的矛头指向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共产党传统派。
影响农民政治态度变化的第二个因素是否定苏共、否定苏联历史的社会舆论的泛滥。到1988年，在公开性主导下的否定苏共、否定苏联历史的舆论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88年苏联又掀起了平反浪潮，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平反“重要的可能不只是案件本身，而是它对人们历史观念的重新形成所产生的思想影响、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注：张文洲等著：《苏联国事风云录》，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734页。)随着对苏联历史全盘否定舆论的愈演愈烈，普通群众的思想也深受感染，农民大众再联想到以前所处的政治地位，愈发和主流媒体的观点产生共鸣。
不过，尽管对经济和政治形势心存抱怨，但总的来说，农民并没有采取什么主动行动去反对当政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政治消极性仍是农民重要的政治特征；而与此同时，到1991年，当政治上的混乱和经济上的困难更加严重。当国家走向解体和苏共遭解散时，大部分农民也认为苏共的解散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是对苏共和苏联仍怀有感情的少数人也不认为自己有挽救局势的能力。所以，农民阶级总体上对发生的剧变仍然是传统上的淡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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