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波普的问题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问题”的提出由来已久，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就曾说过；问题是接生婆，它能帮助新思想的诞生。本世纪初以来，“问题”这一范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浓厚兴趣。在希尔伯特、爱因斯坦、杜威和卡尔纳普等人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对于“问题”的大量论述。在当代各派科学哲学中，“问题”或类似的概念也往往占有重要的地位。总的来看，现代西方哲学对“问题”概念的探讨是在两个领域展开的。一个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领域，如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运用“问题史的方法”来进行哲学史研究。另一个就是科学和科学哲学研究的领域，它强调对科学发现和科学发展过程问题的作用和意义的研究。波普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在科学的发展途径这一重要问题上，他大胆地抛弃了一个传统的信念：即认为科学进步是绝对无误的知识直线式积累的模式，而把“猜想与反驳”看作是科学知识发展过程的本质，通过猜想与反驳以解决问题这一途径来实现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科学的历史就是问题的历史，就是不断提出和不断解决问题的历史。在这里，波普把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在理论发展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
波普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是从观察到理论的观点中，阐明了他自己的主张：即理论先于观察。那么，科学开始于理论吗？他认为，科学不是开始于理论，而是开始于问题。“科学开始于问题”是波普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
波普认为，单纯从时间上或历史上考察，应该是理论先于问题，因为，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先天的预期”（如婴儿吃奶的期望），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他又认为，如果从科学的发展来考察，则不能说科学开始于理论，而是开始于问题。他说，“诚然我们的期望，从而我们的理论，可能在历史上甚至先于我们的问题。然而科学仅是从问题开始的”（注：波普：《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Harper & Row,Publishers,1968，第222页。）。他的这种观点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问题促使理论的产生。波普认为理论的任务在于试图解决问题。他认为：说理论是一种尝试，是由于它是解决问题的尝试；说它是一种假设，是因为它是试图解决问题的假设；说它是一种猜测，则在于它是对问题的猜测。他强调，实验者决不能等待自然界高兴起来显示自己的秘密，他必须质问自然界。他必须根据他的怀疑、他的猜想、他的理论、他的想法、他的灵感来盘问自然界。因此，他认为，如果没有问题，也就不会有对问题的解释即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开始不能说是理论，而应该说是问题。
第二，问题促进科学的发展。波普认为，问题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力量。因为，问题促使人们不能停留于理论的现状，促使人们进一步思索，从而发展理论，发展科学。他说，只有通过问题，我们才能自觉地掌握理论。“正是问题迫使我们学习以发展我们的知识，并进行观察和实验活动”（注：波普：《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Harper & Row,Publishers,1968，第222页。）。他认为， 理论对科学知识增长所能作出的最永恒的贡献就在于提出新问题。问题导致我们科学知识的发展。科学开始并终结于问题。问题不断增进科学的深度及其丰富性。因此，他的结论是：问题始终是第一性的。
第三，问题是认识活动的起点。波普认为，科学家面前的自觉的任务，始终是通过构造一个解决问题的理论来回答问题，例如通过解释出乎意料的未曾解释过的观察，以求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笼统地说，科学研究以及一般的认识活动的任务是追求真理，但是我们并不是追求随便什么真理，而只是追求与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的真理，光是真理是不够的，我们所寻找的是对我们的问题的解答。因此，对于科学家的某一个研究过程来说，作为起点的总是问题，而不是理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曾几次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实验：对他的听众说，“请观察！”听众必定禁不住地问：“您要我们观察什么？”波普解释说，（用这个实验）“我想说明的就是，为了观察，我们心目中必须有一个确定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用观察加以解决的”（注：波普：《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1第259页。）。
波普不但把问题当作认识过程的起点，而且把问题当作认识过程的终点。从波普著名的四段图式〔P1（问题）——TT（试探性解决）——EE（清除错误——P2（新问题）……〕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产生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尝试——除错即猜想——反驳的活动，得到了成功的解，即解释性的理论。对于这个理论的评价，要借助于逼真度（注：参见金太军、赖辉亮：《波普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179页。），即“真理”同事实的符合。当我们说一个理论在解决问题中比另一个理论更成功时，仅仅意味着它比后者更接近于真理，而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就是真理。我们永远也不能证明某个理论是真的，哪怕我们手头确实有一个现成的真理；我们甚至无权断定某个理论为真的或然率。换言之，得到了问题的解，并不等于得到了对事物的终极解释；相反，它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推动新的认识过程。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说，作为问题解答的每个新理论之所以有意义，并不是因为它给了人们真理性的认识，而是因为它又提出了有待于解决的新问题。因此，如果说在波普那里，评价理论时用的“真理”这个概念具有康德的“物自体”的那种可望不可及的虚幻性质，那么，用所产生的问题是否丰富、新颖、大胆来评价理论，倒有了实实在在的标准。波普说：“每一个有价值的新理论都提出新问题”。（注：波普：《猜想与反驳》（ Conjecturesand Refutations），Harper & Row,Publishers,1968，第222页。 ）可以这样说，一个理论能够对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作的最持久的贡献是它所提出的新问题。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观点：科学知识的发展总是始于问题并且终于问题。
其实，早在1933年写的《研究的逻辑》中，波普虽然没有提出他的那个著名的四段图式，但已经提出，任何作为答案而提出的理论都是不能证实，只能证伪的。因此，理论作为问题的答案是暂时的、被权宜性地接受的，而它被批判、即产生出问题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所以，科学不追求终极的答案，而追求不断更新和不断加深的问题（注：参见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TheLogicofScientificDiscovery），Hutchinson of London，1959第281页。）。由此可见，在波普那里，问题一直是认识的起点，科学起源于问题。人类的认识过程，或科学发现的过程，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一个问题解决了，一次具体的认识过程也就终结了。但同时，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新的认识过程又随之产生了，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二
波普从“科学开始于问题”的观点出发，认为科学史不仅是一部理论发展史，而且也是一部问题的进步史。波普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一书中多次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从问题到问题的知识增长的图景：认识从问题开始，针对问题，提出各种各样大胆的猜测、假说，即试探性理论，再使这些理论展开激烈的竞争与批判，并接受经验的检验，经证伪，推翻了尝试性的假说，新理论得到确证，但确证不是证实，而只是暂时没被证伪。随着科学的发展又会发现新的问题，从而开始新的发展阶段。波普认为，这个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每一个新的试探造成新的环境，从而产生新的选择压力，使每一个新的试探性理论又成为了可以批判的对象，我们的知识愈是进步，我们愈是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极端无知。在他看来，不断地提出问题，又不断地解决问题，这是人类认识永无止境的螺旋上升运动，沿着这一上升曲线，人类将逼近客观真理。他说：“我真正想要提出的是：应该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从问题到问题， 而不断进步的”（注：波普：《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Harper & Row,Publishers,1968，第222页。）。随着这种进步，问题的深度也不断地增加。 科学永远不去追求使答案成为终极的甚至是或然的虚幻目标，它总是向着无限的而又可以达到的目标前进：不断地发现更深刻更一般的新问题，不断地使试探性答案受到愈来愈新、愈来愈严密的检验。科学的生命力也就在于此。
波普还认为，科学的问题有各种类型，有的产生于一个理论的内部，有的产生于两种不同理论之间，有的产生于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冲突等等。它们对于科学的发展同样都起促进作用，都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力量。
确实，通过科学哲学本身的发展就可证实波普的说法是合乎事实的：假使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严重困难和错误（问题），就不会有波普和库恩的哲学思想以及拉卡托斯、费耶尔本德等后来的环节；同样，假使波普与库恩的哲学无懈可击，也不会有以他们为前一环节的“变体”，而本格、夏皮尔等科学实在论的兴起又是以科学哲学中各派的片面性为土壤的。再如，波普哲学本身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就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主线而展开他的理论体系的。
当然，也有人反对波普的这些观点，认为不能说科学开始于问题，因为，观察先于问题。没有观察也就不会有问题。波普反驳说：观察总是有目的的观察，总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观察，实验也是这样。因此，不是观察和实验在问题之先，恰恰相反，而是问题在观察和实验之先。他说，是问题促使我们自觉地实验和观察。波普承认，有时在观察和实验中也会发现“不期而遇”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这种观察和实验仍然是为了解决一定问题的观察和实验。他说，总是理论家把某些确定的问题交给实验家，实验家则通过他的实验以力求引出解决该问题的答案。因此，仍然是问题在先，而不是观察和实验在先。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还把“问题”与“矛盾”直接联系起来，把“问题”明确地说是“矛盾”，或者说是矛盾产生了问题。他说：“问题尤其出现于我们的期待落空之时，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理论使我们陷于困难、 矛盾之中的时候”（注：波普：《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and Refutations），Harper & Row,Publishers,1968，第222页。）。这就肯定了矛盾是科学和知识发展的“动力”。因此，在波普看来，矛盾在思想发展中是最重要的。波普认为，问题产生于理论自身的矛盾和理论同观察、实验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意味着理论“出了毛病”。既然如此，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问题，就是在既有的、出了毛病的理论框架之中无法解决的。只有提出新理论或修改旧理论，才能达到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需要有批判、怀疑的精神，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而批判就是要指出矛盾，不论是被批判理论中的矛盾，或是一理论与他理论之间的矛盾，或是理论与确定事实之间的矛盾，或确切些说是理论与一定事实陈述之间的矛盾。因此，没有矛盾、没有批判，就没有改变我们理论的理性的动力，也就不会有理论的发展。
三
波普关于科学始于问题的命题，对于启发人们发现和解决矛盾，推动科学研究，促进科学进步，无疑有着独特的意义。爱因斯坦有一段名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或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希尔伯特也认为，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或中止。著名科学家们不担把问题的提出看作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而且把是否能善于提出问题看作是科学工作者的一种最重要的能力。通过当时科学背景知识的分析提出的问题，总是以否定的形式，向当时的科学理论提出挑战。这种挑战往往是极其尖锐，以至被某些人称为“灾难”或“科学危机”。但正是这些挑战所造成的“灾难和危机”，才推动了科学的进步。波普认为，不应当把科学的历史看作是理论的历史，而应当看作是问题的处境以及不断地试图通过解决问题以及改进这一处境的历史。如果一门科学没有了问题，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那它也就丧失了生命力，将要走向它的反面了。事实上，越是在人们认为一切都是完美无缺、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往往越是孕育着更加尖锐、更加严重的问题，越是孕育着科学革命暴风骤雨的来临。
就某一独立的、相对完整的认识过程来说，波普把问题看作是推动认识前进的动力，从而科学史就是问题史的观点，是体现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的。我们教科书中通常所讲的认识论模式只描述了为解决问题主体所进行的认识活动的过程。而没有揭示通过这种不断进行的认识活动所得到的，社会所拥有的某个领域本身的增长的辩证过程，而波普的理论为我们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事实上，国内一些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理论界关于问题应成为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的呼声（注：参见冯必扬：《问题应成为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日渐强烈。我们认为， 问题是已知与未知的对立统一体，它既涉及已有知识，又“窥测”未知领域。问题表明认识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具有二重性。在提出问题时，主体对客体既有所知，又有所不知。虽然，作为问题已知方面的，仅是已有知识的一部分，但一个科学问题的指出，却是超出现有全部认识，并力求变不知为知，变不定性为精确性。因而它是“离开”现有知识而走向未知领域的“跳板”。认识过程中通过特定的问题的解决，就完成了在某一水平上从无知向有知的过渡和旧知识与新知识间的更新，以后又出现新的问题，从而导致新的解决，如此循环下去。通过问题的不断由低到高的跃迁，科学就实现了自己由低级向高级的历史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暴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页），因此，“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替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这里，如果离开问题这一环节， 知识增长过程中的否定、飞跃、转化的生动画面就会隐而不见。只留下量的平稳积累这种索然无味的单调图景。可是也应该指出，虽然波普强调了科学家的创造力和科学事业的创新性，但他过分强调了知识增长过程中的质变和飞跃而忽视了量的渐变过程。正如另一位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指出的，波普是把科学的某一时期的特征推广到科学发展的任何时期，因此说波普是走得远了一点，这也是其证伪主义思想的直接结果。
波普还认为，科学起源于问题，哲学也起源于问题，而且哲学深深扎根于哲学之外的问题，比如数学、宇宙学、政治学、宗教或者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中。哲学的盛衰荣辱最终要取决于后者，取决于能否从后者那里汲取营养、获得推动。他指出：“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以外的那些迫切问题。这些根烂了，哲学也随之死亡了。”（注：波普：《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Harper
&Row,Publishers,1968，第91页。）然而， 哲学之外的那些迫切问题不仅不会“烂”掉，而且会不断增长，所以哲学问题也必然要随着哲学之外的问题的增长而增殖。所以，他号召哲学的研究者应该走出哲学，走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去了解它们的需要、它们的问题，以便从更宽更高的角度去把握哲学。波普说：“只有像自己的伟大导师柏拉图和康德一样，密切注视科学发展的新动向和新问题，把握当时科学中的问题状况，才懂得哲学家试图解决什么迫切而具体的问题”（注：波普：《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Harper & Row,Publishers,1968，第101页。）。应该说， 波普“哲学之功外于哲学”的见解是极其深刻的，从而具有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对于波普来说，不断提出哲学问题和不断解决哲学问题，是他一生哲学事业的主要目标，问题不仅支撑着波普的整个哲学理论，而且支撑着他的人生。在他的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便是“问题”。他本人从很小的时候便喜欢向周围的人问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有不少便是哲学问题。例如，他8岁时对时空无限性的问题发生了兴趣， 便找他的一个叔叔帮助解答（注：波普：《波普思想自述》，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3页。）；15岁时又按他父亲的建议到斯宾诺莎的书中去寻求本质论问题的答案（注：波普：《波普思想自述》，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6页。）。可以说，没有问题，便没有波普的哲学，也没有他充满生机的人生。
在波普看来，哲学家不是题材的研究者，而是问题的研究者。问题可以冲破任何题材或学科的界限。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便是哲学的事业。一个哲学家如果不去研究哲学问题，他便不再是哲学家了。哲学家的地位是与他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大小成正比例的。他捕捉到的问题越重大，从而对哲学的贡献越大，就越有资格进入不朽者的行列。哲学史和科学史一样表现为无穷无尽的问题流。那些不能发现问题的学究则永远在哲学之外，在人类思想史之外。反过来说，哲学之所以对哲学家有吸引力，也正是由它的问题的存在。没有问题，即使哲学存在，它也将失去任何吸引力。
的确，作为哲学，应该站得高一点，应该时刻关注人类认识的命运，将人类理性的光芒不断射向纵深的未知王国，不断发现、思考、解决问题，并以其雄浑刚毅和浩博深邃诱发、激荡人们求知的欲望，将人类知识水平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高峰。这也许就是波普的问题观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