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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学术新动态
第一，拟将举行纪念荷兰手册出版100周年的系列学术活动。 荷兰手册出版近100年来，先后出版了荷兰文（1898年）、德文（1905 年）、意大利文（1908年）、法文（1910年）、保加利亚文（1912年）、俄文（1925年）、英文（1940年）、中文（1959年）和葡萄牙文（1960年）9种文字版本，被《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64 年版）列为世界档案学名著之一，被美国著名档案学家T·R·谢伦伯格称为“现代档案工作者的圣经”。1998年荷兰手册出版100周年时， 荷兰和国际档案界将举行一些纪念性的学术活动。作为活动的一部分，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于1997年9 月在江西九江提前举行了以“荷兰手册与中国档案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中国档案学者对荷兰手册的评价主要有5种观点：（1）手册为档案学的理论基石——来源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2 ）手册的主要功绩就是阐述和论证了来源原则的优越性；（3）手册的作者是探讨档案理论和原则的先驱；（4）手册的问世是档案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5）手册是档案学的经典著作， 是档案人员的案头必备。
第二，正在实施中的“世界记忆项目”。基于对档案基本属性之一是记忆的本质性认识，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国际档案理事会积极参与，“世界记忆项目”在国际范围内较广泛地开展起来。实施“世界记忆项目”的目的是保护包括档案、图书在内的世界文献遗产，使世界文献遗产的利用、传播和利用成果在很大范围上民主化。鉴于此，必须采取紧急行动确保包括档案在内的世界文献记忆不再褪化。1995年8月，在“西藏国际研讨会”上， 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讨论“世界记忆项目”是该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二是对珍贵藏文历史档案可否列入“世界忆记项目”范围予以资助进行了必要的可行性研究和论证。
第三，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在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有2 篇主报告（即加拿大T·库克和法国C·诺加雷分别在第三、四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主报告）占用相当大的篇幅具体记述了电子文件；有1篇辅助报告， 即美国著名电子文件专家戴维·比尔曼所作的题为《虚拟档案（VirtalArchives）》的辅助报告，专门论述了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在与会的各国档案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共鸣，尤其在与会的中国档案界同行中引起较大的震动。大会后，国家档案局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成立电子文件管理研究课题小组，对当代档案工作中这一不可回避的新课题进行开拓性的追踪性研究，以提出适合于中国国情、档情的电子文件管理方案和办法。我国首批档案学博士生之一的冯惠玲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以“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为题，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新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这是中国档案界在电子文件及其管理这一新领域同国际档案界接轨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五个学术新观点
第一，有关档案记忆的观点。较早提出该观点的是曾任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一任主席的法国档案局局长布莱邦，他认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近些年来对该问题作出较有权威性、影响力的精彩论述的，是上一届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馆长瓦洛。他认为：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历史建立一个活记忆”，档案馆是“记忆的保存场所”。据笔者粗略统计，在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21篇主报告、辅助报告中，对档案记忆观点进行或详或略阐述的就有9 篇之多。笔者撰写的《档案——档案记忆——世界记忆项目》一文，刊载于今年1月20日《中国档案报》。 该文后被台湾《档案与微缩》杂志1997年秋季版转载，说明档案记忆问题，在台湾档案界同行中也引起了关注。
第二，有关“后保管模式”的观点。所谓“后保管模式”是针对“电子文件”、“虚拟档案”新型载体材料档案及其管理而提出的一种跨世纪的新管理模式。“后保管”这一术语是杰拉尔德·哈姆在其一篇重要论文——《后保管时代的档案战略》（刊载于1981年2 月《美国档案工作者》第44期）中首次提出的。对该管理模式的主要和核心内容，在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T·库克的主报告中， 作了如下的阐述：“我们相信档案事业的关注焦点从文件实体转向文件的形成过程；从分析个别文件的性质和特征转向更好了解导致文件产生的业务职能、活动、任务、事务处理和工作流程；从根据文件的内在价值或研究价值转向宏观鉴定形成者的主要职能、计划和活动并挑选出反映它们的最精炼文件永久保存；从文件实体的整理、编目和保管转向了解信息系统和形成者的相关文献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档案馆作为一个希望与文件形成机关合作的‘恳求机构’转变为一个监督形成者维护和保管在其管理下的档案文件的审计机构；从档案建筑作为文件保管基地转变为一个便于公众利用数百个由形成者控制的系统内各种文件的中央信息中心；从以等级结构中原始文件产生部门为中心的实际来源转变为以变动、临时、甚至‘虚拟’的机构中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业务活动为重点的概念来源；简言之，从由此产生的文件或产品转向文件背后的创造活动或创作意图。这种新的‘后保管’范例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所有这些都远远超越了对文件进行传统的档案保管，这种保管模式可以因此被称为‘后保管模式’”。
第三，有关发展档案事业三大支柱的观点。这是笔者在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题为《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的连续性与变化（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rchivalLegislation,Structures and Infrustructures）》的主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新观点。该观点的准确表述是：“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建设成为支撑各国档案事业大厦的三大重要支柱：档案立法——国家档案事业的法律根基；档案机构——国家档案事业的组织形体；档案基础建设——国家档案事业的物质保障。”
第四，有关档案文件保管费用问题的观点。在欧美不少国家档案界，有关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是一个引起许多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者颇为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作及其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相应的资金投入，都不得不考虑费用问题。自然，涉及档案文件保管这一工作及其活动也不例外，也必须考虑其相应的必要的费用问题。美国档案学者格雷斯第二曾经发出过如下的感叹：在通货膨胀以及物价飞涨的今天，作为保存档案场所的档案库房能否得以存在，其关键就在于档案工作能否转化为金钱。随之而来的，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档案工作者到底是学者还是商人？在不少欧美国家档案界，一些档案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比较倾向地认为：在研究档案文件鉴定时尤其应当重视并切实考虑档案文件的保管费用问题，或者说必须将档案文件保管费用视为判断档案文件价值和划定保管期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国档案学者弗兰克·悖列斯和朱莉娅·杨在他们所写的题为《打开黑匣子——大学行政管理文件的鉴定》一文（刊载于1985年第2 期《美国档案工作》杂志）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颇有见地的新的重要观点：档案文件的最后鉴定，除了考虑情报价值（包括档案文件产生的环境，对档案文件内容的分析以及档案文件的用途）和鉴定意见（包括政治和程序方面的考虑）外，还必须认真、仔细地考虑档案文件的保管费用问题。并强调指出：其保管费用主要包括四种费用，即：档案库房费用、处理费用、保管费用和参考费用。英国档案学者迈克尔·库克又进一步指出：在档案文件的鉴定标准中只有如下两个标准是可以进行具体衡量的：一是保管档案文件费用；二是档案文件实际利用比例。此外，他还提出了可供各国档案界同行用以借鉴、参考的档案文件保管费用的计算公式：
每米档案文件每年所需要的费用
分期偿还的基本费用+经常性费用
＝───────────────
档案架搁板长度（米）
第五，有关档案所有权的观点。近些年来国际档案界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所有权，其概念的界定应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档案实体所有权（Archival Physical Right ）（应当归保存的场所——档案馆所有）；二是档案内容信息所有权（ Archival Information Right ）（应当归档案形成机关或个人所持有）；三是档案版权所有权（Archival Copy Right ）（应当归版权所有者所持有）。应当指出的是，坚持并运用这一观点指导档案馆的档案提供利用工作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具体地说，在涉及某些包含有隐私内容以及版权问题的档案提供利用时，档案实体所有权持有者的档案馆往往还不能完全有权决定该档案可否提供利用。其正常、正当的做法是：档案馆应当首先征询拟被提供利用档案的形成机关或个人，以及版权持有机关或个人的同意与否的意见，否则，未征得同意而擅自提供有关档案利用，一旦发现，经档案内容信息所有权持有者或版权所有者诉讼于司法部门，有关档案馆则很可能被以违反有关隐私法和版权法而论处。
此外，据有关人士披露：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包括学术规划在内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的研讨主题及其5篇主报告的题目业已确定。 其主题是：“新千年纪信息社会的档案工作”。其5篇主报告的题目分别是：（1）“电子文件特别是与其有关的法律问题”；（2）“档案与质量控制”；（3）“档案学的拓展”；（4）“档案标准化回顾与未来发展”；（5）“休闲日增时代的档案在社会中的文化作用”。
笔者希望，作为日益向国际档案界开放，并在国际档案界的地位日益提高的90年代末期的中国档案界，理应更加密切关注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筹备工作进展的动态，尤其是这次大会学术规划筹备工作进展的动态，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为新世纪召开的首届国际档案大会，亦即2000年在西班牙召开的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圆满成功，作出应有的贡献。（根据作者1997年11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第18 次研讨会上所作的学术发言稿整理而成——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