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华夏”：“历史阶段”与“史实”之间_华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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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十六国”及其华夏化“史相”的反思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北方的各种非华夏势力被发动起来，最终他们脱离司马氏诸王的控制，攻陷了洛阳。华夏的晋帝国退守南方，北方从此开始了被史家称为“五胡十六国”的时期。正如这一名称所显示的，学者一般从族群的视角去把握此时期的历史，从而得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相继兴盛与扩大、又衰落而消失的图景。因为族群被看作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主体行动者，所以族群间的融合，如汉化、胡化、华夏化、鲜卑化等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而解释这些变化，主要从语言(胡语和汉语)、姓氏(胡姓和汉姓)、生产生活方式(游牧与农耕)、社会组织(部族与编户齐民)、官僚制度(胡制与汉制)等方面进行。从这一路径进行的研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构成了我们对五胡十六国史的基本认识。

       然而必须承认，十六国中没有一个政权是由单一族群组成的。即使是各国的统治集团，在族群意义上也是多元的，这一点也为众多学者所注意。如吕一飞指出，汉赵国的政治结构虽以南匈奴五部之众为核心，仍以“其他胡族”尤其是人口众多的氐、羌为准核心，再争取晋人大族的支持。①陈勇从对刘聪麟嘉二年(317)刘乂案的政治史研究出发，指出匈奴与氐羌的联盟是汉赵立国的政治基础，而这一联盟因刘乂案而瓦解成为汉政权由盛而衰的转折点。②氐羌在石赵政权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从蒲洪、姚弋仲受到石虎的优礼不难推知。而且以蒲氏和姚氏为首的枋头、滠头集团本身也不是单一族群的，苻氏集团中有南安羌，姚氏集团中有略阳氐。③前秦在淝水之战后一蹶不振，主要是由国内的异族势力如慕容鲜卑等的反叛造成，而慕容垂借以复国的力量中丁零翟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不能说仅凭鲜卑一族之力。刘聪时创立的以单于台系统管理“六夷”，从而实现“胡汉分治”的制度，为石赵、前燕、前秦等众多政权所继承，也说明各国都有数量众多的“六夷”需要特别管理。④在此意义上，如将汉赵称为匈奴国家，将前燕称为鲜卑国家，或将前秦称作氐族国家，都是非常不准确的。另外，被泛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并不以族群集团为单位进行活动，匈奴除了政治组织明确的“五部”之外，尚有众多“杂胡”与刘渊集团毫无关系，比如屠各路松多就曾起兵与刘曜对抗；⑤被冠以鲜卑之名的部落分布于从辽东到河西的广大地区，即使地域邻近如秃发、乞伏、吐谷浑，也始终处于势同水火的对立状态，并未因“族属”而产生任何认同感；仇池杨氏虽为氐族，终难免为苻坚所灭，落得民徙而地空的命运；当姚氏自立反秦之时，同为羌人的雷恶地却效力于苻登。以上种种都说明族群不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不能天然地作为历史学、至少不能是政治史分析的对象。

       那么这时期的历史活动主体是什么呢?仍然是大小不同的各级政治体。可被观察到的一切历史活动，都是以政治体而非文化意义上的族群为单位进行的。其小者如石勒最初的“十八骑”，大者如苻坚混一北方的大帝国，只要具有一定的政治组织，就可以作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诉求并可将其表达出来的活动主体。在急剧变化的局势中，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之间展开军事的、政治的竞争，有些逐步壮大，从一个数百人的小团体成长为帝国级政治体，另一些则在同一过程中被吞并、消灭，被整合进那些取得成功的政治体中。高级政治体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分崩离析，重新分裂为众多各自独立的较小型政治体。中小型政治体可以以部落、军阀等多种形式存在，但最高级政治体帝国，其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则已有成熟的模板，那就是秦汉魏晋一脉相承且大体稳定的华夏帝国。后起的中级政治体在向高级演进的过程中，一般会袭用此现成模板——虽然未必能一步到位而出现许多变形，因为创制全新的制度和政治文化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苛刻的条件，并非随时随地都可能的。建立和完善一个华夏帝国式政治体的过程，可以称为政治体的华夏化。在文化领域，政治体首先关注的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论证。袭用汉晋帝国模式的政治体，面对着一套写满华夷秩序符号的政治文化传统，他们要论证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最终不得不牵涉到华夏或非华夏的身份认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族群意义上的华夏化不过是政治体华夏化的一个阶段或后果，故而华夏化的进程也应放在政治体的框架中去解释。这就是本文采取的政治体视角。

       从政治体视角来看，既然此一时期有数量众多、规模不等的政治体在活动，为何仅有“十六国”受到特别重视呢?学界普遍认为“十六国”的概念来自崔鸿《十六国春秋》。崔鸿所作《呈奏〈十六国春秋〉表》言：“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⑥崔鸿的标准是“建邦命氏”，即建立独立的国家级政治体。他以“战国”来比拟这些政权，又以“家”来称呼各政权的核心统治集团。如甘怀真所指出的，中古观念中的“家”即指一种以君臣关系凝聚的大型政治集团。⑦所以崔鸿的撰述是以各国政治体为对象的，不是以族群。在《呈奏〈十六国春秋〉表》和现存《十六国春秋》佚文中，崔鸿都表现出淡化族群的倾向。他在表文开头言“臣闻帝王之兴……必有驱除……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殄群豪，开四百之业”，是为了将西晋灭亡后至北魏道武帝称帝之间的“八十余年”定为战国，即看作北魏的“驱除”。因此反而需要强调这些“驱除”都是建立在“中国”的政权，就像战国一样，而淡化其夷狄的色彩。直到魏收才有意在刘渊、石勒等人传目上冠以“匈奴”、“羯胡”等字样，构成《魏书》“僭伪附庸”诸传。

       尽管如此，崔鸿的标准还是多少令人费解的。若以政治体规模和稳定程度为标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吐谷浑等，存在时间远长于十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政权，政治体规模也不小于南凉、西凉，为什么没有被写入崔鸿的书里?若以占据两汉魏晋华夏帝国的旧土为标准，则仇池国一度控制的武都、阴平二郡一直在帝国疆域之内。若以政权覆灭后土地入魏而论，则成汉不当被计入。这些抵牾之处说明崔鸿在选择写作的对象时，应有另外的标准。《崔鸿传》在叙述他的著述动机时写道：

       以刘渊、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⑧

       其中“各有国书”、“因其旧记”两条特别值得注目，这说明崔鸿的著述对象是已经修撰了“国书”且其“旧记”能够被搜集到的政权。十六国诸政权的国史修撰情况，根据刘知幾在《史通》的《古今正史》和《史官建置》两篇中所举，⑨辅以《隋书·经籍志》霸史类的著录，⑩再参以其他史料，可以知其大略。如下表所示：

      

       表1中修史者时代明确的，则与在位君主同列一栏，由此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政权都修撰了当代国史，有些君主还修了起居注。表中一些无法与某个君主同列的撰史者，其实仍是任职于该政权的，比如《燕书》作者范亨《隋志》标为“伪燕尚书”，《秦纪》作者姚和都实为姚泓从弟，是后秦政权的重要人物，而段龟龙则是“伪凉著作佐郎”。他们署名的史书即使不是在职时官方组织撰述的，也是在国灭之后依据某种起居注或实录追撰的，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十六国政权的自我叙述，应不致大错。上表所列是今天所知的十六国旧史，崔鸿所见的应不止于此，他说“各有国书”，并非夸张。崔鸿在《呈奏〈十六国春秋〉表》中自云“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说明诸国旧史是他撰写《十六国春秋》的基础史料，缺少这些他的著述就无法进行。其中《蜀录》收集资料的曲折尤可作为佐证：

       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12)

       崔鸿因为尚未收集到常璩所撰《汉之书》，竟至辍笔以求。如果没有此书，关于成汉的资料就会变得过于简略，与其他各录的撰述风格不合。这也从反面说明其他各录都是以详细的国史为基础撰写的，“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之言不虚。根据崔鸿之子崔子元的上奏，崔鸿直到魏正光三年(522)年才终于购得常璩《汉之书》，前后搁笔等待了12年的时间。崔鸿执著地寻购《汉之书》，不是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成汉是十六国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是他知道常璩这本著述的存在。他的目标对象既是所有已有旧史的政权，自然不愿放弃成汉。从他的上表文来看，最初计划的《十六国春秋》为100卷本，正始三年(506)完成了95卷，因未得常璩书，特为《蜀录》留下了五卷的空白。

       说崔鸿根据已有的旧史来确定撰述范围，还有一条材料必须做出解释。《隋书·经籍志二》“霸史”类著录各国史书24种，其中除了《天启纪》和《吐谷浑记》以外，都不出“十六国”的范围。(13)《天启纪》乃“记梁元帝子谓据湘州事”，可以不论。唯《吐谷浑记》若是吐谷浑的国史，崔鸿为何不据以撰写《吐谷浑录》呢?首先，《吐谷浑记》归入霸史类或许是不准确的。据《经籍志》，《吐谷浑记》的作者是宋新亭侯段国，此人在《宋书》中未见提及，姚振宗亦云“其始末未详”(14)。《水经注》、《初学记》、《太平御览》中皆引过段国《沙州记》，因吐谷浑阿豺自号沙州刺史，论者以为即《隋志》著录之《吐谷浑记》，清人张澍据此辑出二十余条。从张澍辑本来看，《沙州记》实为使臣行记的性质，如其中有这样两条：

       六月二十六日，发龙涸。昼夜肃肃常寒，不复得脱褥袴。将从七十二人，面尽黎黑，口唇青淤。(辑自《太平御览》)

       自龙涸至大浸川，一千九百里。夜肃肃常有风寒。七月雨便是雪，遥望四山，皓然皆白。(辑自《太平御览》)(15)

       这两条明显是使臣记录行程及沿途见闻的文字，与《隋志》归入地理类的诸“行记”、“风俗记”更为接近，绝非一国之“霸史”。吐谷浑国可能没有自己修撰的国史，南朝诸史的《吐谷浑传》，其史源应即来自《沙州记》这样的使臣行记，故其风格更接近《史记·匈奴列传》。《魏书·吐谷浑传》原阙，今本补自《北史》，主要内容与《宋书》《南齐书》同源，仅在魏太武帝时期以下加入北魏与吐谷浑之间的册封、通使、战争等内容。这些都印证了吐谷浑自己没有留下“国史”，关于它的信息基本来自他国使臣的记录。其次，吐谷浑终北魏一代始终独立存在，不能作为北魏受命的“驱除”，这或是崔鸿不将吐谷浑列入十六国的另一个原因。加之吐谷浑占据的地域处在汉晋华夏帝国直接管辖范围之外，故而吐谷浑在北魏的帝国秩序中得以被视为现存的“四夷”之一，而不是已往跨僭一方而终于覆灭的“驱除”。

       崔鸿既然是以“国”、“家”、“建邦命氏”的政治体视角来看待十六国史，又仅著录已有“霸史”的十六个政权，这两个标准是否有关联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学者已经反复论述的，在汉晋华夏帝国旧壤建立的“五胡十六国”政权，随着政治体规模的扩大，普遍袭用两汉魏晋的官僚制度来组织政府，(16)运用华夏式的礼乐制度来进行各种仪式，(17)在论证政权的合法性时，也利用华夏原有的符号系统如祥瑞、图谶、德运等等。甚至利用华夏传统的天文星占和史书编撰体例来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18)可以说这些政权都是采用了汉晋政治文化的帝国，用崔鸿的说法便是“建邦命氏”。而在华夏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修史关系到本政权的历史形象和现实合法性，是一个帝国必须进行的事业之一。那些修撰了国史的政权，更可视为奉行华夏帝国政治文化的政权，而它们的国史书写，又将进一步强化作为华夏式帝国的形象。崔鸿的两个标准——“各有国书”和“建邦命氏”，正是在此语境下，统一为一个标准，即是否为华夏式帝国政治体。崔鸿从当时的诸多政治体中挑出拥有史学撰述的华夏式帝国政治体，构建了“十六国”的历史图景，这一选择本身相当于对历史进行了一次“华夏化过滤”。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十六国”霸史大多是当朝修撰的国史，或者是以起居注、实录等当代史料为基础，由该政权旧人追述的，他们传达了该政权自己的声音。十六国君主大多重视修史，南凉在十六国中算是距离华夏文化核心区较远的一个，而秃发乌孤“始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19)；石虎刊削徐光等人所撰的石勒史事，为了“使勒功业不传”；苻坚因为在赵渊等所撰的史书中看到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其本”(20)；赫连勃勃占领长安以后，召见隐士韦祖思，既而嫌其恭惧过礼，是“以非类”视己，并言“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21)，遂杀之。“汝辈弄笔”正说明赫连勃勃担心自己在史书上的形象。以上诸例皆可见十六国君主对于史书中呈现的“史相”的重视。在政治文化的隐性要求和君主的直接干涉下，这些用中文写成的“十六国”霸史，使用了大量的叙述策略来掩饰本政权及其君主非华夏的一面，而突出强调其华夏化的言论、政策和制度，下几节将作详细证明。这可以看作是在崔鸿之前已经完成的第一次“华夏化过滤”。经过这样的两次过滤，史料中呈现的十六国“史相”必然与“史实”之间有了相当的距离。现代学者再根据崔鸿整理的十六国“史相”去论证“五胡的华夏化”，不免又进行了第三次过滤。这样似乎陷入一个循环论证，使得“十六国的华夏化”这一论断建立在重重过滤的“史相”而非“史实”的基础上。

       那么如何才能跳出循环论证的陷阱呢?第一步应该从认识十六国的“史相”与“史实”的距离开始。这就要对十六国史料的性质、形成过程以及叙事风格等进行分析，以避免简单地从史料推导出史实的错误，为进一步分析史实奠定基础。这绝不是说十六国的华夏化仅是虚构的幻象，毕竟有关制度和重大事件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但是在一些叙述细节上仍有不少虚构或拔高，只有对这种叙述偏向有清醒认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十六国华夏化的真实进程。另一方面，十六国史料最初的来源是各政权的国史，它们对本政权“华夏化形象”的记述，本身就是这些政治体接受华夏帝国政治文化的表现之一，本身就是华夏化的重要一步。以下第二、三节即对十六国史中的华夏式帝王形象这一最重要的“史相”进行分析，第四节进而讨论十六国如何复制前代华夏史书的某些叙事模式，以此具体说明十六国“史相”与“史实”的距离和关联，作为对上述设想的一个实践。

       二 十六国“史相”辨析之一：“僭伪诸君有文学”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立有“僭伪诸君有文学”一条，专论十六国中的非华夏君主的文化素养。文虽略长，但搜罗材料堪称齐备，故具引如下：

       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刘渊少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鄙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一物不知，以为君子所耻。其子刘和亦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尝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尝不反覆咏之。刘聪幼而聪悟，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亦善属文，工草隶。小时避难，从崔岳质通疑滞。既即位，立太学于长乐宫，立小学于未央宫，简民间俊秀千五百人，选朝廷宿儒教之。慕容皝尚经学，善天文。即位后，立东庠于旧宫，赐大臣子弟为官学生，亲自临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儁亦博观图书。后慕容宝亦善属文，崇儒学。苻坚八岁，向其祖洪请师就学，洪曰：“汝氐人，乃求学耶。”及长，博学多才艺。既即位，一月三临太学，谓躬自奖励，庶周、孔之微言不坠，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至是学校渐兴。苻登长而折节，博览书传。姚兴为太子时，与范勗等讲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姜龛、淳于岐等皆耆儒硕德，门徒各数百人，兴听政之暇，辄引龛等讲论。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王尚、段章以儒术，胡义周、夏侯稚以文学，皆尝游集。淳于岐疾，泓亲往问疾，拜于床下。李流少好学。李庠才兼文武，曾举秀异科。沮渠蒙逊博涉群史，晓天文。赫连勃勃闻刘裕遣使来，预命皇甫徽为答书，默诵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为书，裕见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22)

       赵翼所举，在《晋书·载记》中都有据可查。除了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的事例稍嫌单薄，上列君主的“文学”大多有细节性的事实支持，如所习之经、所从之师、所著之文、所兴之学等，看起来是确凿可信的。这些材料常被现代学者引用来说明五胡十六国政权在文化上的“汉化”。若仔细分析，《载记》叙述了“十六国”中的14国的历史(比通常所说的16国少了华夏势力建立的前凉、西凉两个政权)，赵翼列举的人物分别属于其中汉赵、前燕、后燕、前秦、后秦、成汉、北凉、夏8个政权，《载记》中为君主立传的后赵、后凉、西秦、北燕、南凉、南燕6个政权未见提及。前凉、西凉的君主既为公认的华夏人物，北燕冯跋也自称华夏，均可置之不论，南燕与后燕一脉相承也可推而言之，那么没提到的只剩下后赵、后凉、西秦、南凉。为什么赵翼不提他们?不妨从这四国的记载开始分析。

       (一)后赵石氏

       石勒虽号称羯胡部落小率之子，但从其幼年经历看实处于普通非华夏编户的地位。此后他一度沦落为田客与奴隶，还有过“两胡一枷”被执卖山东的遭遇。(23)他没有机会像刘渊父子一样从师读经，《世说新语》明言“石勒不知书”，事实上连他的华夏式姓名“石勒”都是起兵以后牧率汲桑取的，石勒在华夏经典文化上的素养几近空白。或许出于这个原因，赵翼没将石勒列入“有文学”之列。

       然而细读《石勒载记》，又不难找出石勒“有文学”的一些证据。当石勒得知刘曜停授殊礼，撤销对自己的赵王加封之时，怒而下令，其文中即有“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求瞽瞍之义”(24)一句；其后假意辞让群臣上尊号之请的诏书中，也有“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犹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国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之语(第2730页)。当然，这些诏令文书出于词臣之手，尚不能直接代表石勒的才学。然《载记》中又有如下情节：

       勒因飨高句丽、宇文屋孤使，酒酣，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其群臣皆顿首称万岁。(第2749页)

       此段记述若为实录，则石勒在宴会上即兴说出的话，没有词臣代笔的可能，只能说明他对两汉魏晋的历史不仅熟知，而且有自己的思考。按照《载记》的叙事，石勒的历史知识大概是听来的：

       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第2741页)

       此段亦见于《世说新语·识鉴篇》：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25)

       比较两段材料不难发现，《载记》删去了“石勒不知书”五字，易以“勒雅好文学”。“好”与“善”意义有别，但毕竟将他与“文学”关联起来。又隐以“虽在军旅”来解释何以不自己阅览而使人讲读，以进一步掩盖其“不知书”的痕迹。在这段叙事之前，《载记》写道：“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这是利用同样的模糊手法，给人以石勒亲自考校经义的印象。不仅如此，《载记》中多处叙述石勒尊礼儒臣、招引贤良、在中央与地方兴立学校的举动，与赵翼所举的刘曜、慕容皝、苻坚无异。石勒又为其太子弘取字“大雅”，使其“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第2752页)。总之，《石勒载记》展示给读者的石勒，虽少无学术可称，但长而好学尊儒，随着地位的逐步升高，言谈举止中的华夏文化素养也随之增长，最终完成了从羯胡小率、田客牧奴到华夏帝王的转变历程。

       (二)后凉吕氏

       后凉的建立者氐人吕光，《载记》言其“不乐读书，唯好鹰马”(第3053页)。或即由此赵翼不将他列入“有文学”之君。然而《载记》中至少可以举出三例，旨在描写吕光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其一在破龟兹时：

       光入其城，大饗将士，赋诗言志。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第3055页)

       其二：

       光后宴群僚，酒酣，语及政事。时刑法峻重，参军段业进曰：“严刑重宪，非明王之义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诸侯；吴起之术无亲，而荆蛮以霸，何也?”业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临四海，景行尧舜，犹惧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临道义之神州，岂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光改容谢之，于是下令责躬，及崇宽简之政。(第3058页)

       其三：

       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3059页)

       在第一段记述中，没有明言赋诗者是否包括吕光本人，但从他主持这一仪式性的举动来看，至少他是想展示自己“有文学”的一面。第二例颇似上文中石勒评论古帝王的场景，也是在必须即兴发言的酒宴上，故而同样显示出他对古代治国学说的熟悉。而借助段业之口，尧、舜作为帝王最高典范的地位得以重新确认，与石勒自言“轩辕岂所拟乎”一样，史籍借此表现出“五胡”君主们对儒家塑造的华夏古圣王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的认可。第三例再次表明吕光具有解读诗歌中微妙的“表志”、“讽喻”的能力。被赵翼标为“有文学”的姚兴，也曾因为好田猎，引起京兆杜诞著《风草诗》、冯翊相云作《德猎赋》的讽谏，“兴皆览而善之”(第2983页)。吕光在此事上的表现与姚兴无异。这些用诗赋讽谏的传统，即使不追溯到《诗经》的《国风》，至少也可以在“司马相如——汉武帝”以及“扬雄——汉成帝”的史事中找到原型。不只是对诗赋的解读能力，而是这种“诗赋讽谏——览而悦之”的行为本身，就已经起到塑造华夏式贤明君主的作用。

       (三)西秦乞伏氏与南凉秃发氏

       乞伏氏与秃发氏进入华夏文化圈的时间比较晚，在建立政权之后，也仅仅占据着原华夏帝国中较为边缘的地带。乞伏氏将本族的族源追溯至乞伏可汗讬铎莫何，传说他是大如陵阜的巨虫所化，也就意味着自他以上的世系已不可知亦无须追溯，即他被看作是乞伏部的始祖。这位乞伏可汗不过是活动于西晋泰始年间的人物。秃发氏所追溯的先世谱系中，确切可考的英雄人物是树机能，而树机能之祖父寿阗，即被看作是因寤生而获得“秃发”姓氏的人物，即本部族的得名始于此时。寿阗之父匹孤，便是本族记忆中第一位姓名可知的人物。树机能是泰始年间陇西的风云人物，上推至寿阗，应该活动于汉魏之际。乞伏部族记忆中的始祖乞伏可汗讬铎莫何出生于从大漠南迁的路上，其后的祖谱跳跃至“韦占邻”，他“率户五千迁于夏缘，部众稍盛”(第3113页)。此句中“夏缘”二字，若为地名则史籍中仅此一见，无法考证其方位。故有学者将缘字下属，仅以夏为地名，并以赫连勃勃建夏及北魏夏州为据指此为河套以南之地。(26)此说难以成立，首先“缘部众稍盛”文辞不通，其次用后代出现的地名来解释之前的事件也不妥当。林幹认为夏缘不是确切的地名，而是“接近中原的边缘地区”(27)。这一思路更有道理，但与其说接近中原，不如说这里的夏就指代华夏帝国，也就是指他们从塞外进入华夏的边缘地带了，这一地区很可能就是河套以南。祐邻代表的是乞伏部对“入塞”的记忆。而秃发部始祖匹孤也是“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的人物。总而言之，后来的乞伏与秃发两部族的历史记忆，都将起点设定于迁入华夏边缘地区的时段，其始祖则被设定为率领迁徙的人物。这种对塞外历史的“结构性失忆”，是华夏化以后的历史想象，其中对入塞时间的记忆，反映了两部进入华夏地域时间较短的事实。(28)

       乞伏与秃发二部，不仅接触华夏文化的时间和机会有限，而且有史料表明秃发部仍保持着游牧的社会和军事组织。秃发利鹿孤的将领鍮勿崘曾说：“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因此建议放弃城居。他们在战争中热衷于掳掠牛羊和人口(即“徙民”)，也体现了游牧社会的战争习惯。乞伏部的情况与秃发不会相差太远。史料中所见的两国人物，除了占领州郡之后吸纳的华夏人物，基本都没有华夏式姓名，其国君姓名皆为音译无疑。《魏书》与《晋书》中的乞伏炽磐及其子慕末，在《宋书·大沮渠蒙逊传》中被称为“乞佛炽槃”、“茂蔓”(29)。聂溦萌注意到《宋书》此传以沮渠北凉为中心撰述淝水之战后西北地区各政权的历史，而北凉沮渠茂虔曾献书刘宋，由此推测《大沮渠蒙逊传》就是以茂虔献书中的北凉国史《凉书》为基础写成的。(30)其说可从。如此则“乞佛”、“茂蔓”等为北凉一方的译写。音译常无定字，也说明通行于西北的不是他们的华夏式姓名，而是某种胡语的发音，只有到要写成文字时才取汉字来对音。更为复杂的是“秃发”，秃发与拓跋乃同音异写，自钱大昕以来学者已无异议。《隋书·经籍志》有《讬跋凉录》十卷(第963页)，《旧唐书·经籍志》作《拓跋凉录》(第1993页)，被认为是南凉国史。因而南凉官方认定的译名不是“秃发”而是“讬跋”。姚薇元认为“秃发”乃魏收所改，(31)罗新更将其推前到孝文帝时代，指出其后崔鸿作《十六国春秋》已尽写作“秃发”。(32)事实上，在《宋书·大沮渠蒙逊传》中已经出现了“西平虏秃发傉檀”的名字，目前没有发现版本异文，如上所论这可能是沮渠北凉国史中的贬义译写，因而崔鸿所为或许只是借用了《凉书》中已有的做法。总之，秃发南凉与乞伏西秦一样，姓名的译写在当时尚不固定。这一点也说明了他们接触华夏文化不深。正是因为这样显著的事实，《载记》中对乞伏和秃发君主的直接描述从未涉及其“文学”，仅仅是“雄武”(乞伏乾归)、“骁勇善骑射”(乞伏可汗讬铎莫何)、“勇果英毅”(乞伏炽磐)、“壮果”(树机能)等体现武勇的字句，最多加上“权略过人”(乞伏炽磐)、“有才略”(秃发傉檀)等，然谋略与“文学”仍然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源自本国史臣之手的描述再次表明，西秦与南凉的君主在华夏式文化素养上，的确乏善可陈。赵翼当然洞见及此，故而列举“有文学”诸君主时没有提及西秦和南凉。

       然而，读过《晋书》中乞伏、秃发诸国君《载记》的人一定会注意到，西秦、南凉两国的君臣谈吐儒雅，甚至动辄引经据典，不让苻姚而远过二石。如乞伏益州战败，乾归引咎自责，史言：

       乾归曰：“孤违蹇叔，以至于此。将士何为，孤之罪也。”(第3118页)

       “孤违蹇叔”是出自《左传》的典故。秦穆公不顾蹇叔的劝阻派遣军队远袭郑国，不克，更在归途遭到晋军的伏击，致使三帅被俘。三人被释放回秦国时，秦穆公“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33)此处乾归派遣乞伏益州出征姜乳，也受到边芮、王松寿等大臣的谏阻，但他执意而为，终于导致益州战败的后果，这一事件的确与崤之战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只是乞伏乾归脱口而出《左传》中的典故，而且用得如此恰当，岂非甚有文学的明证?在另一个场合，乾归对诸将说“昔曹孟德败袁本初于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皆以权略取之，岂在众乎。光虽举全州之军，而无经远之算，不足惮也”(第3119页)。又显示出对汉末三国历史的熟悉。

       再举南凉秃发傉檀的例子。当为质于秃发政权的乞伏炽磐逃归被执回时，秃发傉檀阻止利鹿孤杀炽磐，说道：“臣子逃归君父，振古通义，故魏武善关羽之奔，秦昭恕顷襄之逝。炽磐虽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第3148页)这里也是脱口而出两个典故，“魏武善关羽之奔”见于《三国志·关羽传》，广为人知，但“秦昭恕顷襄之逝”则大有问题。据《史记》，楚怀王被秦国扣留，太子自齐国归而立为顷襄王，并非逃归。而楚怀王欲自秦国逃归，中途被追回，这与炽磐被执颇为相似，但怀王不久即死于秦，故无“恕”事可言。其后楚顷襄王之太子完又为质于秦，顷襄王病，太子在黄歇(春申君)的谋划下成功逃归楚国，后即位为考烈王。秦昭王始欲杀黄歇，在其相应侯建议下最终无罪而归之，这符合“秦昭”、“恕”、“逝”三个要素，但逃亡的人是楚太子完而非顷襄王。(34)或许因为这里面涉及数次与秦、楚有关的逃亡事件，读者久之不免记忆淆乱。用来关联乞伏炽磐的被执和被宽恕的“秦昭恕顷襄之逝”，糅合了楚怀王的逃亡被执、顷襄王的成功归国、楚太子完的“逝”以及秦昭王对此事件的“恕”等复杂的元素。作为一个用典修辞，它无疑是错误的，因为“秦昭恕顷襄之逝”从来不曾发生过。但想要犯这样的错误，至少需要知道与秦楚两国有关的这三次逃亡——尽管记忆有些混乱。这一错误本身反而显示了说话人对战国历史的丰富知识，《载记》中此人竟是戎马一生的秃发傉檀，不得不令人怀疑其真实性。

       傉檀曾在与姚兴凉州主簿宗敞的对话中引用“《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来表达对其父宗燮的怀念，之后又说“卿鲁子敬之俦，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第3148页)这里不仅提到鲁肃，且“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亦绝类陈寿笔下刘备对田豫所说的“恨不与君共成大事也”(35)。面责其湟河太守文支时，傉檀说“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统，不能负荷大业，颠狈如是，胡颜视世，虽存若陨。庶凭子鲜存卫，藉文种复吴，卿之谓也”(第3155页)。又是一连用了两个春秋时的典故。傉檀对春秋战国和汉末三国史事的谙熟，又可通过他与姚兴史臣的会面得到印证：

       傉檀与宗论六国从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拔烦理乱、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第3151页)

       所谓“六国”“三家”之事，正好可以概括上面傉檀引经据典的范围。春秋战国与汉末三国是华夏历史上群雄逐鹿的时期，与十六国所处的时代有诸多相似之处，五胡诸君主如果想要了解华夏的历史，或“以史为鉴”，则这两个时代的历史最有实用价值。他们可能的确通过种种途径获得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修史者如果想要用历史典故来比附当下，也自然会首选六国、三家时的人与事。

       以上详细分析了赵翼没有言及的后赵、后凉、西秦、南凉四国君主是否有文学的问题。其结果是矛盾的：一方面，有诸多史料支持赵翼的常识性判断，即这些君主的华夏文化素养不高；另一方面，在史料记载的对话、诏令中，他们又常常口出雅言，动引经史，显示出对华夏经史典籍的熟悉，给人留下“有文学”的印象。熟知史书形成过程的赵翼当然不会轻易将史料当成史实，故而对《载记》塑造的十六国君主形象，采取了怀疑与甄别的态度。他在这对矛盾的史相中选择了相信前者，后面那些文雅之辞或被归为史臣重重润色的结果。从上述分析来看，尤其是乞伏、秃发诸君主，其儒雅程度很显然被严重夸大了，而且其润饰的手法都十分接近。赵翼的判断是合理的。那么是谁在润色这些君主的儒雅形象呢?

       前面第一节中已经论述了十六国各政权撰述国史的情况，可惜这总计达数十种的“霸史”皆已无完书流传。清人汤球曾辑18种“霸史”佚文为《三十国春秋辑本》。(36)最近日本又有《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一书出版，(37)这是日本五胡研究会众学者历时19年集体工作的成果，收集佚文1940条，搜罗得十分细致，可以认为霸史佚文的辑录已基本完成。霸史佚文有助于我们了解十六国国史的原貌，也确认了《晋书载记》、《十六国春秋》与十六国国史的因袭关系。自撰的“国史”是集中体现一个政权塑造自身形象的文本，十六国“霸史”所具有的国史性质，也保留到了《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之中。在十六国国史零碎不全的情况下，《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成为我们探讨十六国政权历史书写的最主要材料。特别是其中具有溢美性质的言辞，与其说出于唐代史官或者北魏崔鸿之手，毋宁说是十六国政权的史官苦心润色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暂时放下五胡诸君主是否有文学以及赵翼的真伪鉴定是否正确的问题，转而将秃发、乞伏等君主的“文学素养”看作一种有意塑造的“史相”。姑且不管它是否与“史实”相符，至少它代表了史书撰写者的意图。而如第一部分所述，这些史书的撰写者往往是仕宦于该政权的官僚，有些史书还是在君主命令之下写作的，这种历史书写意图也应是统治者所认可的，甚至就是他们意志的体现。进而，赵翼所列举的刘渊、苻坚、姚泓等人固然拥有真正的华夏文化修养，但是他们的文化修养以及尊儒兴学的行动被特意强调，也是给我们留下“有文学”印象的重要因素。尽管与“史实”的相符度可能较高，它仍然是一种有意塑造的“史相”。

       三 十六国“史相”辨析之二：君主的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

       十六国史料所呈现的君主“史相”，除了具有华夏文化素养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征。其中较为显著的，是他们出生时的神异和长大后体貌的奇特。借助《北堂书钞·帝王部》的标目，可称为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可是他们既与常人有异，互相之间却大有共同点，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神异与奇表几乎都能在历代华夏帝王的“神异库”中找到对应者。

       在出生之前，诸国的君主已经具备许多相似之处。如：

       刘渊：(刘)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鬐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第2645页)

       刘聪：聪之在孕也，张氏梦日入怀。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征也，慎勿言。”(第2657页)

       慕容德：母公孙氏梦日入脐中，昼寝而生德。(第3161页)

       此三例所言都是“帝王”感生之事，且都与梦和日有关，不管是吞服日精，还是日入怀入脐，要点都是太阳进入了其母的身体。太阳是帝王的象征，这种神异始见于汉武帝，其母为景帝王夫人，“男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38)。其后多有追随者，如孙坚妻吴氏“夫人孕而梦月入其怀，既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其怀”(39)。与梦日不同者，仍有梦神与梦大蛇两种：

       苻坚：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第2883页)

       李雄：罗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梦大蛇绕其身，遂有孕。(第3035页)

       这两者看似不同。然车频《秦书》记苻坚母之事曰：“苻坚母苟氏浴漳水，经西门豹祠，归，夜梦若有龙蛇感己，遂怀孕而生坚。”(40)所以《载记》中所云之神，即是龙蛇。这让人想起汉高祖刘邦之母的故事。《史记·高祖本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第341页)。刘媪自梦所见为神，太公所见则龙蛇，苻坚、李雄事皆本于此可知。

       感种种神异而受孕之后，多位十六国君主都被记录为孕期超长。刘渊13个月，刘聪15个月，苻坚12个月，李雄14个月。孕期超长也是华夏古圣王的特征，“二十月黄帝生”、“十四月生帝尧”(41)。这些观念在西汉时期已经广为流行，汉武帝钩弋夫人孕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42)。孕期超长被认为是吉验，《论衡》言黄帝“性与人异，故在母之体留多十月”(43)。汉武帝立钩弋子(昭帝)为太子的一个理由是“感其生与众异”，也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帝王出生之时，记载中往往有神异，十六国君主也不例外。最突出的是“神光”：

       刘聪：夜有白光之异。(第2657页)

       石勒：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中庭。(第2707页)

       苻坚：有神光自天烛其庭。(第2883页)(车频《秦书》：初生，有赤光流其室。(44))

       吕光：夜有神光之异，故以光为名。(第3053页)

       神光之异不见于东汉之前的帝王，第一个拥有此项神异的是汉光武帝。《后汉书·光武帝纪》“论曰”：“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李贤注引《东观记》曰：“光照堂中，尽明如昼。”(45)其后附会者转多，如“高贵乡公初生，有光气照耀室屋，其后即大位”(46)。晋元帝“生于洛阳，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47)，又如宋武帝刘裕“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48)。十六国诸君亦对神光之瑞颇有偏好，表明这一点上，他们共享了同一种有关“正统天子”的观念。

       与出生有关的另一神异是身上有文字：

       刘渊：左手文有其名。(第2645页)(49)

       苻坚：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第2883页)(50)

       在汉晋华夏的知识体系中，出生时手有文字的人物，最早的是舜。《孝经援神契》曰：“舜龙颜大口，手握褎。”曹魏博士宋均注云“握褎，手中有褎字。喻从劳苦受褎饰，致大祚也”(51)。《孝经援神契》成书年代不详，但其上限不早于西汉成帝时期。因此这里虞舜握褎的说法，以及宋均的解释，很可能来自更早形成的晋国始封君唐叔虞的故事。《史记》载“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52)刘渊因手有文字而得名，与唐叔虞极为相似。刘渊的汉国定都平阳，魏晋时匈奴五部尽在古晋国之地，很可能刘渊因此有意模仿了一个与晋国有关的神异故事。苻坚之事，暂无更早的原型可考。在他之后，同属前秦统治集团的吕光，借鉴这种手法制造了另一个神异：吕光征西域围攻龟兹城时，“左臂内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第3055页)。身有文字当是受到苻坚等的启发，而文字的内容“巨霸”尚有其他来源。王莽天凤六年(19)，夙夜连率韩博上言“有奇士，长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曰欲奋击胡虏。自谓巨毋霸”。王莽字巨君，晋灼言“巨毋霸”乃“讽言毋得篡盗而霸”之意，故而王莽恶之，征博下狱，弃市。(53)吕光的“巨霸”，似是将“巨毋霸”反其意而用之，且击胡虏亦与围龟兹相合。至于吕光与“巨”的关联，大约是因为他身长八尺四寸，按晋代一尺为0.24米保守换算，他的身高至少有2米。(54)即使在当代，这一身高也可称为“巨”了。

       十六国君主中，吕光的身高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刘曜身长九尺三寸，约合2.23米；姚襄与赫连勃勃同样是八尺五寸，约合2.04米。姚苌曾说“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第2971页)。刘渊与吕光一样是八尺四寸。李雄八尺三寸。慕容氏诸帝都是长人，慕容廆“幼而魁岸，身长八尺”，慕容皝“七尺八寸”，皝之子慕容儁“身长八尺二寸，资貌魁伟”、慕容德“年未弱冠，身长八尺二寸，资貌雄伟”、慕容垂“身长七尺七寸，手垂过膝”。有记录的最矮的是石虎，长七尺五寸。(55)华夏古圣先王也多是身材伟岸之人，尧身长十尺、(56)禹长九尺九寸、(57)汤九尺、(58)周文王八尺二寸、(59)孔子九尺六寸、(60)秦始皇八尺六寸、(61)项羽八尺二寸、(62)汉高祖刘邦七尺八寸、(63)汉昭帝八尺二寸、(64)刘备七尺五寸(一说七尺七寸)。(65)这些数字大多有异说，除了孔子、项羽、汉昭帝、刘备等可信度略高，其他明显不可信。上古帝王的身高，多出于《河图》或《帝王世纪》，《河图》为汉儒造作之纬书自不待言，《帝王世纪》乃西晋皇甫谧所作，也是综合了汉魏以来的谶纬学说而写成的上古史。(66)毋宁说出于这些书的身高数据，都是编造出来的。尧作为第一圣王，其身高十尺也是最高的，纵有些书中将周文王与孔子的身高拔高到十尺，终不能成为主流学说。此类编造身高唯一的意义，在于反映了汉晋时期人们理想中的圣贤帝王应该具有超出常人的身高，即“形貌魁伟”。十六国诸君主的身高，按记录都很高，最低的石虎亦与刘备持平。但必须注意到，如石勒、苻坚、姚苌等人的身高没有记载，或许就是不足以达到“魁伟”的标准，正如大多数华夏帝王的身高也无记录一样。这种选择性的记录说明，五胡十六国的国史撰述在对君主形象中身高一项进行记录时，遵循了汉晋以来华夏为“受命天子”所设定的标准，不达标准的宁可不记。更有甚者，这些记录下的身高数字也未必是完全真实的，以慕容家族诸人为例：

       1.慕容皝：身长七尺八寸，龙颜版齿。(第2815页)

       汉高祖：身长七尺八寸，隆准而龙颜。(67)

       2.慕容垂：身长七尺七寸，手垂过膝。(第3077页)

       刘 备：身长七尺七寸，垂手过膝。(68)

       3.慕客德：身长八尺二寸，额有日角偃月重文。(第3161页)，

       周文王：高长八尺二寸，日角鸟鼻。(69)

       这些数字和体貌特征双重巧合，而且全都出现在慕容氏家族中，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与其说是真实记录，不如说是对照传说中华夏帝王的体貌进行的附会。

       按这一思路还可发现，“垂手过膝”也是受到重视的帝王之相。不只刘备垂手过膝，晋武帝司马炎也有这一特征。当司马炎的晋王太子地位有动摇的危险时，何曾于司马昭前“固争”：“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70)这当然是一场表演，但是“发委地，手过膝，非人臣之相”应当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观念。十六国君主中仅“垂手过膝”的就有刘曜、苻坚、姚襄、慕容垂四人。此后南北朝双方在需要进行“天命所归”的论证时，不乏强调君主这一相貌特征的例子。如陈霸先、宇文泰皆是。(71)

       十六国政权的君主有称皇帝和称王之别，而且一些君主在称帝之前曾有一个长期的藩王阶段。他们的相貌特征，相应地也有“帝王”与“霸主”两种不同的建构方向。吕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围攻龟兹之时，尚没有取苻坚而代之的想法，最多不过留在西域做半独立的藩王，除了临死前短暂地称“太上皇帝”，吕光的正式名号只是“天王”。所以他的神异宣传是“左臂内脉起成字，文曰：‘巨霸’”，志止于霸王而已。他的体貌特异处还有“目重瞳子”，这让人想到项羽，(72)而项羽是华夏传统中“霸王”的典型。此一时期明确自比于项羽的人物还有吐谷浑首领吐延，他“长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羽”(73)。

       另一个霸者特有的神异为十六国君主所看重者，为“寤生”，即其母在熟睡中分娩，醒后方觉已生一儿。这一神异最初发生在春秋初年郑庄公身上，“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74)。郑庄公是春秋年间第一位可以称为“伯”(同霸)的人物，具有重要的地位。关于“寤生”，杜预注“寐寤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75)，然而杜注并非唯一的解释，《史记·郑世家》言“生之难”(76)，后人因此解寤为逜或牾，即脚先出而难产(77)，应劭《风俗通》言“俗说儿坠地便能开目视者，谓之寤生”(78)，都与杜注不同。但是作为西晋时人，杜预注应该代表了魏晋时期的知识，与后人力求与常理相合不同，在谶纬盛行的时代风气下，他们追求的正是不合常理的神异性解释。所以十六国史料中出现“寤生”或“昼寝而生”，无一例外地取与杜预注相同的意义。十六国君主或其先世寤生者有：

       蒲洪：其母姜氏因寝产洪，惊悸而寤。(79)

       秃发乌孤七世祖寿阗：寿阗之在孕也，母梦一老父被发左衽乘白马谓曰：“尔夫虽西移，终当东返至京，必生贵男，长为人主。”言终胎动而寤，后因寝生寿阗被中，因以秃发为号，寿阗为名。(80)

       慕容德：母公孙夫人，晋咸康中昼寝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既生，似郑庄公。曰：“长大必有大德”。遂以德为名。(81)

       慕容德的记载中出现了郑庄公，说明“寤生”的神异正是以郑庄公为原型的。蒲洪臣于石虎，秃发氏始终未能称帝，而慕容德为皝少子，本无缘继承皇位，因而此三人皆被定位为“霸”。霸既可以是号令天下的实际领袖如项羽，亦可以是尊奉王室的强大诸侯如齐桓公、晋文公。华夏传统中微妙的“霸”，也成为十六国君主在塑造自身形象时使用的符号。

       以上分析了十六国君主的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发现他们是高度模式化的。十六国君主的种种奇异之处，都能在华夏历史上帝王圣贤的“奇异库”中找到。这些神异原本是华夏帝王们专属的符号，在建构应天受命的理想君主形象时，十六国的帝王与他们的史臣们，没有更多的素材可资利用，他们所用的论证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全部符号资源都来自“历史”，而且只能是华夏帝国的“历史”。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这种有关华夏帝王的“历史”，诸如尧高十丈、文王四乳之类，自身也不是真实的，只是作为一种观念或者符号体系而存在。由于在华夏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禅代之际的合法性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套符号体系成为华夏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十六国的非华夏君主们的种种奇异特征或许不全是杜撰的，比如从身高一项来看，也存在着选择性记录的问题，但选择的标准仍然是华夏帝王的“奇异库”。由于这些史书大多脱胎于十六国的国史，也就是十六国实际政治中进行的正统性宣传的一部分，它们说明了这些君主所期待的自身形象正是华夏圣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没有在华夏文化圈建立政权的异族的君主神异传说，如夫余和高句丽的祖先东明王的传说、高车的狼生传说等，则无法在华夏帝王的“奇异库”中找到相似的元素。

       更有甚者，班彪《王命论》言汉高祖之受天命，有五条理由，其中前三条是“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82)，后两条正是本节所论的诞载之异和奇表之异，他们所表达的是同一政治文化传统。既然后两条被接受，第一条的血统标准是否也会被考虑呢?当我们看到《慕容廆载记》说“有熊氏之苗裔”(第2803页)、《苻洪载记》云“其先有扈之苗裔”；《姚弋仲载记》称“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第2957页)；赫连勃勃在统万城南刻石云“我皇祖大禹”(第3210页)，等等，应该不会太意外吧。族群意识中最重要的祖源认同，就这样以华夏帝国的政治文化为媒介构建出来了。

       四 十六国“史相”辨析之三：模式化叙事举例

       除了正面塑造华夏式君主形象以外，十六国的史学书写还使用更为隐晦的方式将本国历史写成“华夏”的历史，最集中地体现在“模式化叙事”中。以下举几个例子进行说明。

       (一)石勒征刘曜

       《石勒载记》记石勒赴洛阳征刘曜时有这样一段：

       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济自大堨。先是，流凘风猛，军至，冰泮清和，济毕，流凘大至，勒以为神灵之助也，命曰灵昌津。勒顾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诸军集于成皋，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举手指天，又自指额曰：“天也。”(第2744-2745页)

       这样一段充满细节的描写，包含三个板块，值得逐个进行分析。第一个板块是石勒从灵昌津渡黄河，原本流凘风猛，流凘即流动的冰块，随风飘浮在迅疾的河水中，令舟船难以行驶。曹操诗云“流凘浮漂，舟船行难”(83)，即指此。大风也是渡河的重要障碍。但石勒到达之后，“冰泮”，即浮冰竟然消解，或者是流量忽然大减，大风也停息变得“清和”。等到军队渡河完毕，大规模的流凘又出现了。因为有此神异，石勒命名此处为灵昌津。此事是真是假，今天无从考证，但是仅从情节和叙事手法而言，它与光武帝渡滹沱河的故事极为神似。刘秀在蓟为王郎所购，慌乱中向南逃亡，《东观汉记·王霸传》记曰：

       光武发邯郸，晨夜驰骛，传闻王郎兵在后，吏士惶恐。南至下曲阳呼沱河，导吏还言河水流斯，无船，不可渡。官属益惧，畏为王郎所及。上不然也，遣王霸往视之，实然。王霸恐惊众，虽不可渡，且临水止，尚可为阻。即还曰“冰坚可渡”。士众大喜。上笑曰：“果妄言也。”比至河，河流澌已合可履……遂得渡。渡未毕军，冰解。(84)

       此故事亦见于《宋书·符瑞志上》，编列在光武帝的其他种种神异之中。与石勒渡河的故事略为不同的是，刘秀没有船，要靠河水结冰才能让车马过河。但是君王受到上天庇佑，使得面前的河流瞬间从不可渡变为可渡，这一点两个故事是完全一致的。刘秀渡滹沱河的故事，流传很广。北魏孝文帝曾脱口而出“昔刘秀将济，呼沱为之冰合”(85)。李贤《后汉书注》还说，“光武所度处，今俗犹谓之危度口”(86)。“危度口”一名不见于正史，不知出现于何时，若石勒命名“灵昌津”时已经存在，则可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这一类天子渡河的故事，还见于北魏道武帝追击慕容宝之时：

       十月，宝烧船夜遁。是时，河冰未成，宝谓太祖不能度，故不设斥候。十一月，天暴风寒，冰合。帝进军济河……急追之。(87)

       因为这次黄河突然冰合，拓跋珪军队意外而至，遂至慕容宝有参合陂的惨败。类似事件再见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征赫连昌时：

       冬十月丁巳，车驾西伐，幸云中，临君子津。会天暴寒，数日冰结。(88)

       拓跋部两次利用出人意料的冰合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这些记事如果都是真实的，原因应当是拓跋部掌握了一种使流澌变为坚冰的技术，早在昭成帝时期，就有这样的记载：

       帝征卫辰。时河冰未成，帝乃以苇絙约澌，俄然冰合，犹未能坚，乃散苇于上。冰草相结，如浮桥焉。(89)

       道武帝和太武帝能够让河水在适当的时候冰合，可能就是使用这种技术做到的。但是在史书的叙事中，却似乎是上天相助，而非假手人力，故而是有意自我神化的结果。以上所述从刘秀到拓跋焘的渡河故事，或许不乏真实的成分，但是同一神异化母题的重复再现，说明它们至少是采取了一种“模式化叙事”的形式。因此，在这个文本链条中的《石勒载记》的渡河故事，也应看作是一种“模式化叙述”。

       上引《石勒载记》的第二部分是他对谋臣徐光分析局势的话。我们不能否认石勒具有出色的谋略，只是他说这句话的表达形式又有先例可循，石勒对徐光说：

       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

       而干宝《晋纪》记景初二年(238)司马懿征公孙渊，行前曾对魏明帝说：

       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为成禽耳。(90)

       石勒与干宝为同时代人，恐怕没有机会读到《晋纪》。只是《晋纪》此条一定有更早的史源。为石勒撰《起居注》者恰有徐光，此事的最初记录者应该是他。而徐光或许读过作为《晋纪》史源的某种史书。另外，《载记》的文字与徐光的原始撰述之间又经历了田融、郭仲产、崔鸿等中间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润饰改写的可能。总之一个不识字的羯人，说出与司马懿说过的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无论如何也应视为修史者润色词句的结果。

       引文的第三部分描写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画面：

       诸军集于成皋……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举手指天，又自指额曰：“天也。”

       在魏晋及以前的华夏文献中，我尚未找到与此类似的描写，那么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对石勒当时行为的实录。但是在沈约笔下的刘裕做出了类似的行为：

       初公将行，议者以为贼闻大军远出，必不敢战，若不断大岘，当坚守广固，刈粟清野，以绝三军之资，非唯难以有功，将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鲜卑贪，不及远计，进利克获，退惜粟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我一得入岘，则人无退心，驱必死之众，向怀贰之虏，何忧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为诸君保之。”公既入岘，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91)

       刘裕远征南燕与石勒征刘曜有很多近似之处，在战争之前的谋划中，他们都为敌人划定了上中下三计。等到军队到了第一道防线，也就是他们分析的上计应当设防的第一险关，而没有遇到守军，便感到事情已经成功了大半。在这样的瞬间，刘裕竟然做出了与石勒一模一样的动作“举手指天”。这只是一个巧合吗?沈约《宋书》较之十六国诸霸史为晚出，但南朝文宗沈约应当不至于去模仿石赵的历史写作。所以这两条史料之间可以排除互相模仿的关系。那么它们何以如此相似，如果不是巧合的话，只有可能是拥有共同的模板——一个早于两者的权威文本。只是这个文本目前尚不能确定，也可能已经失传了。

       (二)石勒哭张宾

       《石勒载记附张宾传》载：

       及卒，勒亲临哭之，哀恸左右，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景。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第2756页)

       张宾是石勒的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他的去世，石勒的哀痛可想而知。石勒的感情虽然真挚，但这段材料他说的话却不一定是实录。《三国志》里有一段与之非常类似：

       初，太和中，中护军蒋济上疏曰“宜遵古封禅”。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寝历岁，后遂议修之，使隆撰其礼仪。帝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92)

       高堂隆的去世，使得魏明帝的封禅大计遇到了困难，所以说“天不欲成吾事”。石勒的话恐怕是从此句化用而来，“天不欲成吾事”扩展为“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高堂生舍我亡也”替换为“右侯舍我去”。也可能《三国志》这一段话所依据的某种曹魏国史的文本与《载记》中石勒的话更为接近，今已无法确考。值得注意的是，《载记》中石勒的这段话，本身就成为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模式化叙事”。《苻生载记附苻雄传》：

       及卒，健哭之欧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夺元才之速也。”(第2880页)

       《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比敛，三临，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第2933页)

       《姚襄载记》：

       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恸，曰：“天将不欲成吾事乎?王亮舍我去也。”(第2963页)

       《苻坚传》与《王猛传》的叙述与石勒哭张宾一段的相似性至为明显，《姚襄载记》则可能直接仿拟自《三国志》。苻、姚两个政治集团都曾臣服于石氏，且被迁徙于关东。他们与石赵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93)史学书写上的相似也是其中之一。此后北方史学撰述中仍可见这一“模式化叙述”，如《周书·萧詧传附王操传》记萧岿为王操举哀时写道：“(萧岿)流涕谓其群臣曰：‘天不使吾平荡江表，何夺吾贤相之速也。’”(94)《苏绰传》写送苏绰之丧归葬武功时，宇文泰也说道“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95)。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叙事没有出现在南朝的史书中。

       (三)其他例子

       十六国史书暗中运用旧史的模式化叙事以塑造人物或政权形象的例子还有很多。最后再举三证。《刘曜载记》言：

       (曜)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聪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数公足道哉!”(第2683页)

       作为匈奴贵族的刘曜，轻侮与自比的对象都是华夏历史上人物，而不是冒顿、呼韩邪之类的匈奴英雄，这是值得注意的。汉赵贵族以两汉的名臣自比，亦见于刘宣，史言其“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第2653页)。更重要的是，在叙事的句式和文字上，这一段非常明显地仿拟了《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

       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96)

       刘曜身在魏晋时期，大约是知道诸葛亮的事迹的，不排除他在行为上有模仿的可能。但史书的叙事仍成于史臣之手，是他们选择了使用《三国志》中的句式。

       第二个例子来自南燕的史料，但说话人是后秦的姚兴。南燕使臣韩范是姚兴的布衣旧交，在两人一番引经据典的外交辞令大战之后，姚兴败下阵来，说了一句：

       吾久不见贾生，自谓过之，今不及矣。(第3179页)

       这是一句明显的用典，原句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97)(第2502页)

       姚兴的话既然出自《慕容超载记》，当是本于南燕使臣韩范的记录而来。韩范在借贾谊的典故夸耀自己，同时也不觉让姚兴当了一回汉文帝。

       最后一个例子来自秃发南凉。秃发政权的三位君主为兄终弟及，这在草原游牧政权中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为了在史籍中维持华夏政权的形象，需要在华夏认可的历史中找到依据。《秃发利鹿孤载记》中借助使臣梁明与段业的对话，为本政权的继承制度做出解释：

       使记室监麴梁明聘于段业。业曰：“贵主先王创业启运，功高先世，宜为国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业曰：“昔成王弱龄，周召作宰；汉昭八岁，金霍夹辅。虽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国让，《春秋》美之。孙伯符委事仲谋，终开有吴之业。且兄终弟及，殷汤之制也，亦圣人之格言，万代之通式，何必胤己为是，绍兄为非。”业曰：“美哉!使乎之义也。”(第3144页)

       面对段业以华夏的父死子继传统相诘问，梁明找出传位于弟的宋宣公、孙策为据，又以殷汤之制为言，机智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秃发氏君主只进行了一次兄弟相传，所以可以援引宋宣公、孙策的成例。等到秃发傉檀再次以弟继兄，上面的两个典故就不再适合了。于是，《傉檀载记》言：

       傉檀少机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谓诸子曰：“傉檀明识干艺，非汝等辈也。”是以诸兄不以授子，欲传之于傉檀。(第3147-3148页)

       这样的叙事很容易让人想起春秋时吴国季札和他兄长们的故事。《史记》载：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眜，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王余眜卒，欲以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98)

       除了季札逃去的结果与傉檀即位不同，之前的情节非常相似。都是父亲赏识幼子，于是兄长们故意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兄弟依次相传，目的是为了最小的弟弟能继承王位。王明珂认为季札让国的故事，是对太伯奔吴传说的有意重演，用这种方式宣称吴国的确是太伯的后裔。(99)季札是否有意重演太伯故事，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秃发傉檀兄弟相传的行为一定不是在模仿时空上都很遥远的吴国，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是掌握华夏历史知识的史臣精心选择的。事实上，匈奴在汉宣帝时代的呼韩邪单于以下，单于位相继在其子之间传递，兄终弟及，共传了六任，持续近80年。(100)此事载于《汉书》，必为修史者所熟悉。南凉的使者与史臣舍近求远，无论在外交辞令还是国史撰写中，都有意不提背景与时间都较接近的西汉后期匈奴的兄终弟及，而远追至春秋甚至殷商的华夏传统，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如上所举的模式化叙事，其要义在于通过复制华夏史书已有的叙事，让人在读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时，自然联想到秦汉魏晋的类似事件。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将十六国北朝的历史当作秦汉魏晋华夏帝国历史的自然延续。第三部分中的帝王神异，同样是有选择地模仿华夏历史上帝王的神异，因此它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模式化叙事。以此反观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六国君主是否“有文学”的问题，即可明了君主的“有文学”、“尚儒学”如同“有神异”一样，主要也是史学文本上使用模式化叙事的结果，其实质是利用专属华夏帝王的符号，来塑造十六国君主作为华夏帝王的“史相”。一方面，用这些史料直接得出十六国君主华夏文化修养深厚，不免低估了史料文本与史实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这些不断模仿、复制的文本得以产生，正透露出十六国政权的政治文化并未远离华夏帝国的传统。这些文本与政治文化氛围一起，塑造着君主、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同，最终将史书文本中的“历史”变成历史，让十六国北朝重回华夏帝国的轨道。

       附记：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细致的意见，本文据此进行了修改。另外本文草稿曾在首都师范大学史学沙龙进行讨论，与会的游自勇、顾江龙、江湄、张袆、孙正军、陈侃理、田天等先生曾为本文提出批评和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注释：

       ①吕一飞：《匈奴汉国的政治与氐羌》，《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陈勇：《汉国匈奴与氐人联盟的解体——以刘义案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③参看罗新《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6辑，1998年。

       ④关于十六国“胡汉二重体制”的研究极多，自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内田吟风等学者以下，观点略同，即单于台系统管理六夷，皇帝为首的汉式官僚机构管理汉人；前者使用军事编制，主要从事征战，后者主要从事耕织生产。黄烈最先对此说提出质疑，他认为“匈奴五部”与匈奴其他的部分不同，五部民不应属于单于左右辅所管的六夷范围，而应属于左右司隶所管的民户范围，与汉族人同属编户齐民。因此这一制度促成了五部结构的解体(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3章《南匈奴的变化和消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1-205页)。陈勇也同意此说，并提供了更丰富的证据。他认为这套制度不仅是“胡汉分治”，还应该视为“胡胡分治”。但对于“汉人”在这种制度下的位置，陈勇文并未做出回答(见陈勇《汉赵国胡与屠各异同考——兼说汉赵国的胡汉分治》，收入氏著《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0-162页)。黄烈与陈勇的论述，都有助于揭示十六国政权被“胡汉二元论”掩盖的更多元的族群结构。

       ⑤事见《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685页。

       ⑥《魏书》卷六七《崔鸿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503页。《呈奏〈十六国春秋〉表》是严可均定的标题，原名不详。据《崔鸿传》，这篇表文并未上奏给宣武帝，而是崔鸿利用修起居注的职权，违规放进(“妄载”)起居注里的。另可参看梶山智史《崔鴻『十六国春秋』の成立について》，《明大ァヅァ史論集》10，2005年。

       ⑦甘怀真：《从天下国家的观点论中国中古的朝代》，《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2页。

       ⑧《魏书》卷六七《崔鸿传》，第1502页。

       ⑨[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一《史官建置》、卷一二《古今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12-313、358-360页。

       ⑩《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962-963页。另可参看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4章所列十六国史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2-94页。

       (11)封懿撰《燕书》，见《魏书》卷三二本传第760页所载，《史通》和《隋志》均未提及。参看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92页。

       (12)《魏书》卷六七《崔鸿传》，第1504页。

       (13)《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963页。

       (14)[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一四《史部》四“霸史”类，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293页。

       (15)张澍辑：《沙州记》，《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16)这里需再说明一下所谓“胡汉双重体制”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前赵、后赵等国实行的大单于制度代表了匈奴政治传统，是胡族制度的体现。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如前文所引述的，黄烈、陈勇等都已证明了单于台系统统领的“六夷”不包括屠各、羯等本族人。谷川道雄的观点更值得注意，他指出两赵的大单于制度中单于元辅、左右辅以及其下的都尉、部司等，都是官僚制下的职位，它们与草原帝国的政治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反而“与魏晋时期的五部制颇有相通之处”(见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8页)。这一判断极有见地，十六国政权中实行的单于台制度，其直接来源正是汉末魏晋五部南匈奴的政治制度。两汉魏晋华夏帝国中原本就有管理非华夏异族的职官体系。在另一篇论文中，谷川道雄又指出，东汉时南匈奴已经被置于“汉帝国中的匈奴国家”这样的二重构造下，之后的五胡国家，可以理解为翻转此二重构造的产物(见谷川道雄著，李明仁译《五胡十六国》，收入郑钦仁、李明仁译著《征服王朝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二重构造没变，变化的是匈奴五部在此二重构造中的地位。汉赵国家的主体制度依然是汉晋华夏帝国的制度。另一方面，复杂之处在于，华夏皇帝制度的外表下常常包裹着草原传统的躯干，谷川认为塞外匈奴国家的军事体制，体现在以皇帝为中心由皇太子、诸王所实行的对国家军队的管理之中(见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40页)。三崎良章也指出后燕的官僚制度中始终存在草原传统的“宗室封建制”的影响(见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第4章，第89-95页)。北魏早期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利用普遍封爵来弥补官僚制度的不完备，同时实现从内亚名号传统向华夏式官爵制度的转变(详见胡鸿《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7)阎步克钩稽了十六国冕服制度的相关史料，发现石勒、石虎、慕容儁等不仅遵用晋代的冕服制度，而且对冠服的细节十分认真进行推敲。见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8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8-280页。另外，十六国史料中反复出现的“依汉魏故事”、“如魏晋故事”、“依霍光辅汉故事”等说法，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合法化，也涉及具体的礼仪标准。

       (18)胡鸿：《星空中的华夷秩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文史》2014年第1辑；胡鸿：《中古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4卷待刊稿。

       (19)见《史通通释》卷一一《史官建置》，第313页。

       (20)见《史通通释》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58-359页。

       (21)见《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3209页。

       (22)[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4-165页。

       (23)参看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收入《唐长孺文集》第1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5页。

       (24)《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第2729页。本文以下部分将大量使用《晋书·载记》的材料，为免冗繁，仅在文中以括号标明页码，不再出页下注。

       (25)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6页。同条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曰：“石勒手不能书，目不识字，每于军中令人诵读，听之皆解其意。”

       (26)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2编第1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27)林幹：《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路线的初步探索》，收入林幹、再思著《东胡乌桓鲜卑研究与附论》，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28)这里说的两部，指的是拥有书写历史记忆权力的乞伏西秦与秃发南凉的统治集团。迁徙无疑发生过，只是这里的迁徙路线和英雄谱系都只是某一部族集团的记忆，融入西秦、南凉政权的其他部族、人群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来历，但在失去历史书写权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历史湮没在了统治集团讲述的历史中。

       (29)《宋书》卷九八《大沮渠蒙逊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415页。

       (30)见聂溦萌《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第273-275页。

       (3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9页。

       (32)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33)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三十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0-501页。

       (34)《史记》卷四○《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1728-1729页；卷七八《春申君列传》，第2393-2394页。

       (35)《三国志》卷二六《魏书·田豫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第726页。

       (36)见[清]汤球辑，吴振清校注《三十国春秋辑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下简称汤球《辑本》。

       (37)[日]五胡の会编：《五胡十六国霸史輯佚》，东京，燎原书店，2012年。下简称《霸史輯佚》。本文下面涉及的十六国史料，很多直接或间接得自本书以及上注《辑本》，除了文字有异需要考订以外，仅引原始出处如《太平御览》、《初学记》等，不再注《輯佚》和《辑本》的页码。

       (38)《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75页。

       (39)见《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传》，第1195页。

       (40)《太平御览》卷三六○引车频《秦书》，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1659页。

       (41)《北堂书钞》卷一《诞载三》，孔氏三十三万卷堂影宋本，第3页。黄帝在孕月数有多种说法，此处所引二十月与《论衡·吉验篇》同，除此之外，《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正义》云“二十四月而生”(第2页)，而《宋书》卷二七《符瑞志》言“二十五月而生”(第760页)。“尧十四月而生”，诸家无异说。

       (42)《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3956页。

       (43)[汉]王充：《论衡》卷二《吉验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9页。

       (44)《世说新语·识鉴》刘孝标注引车频《秦书》，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中，第223页。

       (45)《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86页。

       (46)《宋书》卷二七《符瑞志》，第779页。

       (47)《晋书》卷六《元帝纪》，第143页。

       (48)《宋书》卷二七《符瑞志》，第783页。

       (49)又《太平御览》卷三七○引《三十六国春秋》(或为《十六国春秋》之误)曰：“渊生而左手有文曰渊，遂以命之。”(第1704页)同书卷一一九引《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渊生左手有文曰渊海，遂以名焉”(第574页)。

       (50)又《太平御览》卷三七一引车频《秦书》曰：“苻坚生，肩背皆赤色，隐起若篆文付，因为苻氏”，“又曰：坚背文曰草付之祥，因为苻氏”(第1711页)。前秦的史书和《载记》中以“苻”姓起于苻坚背上的篆文。其实不然，氐人中的“苻”姓早已有之，三国时蜀后主建兴十四年(236)即有“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之事(见《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第897页；又见卷四三《蜀书·张嶷传》，第1051页)。而魏青龙三年(235)降魏的氐王苻双应即苻健之弟(见《晋书》卷一《宣帝纪》，第9页)。蒲、苻同音，皆为氐语的译写，洪将“蒲”改为“苻”，可能为迎合谶语，也可谓有成例可据。

       (51)[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九《总叙帝王·事对》“手握褎”条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206-207页。

       (52)《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第1635页。初见于《左传》昭公元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18页。

       (53)《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57页。

       (54)汉尺约为0.23米，魏晋以下逐渐增长，魏尺增至0.241米，而东晋时的尺已长0.245米。参看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河南省计量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68页。

       (55)见《太平御览》卷三八六“健”条引《石虎别传》，第1786页。

       (56)《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第761页。

       (57)《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第763页。另一说为“九尺二寸”，如《史记》卷二《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第49页。

       (58)《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第761页。

       (59)《史记》卷四《周本纪》《正义》引《雒书灵准听》，第116页。另一说见同注引《帝王世纪》：“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宋书》卷二七《符瑞志》取《帝王世纪》之说。

       (60)《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1909页。另《太平御览》卷三七七引《春秋演孔图》曰：“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第1740页)

       (61)《太平御览》卷八六引《河图》，第407页。

       (62)《汉书》卷三一《项籍传》，第1796页。

       (63)《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正义》引《河图》，第342页。

       (64)《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第3964页。

       (65)《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71页。一说为七尺七寸，见《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第779页。

       (66)参见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67)《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42页。

       (68)《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第779页。

       (69)《史记》卷四《周本纪》《正义》引《雒书灵准听》，第116页。

       (70)《晋书》卷三《武帝纪》，第49页。

       (71)见《陈书》卷一《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第1页。《周书》卷一《高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第2页。

       (72)《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太史公曰”，第338页。

       (73)《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第2538页。有趣的是，七尺八寸的身高则与刘邦相同。

       (74)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第10页。

       (75)《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715页。

       (76)《史记》卷四二《郑世家》，第1795页。

       (77)此说见[明]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五“寤生”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31页。清人黄生《义府》，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亦主此说，见马固钢《说“寤生”、“昼寝”及其他》，《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杨伯峻也同意这种解释。

       (78)《太平御览》卷三六一“产”条引《风俗通》，第1663页。

       (79)《太平御览》卷三六一“产”条引《十六国春秋》，第1662页。

       (80)《太平御览》卷三六一“产”条引《十六国春秋》，第1662页。《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同此而言略，但多“鲜卑谓被为秃发”一句。(第3141页)

       (81)《太平御览》卷三六一“产”条引《十六国春秋》，第1662页。

       (82)[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五二《班叔皮王命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66页。

       (83)见《宋书》卷二一《乐志三》，第619页。

       (84)[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4页。

       (85)《魏书》卷三○《楼毅传》，第718页。

       (86)《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13页。

       (87)《魏书》卷九五《慕容垂传》，第2067页。

       (88)《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71页。

       (89)《魏书》卷一《序纪》，第15页。

       (90)《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裴注引干宝《晋纪》，第111页。

       (91)《宋书》卷一《武帝纪上》，第15页。

       (92)《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第717页。

       (93)苻秦在五德历运上承石赵之水德而为木行，也是两者关系深厚的表现。参看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94)《周书》卷四八《萧詧传》，第870页。

       (95)《周书》卷二三《苏绰传》，第394页。

       (96)《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11页。

       (97)《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第2502页。

       (98)《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449-1461页。

       (9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5-177页。

       (100)呼韩邪卒时，“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见《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07页。对此时期兄终弟及制的研究可参看内田吟風《北ァヅァ史研究·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214-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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