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内涵论文,准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从在我国正式传播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取得了三大历史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界、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常用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最近被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这是值得庆贺的。在庆贺之余，笔者也感到时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似乎有可商榷之处。由国内部分学者、专家共同研究拟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简介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实际相结合。”该简介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简介的这种论述表达了我国理论界、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流行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定义和理解虽然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似乎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不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许多研究者已经谈论过的老问题，但今日仍有再讨论的必要。
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者毛泽东对这一命题的相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复讲过的一项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从在中国传播之日起就开始了两者的结合。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则是在经过了我国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和第二次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的曲折历史后提出的，是在同“左”的教条主义斗争中形成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向全党提出学习任务，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研究当前的现状。他在谈到“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时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pp.533—534) 针对教条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此句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534) 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定义，但可以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经典的论述。他的上述精辟见解表明，研究历史，继承中国历史的珍贵品，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是在讲研究中国历史而不是在讲研究现状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离开了对中国历史优秀遗产的总结和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说起。对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毛泽东来讲，他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除了它必须适应中国的经济、政治等现实需要外，还必须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做到民族化、中国化。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反复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党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现状，科学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规律，形成适合于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把丰富、生动的中国实际经验上升为理论（即“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始终要求全党把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讲到研究历史时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2](p.797)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果只懂得马克思怎么讲，而不懂中国的历史、文化，那他就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个教条主义者。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老祖宗外，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不能丢，中国自己的老祖宗也不能丢。
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该《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p.201) 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植根于中国的现实革命运动，而且要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
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者。毛泽东是革命家，深入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调查研究，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军事家，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也是大学问家，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深的了解。他善于向历史学习，汲取民族智慧，继承民族精神。因此，他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三者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抵制外来错误的干扰，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形成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毛泽东思想中有些内容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我国的民族传统。毛泽东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践理论、矛盾学说、军事思想、战略策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人生修养和主观世界的改造等等，都是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①。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代表党中央所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深刻的阐述，其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4](p.333、334、335)。刘少奇的阐述是全面的。确实，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是中国历史经验和民族智慧的概括，是中国历史优秀遗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现在我们通常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界定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样的界定固然没有错，抓住了最本质的、最基本的内容，但与中共“七大”相比，这样的界定删去了“中国历史的概括”、“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的内容。就此而言，它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略去了毛泽东思想深邃的历史底蕴和丰厚的文化内涵，将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简化了。
苏联共产党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俄国化，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到上世纪60年代，苏共领导人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对此，毛泽东在1961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对马列主义中国化，他们也反对，我们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都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也就是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② 毛泽东的这些话同样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包含与本国的“具体历史、具体传统、具体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包含有丰富的内涵。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引用中国的历史事例、文献资料、成语典故、民间谚语等，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真理性；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对中国历史、文化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历史文化加以批判总结，继承其优秀的珍贵品，用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常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就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产物而言，这种说法未尝不可。但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欧洲文化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要中国化，要向中国历史、文化学习，从中华民族中汲取智慧，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欧洲哲学史的总结和概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中国哲学的总结和概括，将丰富的中国哲学智慧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加以总结和概括，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用中华民族的智慧、优秀传统和无数珍品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责无旁贷的职责。当然，中国历史、文化是复杂的，一分为二的。有精华，也有糟粕；有优秀传统，也有不良传统。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切忌全盘肯定，要警惕在结合过程中腐朽的、消极的因素的渗入。
长期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不够全面，只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老祖宗”不能丢，而不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不讲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同样也不能丢，忽视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概括和总结。这种理解上的偏颇，使得我国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者、教授们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化知之甚少，依然是毛泽东在60多年前所批评的那样，“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就哲学界而论，正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知识构成上的缺陷，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很少考虑用中国哲学智慧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今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连引些中国古代哲学语录，做些形式上的点缀也没有。在这一点上，现在的教科书比上世纪60年代的有所退步③。
总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者和教授们亟应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亟须改善自己的知识构成，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状的同时，注意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优秀遗产，以有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 详见拙著《毛泽东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转引自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451页。
③ 据本人不完全统计，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一书引用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约36次。该书注意吸取毛泽东哲学思想，注意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即使如此，毛泽东对哲学教科书还不满意，认为是“洋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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