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一种大胆的“政治嫁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大胆论文,道路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去年9月布莱尔和克林顿等西方政要推出“第三条道路”以来，这一政治思潮很快风靡全球，在世界上产生强烈反响。对这一新的“治国之道”，学术界、舆论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揭开这一思潮的神秘面纱后，人们不难发现，它原来不过就是左右翼思想的一种“外科嫁接”。
到底是何物
事实上，“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也不是一种新道路。二战前的欧洲法西斯主义者就标榜自己走的是“第三条道路”；运行半个多世纪的“瑞典模式”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在90年代初中期西欧一些国家也提出欧洲要走“第三条道路”。但这与布莱尔等人到处宣扬的“第三条道路”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现在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欧左翼政党和美国民主党为解决当今全球化时代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政治哲学，即要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进行妥协的道路。布莱尔等人还为此提出了种种理政新主张。布氏称其“第三条道路”是在社会民主主义范畴内进行的探索，是一种现代化的新型社会民主主义，而克林顿也将其所推崇的“新进步主义”称为“第三条道路”，提出要超越几十年来美国政治的左右翼争论，发起改造美国政治的运动。
概而言之，“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进行的一种政治“嫁接”。其核心是在经济政策上强调要自由放任，追求效率，崇尚竞争原则；在社会政策上要采纳中左或左翼政党的基本价值观念，高举社会公正大旗，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这种新的政治思潮在不同的国家表述不同，美国称之为“新进步主义”，德国称之为“新中间力量”理论，荷兰称之为“紫色联盟”理论，英国则称之为“布莱尔主义”。
产生的深层背景
“第三条道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时代因素。
八九十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科技革命的大发展，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巨大冲击，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商品、资本流动自由化趋势加快，各国经济命脉互动增大，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增强，全球化导致工作岗位的跨国化和生态、移民、犯罪乃至税收问题的国际化，对各国政府构成新的挑战。同时，在西方主要是西欧国家，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所造成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失业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加剧，制约着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过多的国家干预，传统的福利政策与劳工权益政策难以为继；而曾经在西方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因片面强调市场竞争、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等遭到老百姓的强烈不满，特别在西欧威信扫地。此外，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日益萎缩，中间阶层力量不断壮大，成为西方社会政治的重要力量，使得西方国家一些传统政党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左政党为取悦于中间阶层选民，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以至对现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改良。事实表明，当今世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已不是传统的左翼或右翼政策思想所能解决的，打破传统的左右翼政府政策界限已是时代所迫，而“第三条道路”正是要以改革、现代化和合作精神来应付科技进步和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与挑战，实现左翼在新世纪的振兴。
在西欧的实践
自90年代以来，西欧的左翼政党特别是西欧社会党均在进行深刻的政策调整，其目标是为了使得纲领政策更具活力，更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发展要求。欧洲社会党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在欧洲开辟一条实现增长、就业和社会包容的新欧洲道路，并把这一道路的基本核心概括为：把增加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公共赤字和债务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有更多的人参加工作的劳动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和竞争的有机结合。其中特别把促进增长和增加就业作为其政策的重点。在就业和劳动市场政策上，欧洲社会党已不再固守其传统的观念，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标准，而是强调要以更多的协调、更多的改革来创造更多的就业，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更高的增长，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在欧洲需要建立一种良好的“政策混合”。而这种“政策混合”，说到底就是在经济政策上要以效益和增长为中心，以竞争为驱动力，尊重市场规律，在社会政策方面则是要实现公正和利益的平衡，妥善处理劳资关系，使它们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
从总体上讲，欧洲社会党近年来的政策调整，显现出下面一些特点趋势：第一，以更积极、客观的态度看待和应对世界的发展变化。欧洲社会党普遍认识到，全球化不可逆转，更不能阻挡。技术进步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非威胁就业的恶魔，恰恰是陈旧技术削弱了西欧的竞争力。全球化对所有国家、所有人都一样，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它们为此呼吁国民，无须害怕全球化，而应去积极应对，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才会有真正的出路。第二，正在日渐突破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框框，政策取向更加务实。八九十年代以来，欧洲社会党几经在忠守其“教规”和适应形势变化、进行策略调整之间的两难选择。如果说在90年代初它们大都处于在野地位，“忠守教规”比较容易的话，现在情况则大不一样，大多数成员党都在执政，由于其传统理论同现实生活之间越来越脱节，社会党的许多传统“教规”已愈来愈难以指导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西欧不少国家的社会党政府，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实际上都在小心翼翼地做一些“离经叛道”之事，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其典型表现。欧洲社会党在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也提出社会保障体制的现代化、社会保障同竞争的有机结合乃至“欧洲新道路”，都与其传统“教规”有不符之处，这说明其在不断打破传统，使政策主张更加贴近现实。第三，认真吸取西欧右翼政党失势的教训，高举社会公正的旗帜。西欧社会党较清醒地看到自己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认识到高失业给西欧社会造成的危机并导致右翼政党下台，如社会党仍解决不力可能危及自身。因此，西欧社会党并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价值观，而是继续高举“社会公正”大旗，在保护劳动者利益上做出一些姿态，迎合欧洲多数人的需要。
西欧不少的社会党敢于吸取右翼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为我所用，并且在理论、政策上探讨对两种思想进行“政治嫁接”的可能性；即使在理论上不赞同“第三条道路”的政党，在实际的政策实施中也在兼收并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释放出一种新的政治能量，这是右翼政党所未能做到的。可以看出，欧洲社会党对于重振西欧的雄心不小。
“第三条道路”的冲击波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第三条道路”的推出犹如一颗重型炮弹，震撼了西方不少满足于现状或不满足于现状又苦于找不到可行答案的人，更为那些致力于革新现存资本主义的人提供了新的动力，促使人们对于如何探索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模式进行思考。西方社会中对“第三条道路”的争论还远未结束，而且正是在这种争论中不断扩大了其影响。由于“第三条道路”正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深刻危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严重受挫、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又难以再显“神灵”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西方社会不少人对它的“治病”功能寄予很高的期望值。“第三条道路”能否成为医治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病的良方，还有待于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现在看来，“第三条道路”这一思潮的实际影响已远远超过其理论本身。它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抛开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左右翼政党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障碍，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敢于把右翼主张的市场机制的优点同左翼强调的社会公正的信条进行外科“嫁接”，至少从理论上讲是一种超传统的大胆举动，并且在现实中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英、美经济十来年的良性发展，“荷兰模式”的新亮点，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该政策。因此，其影响决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