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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主义发展演化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原来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正统派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处于低潮，卢卡斯甚至宣布“凯恩斯主义死亡了”。到20世纪8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宣告形成。至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与反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就让位于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正是这两大主流派的争论和融合推动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2)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形成；(3)新政治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导致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产生；(4)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
（一）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产出和就业短期波动的经济周期理论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一大热点。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的非均衡特色不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试图用均衡方法来分析经济周期波动。这种均衡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第一阶段是70年代卢卡斯等人提出的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把经济波动的根源归因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的变化或总需求冲击，波动的传导机制是经济当事人基于不完全信息的预期失误。
但是，大多数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Steven Sheffrin,1983)。经验数据说明，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具有惯性，并不是随机的；货币变化是适应产出变化的结果而不是产出变化的原因。麦卡勒姆(B.T.McCallum,1990)认为，经济波动的货币意外冲击的模型“已经被广泛认为不适用于目前的工业化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80年代基德兰德(F.E.Kydland)等人提出了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被认为是均衡的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
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把经济波动主要看作是由对经济的持续的实际（供给方）冲击引起的。实际冲击包括大规模的随机的技术进步率或生产率的波动，这种波动导致相对价格波动，而理性的经济当事人通过改变他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来对相对价格波动作出最优反应，从而引起产出和就业的周期波动。
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出现被认为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掀起了一场“革命”，因为：
1.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使用不同的分析工具来分别研究增长和波动的传统方法提出了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被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接受的传统方法是把产出波动解释为围绕着一个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的短期波动，这种波动最初是由总需求冲击引起的，当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最终消失时，经济最终会回到它的趋势增长率上；而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是由资源数量、技术等实际因素决定的。与传统的观点相反，纳尔逊(C.R.Nelson)和普劳索（1982年）的研究成果说明，技术冲击会引起增长路径上移，经济不会恢复到以前的增长趋势上，每一次持久的生产率冲击决定一个新的增长轨迹；观察到的GDP的波动实际上是增长趋势自身的波动，而不是短期产出围绕着长期增长趋势波动；由于技术变化引起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是经常性的并且是随机的、不稳定的，所以伴随着随机行走的产出轨迹表现出经济周期的特征。因此，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来自同样的根源，即对技术（生产率）的冲击。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波动理论整合到一起，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改变了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淡化了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之间的区别，从而打破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的二分法；另一方面，使宏观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由经济的需求一方再度回到供给一方。
2.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影响是突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的跨时和动态的特征。在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中，为了解释总量波动过程中观察到的就业（或失业）的大幅度波动，必须假定存在劳动（或闲暇）的跨时替代。劳动的跨时替代作为经济波动的有力的传播机制，使得劳动供给对实际工资的较小波动作出很大的反应。由于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影响，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或储蓄）、劳动供给和投资的分析，都具有跨时的维度。也因为如此，一些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把主流经济学中的IS-LM模型看作是一种完全没有动态分析的结构，因而主张放弃这种模型。坚持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将包括“动态随机的一般均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3.对宏观经济学方法论产生的影响。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不是试图提供各种能够进行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模型，而是提供一种校准方法(calibrationmethod)或“可计算试验”(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不是要作出某种趋势预测（如计量经济学模型所做的那样），而是首先按照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构造出特殊的总量模型，然后在计算机上用一个随机技术冲击序列对这个模型进行模拟，最后将模拟结果与经济的真实行为进行比较。校准方法的应用，又促进了经济学实验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发展，促进了计算机技术在经济分析中更广泛的应用。
（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第二个重要发展是由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的理性预期批评产生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曼昆和罗默(David Romer)（1991年）在谈到“什么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时说，对以下两个有关经济波动的理论问题给出肯定回答的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第一个问题是，这种理论违反古典二分法吗？它承认名义变量（如货币供给）波动影响诸如产出和就业这些实际变量的波动吗？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理论认为经济中市场的实际不完全对于理解经济波动是至关重要的吗？对诸如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刚性的考虑是这种理论的中心内容吗？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主要致力于考察阻碍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和信贷市场出清的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各种原因以及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各种因素，由此形成了名义工资粘性理论、名义价格粘性理论、实际刚性理论和协调失灵理论。
与凯恩斯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主要“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方面，新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是名义价格刚性，而不是名义工资刚性。这和凯恩斯、凯恩斯主义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把价格接受者的厂商、新古典生产技术和名义工资粘性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衰退过程中的总需求收缩和实际工资提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实际工资是反周期变化的。凯恩斯在《通论》中认为，工人存在货币幻觉，工人反对货币工资的任何降低。因此，当经济衰退过程中总需求下降时，如果货币工资保持不变而价格总水平下降，实际工资必然上升。这就引出一个令人困惑的结论：工人会欢迎衰退，因为衰退使他们的实际工资提高！经验事实也不支持这种实际工资反周期变化的理论。正是这种实际工资困惑促使曼昆和其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再度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的定价行为上。于是，“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模型、长期合同理论或价格交错调整理论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2.新凯恩斯主义强调各种实际不完全(real imperfections)。这是新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曼昆（1991年）在谈到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其他学派的宏观经济学的区别时指出：“多数老的宏观经济理论反对古典二分法，但是他们通常并不强调实际不完全是他们理论的关键所在。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多把工资和价格刚性加到非瓦尔拉斯经济上。因此，名义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的实际不完全主要是指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新凯恩斯主义者用这些实际不完全来解释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狄克森(Huw Dixon,1997)认为，“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关键的新思想是不完全竞争”。在《通论》中，凯恩斯经常谈到货币工资和价格刚性，但是他并没有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来解释这类刚性。
3.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具有逻辑一贯的微观基础，这就是价格和工资刚性及其缓慢调整。自从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开始猛烈攻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以来，新凯恩斯主义者就把他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以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为基础来探索严密可信的工资和价格刚性模型。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综合派的关键区别是，后者的模型只是假定存在一个固定的名义工资，而前者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提供一个微观基础。通过把名义不完全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预期假说、自然率假说结合在一起，新凯恩斯主义力图说明，名义总需求的波动如何能够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实际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干预政策如何可以稳定经济，积极行动的政策并非无效。
（三）新政治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新政治宏观经济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引起西方学者越来越大的兴趣，这就是“新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新政治经济学是指研究政治与经济、社会与个人、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相交叉的新学科。新政治经济学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公共政策、经济转轨、经济增长、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是政治学、宏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相交叉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个研究领域内，宏观经济学家主要关注政治与宏观经济、经济政策之间相互作用的各种形式，特别关注的是政治因素对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预算赤字和稳定政策的实施等问题的影响。为了弥补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日益火暴，而又没有这方面适合本科生和研究生需要的教科书的缺憾，德雷曾(Allan Drazen)于2000年出版了《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与20世纪70年代诺德豪斯（1975年）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不同，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模型融入了理性预期假说。这些模型假定经济当事人和投票人都具有理性预期，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政治扭曲对宏观经济绩效、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经济稳定的关系成为新政治宏观经济学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四）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沉寂了大约15年。80年代末，部分原因是由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增长理论和周期波动理论整合到一起导致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这就是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卢卡斯、罗默(Paul Romer)等人试图使技术进步或增长率内生化，即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体系的一种产出。新增长理论致力于研究私人市场力量、公共政策和不同的组织机构如何导致技术进步的不同模式。
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改变了人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造成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技术又是一种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经济学就应该研究一个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和体制促进技术进步。
新增长理论的发展目前仍然是方兴未艾，但是其发展势头已经呈衰减趋势。
近几年新增长理论的新动向主要有：(1)越来越多的研究是考察人口因素、金融部门的绩效、政府支出、收入分配、宏观经济环境、政治和社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用对个别国家增长经验的历史分析来对多国经济增长回归分析进行补充。(3)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应当更多地研究地理、资源禀赋和气候对长期增长的影响。(4)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渗透到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一些经济学家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组织、制度、政府政策和法律框架如何通过刺激经济当事人进行创新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
二、西方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某些共识
西方宏观经济学家尤其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两大主流派经过二三十年的争论，目前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1.宏观经济学要有其微观基础。“凯恩斯革命”的后果之一是使经济学由一家分裂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家。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革命”使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关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力图解释理性的、有充分信息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何有时候会造成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这种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努力的结果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宏观经济学微观化或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一体化。经济学家们都热衷于从微观层面的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出发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从而使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当初主张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综合起来的保罗·萨缪尔森（1998年）发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领域一度界限分明，但是近来，这两个子学科逐渐融合起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斯蒂格里茨（1997年）的看法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开始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这种分裂提出质疑。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
2.实际GDP的长期增长趋势由供给一方因素决定，实际GDP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由总需求冲击引起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在长期，实际GDP的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供给的增加和技术进步。在短期，实际GDP围绕着一个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进行波动，这种短期波动主要是由总需求冲击引起的。总需求的变动之所以能够影响实际的就业和产出，是由于经济中存在名义工资刚性和名义价格刚性。
3.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要考虑经济当事人预期的性质以及根据预期作出的反应，经济政策的效果取决于经济当事人的反应方式和反应力度。现在，货币主义者、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承认，经济当事人的预期是适应性的、理性的还是近似理性的，信息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面对政策和经济信号的变化，经济当事人的反应方式是不同的，这使得同样的经济政策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萨缪尔森（1998年）认为：“经济学家们现在开始认识到，他们必须对预期给予足够的重视。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两个范畴的区分十分有用。”
4.经济稳定问题不是一个控制论问题，而是一个博弈论问题。在五六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在凯恩斯主义大旗下达成共识，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控制经济的走向和经济活动水平。由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家现在普遍把经济稳定问题看作是一个博弈论问题：政府稳定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政策制定者与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博弈过程，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过程，是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博弈过程。由于这些博弈是动态博弈或多次重复博弈，所以，承诺、信誉和名声在政策分析中就具有重要的作用。由此，人们又进一步认识到建立政策信誉和为了实施有信誉的政策而设计相应的制度和规则的重要性，于是人们就越来越关注政府的可信度问题，关注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并且，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如果政策是可信的，反通货膨胀的短期产出或就业成本将会很小。
三、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会有哪些发展动向呢？就目前的情况看，近期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将有以下几种发展趋势：
1.新增长理论将继续是一个研究热点。西方经济学家目前是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技术进步或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因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新增长模型。这种局面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目前的各种新增长模型都是侧重于某一个侧面来探讨技术进步的模式，他们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不存在一种可以取代或囊括所有其他新增长理论的模型。新增长理论的未来发展将试图清楚地解读经济增长的过程(J.Temple,1999)，为一个国家如何促进技术进步提供政策建议。保罗·罗默（1994年）相信：“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方面，（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
2.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向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靠拢。近几年，一些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已经引入名义刚性假说，并承认货币变动对产出和就业的短期影响。另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在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和IS-LM模型之间找到某些联系，通过吸收IS-LM模型的一些思想，然后用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来取代IS-LM模型，使之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3.凯恩斯主义将重新受到重视。受1997-1998年东南亚金触危机的影响，尤其是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以后，世界经济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10月份以来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不断放慢，加剧了人们对普遍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担忧。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将重新受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事实上，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不到2个月，美国布什政府前后两次提请国会批准增加100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其中400亿美元用于反恐怖，600亿美元用于刺激经济，这已经表明美国政府再度把拯救经济衰退和失业作为自己的直接责任。
4.不远的将来，西方经济学将出现新的综合。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争论，西方经济学已出现新的综合的征兆。例如，理性预期假说最初是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说之一，如今这个假说也被纳入新凯恩斯主义体系；货币主义提出的自然率假说现在也被新凯恩斯主义所接受，只是后者更倾向于把它称作“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新凯恩斯主义者也接受货币主义者关于长期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划分。萨缪尔森（1998年）断言：“经过20年对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消化吸收，新旧理论的综合过程开始启动。”他认为这种综合在宏观经济学中主要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假定(1)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具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特征；(2)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数量可以迅速调整以适应经济冲击和预期；(3)拍卖市场的预期是理性预期。斯诺登和温（1999年）预言，如果实际经济的其他重要的特征，如货币因素和价格刚性和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融合为一体，将会产生一种“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西方经济学经过二三十年的争论和分歧一般会出现一次新的综合，这种综合将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学体系，使更多的经济学家在这种体系内达成共识。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争论导致19世纪中期的约翰·穆勒的综合；19世纪七八十年代边际效用价值论与生产费用价值论的分歧导致19世纪90年代的马歇尔的综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与当时的传统经济学的争论导致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从新凯恩斯主义形成算起，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差不多已有20年，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西方经济学将又会出现一次新的综合。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正在期待着“21世纪的萨缪尔森”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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