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自我否定”说——对一个离谱故事和怪诞神话的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怪诞论文,离谱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观察与思考》2012年第1期上发表的《再论理直气壮地讲共产主义理想》一文，第二部分“共产党就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党”中有这么一段话：“《宣言》的作者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便是毕生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最早、最卓越的代表者。现在有人编织所谓晚期马克思否定早期马克思的故事，以及所谓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目标的神话，那是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目的是为攻击和诋毁共产主义制造‘理论根据’。”这段话引起编辑部同志的格外关注。他们具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和理论敏锐性，希望我另写一篇文章专门说说这个问题，明辨是非，以正视听。
当时写这段话，针对的是多少年来一些外国学者所谓“马克思反对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回到早期马克思”之类的鼓噪和国内一些学者跟着说什么“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否定了自己”等等。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有那么一位“著名专家”辛子陵，“发现”恩格斯1886年所写的“93个字”颠覆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与马克思一起否定了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目标。这种论调耸人听闻，“震撼”人心，使不知就里的忠诚共产党人会感受到“致命一击”，并且谬种流传，不乏“粉丝”，欺骗性、煽动性、危害性很大，严重搅乱了理论是非，政治上不啻是强行给人们灌了迷魂汤。已有学者撰文对此予以批驳，但我觉得其中某些要害性问题的实质尚未完全挑明，因而确有进一步解析、厘清以求彻底还原真相，驳倒谬论的必要。
一、评所谓晚期马克思应“回归”到早期马克思和“重新理解”马克思
事情缘起于苏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首次发表马克思生前未发表过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手稿》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并作了阐发。一般而通俗地说，“异化”是指原来相同或相似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同或不相似了，走向自己的反面了。黑格尔曾以唯心主义观点用异化解说所谓“绝对观念”，费尔巴哈以把人生物化的人本主义观点用异化说明宗教。马克思则批判地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概念，在新的含义上使用异化一词，用它来解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定现象，论述了异化劳动：“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①这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创造了财富，而财富却为资本家所占有，工人还要受财富的支配，从而使财富、财富的占有以至劳动本身都“异化”成即转变成统治工人、与工人相敌对的力量。
马克思的论述，其实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本质及其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按此思路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这种异化现象。这有什么不对呢？难道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他的整个学说和思想体系，与此存在什么矛盾，否定了这种异化现象吗？但“异化”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概念或基本范畴，马克思后来确认不能主要用异化概念而只有用剩余价值范畴，才能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和性质，于是就很少用以至不用这个概念了。所以在异化问题上大做文章，就会歪曲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当然，《手稿》中也说了这样的话：“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②这是马克思凭自己的理解复述了费尔巴哈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贫穷；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必须什么也不是。人在自身中否定了他在上帝身上所肯定的东西”。③这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手稿》发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人大惊小怪，把马克思这部早期著作说成是“新的福音书”，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和“成就的顶点”，把它与马克思晚期著作对立起来；又以马克思复述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为由，认为整个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和基本思想就是人和异化，就是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实现，企图把马克思说成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并断定马克思这是正确的，是原来的真实的马克思，而后来的马克思坚持唯物史观，强调阶级斗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错误的，变成了另一个马克思，倒退了的马克思，衰竭了的马克思，于是叫嚷要“回到早期的马克思”，要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能为所有人都乐于接受的超阶级学说。我国理论学术界也早已有人、现在仍然有人认为人道主义是泛指一切强调人(其实是抽象的、一般的、脱离一定社会关系的人)的价值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使人道主义原则获得了最彻底的理论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画上等号，实际上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归结为人道主义，或“回归”到人道主义，就是说，要重新解读和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退而言之，就算马克思当年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著述中有抽象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色彩，又有什么奇怪呢？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观点、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逐步发展过程。譬如马克思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曾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到1842年才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在1844年则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越费尔巴哈进一步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在这一转变时期、尚未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情况下写的著作。1845年，即撰写《手稿》的第二年，他就写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评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一般地谈论“人的本质”，而不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迅速摒弃了费尔巴哈从某种抽象概念或公式出发的思辨哲学的方法。1846年又与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着重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至此，他的新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宣告最后形成。这一新世界观，就是在批判、扬弃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杂质，分别吸取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内核，并加以革命性改造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到1848年，则与恩格斯一起，运用这一新世界观写出了《共产党宣言》这部千古不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此后马克思又写了大量科学著作，特别是从理论上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经济学鸿篇巨制《资本论》。可见马克思终其一生，顽强坚持新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位空前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革命家。
这就是马克思理论生涯的大体活动经历，他的学说的大体演进过程。从他的早期著作与晚期著作中寻找矛盾，用来“论证”晚期马克思否定早期马克思，“错误的”马克思应当回到“正确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应当回到“人道主义者”马克思，除了制造假象和混乱，借以根本否定马克思，还能说明什么呢？
再者，客观地历史地评价一位思想家革命家，主要是以其早期著作为准还是以其晚期著作为准？当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要说“中心著作”，除《共产党宣言》外，《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尤其是《资本论》等，才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要说“成就的顶点”，这些著作才是“成就的顶点”。歪曲马克思的人们却不是以这些“中心”和“顶点”的著作为准，而是以马克思早期尚不成熟的著作《手稿》为准(从下文还能看到，那位“著名专家”评价恩格斯，也是以其不成熟的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准，而不是以其大量晚期成熟的著作为准)，这种舍本逐末、喧宾夺主的做法，是出于幼稚无知还是出于故意颠倒？
还有，马克思曾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也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用来作为说明“马克思自己否定自己”的证据。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原来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党内以马隆、布鲁斯为代表的右翼人士与以拉法格、盖得为代表的左派尖锐对立，骨子里奉行只要能够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支持者，就可以把无产阶级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丢开不管的机会主义，而打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号。1890年8月，恩格斯在一封书信中针对这一情况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④恩格斯在其他场合也多次讲过类似的话。事情的真相便是如此。可见马克思是因为他的学说“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恩格斯语)而深感不满和嗤之以鼻，认为如果这也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他用幽默的口气表示对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蔑视和讽刺，何来马克思自己否定自己？而那位“著名专家”却偏要宣称“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用这种方式对自己前期学说的否定”，这个前期，“就包括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表明了马克思“在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探讨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化”，这个故事编得实在太离谱了，其中的曲解已是昭然若揭、不言而喻的了。
二、评所谓恩格斯晚年用“93个字”宣布放弃了共产主义目标
那位“著名专家”所谓恩格斯否定了三大名篇，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目标写下的“93个字”是指：“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他认为“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乍看起来，这真是使人“目瞪口呆”，其实却是弥天大谎。
恩格斯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93个字”是恩格斯在此书美国版《附录》中的一段话，写于1886年2月25日。⑤
《附录》一开头就说：“……这本书，是四十多年以前写的。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书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往下又说：“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劳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接下去就是那“93个字”。⑥
对这些话作客观如实的分析，是全部问题的要害所在。我认为有两点须特别注意：
第一，“93个字”以当中的句号为界，分为两段，前段是62个字，后段是31个字。62个字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很强调的观点，是恩格斯1845年的观点；31个字是恩格斯1886年该书美国版《附录》阐明的观点，是评论四十一年前即1845年观点的观点。我经过仔细琢磨推敲，认为决非93个字都是恩格斯1845年的观点。那62个字按理要加上引号，但恩格斯不是援引《状况》一书的原文，而是概括该书的观点，故而没有这样做，这就在客观上易于产生歧义，以致有人把它与后面31个字搅在一起。我认为分清这一界限极其重要，具有关键意义，因为62个字是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观点，是他处于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观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一观点“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只是现代国际社会主义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显然是不成熟的观点。其之所以不成熟，是由于忽视了共产主义学说实质上的阶级性和党派性，看不到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它不可能与工人阶级实行联合，误认为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可以为人类解放的目的而共同奋斗。31个字则是恩格斯1886年写《附录》时的观点，是他作为成熟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是对62个字观点的深刻反思和严肃批评，充分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重复一下，31个字的观点是：“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那位“著名专家”未能分清这一根本界限，把恩格斯1886年的观点与1845年的观点，即成熟的观点与不成熟的观点、批评的观点与被批评的观点混淆起来一锅煮，把恩格斯的“93个字”笼统、简单地串在一起径直理解为“共产主义学说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的意思了。
第二，31个字中开头一句话为什么说“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只有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它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而全人类当然包括资本家阶级在内，需要联合资本家阶级一起进行这一解放事业。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在实践上，革命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工人阶级首先必须通过革命手段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实现自己的解放，然后才谈得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最终实现包括资本家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于是这句话下面还有很长一段文字说明1845年那个观点之所以“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的原因：“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并举了一个例子：“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接着则是更尖锐的抨击：“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⑦由此可见，此时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是何等坚定，对自己青年时代不科学观点的反思和批评是何等深刻，对写《附录》的1886年这个时候还有人鼓吹阶级调和的现象是何等鄙视！但是所有这些极有分量、极具战斗性、极能说明问题的话，在“著名专家”那里统统不见了，恩格斯的革命思想和崇高理想实际上是被故意阉割了。
至于说恩格斯晚年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那是纯属无稽之谈。事实是，恩格斯晚年从57岁即1877年起写了一系列文章，对放肆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德国学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杜林作了全面批判，首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后来集结成《反杜林论》出版，此书被列宁称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1880年恩格斯又将其中三章集合而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经典名篇，在国际共运中广为传播，影响巨大，是马、恩著作中译本最多的书，马克思称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879年与马克思合写了《通告信》，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特别是企图把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篡改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的荒谬主张；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担负起整理和发表马克思的文献遗稿的重任，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并写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包括1888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费尔巴哈论》；1889年亲自参与第二国际的建立并指导它的活动，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纯洁性；1891年又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锋芒直指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而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谬论；晚年恩格斯还给各国的革命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写了大量书信，进一步深入阐释从而发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等，直到1895年与世长辞。所有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晚年恩格斯是一位极其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极其旗帜鲜明的共产主义者。所谓晚年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理论和目标而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从何说起？这无非是刻意编造的荒诞不经的神话罢了。
三、评所谓“理论研究”的形而上学方法及其蕴含的伤害大局的政治诉求
我们剖解那位“著名专家”编织的离谱故事和怪诞神话，固然是为了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明辨是非，以正视听，但看来不能限于这些，还须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揭示其方法论的谬误和政治上的诉求。
方法论的谬误，是指他用以想事的方法、研究理论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是反科学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晚年，为人、为学、为共产主义事业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直到最后去世，马克思还是那个马克思，恩格斯也还是那个恩格斯。但他不是凭逻辑的必然和客观的史实，而是凭自己的主观理解和任意推论来说事，才会把马、恩描绘成在理论上时而坚持时而放弃、未能首尾一贯，在政治上时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时而离开无产阶级利益、基本立场摇摆不定，在人生中时而正确时而错误、晚期与早期吵架的出尔反尔的机会主义式的人物。
政治上的诉求，是指编织晚期马克思、恩格斯与早期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相互矛盾的故事和神话，看似理论学术研究，其实是有某种政治意图的。
一是通过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中国“改旗易帜”制造舆论。若干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三股思潮的严重干扰和挑战。这三股思潮都带有政治色彩，而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尤甚。尽管我们党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一些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要求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邪路。那位“著名专家”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曲解马克思，尤其是伪造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把晚年恩格斯定格为放弃共产主义理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我们党也必须像晚年恩格斯那样“转变”观念和立场，说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已经是这样在做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诠释为实质上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污蔑我们党的领导人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要是真如斯言，那么改旗易帜岂非顺理成章，改定了、易定了？
二是通过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党“改变性质”制造舆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党。他深知理论问题对党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若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于丢掉了旗帜，失去了灵魂。为了使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关键是使党改变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由坚持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并且还要相应地改变党的名称，把中国共产党改称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他高调颂扬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的“93个字”(按：实际上是62个字，前文已作说明)，就是意在“论证”改变党的性质的必要性，为改变党的性质提供“理论依据”。
三是通过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党员“放弃信仰”制造舆论。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作为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在国际共运因苏东剧变而严重受挫和国内发展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这一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竟然成了党的建设中天字第一号的问题。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列举的党内存在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六个主要方面表现，第一条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此前胡锦涛同志还说过：“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那位“著名专家”当然也深知这个道理，可是在他看来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为了使中国改旗易帜，使我们党改变性质，自然希望党员改变信仰。他根据所谓的恩格斯那“93个字”(再说一遍，实是62个字)就可以振振有词地对我们的党员说：请看，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在晚年都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了，你们还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干什么？
这说明理论虽然不等于政治，却是离不开政治的，而政治更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在上述这样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必须分清大是大非，决不能漠然置之或模棱两可。我们要按照党的“双百”方针，提倡在理论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开展自由探讨和研究。但“双百”方针是健康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的方针，而不是不讲政治的鼓励自由主义的方针。百家争鸣也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有利于党的事业，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那种以“理论研究”为名发出伤害党和国家大局的政治诉求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②同上，第157页
③同上，第78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页。
⑥同上，第292、29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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