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科学的制约与引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沃森在回忆发现DNA双螺旋的过程时写道：“科学很少会象门外汉所想象的那样，按照直接了当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的。相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全盘是人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物本身以及文化传统都起着巨大的作用。”①他这番话形象地表明文化对科学的作用。本文以文化对科学的制约效应，引导效应，以及中性效应三方面，来较为具体地考察文化对科学的作用。
一、文化对科学的制约效应
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文化对科学的制约效应。一是文化抑制，阻碍科学的健康发展，二是文化制止科学自发的，或沿着错误方向的发展。前者多是于以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文化中。传统文化通过自己的陈述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阻碍科学的发展。
通常情况下，传统文化陈述体系的特点是人与自然不分，以人的行为、目的解释自然，把人的感觉、印象赋予自然。这种陈述体系显然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因为科学发展的第一步必须割断人与自然的联系，剥夺人赋予自然（以及人自身）的任何人性，纯客观地观察、研究自然，由此才能取得发展。在近代科学萌芽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陈述体系仍然延续并起阻碍作用。其典型是亚里士多德的“原性说”，表现在燃素说和热质说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还有特殊含义，那就是否定人与自然的对象关系。荀子关于征服自然的思想受到冷落，而老庄无为而治、服从自然的思想得到传播。实际上，天人合一具有道德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因而难以培植近代科学。
如所知，宗教的陈述体系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不过，宗教（这里特指基督教）的陈述体系与一般传统文化的陈述体系还有所区别。如果说后者充任了某种源泉、背景，从而妨碍了科学的健康发展，那么前者就不仅作为思想的源泉，而且作为核准的尺度；后者是一种含糊的世界观，一种形而上学预设，并不限定个别的陈述，前者则涉至细节，其背后是不由分说的严密的宗教本体论。
近代科学兴起后，在18、19世纪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中，宗教教义也时时介于其中，忙于执行核准的功能，与科学之间呈现特殊的复杂关系。大致情况是，宗教先把科学的某项发现纳入教义，列为系统，再以此干预尔后的科学进程。在渐成论和预成论之争中，马勒伯朗士赋予由错误的观察结果得出的预成论以神学含义，并使之成为教义的一个支柱，这就与当时科学界对胚胎发育的机械论解释共同阻碍了渐成论的发展。在生生说与自然发生说的争论中，宗教先攻击生生说，一旦生生说站稳脚跟，宗教又以此论证上帝创造万物，反对自然发生说。令人注意的是，在宗教作如上变化时，开始科学家因宗教支持自然发生说而主张生生说，而一旦宗教采纳生生说，科学家又转而支持自然发生说。这样，在相反意义上宗教成为科学对某一具体理论支持与否的尺度。
宗教教义与科学的关系还有一种类型。当科学为某种宗教教义所排斥或包容时，另一宗教会因与前一宗教的矛盾而相应地支持或反对科学。伽利略被罗马教庭迫害成为新教反对天主教的契机，新教因此而支持科学。实际上直到现时代，科学仍往往因不同文化的分岐而受到某一方的支持或批判。如前苏联对摩尔根遗传学派的批判，对控制论和化学中共振论的批判，对李森科的支持：“第三帝国”和美国麦卡锡时期对科学家的迫害；以及中国十年浩劫期间对相对论等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等。
传统文化也在思维方式上阻碍近代科学兴起。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朴素的综合、思辨和直观。笛卡尔为近代科学革命建功立业，但仍有传统文化的印记，著名的涡旋说即是明证。他由哲学推出科学，由体系罗织事实，因而否定真空的存在。惠更斯不满意培根有限的归纳，认为应由第一原理来解释一切事项。实际上直至黑格尔，构造体系的努力在近代从未停止过。然而在近代科学兴起之时，必须抛弃传统“体系”这条“镀金锁链”，从事实出发进行分析和归纳，由此科学才能脚踏实地地前进。
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思维方式虽有共同点，但却很大不同。后者相对清晰、推理明确，具有逻辑的力量，而前者则不清晰，具有模糊的力量；后者虽也富于变化，但相对于前者来说，则较为确定，而前者富于柔性，具有几乎无限变化的可能与适应性。总之，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具有与近代科学的理性相似的思维方式。相反，在中国、印度等东方的思维方式中则与西方大为不同。或许由此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近代科学何以萌芽于西方，而不是东方。
在文化影响科学的诸多领域或渠道中，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作用尤为重要。从根本上说，科学作为人的一项认识与实践活动，必然受到文化中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引导和制约。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通常阻碍科学发展。
在古希腊，虽然鼓励对自然的思辨的研究同时也要求学习手艺，但在两类人员间缺乏交流。学者的思辨研究并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心灵的愉快，因为对他们来说，“生活的一切必需品都已兼备”，而工艺则属于社会下层，为人们所卑视。这样的价值观自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在以人的关系为中心的中国的伦理型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视为次要、从属的地位。于是，难以看到独立的对自然的研究，技艺普遍受到鄙薄。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际关系的知识、诗词乃至八股文受到尊重，“唯有读书高”即是写照，但其中并不包括科学知识。再进一步说，即使以人为中心，这里的人是作为民族整体的人，而不是独立的个人。人际关系的要旨是个人服从整体。科学研究的主体被淹没，科学也就难以生长。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古倾向和中庸之道也扼杀了创新精神，不利于科学发展。同样，在中世纪欧洲的上帝面前，人与自然都没有自己的地位，相反，是“有待克服的障碍”（黑格尔）。唯有无休止的祈祷与忏悔方有望升入天国，对自然的研究则于事无补，甚或成为罪过。印度的佛教把目光投向来世的价值取向，以及神秘主义的、内省的思维方式也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文化中的规范系统也会阻碍科学活动中规范的执行。若文化中更强大的规范反对科学普遍性和公有性规范时，后二者将难以贯彻。习惯或习俗，其律令的程度仅次于规范，同样会对科学事业产生影响。如中国传统文化文人相轻的习惯即对科学的普遍性规范造成损害。科学家相互攻忤，形成内耗。竞争性规范也受到挑战。如果普遍性规范难以达到，竞争也就失去了势头，诚实性规范同样受到限制。在发现者一方为了名利而存在种种欺骗与剽窃；在学术界的验证中，存在因习惯、偏见、或共同体的范式而拒不承认的事件，“普朗克效应”即是一例。在旧理论的缔造者感到自己的地位或既得利益会受到新发现的威胁时尤为如此。最后，合理的怀疑精神不仅难以扩展到文化领域，就是在科学活动中也受到干扰。文化相对于科学而言倾向于稳定不变的传统，这就形成一种“准规范”或习惯，束缚科学活动中的怀疑精神。在一种僵化保守封闭的文化中，崇古成了价值取向，创新被认为大逆不道，于是怀疑精神被窒息。由上可见，科学活动的诸规范都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
应该看到，在文化对科学的制约效应中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当代文化对近代科学（以及技术）的批判上。当代反科学思潮指出，近代科学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常带来了危机，若是因循守旧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必将导致灾难。②这种文化对科学制约效应，引导着科学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文化对科学的引导效应
作者于另文中谈到科学对文化的“诱”导效应③，此处讨论文化对科学的“引”导效应。“诱”导，意味着科学提出诸多可能性，文化可以作这样或那样的选择；“引”导则表明文化对科学的主导作用，以及在相互关系上的主动性。正如制约效应有双重含义，文化对科学的引导效应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健康地引导，把科学引向有利于人类进步的道路；另一种则是错误地引导，或把科学引向岐路，或有损于人类的进步。以下先讨论后一种引导效应。
传统文化的陈述体系在阻碍近代科学发展的同时，往往把科学引向岐途。在谈及德国的自然哲学时，杰出的化学家李比希感慨地说，“我也经历过这样一个着迷的时期；所听到的全是一大堆词句和观念，真正的知识和切实的研究却是那么贫乏。它大约耗费了我生命之中两年宝贵的时光。当我从酩酊大醉的迷途中醒悟过来的时候，我所感到的愕然和惊异真是无法形容的。”④19世纪上半年，从黑格尔体系中挣脱出来的科学家普遍有一种“解放感”。
价值观对研究动机的误导会使科学偏离正确的航向。狭隘的民族或集团利益会把科研引向岐路。一次大战期间，化学家哈伯就受命研究毒气。单纯对名利的追逐将破坏科学活动中的诚实性、普遍性和公有性规范，并使正常的竞争难以进行。此外，文化对于科学成果的错误利用也会使科学滑向岐途。如中国的八卦隐含有科学知识，传到西方经莱布尼兹而发展为二进位制；在中国则用于占卜、算命，这就使数学中有关分支的发展走进了死胡同。天文观察被用于预测世俗事件和“旦夕安危”，就难以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即使用于制定历法，也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内在发展的动力。
如果说制约效应主要是阻碍，那么文化对科学的引导效应主要是起积极的影响。16、19世纪的自然哲学也对当时的科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奥肯的“原胞说”与细胞学说的联系，进化论形成中自然哲学的影响，自然哲学对奥斯特与法拉第发现电磁效应的启发，以及在通往能量守恒定律的道路上自然哲学的作用等。由于当时科学积累了大量资料，正值初步综合之际，于是带有综合特征的自然哲学便适逢其时，作为思想源泉或假说引导科学前进，这就是自然哲学推动科学的前提。若前者于超越或远离后者，这种作用只会适得其反。
在此还应提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这种重整体、重联系，带有拟人色彩的自然观，一方面不利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培育出如独特的从整体上把握自然的中医理论体系。此外，中国古代那种松散流变的自然观也有利于作不带偏见的天文观察；反之，古希腊较为清晰严密的自然观测往往会令人视而不见。在现代科学作辩证复归之时，中国、印度等东方古代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如果物理学家真的想把人类意识的本质包括存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那么研究东方的思想可以为他们提供富于刺激性的新观点。”⑤
与上述影响相关的是坚信自然的美与和谐，以此指导科学研究，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建立即是一例。这一信念也渗入到对理论的评价与承认中。如狄拉克第一次看到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在没有任何证据时即宣称“它一定是真的，因为它是这样的美”。
文学艺术也以自己的陈述体系和思维方式，由特定的途径影响科学。例如科学幻想说对科学家的启发。文学艺术中多采用形象思维，其特点是“浮想联翩”，因而有助于科学家在研究中应用类比方法，突破逻辑思维的框架，找出 极不相同事物间的关联。如将太阳系与原子类比，银河系与水缸里的旋涡类比等。形象思维的另一个特点是直观，易于把握。在科学研究中应用形象思维有助于将抽象的科学概念较化为具体而形象的事物，如热力学中的“麦克斯韦妖”，量子力学中对波函数的形象解释等。经常涉足文学艺术的科学家往往在研究中富于创见，并能把握抽象概念。同时，科普作家们，如阿西莫夫，通过形象思维将高深的科学理论介绍给大众，由此加快了科学陈述体系的传播与普及，扩大了科学的影响。此外，某些特殊的陈述体系也会对科学家有所启发，如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等。
文化对科学积极的引导效应中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价值观与规范体系。价值观从择业、投身于某个事业，到具体课题选择等各个环节都起到核心作用。一旦科学家被接受为社会角色，“这就意味着社会价值观的一种改变”⑥。文化或者通过新闻媒介、文学艺术宣传科学家，给予奖励，以提高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而向公众表明，成为一名科学家是“值得的”；或者赋予科学与科学家以社会进步、国家强盛、民族兴亡，以及走向理想境界的重任，引导人们选择科学为职业。
价值体系也从内心激励人们投身于科学事业。科学家追求真理，探索宇宙的奥秘，以此作为最高的价值。“我们的主旨是为人类知识大厦贡献自己的精神和智慧，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原动力。”通常在这一动力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具有本体论基础和对宇宙之善与和谐的追求。这一出自内心的价值标准对于较抽象而一时看不到应用可能的研究领域尤为重要。虽然科学史上不乏在此价值动机激励下不顾生活艰难而辛勤耕耘者，但显然，若科学家的生活必须品均已满足时，这一价值动机便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文化中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对科学的影响还深入到具体课题的选择，如重理论轻应用，或反之，以及根据权重大小进行选择。虽然它只涉及到具体的课题，但在当前却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中，文化即是由此途径对理论和应用两方面，以及对各门学科乃至个别课题进行调控，从而在保障科学健康发展的同时促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三、文化对科学的“中性效应”
“中性”，从广义上来理解，不是不起作用，而是指在产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产生消极后果。文化中的陈述体系和价值观都会对科学产生中性效应。
在宗教改革中，新教的教义把文艺复兴初期的泛神论赋予自然的神性，所有变化内在的动因全部收归于上帝，这一点恰与正在兴起的机械论合拍。就是在这一意义下，“自16世纪以来一种更彻底的《圣经》世界观有利于现代科学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图景的兴起”。⑦属于这一例子的还有大小宇宙对应的观念对后继提出血液循环理论的影响等。
在文化的价值体系对从事科学的择业导向中，也有一种“逆向指引”，或至少是“消极”、或“中性”的指引。早在古希腊时期，科学事业之所以有价值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不介入”，不介入尔虞我诈的复杂多变的文化领域。欧里庇得斯表示了对这种人的羡慕之情：“他是幸运的，他得到了科学知识。他既不为寻找公民权而烦恼，也不闯入不公正的事业，只是沉思默想自然的永恒秩序……”⑧。
价值体系的这种导向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在客观上促使科学发展。皇家学会的胡克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初告诫科学不要介入政治、伦理等事务，而应冷静地把自己限制于中立的科学领域。同时，在清教徒们看来，“科学似乎比异教徒的人文主义的学问害处小得多”。科学之所以得到宽容，“是因为相对而言，它超出了神学与哲学的争论。”⑨上述价值取向使科学得以与文化分离，免受干扰，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并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相对于变幻莫测、常人难以在其中充分施展的社会文化领域，尤其在某种意识形态居绝对统治地位时，“科学是在这种环境下可以全力发展的领地，……科学家可能把科学看作是一个……避风港。”科学家的意志可以自由驰骋。调查表明，不少科学家都把“发挥知识和才能”作为投身于科学事业的首要价值。⑩
然而，上述价值导向虽然使科学与文化分离而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但也造成许多弊病，有使科学失去动力和控制的危险；虽然为科学家提供避风港，但也使科学家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全面的人所应有的完整人性。
近代之初，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十分复杂，其中宗教曾提供了三类动机。首先，在中世纪后期，宗教认为欣赏自然就是体察上帝的荣耀，而了解自然及其奥秘，即是领悟上帝的全智全能。在宗教改革中，清教徒们同样认为由此可“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见到上帝的庄严华贵”。(11)这一动机在较为自觉的意义上可以来自价值判断，在相对被动的意义上来自一种规范要求，以及最后，一旦宗教的迷雾退去，即转化为在本体论基础上对善与和谐的追求。正如爱因斯坦所表示的：“无边无际包括一切的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最强烈最古老的动力……这是对宇宙理性何等执著的追求，并且如此渴求去理解它。”(12)
宗教改革还认为，藉助科学技术，人将得到他在原罪时失去的体力和智慧，“使自己成为新的亚当，使世界成为第二个伊甸园。”(13)新教认为，宗教的职责是做有益的事情，而科学研究即是于人类有益的善行。这种从宗教出发的伦理规范日后即转化为以实用为价值取向。默顿在他的有关著作中详细分析了这方面的内容。
宗教为从事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第三类动机是，通过从事这样的善行，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为自己赎罪，使自己得到拯救，这既是价值，也是一种规范律令。这种返回自己内心的动机在世俗领域即相当于或演变为前述“避风港”式的动机。这种动机与第一种动机都与对纯科学的追求有关。
四、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分析
以上讨论了文化对科学的三种效应。文化对科学的这些作用又可归结表现为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的三条线索。
纵观历史上文化中有关的陈述体系对科学的影响，可以说明以下几点。首先，科学中的陈述体系是对于自然的理解，文化中的陈述体系则是在更大的范围对于存在的理解；因而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实质上是在本体论上的影响。其次，科学家生活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在科研中必然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有关陈述体系的影响，在缺乏充分证据时尤为如此。科学家不仅从科学领域，而且从他所知的关于存在的陈述体系吸取营养。科学整体的发展则以人类关于本体的全部知识宝库为其源泉。科学所提出的关于自然的陈述体系是否被接受，也同样要接受人类有关本体的全部陈述体系的允准。因而文化的陈述体系介入科学研究的全过程。这实质上就是“哲学本体论的信念……对科学的作用”。(14)科学在为人类的知识库增添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的全部知识所规定和制约，“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可以根除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科学那种教条或的迷信和崇拜，而且还可以使科学家以更开放的态度来对待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科学。”(15)以及对待文化本身。
复次，在陈述体系方面，文化可以对科学起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文化既要留意并审视科学所提供的陈述体系，前述当代反科学思潮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对近代科学陈述体系的批判；又要为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不致横加干预而阻碍科学的发展。人类关于存在的认识归根结底是要不断前进，永远创新，突破原有的框架，科学正是其中的先锋。关于存在的陈述体系中那些具有辩证法闪光的内容只要不从外部强加于科学，而是引导科学的进步，必将推动科学前进，否则也只会适得其反。另一方面对于科学而言，在人类的知识宝库中邀游之时，应注意科学自身的进程，不可牵强附会，应坚持以实践（实验、观察）检验为标准，而不是以文化中的某些陈述体系作为最终判断科学中是非的标准。
第四，一方面科学的陈述体系和文化的陈述体系各有自身的特点和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随着科学不断进入人的领域并得到文化的指引，随着文化愈益奠基于科学之上而有了坚实的根底，二者的陈述体系将会有更多的交流和一致之处。
在思维方式上，与陈述体系相比较而言，文化对科学的影响更多地是潜移默化地起作用。由于在生活于特定文化中的人必然形成相应的思维定势，因而文化在这一层面上的影响不亚于陈述体系的影响。相对于科学中那种有一定模式的（如可总结出若干方法、规则）严格的思维方式而言，文化中含有的思维方式则显得多样和松散，往往能使科学家获得灵感，开拓思路。然而这种影响若超过一定限度，对科学的作用也会走向反面。另外，如果文化相对停滞，其思维方式则会阻碍科学发展。在科学一方，广泛应用世界上古往今来各种有益的思维方式，必将有利于科学事业。然而在科研中应注意保持各种思维方式间的协调与统一，并以科学的思维方式为主旋律，否则就失去了自身的特点。
在历史观领域，文化对科学的影响集中于价值观方面，主要在于对动机的影响。大致可归为：探索真理，追求美，以及包括拯救或实现自我，社会进步与人类完善等，亦即善的引导。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也就是真善美的关系问题。
五、科学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作者另文(16)与本文分别讨论了科学对文化的作用与文化对科学的作用。必须指出，这两种作用是相互交错的，彼此间存在反馈过程。
科学（及其应用）对文化的作用一旦为文化所接受，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反作用于科学。如近代科学的机械自然观和形而上学研究方式膨胀为机械世界观和机械的认识论，然后又对生活于其中的科学家产生影响。科学的影响会促使文化作出某种反应而影响尔后科学的发展。科学可以因推动文化进步而使文化认识到科学的价值，文化又以积极的价值导向和规范约束促进科学发展。在另一种情况下，近代科学的过度推进则激起文化对科学的反动，如当代反科学思潮，由此促使科学反思和革命。然而应当指出，这种反动必须顺应科学自身发展（否定或革命）的趋势，否则将阻碍科学并最终为科学所推翻。
由科学与文化作用的反馈过程可知，首先，要使双方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互相促进。但这种促进应是适度的、有分寸的，以及协调一致的。片面地突出其中一方，如推进唯科学主义或以社会意识形态全面控制科学则只会适得其反。其次，科学与文化又都应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以防止另一方的错误干预或过度膨胀。
最后，可对科学与文化的相互作用略作小结：
文化中的陈述体系在科学中得到过滤澄清，科学中的陈述体系在文化中融入更广泛的天地；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在科学研究中走向强化，科学中思维方式在文化中得到协调平稳；文化中的价值规范在科学活动中升华和理想化，科学中的价值规范在文化中得到充实并得到善的引导。
注释：
①J·D沃霖：《双螺旋》序言，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②吕乃基《论当代反科学思潮》、《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3年第5期
③(16)吕乃基：《科学对文化的破坏效应和诱导效应》《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
④转引自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第27→28页，三联书店，1985年
⑤卡普拉：《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主》第23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⑥⑨本一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第28、13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⑦霍依卡：《宗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第2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⑧萨顿：《科学的生命》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⑩(14)董毓：《科学的自我反思》第42、4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弗伯斯：《科学技术火》第204页。求实出版社1985年
(12)(13)克奈勒：《作为人类事业的科学》第2、222页。哥伦比亚大学，1978年
(15)张汝伦：《意义的探索》第35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