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牛李党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9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牛李两党自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因科举问题结恨，至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死于贬所崖州（海南岛），“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纷转排陷，垂四十年。”以致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双方之间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旧唐书·李宗闵传》对于牛李党争的这种观点，到了宋代几乎成为定论。至现代，陈寅恪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新见解，对此后关于牛李党争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影响。
但是，岑仲勉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岑氏的主要观点是李德裕无党说，由此对一些基本事实，诸如“牛党”、“李党”的名称，元和三年的科举（制科）是否是党争的肇始等问题明确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其中存在着重大疑义。近年来，以陈、岑两家说法为主，以中国大陆为中心陆续发表了有关论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考虑有关史料的党派倾向性，关于牛李党争的研究现状，与其说是看不到有归同的趋向，倒不如说目前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鉴于这种情况，本文特地将以前关于牛李党争的研究史作一番概述，主要是比较各说之间的异同，以备他日的考论研究。
下面，首先介绍围绕牛李党争的整体面貌的研究史及与牛李党争基本性质有关的问题；第二章就与党争有关的个别问题，较为详细地介绍以前的研究状况，对于其中某些重要的问题，笔者试图提出自己个人的见解；最后是第三章，想简略地介绍关于史料问题的不同理解，篇末附以《牛李党争研究文献简要目录》，因此，本文中所提到的论文从略。由于“牛李党争”这一名词确实存在问题，为了避免引起混乱，在这里将按通例使用这一名词；另外，除了引用原作者的引文之外，象“贵族”、“士（世）族”、“新兴地主阶级”和“庶族”等，也都作为同义语使用，这一点是需要预先申明的。
一、牛李党争研究史概观
本节首先按照年代追述牛李党争整体研究的情况，概述研究史的来龙去脉，关于其性质的各个具体问题，将由专节讨论。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三联书店1956年再版）对唐代政治史的开拓性研究，是一种里程碑式的业绩，这是众所周知的。关于牛李党争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在陈氏的研究中也有论述。因此，关于牛李党争的一些专题论考几乎都提到陈氏的观点，但有些引述是极为片面的，或者是近于曲解的。所以，我们首先有必要稍为详细地介绍一下陈氏的观点。
陈氏在此书上篇“统治阶级氏族及其升降”一文中，曾提出这样一个有名的观点：西魏经北周、隋至唐初一直存在着一个统治集团中心。在隋和唐初的政局中，“关陇集团”严厉压抑东汉魏晋以来炫耀门第和传统的“山东集团”并垄断了政权。但是，由于则天武后通过科举（特别是进士科）锐意提拔“新兴阶级”，致使“关陇集团”解体崩溃。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政局，转移为科举出身的“新兴阶级”与“魏晋、北朝以来的旧士族”之间的对立（1957年《再版》，23页）。在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安史之乱以后担负长安政局的士大夫中，崇尚经学、嫌恶进士浮华的人，一般来说是“山东士族”的旧家；而进士出身、风纪“浮华放浪”的则是武后统治以来的“新兴阶级”，而前者即李党，后者则是牛党（73页）。但是，士族中也有堕落而丧失士风者，他们在实质上并不能算作是“新兴阶级”，又和“新兴阶级”掺和在一起，依靠科举进入仕途，在科场中和座主、门生、同年相互利用，形成朋党，象没落士族出身的牛党骁将杨嗣复和杨虞卿兄弟就是一例（79—80页）；而李党中也有进士出身者，牛党中也有旧士族出身者，但这只是少数特例。从本质上来说应该确认：李党是重门第的“山东士族”集团，而牛党是重科举的“新兴阶级”集团（86页）。
值得注意的是，陈氏认为牛李党争的本质是“山东士族”与“新兴阶级”之争的看法，是建立在对自北朝以至隋唐长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史发展之上的，而以后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研究），仅仅着眼于牛李党争的局部，将这场斗党争说成是“科举与门第之争”，甚至简单化地认为是“士庶之争”，这多半是不符合陈氏的原意的。再则，陈氏还有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论点，他指出宪宗朝以来，李党主张用武力削平藩镇，而牛党则反对用兵，对削平藩镇持消极态度（97页）。陈氏的上述观点，开牛李党争基础研究之先河，后来围绕陈氏的观点引发种种议论，以此推动了对牛李党争的整个研究。
首先，韩国磐于1954年和1961年依据阶级史观，对陈氏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1949年以后，中国隋唐史观的大势，是将该时期理解为士（世）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抗争期。韩氏根据这种观点认为，“中小地主阶级”依靠科举制跃升官界，形成了新官僚集团即牛党，与依据门第的旧有“门阀世族”（李党）形成了对立，于是引发了牛李党争。这两个集团的斗争始于玄宗朝的张说和宇文融，经安史之乱后杨炎、元载与刘晏、卢杞之间的对立，唐中叶以后连绵不断。而牛李党争是这两个集团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斗争。结果，以新官僚集团的牛党的胜利而告终，而科举制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封建官僚统治中则发挥着杠杆的作用。
韩氏上述见解的特点，就是用“中小地主阶级”取代陈氏的“新兴阶级”；将“山东士族”理解为“门阀世族”，用极其明快的图式说明牛李党争。但是，正如下文要详细论及的，自岑仲勉以至近年来的研究，都全然否定将牛党理解为科举派，而将李党看作是“门阀世族”的简单化的做法。韩国磐认为牛党是进步的，李党是保守的；而胡如雷在1979年同样依据阶级史观，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牛党是保守的反动派，而李党是进步派。在现阶段，对韩氏立论的正确与否，有必要从根本上加以检讨。但是，牛李党争与以前党争的关系确实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而双方人事和政策之间的关系，也是今后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与上述唯物史观的解释以及陈氏的见解不同，岑仲勉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岑氏对陈寅恪的观点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其基本点是认为，唐代史书在提到“牛李”的场合，其中“李”是李宗闵，而不是指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一伙朋党（“牛李”之朋党）相对立，李德裕是厌恶朋党的，自己也不会与别人结成朋党。这种看法，岑氏在1948年已经提出，在1951年执笔的未刊稿（见1990年《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中也曾论及，在1957年又作了最为完整和详细的表述，而1964年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第261页以下也均有论及。岑氏在1937年的文章中论述了李德裕会昌年间重赏平定回鹘之战，而在后又责难《通鉴》之“偏牛”，在这一系列论著中，对加在李德裕头上的贬辞逐一加以辩驳，更强化了拥护李德裕的色彩。这种实证主义研究的深度和对陈寅恪观点的批判，对后来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近年来，汤承业在《李德裕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3年）、《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台湾正中书局，1973年）等一系列论考中，逐一论证并盛赞李德裕的功绩。此外，乌廷玉（1983年）、田廷柱（1990年）、王炎平（1992年）等人，也都承袭了李德裕无党说。傅璇琮（1984年）、刘运承（1986年）等人更进一步肯定李党是进步的改革派，而对牛党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它是无所作为的保守反对派。但是另一方面，朱桂却为牛僧孺辩护，从而引起了“研究者之间的牛李党争”，这也是始料不及的。关于这一点，与残存史料的党派倾向问题也有着重大关系。我们不应该根据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立论，而应该对残存史料尽可能地进行必要的批判。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在岑氏的看法中，例如对“牛李”名称的质疑等，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此外，岑氏对陈氏的批判，有关党争整体研究方面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论点。根据陈氏所论及的牛党和李党的人数（各为23人和8人），岑氏考查了他们的门第、出身（仕宦手段），认为两党的大多数都是科举（进士）出身。被认定是重视门第派的李德裕，同样通过科举锐意“奖掖孤寒”（《玉泉子》）；而被认定是“新兴阶级”的牛党，也多有“旧族”（名门士族）出身者，如宗室李氏出身的李宗闵，弘农杨氏出身的杨嗣复，与李德裕同属赵郡李氏的李珏等人皆是。所以，岑氏不认为牛党与所谓“李党”之间在门第和出身方面有什么差异。牛党与李德裕之间的斗争，究其实，是“同一士族阶级内部热衷于朋党私利者与比较正直者之间的抗争”。岑氏对两党成员的门第和出身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日后批评陈说和韩说的研究者，几乎都承袭了这种观点。但是，岑氏的批判也有简单化之嫌，陈说将作为李党骨干的山东士族与旧族等同，将“山东士族”与“新兴阶级”对立起来；而岑氏却将两者单纯地看作是“科举与门第之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加以具体检讨。
其次，在日本，砺波护在1962年从整体上对牛李党争提出了崭新的见解，这是值得注意的。砺波氏首先仔细查阅史料，列出属于牛党的有41名官员，李党有22名官员，并且检讨了两者的出自和出身，认为在两党的成员中，科举（进士）出身者占大多数，也都有“贵族”（郡望）出身者，以此确认了岑仲勉的看法，即两党在出自和出身方面没有差异（但是不同意李德裕无党这种极端的说法）。李德裕曾说：“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皆朋党。”（《通鉴》卷二二四，太和七年二月丙戌条）“方今，中朝之半皆为党人。”（《新唐书》卷一七四，《李宗闵传》）。从这些记载来看，在两个大党派的形成问题上，从每年进士考虑合格者数量之少可以看出，进士出身的人不可能占有那么大的比例；而安史之乱以降的藩镇制兴盛以来，牛李两党的上层虽由“郡望”出身＝进士出身者形成，而其下层则是由新兴地主阶级通过辟召的途径吸纳的。所以，牛李两党在构成上没有特殊的异质性；两党争论的焦点，应该从在对待藩镇或对外问题上的主战论（李党）与和平论（牛党）之间的对立去寻求。李党坚持主战论，企图恢复唐朝昔日的统治与权威，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代表旧势力；牛党倡导和平论，肯定和容认现状，可以说是代表一种新势力。（见《中世贵族制的崩坏和辟召制》，《东洋史研究》2113；又见《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86年）
砺波护上述见解的最重要之点在于，过去的成说多着重科举，而他引起人们对藩镇辟召制重要性的关注。但是，当辟召制更为具体的实态——例如什么样的出自和出身的人辟召什么样的出自和出身的人——等问题，还都是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今后有必要利用新发现的石刻史料进行基础性的探索和分析。与砺波氏的研究相反，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创文社1967年）在探讨党争的主要原因时，列举了科举、辟召制，出自出身，围绕用兵的不同政策，以及帝位继承，宦官等问题。以此认为，党争的本质，就是通过科举紧密结成朋党的牛党与作为山东门阀贵族的李党，在出自、出身以及政策倾向等方面的对立。筑山氏确认陈说，但认为由辟召而结成的故吏关系，是朋党结合过程中扩大和强化势力的一种手段。笔者认为，辟召制对党争实质的重要性，是否是两党扩大势力的一种手段，这些问题似乎还应该从当时辟召制的实际形态作进一步的说明。筑山氏还指出，李党领袖中翰林学士出身者居多（李德裕、李绅、郑覃、陈夷行等），翰林学士之间的关系恐怕也是李党构成的重要原因。鉴于翰林学士地位的重要性，这种看法是铙有兴味的。但是，在牛党中也有不少翰林学士出身者（令狐楚、李珏、周墀、崔铉等），因此结合翰林学士的全体进行分析，还留待今后作进一步的检讨。
胡如雷也认为，两党对立的焦点在于统治阶级内部对藩镇用兵的不同立场，也即对藩镇的强硬论（李党）和姑息论（牛党）。胡氏认为，作为当时统治阶级的封建地主阶级，可以分为中央的“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以及“中小地主阶层”等三个组成部分。所谓藩镇，就是“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的权力机构，他们热中于地方分权（分裂），通过科举（进士科）进入中央政界、强调自身利益。所谓牛党，不外是代表这种藩镇＝“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的政治势力；与此相反，李党则是反对地方割据的中央的“公卿、显官集团”与中小地主阶层“联合的政治势力”。从双方对待藩镇和科举弊害的不同立场来看，李党是进步的而牛党是反动的。这种评价与韩国磐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胡氏还指出，在安史之乱至九世纪初藩镇体制形成期，党争尚未发生，而在九世纪前半期（宪宗、武宗朝）中央与藩镇的激烈抗争期则发生了党争，与中央和藩镇的一进一退相平行，两党势力也彼此消长；九世纪半以后，牛党取得了最终胜利。与此同时，中央与藩镇之间的抗争，也以藩镇的最终胜利而告终。因此，胡如雷强调藩镇动向与党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如上所述，胡氏的论点十分重视藩镇与党争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强调过分，难免给人一种图式化的印象。例如，将藩镇看作是“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权力机构之类，就是一种过于机械的规定。毫无疑问，藩镇多半处在唐朝官僚制的统治之下，并不存在与中央的对立；与中央相对抗的河朔三藩，只要看一看其形成过程以及藩帅的出自，就可以得知，所谓藩镇是“地方豪强大地主”代表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周建国（1983年）、毛双民（1990年）等人都曾予以恰当的批评。
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有刘运承（1986年）和毛双民（1990年）。刘运承首先从出自、出身这些观点批判了陈寅恪的说法；认为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两党都不存在本质的差异。牛李两党之间的不同，是“官僚大地主阶级”内部面对安史之乱以降所出现的政治危机在认识和对策方面出现的差异。李党企图使唐朝中兴，“重修开元故事”，削平藩镇和抑制宦官，以及废佛等社会经济政策，可以说是进步的改革派；牛党则始终主张维持现状，苟安姑息，一心想保持自己的权势，可以说是平庸腐朽的势力。这种见解，差不多是岑仲勉观点的延伸。与此相应，毛双民认为，牛李党争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无原则的权力斗争，见解稍有不同。毛氏认为牛党和李党不仅在出自、出身方面没有什么差别，在对待藩镇的政策方面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其理由有三：一、元和初年对藩镇强硬政策的主导者是杜黄裳和武元衡，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只起了辅助作用；二、所谓牛党的和平论，只是反对闇云无视财政等方面实际状况的用兵论，即使是牛党，在情况合适的时候——如长庆二年（822年）宰相李逢吉讨平宣武军留后李
时——也是决不坐视藩镇跋扈的；三、对于河朔三镇，牛李两党都容认其自立，李党也一次都没有直接介入河朔三镇。此外，从两党的消长来看，武宗朝是李党占优势，文宗死后，因皇位继承问题牛党领袖杨嗣复、李珏等人与陈王成美相对，因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使武宗即位。因此，在武宗朝起用了与牛党对立的李德裕，而宣宗朝之所以成为牛党的天下，则是因为在武宗朝受到冷遇的宣宗即位后，避忌武宗视为股肱之臣的李德裕，于是起用牛党，将李党一扫而光。所以，从党争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道理和原则可言。乌廷玉（1983年）和丁鼎（1993年）也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牛李党争的本质，不在于“出身”和“政见”，而专在“人事”。这些见解似乎与吕思勉的看法相近。吕思勉早在1959年就将牛李党争看作是一场权力斗争。这种立场与韩国磐、胡如雷的看法成了鲜明的对照。黄永年指出，这种倾向，在关于顺宗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所谓“永贞革新”）的性质和评价的论战中也可以看出。作为其核心的王叔文集团是以与顺宗的个人关系为媒介而形成的。事件的本质是围绕政策路线的斗争，也即是“士、庶斗争”。1980年以后，对“文革”作了否定的评价，上述看法想来正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状况。但是，在毛氏看来，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自唐初以来即不断发生，即使在汉、宋、明、清等各个封建王朝也并非例外。在王朝统治权力得到加强的时候，权力斗争局限于较小的规模；一旦封建王朝走下坡路，统治能力受到削弱，这种权力斗争的规模就大大得到扩展，以致激化。这样，又重新回到了非历史的一治一乱的王朝史观，而牛李党争应该具有唐朝后半期这一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历史特点，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历史研究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以上大概追述了关于牛李党争研究的整体状况，关于其性质和历史地位评价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出自、出身；二是对藩镇和对外政策，即牛李两党对待这两个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是否有本质的差异。下文，我们将围绕这两个具体问题，进一步作较为详细的介绍。
二、出自、出身问题与党争——以科举和门第为中心
陈寅恪以出自和出身来区分牛、李两党。对于这种观点，自岑仲勉（1957年）以后，砺波护（1962年）、何灿浩（1983年）、刘运承（1986年、1989年）、王炎平（1987年、1992年）、毛双民（1990年）等人的文章，对陈说都提出了批评。除了韩国磐（1954年）以“士、庶对立”取代陈说外，真正承袭陈说思路的只有筑山治三郎（1967年）和李则芬（《司马光袒牛贬李》、《唐代科举与朋党》；见《隋唐五代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批评陈说的学者，也介绍了陈氏立论时所引用的清人沈曾植的话。沈曾植根据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大中二年条认为：“牛李两党以科第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几乎专就两党的出自问题即是否是贵族（“门第”）出身来发表议论。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陈氏虽认为李党的核心是“山东士族”，但这决不是一般地将“门第”与贵族等同起来。多数论者也指出，在牛党中也有许多贵族出自者如李宗闵、李汉（宗室，陇西李氏），杨嗣复、杨虞卿、汉公、汝士兄弟（弘农杨氏），杜悰、杜牧（京兆杜氏），李珏、李固言（赵郡李氏），崔铉（博陵崔氏）等。其中除李珏、李固言与崔铉之外都是关中地区的贵族，并不是“山东士族”。另一方面，如李回（宗室，陇西李氏）和刘三复（润州丹阳郡的“郡姓”？）薛元赏、元龟兄弟（出自不明）可以看出，李党也决不是由“山东士族”构成的。但是，象李德裕、李绅（赵郡李氏），郑覃、郑肃、郑亚（荥阳郑氏）、崔珙（博陵崔氏）等人，特别是担任宰相之职的核心成员，则多半出自于“山东氏族”，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陈氏还强调，李德裕、郑覃等李党领袖厌恶进士的浮华，宣扬经学和礼教的言行，也是一种以东汉魏晋以来的传统自负的“山东士族”的意识。这种理解是十分自然的。因此，自岑仲勉以下诸人的批判，对所谓牛党为“新兴阶层”的说法的批判，可以说是有的放矢，确实辨明了陈说的欠缺之处，但是在断定李党的核心是“山东士族”这一点上，可以说并没有切中要害。
傅锡壬（《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指出，李党多系山东贵族，而牛党多系关陇贵族出身。渡边孝（《中唐“门阀”官僚的动向》，《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念——中国传统社会与家族》，汲古书院1993年）根据安史之乱以后至敬宗朝通过科举担任中枢官职的官员数量统计指出，宪宗朝以后，“门阀”贵族阶层通过科举有显著回升的趋势。在牛李党争前夕，中央官界并没有显示贵族官僚与科举出身的新兴地主官僚对立的模式，所看到的两大势力的是关陇系“门阀”和山东系“门阀”。所谓牛党，是以关陇系门阀为中心的集团，这个集团中有科举功名的人极力在官界扩张势力；所谓李党，则是一些具有危机意识的贵族，这些人士痛心于科举兴盛、风气靡华、礼教被冷落的社会风气而感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牛李党争，是否就是这两种人或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对立呢？前田爱子（《中国的婚姻——唐代通婚限制的法令》，《东亚世界的日本古代史讲座》—10，学生社1984年）在文章中也论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官界中“山东五姓”的升降起落，特别是“山东五姓”任职宰相的人数比例，而在李德裕执政时期达到顶峰，为80.8%。
关于这种围绕两党出自的论证是否得当，今后有些研究工作恐怕是一定要做的：一是对文、武、宣三朝中央枢要官职人员构成的整体分析；二是对牛李两党的出自作更为严密的分析——其中也应该包括婚姻关系。关于两党婚姻关系的研究，虽然有史料上的限制，但也不用过多地担心，近年来陆续公布了新发现的石刻史料，可以尝试由此作进一步的探讨。不管怎样说，陈寅恪将“山东士族”看作是李党的核心的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
其次，关于出身问题，也即科举问题。正如许多研究者在论文中所指出的，牛李两党成员中，科举（进士）出身的人都占有压倒多数，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高桥彻（1993年）更调查了李党党人入仕的形态，并且指出，除李德裕、郑覃两大领袖以外，李党成员的子弟多以科举（进士）入仕。所以，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李党基本的政治立场是“反进士”。因此，陈说将是否重视“科举”作为两党的分歧点这种见解，显然有重新修正的必要。那么，如何解释李德裕、郑覃等李党领袖厌恶进士的浮华的言论以及他们强烈的反进士的政治态度呢？
在这方面，除李德裕通过科举锐意“奖拔孤寒”之外，还可以举出废除呈榜，废除助长座主与门生、同年之间私人交往的曲江宴、雁塔题名等惯例。但是，李德裕不是否定科举本身，而是厌恶请托、朋党等给科举带来的流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德裕的用意是为了科举的公正化，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科举制度的改革者。岑仲勉（1957年）、汤承业（1972年、1973年）、胡如雷（1979年）、周建国（1983年）、王炎平（1987年）、刘运承（1989年）等人，都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其中，汤承业、周建国、王炎平、刘运承四人根据《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帝纪会昌四年十二月条的记载，认为其中所说的宰相就是指李德裕。这条材料表明，李德裕主张科举不应该排除“子弟”。由此可以看出，李德裕是主张向“子弟”（即贵族阶层的“子凝”）开放科举之门的。但是，这种解释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并不能根据《新唐书》的相应部分断言《旧唐书》所载史料中的宰相就是李德裕。其次，在会昌年间的科试中，杨知至（杨汝士之子）、郑朴（河东节度使崔元式的女婿）以及牛僧孺的外甥源重等五人都达到及第的水平，但因“子弟”之嫌，其中四人落第。这一事件使人感到，其目的是为了打击牛党的“子弟”，由此强烈地反映了李德裕的意向。另外，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樊川文集》卷12）有这样的记载；“自去岁前五年，执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子弟不应议进。’”傅璇琮（1984年）考订，这一上书的时间是在会昌六年（846年），据此，“自去岁前五年”即武宗即位的开成六年（840年）乃至会昌元年，“执事者”无疑是指李德裕。此事表明，在武宗朝的政局中，科场弥漫着压抑“子弟”的空气，这自然是因为李德裕操纵的结果。为此，根据上引《旧唐书》的记载，针对李德裕在科场严重压抑“子弟”的做法，其他“宰相”（李让夷、崔铉、杜悰）对这种规制有所松动，武宗对此也表示赞同。但李德裕却对郑肃和封敖子弟的应举加以限制（封敖之子彦卿于李德裕失势的第二年——大中元年——应举登第）。但并不是对通过科举担任朝廷要职的“寒士”有更多的照顾；（本来，科举对于入仕并不是必要的），提拔公卿“子弟”也是应该的，必须的。关于这一点，高桥（《李德裕试论》，《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念——中国的传统社会和家族》，汲古书院，1993年）指出，李德裕认为科举必须接纳寒士，又为依靠门第而跻身高官的子弟的应举感到头痛，暗中将高官子弟从科举登第者中剔除出去，以在知贡举上施加压力。事实恐怕未必如此，“李德裕的奖掖寒士，只不过是这件事的另一方面罢了。”这种看法才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另外，李德裕厌恶理应维持礼教门风的贵族阶层奔竞于科举的行为，他所废止的曲江宴，是进士合格者极以为荣的事。正如何灿浩（1986年）指出的那样，李德裕于会昌四年四月实行裁撤州县佐官，而县尉、主簿是进士最常见的入仕途径。李德裕的减官政策显然包含着堵塞这一途径的意图。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德裕对士的厌恶。
何灿浩（1983年）还指出，牛党多是同年和座主——门生的关系，而李党却几乎看不到这种情况。从牛李党争的过程来看，两党成员虽多有科举出身者，但双方对科举的意识和集团构成上的特点却并不相同。据唐末裴廷裕《东观奏记》的记载，在回答文宗的下问时，李党的陈夷行、郑覃奏请进用“经术、孤立”，而牛党的李珏、杨嗣复则请以“地胄、词彩”优先。所谓“经术、孤立”，就是承继“山东士族”的门风，掌握经学。它是与通过科举结交私人关系的做法相排斥的（还包括不依靠门弟的“孤寒”之士）。陈夷行是科举出身，但是，在科举出身的人中，当然也有对伴随科举而来的私人结交的弊端持批判态度的人。与此相反，所谓“地胄、词彩”，即不是通过经学，而是靠贵族的门第（依笔者之见，即关陇系“门阀”），同时重视科举。牛李两党的基本倾向及其特点，从《东观奏记》的记载中看得最为明了。
关于出自、出身，还有一个问题，即砺波护所指出的新兴阶层依靠辟召制进用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说的，渡边（1993年）认为，在敬宗朝以前牛李党争前夜的官场，至少在有关政权中枢的中央重要官职中，并没有看到新兴地主阶级（“庶姓”）的进出。前田以“山东五胜”任职宰相和仆尚丞郎者为对象，调查了辟召的事例，从而指出，“山东五姓”中互相辟召的事例极多。而砺波护所举李德裕所谓“朝中三分之一皆朋党”，“中朝之半皆党人”，则为一种夸大之词。另外，李党韦瓘手中的《牛羊日历》记载，大和末年牛党“凡在朋党者四十余人”。在党争的漩涡中，《日历》仅仅记非难敌党的言词，这也是很自然的，“四十余人”的数字显然是不可信的。正如何灿浩所指出的，李党方面，作为党派而言，其凝聚力比较薄弱，这一弱点是必须注意的，党的领袖阶层之间的横向联系不那么强固，因此很难看作是巨大的金字塔型构造的党派。台比（1979年）根据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也指出，很难认为两党政权的交替就是尚书省高官人事的更换；因此，所谓朝臣过半皆为党人这种巨大党派的存在是令人怀疑的。从外观上来说，牛李党争显示了朝廷中枢激烈的权力争夺，这是事实；据此可以认为党争是巨大的金字塔型党派之间的激烈冲突，是朝廷中枢一群高官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看法应该说是接近事实的。为此，及早地弄清楚文宗、宣宗朝中央枢要官职的成员构成，进一步详细搞清当时辟召制的实际形态及其与党争的关系，也是当务之急。
三、对藩镇、对外问题与党争
陈寅恪自1944年以来经常谈到，牛李两党对待藩镇的态度和对外问题上的分歧：李党是积极用兵论，牛党则是消极和平论。但是，强调这一点是牛李两党（或牛党和李德裕）之间最本质对立因素的，则是砺波护（1962年）、胡如雷（1979年）、王炎平（1985年）、赵文润、拜根兴（1992年）等人。岑仲勉、刘运承（1986年）等人也高度评价李党的积极进取，而对牛党的苟安姑息予以否定的评价。由此可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与此相反，周建国（1983年）、毛双民（1990年）等人则认为，在对藩镇的政策上，牛李两党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何灿浩也指出，李党并不是基于特定政策结合而成的，这一点反映在对待藩镇、对外问题上李德裕和其他李党首脑见解的不一致上。
周、何两氏指出，《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在述及会昌三年——四年征讨泽潞留后刘稹时，曾有这样的记载：“初议出兵，朝官上疏相继，请（刘）从谏例，许之继袭。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师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师出无功，臣请自当罪戾，请不累李绅、让夷’”。由此可见，李德裕与其他李党宰相（李绅、李让夷）对于用兵也有不同意见，征讨泽潞的强硬路线不如说是李德裕个人的识见和决策。何氏曾指出李党作为党派，其凝聚力是相当弱的，李党在对藩镇是否采取强硬态度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也反映了这一点。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除李德裕外，李党领袖对于藩镇问题并没有什么象样的主张，这是事实。
关于这一点，牛党的杜牧倒是赞成积极用兵的（《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樊川文集》卷十一）；胡如雷于1979年，王西平于1985年等都据此对将杜牧算作牛党的说法提出异议。而毛双民（1990年）则根据牛党成员李绛对藩镇态度认为，牛党并非坐视藩镇割据，只是反对无视财政等现实状况的闇云的用兵论。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汴州宣武军发生兵变，部将李求节钺。当时，舆论以前年河朔三镇拒命以来多灾多难，主张承认既成事实，授与节钺，只有牛党宰相李逢吉一人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河北事态系不得已为之，对于河南的事态如果再作让步，将难以统制长淮以北，因而主张出兵征讨。唐长孺（1989年）也认为，李德裕在对待泽潞问题上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毛氏更认为，牛李两党在容忍河朔三镇的自立上并没有什么差异。大和五年（831年），幽州卢龙节度使部将杨志诚驱逐节帅李载义、求索节钺时，牛僧孺曾说：“自安史之乱以来，范阳非国所有。……如抚之以捍北狄，必不讦顺逆。”（《通鉴》卷二四四，太和五年正月庚申条）。而会昌元年（841年），同样是幽州卢龙军发生变乱，陈行泰和张绛以下克上，求索节钺。李德裕认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主张观望，对首先向朝廷表示恭顺态度的张仲武给予节钺（《通鉴》卷二四六，会昌元年九一十月条）。如果将牛僧孺与李德裕的态度作一比较。前者主张放手让幽州自立自擅，后者则与此相反，主张直接介入，尽可能地将“反侧之地”置于朝廷的间接统治之下。（李德裕曾说：“河朔兵力虽强，但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通鉴》卷二四八，会昌四年八月条——这段名言也是这个意思）。两者的姿态当然是有差异的。
两者在对外问题上态度的显著差异，还表现在大和五年（831年）的维州事件上。安史之乱以后，维州陷没于吐蕃，其守将悉怛谋向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投降。对此，宰相牛僧孺认为与吐蕃的盟约不可破坏，主张将悉怛谋送还吐蕃。岑仲勉（1957年、1990年）、李则芬（1989年）等人认为，之所以在上述对外问题上产生显著差异，是因为牛僧孺嫉忌李德裕之功；反之，在牛党把持政权的大中三年（849年），西川节度使杜悰（牛党）却干脆利索地收复了维州，而且接受了属于吐蕃的秦、原、安乐三州和石门等七关的来降，迅速接收了这些地方。但是，朱桂（1976年）在文章中也指出，这十八年期间，吐蕃国内政治混乱，国力衰退，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并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正如岑仲勉（1937年）所详细论述的，就李德裕对回鹘战役的积极对策（以及牛僧的消极论）可以看出，李党在对外问题上想从维持现状前进一步的积极倾向。
文宗曾向臣下询问天下太平之策，牛僧孺回答说：“无太平之象，方今四夷未至交侵，百姓未至流散，虽非至治，亦可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通鉴》卷二四四，太和六年十一月乙卯条）。从这些话，可以看出牛僧孺的政治态度是以维持现状为根本。胡三省曾评论说：“牛僧孺患失之心重，而李德进取之心锐。”当为至言。但是，正如刘运承（1986年）所评论的，李德裕的“进取”是立足于“修开元故事”的复古主义，试图在贵族统治的态势中回复到律令制。我认为，这种贵族的复古主义精神，将过去的传统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样板，这是与“山东士族”的意识和精神相符的。李德裕厌恶进士浮华的感情，与他对藩镇、对外问题上的“进取”，两者在思想根源上毕竟是相同的。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对藩镇、对外问题上李党的积极论和牛党的消极论，仅仅是概而言之。至于李党的积极论究竟是李党全体的共识，还是李德裕个人的识见？牛李两党对藩镇问题的不同态度是否是两党的最本质分歧？关于这些问题，今后还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与这一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是围绕牛李党争的开始期限。众所周知，宪宗元和年间的前半期，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杜黄裳、武元衡等人对藩镇的主战论，在元和后半期，文宗初年又有以裴度为代表的主战论，与李绛、韦贯之、萧俛、白居易、李逢吉等人的慎重论或罢兵论都是对立的。依照成说，牛李党争发端于元和三年（808年）的制科案。而这一期间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对李吉甫的对藩镇主战论也发起了攻击。将党争的要因归结为对藩镇问题态度的学者，一般是从元和年间对藩镇的主战论与和平论的对立来理解牛李两党的对立。但是正如我们在下章还要详细论及的，对于元和三年的制科案是牛李党争的发端这一问题上还是有着有力的反对意见的。有的学者将党争始期置于穆宗长庆年间以后，这样，元和年间对藩镇的主战论与牛李党争在一些具体问题就都无法衔接了。关于这一点，王炎平（1985年）、赵文润、拜根兴（1992年）在文章中就不同意将元和三年的制科案作为党争的始点，将牛李党争的渊源重新归结为元和年间后半期以后裴度（主战论）与李逢吉（和平论）之间的对立。不管怎样说，关于党争始期的问题，对于确定党争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确定无疑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检讨有关始期的各种观点以及有关牛李党争的各个具体问题。
（秦欣节译自日本《史境》第29号；因全文篇幅过长，第二部分有关党争的几个具体问题第三部分牛李党争与史料以及所附目录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