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松阴对李贽“童心说”的接受
颜莉莉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 要： 日本明治维新先驱吉田松阴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在他因倒幕运动失败而入狱直至临刑之前数月间，手抄并评点了《焚书》《续藏书》等著作。松阴尤为倾心于“童心说”，幽囚岁月中籍此以汲取能量，寻求“吾道不孤”的信念支撑。他所倡导的“狂愚”精神既有勇往无畏的积极意义，又带上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强力意志色彩，因此陷入了“童心”悖论。
关键词： 李贽； 吉田松阴；童心说；阳明心学；明治维新
安政五年(1858)十二月，日本幕末著名思想家、明治维新运动先驱吉田松阴(1830-1859)因武装倒幕运动的失败被捕入狱。次年正月，他在寄给弟子的书简中提到：“向日，萧海借示《李氏焚书》。卓吾居士一世奇男子，其言往往当仆心，反复甚喜。”[1]2201858年入狱后至1859年10月被处死的短短数月间，吉田松阴不仅亲自抄写并评点了李贽《焚书》以及《续藏书》的部分篇章，还在《己未文稿》《鸿鹄志》等撰于狱中的著作多次摘录李贽之语自勉，并屡屡盛荐给弟子诸友，颇有相逢恨晚之感。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因缘。李卓吾生活于1527-1602的晚明，吉田松阴活动于1830-1859的幕末，彼此隔着三个世纪的时空。一个是深受庄禅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一个是满怀变革激情的年轻革命家，不同时空维度下的两个人，却在死亡迫近的吉田松阴的短暂狱中岁月里接通了思想的电波。“李氏焚书当读三遍。此论未必俱佳，唯与仆心事相符，故读此书可知吾志也。”[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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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执行。军队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机关部门行使的权力，一旦列入清单，该项权力就必须按照规定的权限、内容和流程行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增加和削减清单列入的权力。对未列入清单的权力，则是处于该部门职权范围之外，不得越权行使。一旦违规用权，必须严肃追究责任，承担相应后果。
一、共情缘起：激情主义者的生命燃烧
某种意义上说，李贽和吉田松阴都是世俗人眼里的“疯子”。李贽一生越情违俗，不走寻常路。“平生不爱属人管”是他终其一生最迫切的渴望。他并无功业心，努力科举无非为稻粱谋。嘉靖31年，26岁乡试中举赢得微职后即放弃了进士科考；30岁后赴河南共城担任教谕，辗转官场也只为图个家庭温饱，殊无宏图壮心。相反，却以官差为人生苦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方在事中犹如聋哑，全不省视之矣！”[3]15351岁迎来仕途升迁，由闲官小宦转为一方要员——赴任云南姚安知府，却早已萌生去意。他写信给好友耿定理自明心志：“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俸禄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也。”[4]26四年后他实现了对自己的承诺，彻底告别官场。李贽一生所为皆是奔着“自由”二字而去，不愿为了世俗功业有违本心。当基本生存问题大致解决，54岁官场归来，便开始了“谋道不谋食”的思想探索，也开始了背弃主流的行动践履。先是投奔湖北黄安知己耿定理，后又移居湖北麻城维摩庵。为脱俗累，削发为僧，别妇抛雏，打发妻儿回泉州老家，力图割断与世俗亲情的各种牵绊，一心唯务思想论著。从辞试到辞官，从削发到辞家，在他身上，追求的是一种极致的精神纯粹，如同他的洁癖一样，惟愿把自己剥除得干干净净不染尘俗，以真诚地专注于一些有价值的事。他对自己的思想轨迹有清晰的描述：
若夫贼德之乡愿，则虽过门而不欲其入室，盖拒绝之深矣，而肯遽以人类视之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与乡愿为侣，方且尽忠告之诚，欲以纳之于道，其为所仇疾，无足怪也，失言故耳。虽然，失言亦何害乎，所患惟恐失人耳。苟万分一有失人之悔，则终身抱痛，死且不瞑目矣。盖论好人极好相处，则乡愿为第一；论载道而承千圣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3]67
年来每深叹憾，光阴去矣。一官三十余年，未尝分毫为国出力，徒窃俸余以自润。既幸双亲归土，弟妹七人婚嫁各毕。各幸不缺衣食，各生儿孙。独余连生四男三女，唯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顺，体素羸弱，以为弟侄已满目，可以无歉矣，遂自安慰焉。唯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盖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觉，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3]25
在他的人生规划里，前半生“窃俸余以自润”，恪尽人伦之责，以奉多年未得安葬的双亲归土，以尽长兄之职照顾弟妹成人。了却了尘俗职责“可以无歉”后，便转向“事善知识”，对“人生大事”作哲学层面的终极探索。此后他读书、著述、讲学，建构起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也因此身陷正统主流意识的口诛笔伐。万历14年到万历23年间是他与以耿定向为代表的道学阵营展开思想论战的时期，也因其挑战圣经贤传的“异端”思想及率性而为的行径遭遇士人群起而攻。然而李贽不以为意，公然叫板主流意识形态，《藏书》《焚书》横空出世，在思想论坛上刮起了前所未有的旋风，因而被视为“左道惑众”屡遭驱逐，直至被捕入狱自绝于狱中。
这种具有政治道德倾向的诠释与李贽的思想原旨是有出入的。李贽基于对名教的批判而提出“童心说”。与“真”相对的是伪道学的道德表演，“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社会现状。痛心于“失却童心”“失却真心”“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3]92的生存悲哀，李贽树起了“童心说”的旗帜，召唤“最初一念”之本真心灵，倡导回归“心之初”，真诚地喜怒哀乐，真实地面对内心需求，摒弃人格外在表演，不被圣贤经传禁锢，提倡个体意识和自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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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制定武装倒幕运动计划的前期，松阴即遭到了弟子和友人的反对。因时局不利，门人们或观望、或疏远、或背叛，这种情境与李贽从万历16年到万历30年所面临的故友交恶、居无恒所、当局迫害的四面楚歌之境颇有相似之处。陷入孤危状态的松阴宣布和弟子们绝交，也是在此时他开始阅读李贽并从中收获了共鸣。1859年7月，他给弟子高杉晋作去信：“仆去冬以来于死之一字大有发明，李氏《焚书》之功多矣。其说甚长，概而言之，曰：‘死非可好，亦非可恶，道尽心安，便是死所。’‘世有身生而心死者，有身亡而魂存者。心死生无益，魂存亡无损也。’有大才略者，忍辱成事，妙。如明徐阶不助杨继盛。无私欲无私心者，偷生亦无妨。文天祥不死于崖山而偷生于燕狱四年，是也。若死能不朽，则时时可死；生能成大业，则时时可生。以仆之见，措生死于度外，唯言应言耳。”[2]83一样的好刚使气，快意恩仇的性格；一样的反对禁锢，有志于改革和创造；一样的求为心中信念随时可交付生命……这样一种气质秉性的相似，使得松阴对李贽产生了共情，寻找到了他心目中的知己，李贽的思想血脉也注入到了他去世三百多年后这个满怀变革激情的年轻人身上。
二、“真假”辩析：借“童心”之杯浇胸中块垒
李贽对“童心”所下的最简洁的定义是：童心即真心。现存吉田松阴《焚书》手抄本上留下了松阴对《童心说》一文“真假二字”的眉批。松阴写给弟子入江杉藏的信也附有关于“童心”的感想：
足下亦当以诸友绝交，峻拒同志之士。……桂(小五郎)亦然。诸友不足以议，政府之人犹不可信。日本之衰颓，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实堂堂大国，死于大节者唯子远一人，何面目之有……不死之忠义之士多如山矣。……足下戏庄四以为喜，是未失放风筝之心也。……痛惩反复小人乎？顷读李卓吾文。有趣的事很多，童心说甚妙。
“童心者真心也”。吾辈此心未得去，足下欺负庄四即是此心也。“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政府诸公，世中唱忠义人人皆是也。“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今世事是也。中有一童心者，众恶之尤甚。[2]22
李贽用以解释“童心”的另一个概念是“赤子之心”“赤子者，人之初也; 赤心者，心之初也。”[3]276便是指人性回归自然，不被世俗沾染的婴儿状态。“赤子之心”首倡于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所言之“赤子之心”指的是先天的道德之心。倡导性善论的孟子认为，具有伟大人格的“大人”先天的道德心不被欲望功利所扰，说话做事能遵循内心善端。他端正了自己，就能影响世界。松阴深受孟子影响，早在幼年时期，《孟子》便已是他的儒学启蒙书籍，后又在松下私塾给弟子讲授《孟子》。在他整理的讲稿《讲孟札记》中将“赤子之心”解释为“纯一无伪”。“纯一”指“无计较利害之念”；“无伪”指“无机变巧诈之行”[2]103。松阴认为，真正的忠义精神是“纯一无伪”的，如此才能不计较功名得失,如他一样视死如归、临凶若吉，以成就天下大事。
眼下他最要命最焦急的是，司令部几部电台已全都被鬼子炸毁，现在他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既收不到三战区指令，也不了解城外的各友军战况，成了一头眼瞎耳聋的蠢驴。
年少时即有担当家国天下的大志，一腔热血汲汲于救弊存亡之道，屡屡犯禁而触犯当权，被剥夺食禄、被两次下狱终至被杀，依然不改赴汤蹈火，引刀一快的激进奋发，吉田松阴29岁的短暂生涯浓缩为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狂飙突进”的“志士”之史。这样的一种刚猛雄风，与年轻时消极地参加科考，消极应付官场，消极于人伦的李贽恰似两路人，却又与辞官后驰骋于思想阵地的李贽极其相似。后半生的李贽赤子血性勃发，架起了思想的风车，与耿定向及其弟子们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公然叫阵，把非圣非孔、惹是生非的思想著为文字并加以刊行，遂为俗流和当权者所不能容，遭人侧目、被视为异端、遭诽谤、遭驱逐、被下狱……受尽磨难，但他并不曾有丝毫顾虑，始终不改内心的倨傲与对自由的渴望，直至万历三十年被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被诛杀。
再看吉田松阴的一生：1830年出身于日本下层武士家庭，追随叔父学习兵法。21岁不满足于学习视野受限，决定游学全国。当时日本武士阶层都有固定的藩属和户籍，欲离开藩地须经藩主同意，否则将以“脱藩”罪名论处。松阴决定以身试法，犯险行走九州。此番游历打开了他的眼界，却因此被扣上“脱藩”罪名被遣回原籍，并剥夺了俸禄和武士地位。吉田松阴第一次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付出了沉重代价；23岁时美国殖民远征的海军舰队到达江户湾，给日本带来威胁，深感民族危机的松阴著文疾呼，力倡尊王攘夷防御外侮。对西洋技术充满好奇的他再次无视幕府海禁，密谋搭乘美军舰船偷渡出洋，因违反“锁国令”入狱一年；出狱后被软禁在家中，五年的软禁生活中他兴办松下村塾，传授儒学和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维新领导人，点燃了明治维新的思想之火；此后，他的思想越发激进，号召武力推翻幕府统治，28岁制定了刺杀幕府高层、劫持藩主等系列激进的计划，倒幕运动失败后再次被捕入狱，29岁时被处死。几年以后，明治维新运动爆发，维新志士半数为松阴门下。
安政五年，以井伊直弼主导的幕府与美国缔结了《日美通商条约》，对内推行高压政策，展开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松阴先后筹划了刺杀幕府高层的“间部诠胜要击策”和伏击劫持长州藩主以倒逼其起谏勤王的“伏见要驾策”。因幕府严控、局势严峻，久坂玄瑞和高杉晋作等门人联名写下血书，劝阻伏击幕府高层间部诠胜，持守观望；另一门人田园庄四郎——即上文所言“庄四”，背叛了松阴向藩内官员泄露秘密；松阴寄希望于长州藩政府要人周布政之助，向他坦陈行动计划却遭其软禁；多数门人不支持他的主张，纷纷回避，不愿去探望他……上文所言之“政府诸公，世中唱忠义人人皆是也”或与周布政之助有关。许是因遭遇背叛并被囚禁后的幽愤，他偏激地认为弟子们“乘时一起，攫取功名”[2]17把他们的持重论调理解为贪生怕死、趋利避害的功利之举，宣称要断绝师生关系。在这种情境下，松阴对“童心说”的理解是代入式的，对应到了自己的政治处境中，夸赞支持他的入江杉藏有童心，嘲讽“政府诸公”为贪生怕死的假忠义。
鲁花不仅是在生产一种产品、打造一个品牌、经营一个企业，更是在从事一项有意义的产业。“十三五”期间，鲁花继续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着力打造食用油和调味品产业链，使花生油年生产能力达到150万吨，其它食用油年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吨，调味品年生产能力突破50万吨，为实现鲁花人“产业报国，惠利民生”的宏伟愿望而努力奋斗。
松阴则反对世俗功利，他认为忠义精神是不允许有任何私心杂念的，只有“义与不义”之分，没有功利成败：“举大事者，唯着眼于义不义而已。担心成败，皆懦弱之至。”[5]425因愤激于自己阵营里的“忠义之士”的倒戈、背叛与观望，当计划全盘尽毁、陷入孤危绝境时，不无情绪化地把弟子们的谨慎行事理解为汲汲于保身的偷生行径，责其为“假”。而对自己及少数支持者置生死安危于度外，不顾危难坚持倒幕的行动则以为是“真心实意，肺肝骨髓,凝固如石,结而不可解者”[6]55。李贽关于“真假”的论说便走进了他的心坎，印证了他对家国大义的理解，“童心说”成为了他心力支撑的依据。
三、“狂愚”精神：心学视角下的童心悖论
李贽晚年写《自赞》，对自己的评价是:“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3]356松阴也常自嘲“愚钝汉”“愚物”“狂悖人”，并称呼李贽为“蠢物”。李贽宁为狂狷，不为乡愿，他认为狂狷是闻道的前提：
DAMORE等学者也指出，细胞膜流动性的变化是决定酵母细胞耐受性的主要因素，氧气在甾醇和长链不饱和脂肪酸等物质的合成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影响酵母菌乙醇耐受性的主要因素，同时酵母菌对高温和高酒精度的耐受性相似，可通过应激反应减少对细胞活性的影响。
这段文字得到了松阴的共鸣，他眉批如下：“余常受人之讥，然自卓老观之，尤有失人之病，是吾自知焉耳……余曾作《讲孟札记》论乡愿狂狷如此。自以为臆说，初未知温陵先生已有之也。”[7]47在《讲孟札记》中，松阴阐述了类似的看法，表明他看不起那些以“修饰边幅、沈重言语、小廉曲谨”的“乡里善人”面貌出现的乡愿之徒，称这些人四方讨好，八面玲珑，只顾着自己安身保命，动不动端起道学面目非议敢于直言进谏者；“极论直言者谓之不敬,饮酒骂人者谓之狂气。至其讲书,若有一言半句与朱注违戾,则谓之异端之学。若忧国家天下,则谓之苏奏、张仪,若论膺惩挞伐,则谓之粗豪。”[8]442
李贽并不否定包括世俗功利在内的真实欲望，他所厌恶的是“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以自盖”[3]110的各种假把戏。“童心”之真在于直心而动，不假造作:“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讲学便讲学，不喜讲学便不肯讲学。此一等人身心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管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3]110只有当人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本然澄然地观照世界，才能获得最大的精神自由。可见，李贽是从“人”这一有情有欲的生命存在，从如何回归本我的哲学角度以确立“童心观”的。
“狂狷”与“乡愿”之辨古已有之。孔孟皆取狂狷，而不齿“乡愿”，视之为乱德惑众，窃取声名的“德之贼”。至王阳明，不仅不排斥“狂”，还把“狂”视为成圣的前提。“(乡愿)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9]316一心“致良知”的王阳明也在不断修行着从“乡愿”向“狂者”的升华，他在52岁时自我检讨：“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10]251所谓“行不掩言”，便是李贽所言之“宁可失言，不可失人”，不为讨好而有所覆藏，不畏流俗敢于直言。良知能洞彻“真是真非”，就像是一面护胸宝镜，一切施为凭之召唤便能无惧无畏，行事光明磊落，“虽千万人吾往矣”，自不必理会世俗眼光和闲言碎语。王学的“狂者胸次”，并非偏执轻狂，而是一种胸襟气度，是对“良知”的清醒认知和内心的正气盈满，因而也是自由情感的外化和对自我的最大尊重，是“童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心学至王学左派的王心斋、罗汝芳、王龙溪、何心隐等无不表现出鲜明的狂者气质，见识非凡、卓尔不群，且嫉恶如仇、真率任侠，所谓“以赤手搏龙蛇”(黄宗羲语)。同为王门狂人的李贽特别欣赏这种高迈刚雄的“大狂”气度。罗汝芳和王龙溪去世后，李贽为他们写告文，表达敬仰之心。何心隐被害后，虽然素未谋面李贽却为他写下《何心隐论》，公然忤逆时政打抱不平，称之为世间难得的“亢龙”，其死有重于泰山。“狂者胸次”正是李贽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他一生离经叛道，即使一路被喊打喊杀，也不曾有一丝一毫的退却。
后面的那个紧跟着他。他们两个都没有脱掉鞋袜，虽然河水冰冷——冷得他们脚腕子疼痛，两脚麻木。每逢走到河水冲击着他们膝盖的地方，两个人都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跟在后面的那个在一块光滑的圆石头上滑了一下，差一点没摔倒，但是，他猛力一挣，站稳了，同时痛苦地尖叫了一声。他仿佛有点头昏眼花，一面摇晃着，一面伸出那只闲着的手，好像打算扶着空中的什么东西。站稳之后，他再向前走去，不料又摇晃了一下，几乎摔倒。于是，他就站着不动，瞧着前面那个一直没有回过头的人。
心学也是幕府末年维新志士普遍信奉的学说。松阴的老师佐久间象山既是著名的洋学家,又是阳明学者。松阴早年服膺于心学。他曾在书信中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学其真,往往与吾真会耳。”[11]386在《讲孟札记》中，每把孟子和王阳明相联系，看到了心学与孟子的思想渊薮。而他一生的行事，更是狂者风范。
他读《论语》，不愿做谨守规矩的颜渊，而愿以子路为师表；读李贽《何心隐论》，则自比为何心隐；他倾心于李贽，“吾与李卓吾甚似，赧惭不一，然是吾真骨头也。”[2]26松阴所引为同类者都有着与他同质的“真骨头”。他不以“狂”为耻，反以为荣：“诸君众口一词，以为狂策……诸友之于尊攘，时势可为则为之，不可则不为，其以仆为狂为愚，万万的当矣。仆亦不深尤之也。”[12]319被斥为“狂愚”反觉得是“万万的当”。他自称：“矩方(松阴)性狂愚，而少有慷慨之气，不屑为白面之书生，爱马革裹尸之气象。”[12]311他写诗歌颂“狂愚”：“狂愚诚可爱，才良诚可虞。狂常锐进取，愚常疏避趋。才多机变士，良多乡愿徒。流俗多颠倒，目人古今殊。才良非人良，狂愚岂狂愚。”讽刺“机变士”“乡愿徒”的“才良”，而盛赞“诚可爱”“锐进取”“疏避趋”的“狂愚”精神。相对于世俗层面的“聪明人”，“识时务者”而言的，“狂愚”有着与俗世相悖、不为人情世故所囿的天真，摒除了对外在功利的在意，天下汹汹亦能坚定内心，对于认定的信念有着风雨不动的执着。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份真诚执着的气度恰与李贽相似，使得他能够跨过历史通道与李贽相契。
然而，松阴与李贽及最大的不同在于：“狂”于李贽及其他心学家是成圣、闻道的前提，其终极目标是依循心中正道放手而行，从而成为精神明亮的人，以达清晰通脱的自由王国。他们所在意的是“道”，是真理本身。而松阴之“狂”唯忠义是论，是天皇和日本利益高于一切。效忠天皇是他行事的唯一动力，也是最高准则，容不得半点犹豫和暧昧，为之可血腥杀戮，可抛却生死。这种极端意志直接导致了他的国家侵略论，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牲道义原则，给亚洲和平埋下了危险的种子，这恰恰是对李贽“童心说”的最大亵渎。
至今，我们依然无法精准还原李贽乃至于阳明心学对于吉田松阴及倒幕维新运动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日本阳明学是一场虚构，是一场我们基于民族文化的热爱与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兼收而一拍即合的话语场域。“启蒙思想”与“维新运动”架接起了连接的桥梁，允许中日两国彼此往返输送着各自的历史记忆。吉田松阴在最后的人生岁月里找到了李贽这样的“同路人”，与李贽的思想握手，籍此收获了“吾道不孤”的信念。也许这样一场跨越时空的“神交”只是一个满怀激情的革新家在政治失败后于漫长的历史星空中寻找到的星火温暖，却为后来者垂示了“童心”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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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shida Songyin 's Acceptance of Li Zhi ’s “Childlike Heart Theory ”
YAN Lili
(Literature and Media Dept.,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362000,China)
Abstract ：Yoshida Songyin , as a the pioneer of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Li Zhi’s ideology. Between his incarceration and his imminent death sentence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Movement to overthrow the shogunate, he manually copied and commented on works such as Burned Book, The Continued Hidden Book etc. Songyin was especially devoted to “Childlike Heart Theory ” to absorb energy and seek the belief support of “my Tao is not lonely”in the years of detention. His “mania fool” spirit not only had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courage and pride, but was also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voluntarism of extreme nationalists. Therefore he fell into the paradox of “ Childlike Heart Theory ”.
Keywords ：Li Zhi; Yoshida Songyin; Childlike Heart Theory; Yangming Theory; Meiji Restoration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24(2019)05-0043-05
作者简介： ：颜莉莉(1974-)，女，福建永春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泉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李贽与明治维新的影响研究”(2018D29)。
(责任编辑 如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