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前进—逆溯”方法——兼议方法论的研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方法论论文,方法论文,逆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畸变的哲学
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存在着一种学术倾向：即注重观点有加，而关注方法不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般说来，当一个社会处在一个比较浮躁的阶段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也表现出重观点而轻方法的情况；而在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生活安适的社会中，可能会产生出学术泰斗的思想大师，其突出的特征是把科学方法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的位置上。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性，但是，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应当让这种“客观性”牵着鼻子走呢？
关于方法论逐渐淡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倾向，有的同志是这样解释的：其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它对一切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此是不可能提出疑义的；其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在一百多年的深入研究中不断完善，它的一切方面都得到了研究，它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样一来，无疑是说唯物辩证法已经使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一劳永逸了，没有工作可以做了，所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这些年来非常冷淡方法问题的研究。这种解释表面看来是能说服人的，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唯物辩证法从来不承认什么绝对真理，因而它自身的体系也永远不会成为一种终极体系和终极学说。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提供的是一般方法，而在每一个具体学科的应用中，应当具有特殊的形态；同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唯物辩证法也应不断地得到发展。所以，方法论研究不应受到忽视。
在方法论研究问题上，萨特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当然萨特曾经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而且在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之后依然念念不忘存在主义，并宣称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些原因，他受到的指责要大大多于赞扬。但是，当萨特宣布自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首先进行方法论研究，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无论萨特的“前进—逆溯”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但萨特毕竟意识到：当他准备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去争取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必须自觉地对唯物辩证法作一番研究，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至于他终未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是另外一回事。
二、萨特的方法研究
50年代前后，萨特宣布自己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建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工作，他首先考虑的就是方法问题，标志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部著作是《辩证理性批判》，而这部著作第一分册的标题就是“方法问题”。萨特认为，辩证法在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研究中时，必须有着具体的形态，他把这种形态称作是“前进—逆溯”方法，他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是真正的辩证方法，才能达到对个人、社会、历史和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真正把握。
萨特认为，以往哲学在关于人和历史的理解问题上走进了两个极端：一种是唯心主义的历史方法；另一种是机械决定论的方法。唯心主义的历史方法撇开了人的物质性关系，使人离开了社会历史的总体；机械决定论则采取一种完全“经济主义”的方法，在社会历史的领域中紧紧抓住因果必然性而看不到人本身。在他看来，人与社会历史之间是一种相互规定的关系，个人创造着社会历史，同时，社会历史又反过来规定个人的存在。因而，辩证方法必须是对人和社会历史一种“统摄理解”的方法，“前进—逆溯”方法就是唯一能够达到这种“统摄理解”的方法。
萨特对“前进—逆溯”方法作出如下定义：“我们把存在主义的研究方法规定为一种逆溯—前进和分析—综合的方法；同时这也是在对象（包含着作为许多层次意义的整个时代）和时代（它在其总汇中包含着对象）之间的不断丰富的‘一往一来’”。（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9页。）
“一往一来”是一个形象比喻，但它却揭明了辩证方法的特征，即在动态的过程中从矛盾的两个方面对对象作往复的考察。理解一个人，需要通过对他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因素进行一次次的“微分”，而每一次“微分”都是为了接近最终的综合统一，以求达到对个人的全面认识。这种“分”与“合”的“一往一来”在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上也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不过，萨特的“前进—逆溯”方法主要是用于对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理解上，即个人的总体化和历史对个人总体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萨特认为，研究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需要从这个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历史总体前进到这个特定的人，反过来，还需要从这个特定的人逆溯到他的时代的历史总体。这样的一往一来既把握了这个特定的人的一切个性特性，又理解了他在他的时代中实际生活的奥秘。而这个实际生活正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总汇。因此，萨特说，作为研究方法的“同时既是前进的（向着客观结果）又是逆溯的（我追究到原来的条件）”的运动所达到的“统摄理解”，“无非就是我的实在的生活，也就是一种总体化的运动，它把我的邻人、我自己以及我的环境条件集合在正在进行的一种客观化的综合性的统一之中。”（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4页。 ）如果说萨特把这种方法单纯看作是存在主义的方法，那么与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实上萨特并不是这样，他是把这种方法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所以，他干脆用“前进—逆溯”这样一个表达式来表示辩证法。
三、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意图
在萨特的“前进—逆溯”方法中包含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意图。因为，在萨特看来，“前进”的方法和“逆溯”的方法都是旧哲学所使用的陈旧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贡献已经远远超越了旧哲学的方法论。所以，任何在马克思之后还试图复活那些陈旧方法的企图，都是错误的。在这里，无疑包含着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也就是说，在萨特看来，单纯的“前进”方法和单纯的“逆溯”方法都还不是辩证的方法，尽管他们都是实践的方法。因为，前进的方法基本上是停留在实践的物质层次上，它从人的社会环境中考察和说明个人的存在与行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联系中，求得对个人的总体说明。这种方法在透过现象把握必然性方面有着极大的优越性，但它却包含着“非人主义”的机械论危险。萨特认为，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这种危险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他说：“到了今天，综合的前进方法是危险的：偷懒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这种方法来构成先验的实在，政治家们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应当是这样发生的；他们用了这种单纯的叙述方法什么也不能发现。”（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8—99页。）
萨特又认为，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前进”的方法，对于发现总体化的运动来说，“前进”的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他说，“前进”的方法“就是要重新发现根据前一个环节而产生的每一个环节的那种总体化的扩充运动，发现从实际经验的暧昧性达到最后的客观化的那种跃进。”（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 108页。）但是，光有前进的方法还不能对总体化的运动作出全面的把握，要真正“发现从客观性到客观性的展开，发现以后一个超越前一个意义而又在后一个意义中保持前一个意义的那种生动活泼的规律”，（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8—109页。）还需要“逆溯”的方法。因此，萨特声称，他的方法是探索性的方法，“因为它同时既是逆溯的，又是前进的。这种方法的首先的考虑，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把人重新放在他的环境里去考察。”他说：“我们向一般历史要求给我们重新构成现代的社会结构、它的冲突、它的深刻的矛盾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总的运动。这样，我们一开始就有了对于所考察的运动的一种总体化的知识”，（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3页。）虽然对于研究的对象来说， 这种知识是抽象的，但在继续的探索中，个人的总体性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以致于最终能够把握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
萨特认为，用“逆溯”的方法来补充“前进”的方法的意义还在于：个人的“计划是有被集体的工具所歪曲的危险，所以最后的客观化可能并不与原来的选择完全一致。因此，又应当采取逆溯的分析；更加紧密地掌握这种方法去研究工具的范围以便决定各种可能的歪曲；用这种方法去利用关于知识的当时技术的一般认识，并用这种方法去重新发现生活的展开以便考察各种选择和行动的发展，它们的在外表上的连贯或不连贯。”（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 第109页。）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萨特的用心， 那就是以积极的态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教条。然后，根据这种积极的理解去建构审视“人”和批判历史的理论新模式。这样做，即使失败了，也包含着探索的尝试。
四、以现实为旨归
有了“逆溯”的方法，个人的行为就不再会被看成是历史中反常的、意外的偶然性和无意义的方面了。相反，个人行为和观点的特殊性被作为实际的总体化的具体实在性，个人的特征也就不再是他的某一方面特征，而是在他的总体化过程中被掌握到的整个个人。萨特说：“事实上，当对象的深刻性和特殊性一被重新发现之后，它不再是处于总汇之外（如同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把对象归并到历史之中以前所做的那样），它直接进入与总汇的矛盾：总而言之，时代和对象的死板的并列立刻被一种生动的矛盾所代替了。”（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9—110页。）所以，在“前进—逆溯”的方法看来，“辩证法的总汇应当同经济范畴一样地包括行动、欲望、劳动和需要，它应当同时把人或事变重新放到历史的总和之中，在对发展的方向的关系中加以决定，并且正确地规定其目前的固有意义。”（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8页。）
萨特认为，人在实践活动中，是假于他的计划来规定自己的，根据他的计划而从事的劳动、行动揭露和规定着他的状况，同时又不断地超越这种状况。因此，不存在什么固定的本体，只有一种永恒的不平衡。人从来都处在对自己的超越之中，每一个人的总体化都是按照自己的特殊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因此，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都是许多可能性领域，当他实现了某些可能性时，就摆脱了另一些可能性，这就是它们的选择或自由。
所以，辩证方法不应仅仅停留在历史的一般性上去理解人的超越，因为历史层面上的“基本矛盾只是划分和构成可能性的领域的那些因素之中的一个”。萨特说：“如果人们想详细解释这些因素，揭露它们的特殊性（就是使一般性表现为如此的那个特殊面貌），并懂得它们是怎样实际经过的，那么必须对选择加以研究。”（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2页。 ）萨特认为他关于福楼拜的研究，就是这种研究的实例，因此，他能够理解福楼拜为什么选择文学创作的道路，以及他的性格女性化等等。因此，萨特给出了一个结论性的意见：“人，对他自己和对别人说来，都是一个赋予意义的存在，因为人们倘若不超越纯粹的现在去根据未来解释人，那就永远一点也不能理解他的姿态。此外，人永远在成为他自身的创造者之前的情况下是符号的创造者，他利用某些对象来指示另一些不存在的或将来的对象。但是把这种和那种做法都归结为单纯的超越：超越目前的条件而倾向它们后来的变化，超越目前的对象而倾向一种尚未存在的东西，这是一回事。人构成符号，因为他在他的实在性本身中是赋予意义者；他是赋予意义者，因为他是一切简单的既成事物的辩证的超越。”（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2—113页。）
也就是说，只有研究了人的选择和造成这种选择的一切因素，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超越，才能在这种超越中发现人的总体化。逆溯的方法既在横向的维度上看到人对于构成他的总体的历史存在的超越，又在纵向的维度上看到构成他的现在的过去的超越。因此，他的每一项选择都变得非常清楚了，他的选择的特殊性也就打破了任何研究人的非辩证方法和机械还原论。
当然，辩证方法并不仅仅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对于人们的一般实践，它也有着普适的意义。比如，人在实践中关于目的的确立、计划的制定和对对象的把握也都需要根据“前进—逆溯”方法来进行。因此，萨特认为“前进—逆溯”的方法与实践的辩证法是统一的，也是总体化的路径。
根据“前进—逆溯”的方法，人的实践活动既是人的总体化又是人的异化，人的异化在人的总体化过程的具体环节中是必然的；但在社会历史的总的趋势中，人的异化则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性结果。反过来，人的总体化也由于人的异化而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性结果，在社会历史的总的趋势中却是必然的。不过当萨特悲观地看待异化，认为人的异化是永远无法超越的时候，异化和总体化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位置恰恰变得颠倒了过来。也就是说，在现实的生活领域中，辩证的方法与辩证的运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辩证法就是处在内在性中的观察者揭露对象的方法，而在实践中，被揭露的对象往往就是实践主体自身，因此，辩证法成了个人在实践的行进中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方法。所以，一切辩证法都是总体化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关于辩证法的研究，较多地注重于对体系的把握和内容的客观描述，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社会历史研究方面的应用，较注重的是矛盾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把握方面有着很大的优越性，但在理解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方面，往往不能够有效地体现出辩证方法的具体性。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问题的阐述总显得比较薄弱。萨特提出“前进—逆溯”的方法，对于思考发展和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内容，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然，萨特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二战以后，他极力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终于提出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存在主义的，它所代表的是萨特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或用马克思主义完善存在主义的愿望。所以，萨特用“前进—逆溯”方法取代唯物辩证法时，是从属于理解个体的人需要的，即解决个体的人的总体化问题。由于这个原因，萨特的“前进—逆溯”方法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如果我们能够对此方法加以批判地吸收，进一步拓展这一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发掘这一方法的内容，那么它就可能成为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哲学研究和历史认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