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运动的价值演变与时代重塑
谢碧霞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 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5)
【摘要】 中国语境下的青年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具有特殊价值的政治符号。1919年五四运动，回应了救亡图存、建立新中国的国家需要。1949-1978年，青年运动充分调动青年群体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设，稳固政权、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成为青年运动的特殊价值目标，但自上而下、单向度的价值形成模式也隐藏着青年运动的潜在风险。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战略重心的调整和青年群体的分层分化，青年运动从政府主导的单一动能模式逐步转变为行政赋权与市场、社会及个人赋能并行的动能模式；青年运动从单一的政治价值转变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价值统领，集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文明价值为一体的复合多元价值内涵；价值运行逻辑转变为多方多向。在此背景下，共青团要在发挥好传统组织优势的基础上，主动进行“自我革命”，创新工作形式，拓展工作战线，引领新时代青年运动的方向，充分发挥青年运动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青年运动 共青团 改革开放 时代价值
价值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效益关系。青年，作为人的生命历程中最具有活力、创造力、行动力的主体，对社会的发展是极富价值的存在。但这种价值体现需要青年与社会的成功“交换”，即青年必须以某种形式与社会发生互动。青年运动就是青年群体为了某一共同目标或共同利益而发动的具有一定组织性、计划性和持续性的社会互动形式。这种互动交换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的，体现着时代的要求和特色。
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今，青年运动已走过百年历程，青年运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其能否有效满足主体的时代性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青年之于社会的时代性作用。1919年五四运动，以青年运动的形式回应了救亡图存、建立新中国的国家需要。1949-1978年，青年运动充分调动青年群体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稳固政权、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成为青年运动的特殊价值目标。然而，在这一阶段中青年运动自上而下、单向度的价值形成模式也隐藏着青年运动的潜在风险。1966-1976年“文革”期间，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国家工作重点出现偏离，青年群体在革命浪漫主义的鼓动下，缺乏必要的理性反思，盲目追随和片面扩大导致了青年运动的严重失误，对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冲击。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环境下国家工作中心和政策重点发生了战略性转向，运动式政治退潮，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不搞运动”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政治策略和思想主张。与此同时，“占领华尔街”“颜色革命”等世界范围内青年运动的泛起，青年运动对现有秩序的对抗性和冲击性凸显。在内外两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对青年运动的价值认知出现了时空上的双重消退。一方面，青年运动的价值更多地被定格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指向了过往而非现在；另一方面，认为中国青年运动已渐行渐远，对青年运动的研究视角转向了国外，社会学取向的国外青年运动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2013年，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对青年运动进行了新时代的价值定位，肯定了青年运动存在的意义。走过百年历程的青年运动，如何在中国新的发展阶段焕发新的价值光芒，重塑和再造新时代的价值内涵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将从历史和现在的角度回顾青年运动的价值演变历程，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青年运动价值逻辑的转换，以期对新时代青年运动价值内涵的重塑以及共青团做好青年工作、引领青年运动方向有所启发。
一、革命与建设年代青年运动的国家需要及其价值体现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群体概念的“青年”初登政治运动舞台
青年是随着工业革命和近代教育进程而出现的群体概念[1]。工业革命带来了劳动工具的革新，对人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时，对人尤其是身体心理素质尚不完善的青少年开展独立于传统家庭之外的教育成为许多工业化国家的选择。然而，对于落后于世界工业化浪潮的中国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以家庭式的私塾教育为主，青少年的整个教育进程都在家庭的“掌控”之中，青少年只是作为家庭中特殊的年龄个体存在，而不具备更多社会性的群体内涵。青少年尚未成长为社会独立的行动主体，在身体和思想上都受到极大限制。
自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中把教育体制作为革新的重要指向，并开始探索以西方现代教育模式为蓝本建立新式学校。教育体制的革新尝试为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文明的逐步传入创造了条件。在国家衰落、备受欺辱的历史背景下，青年中以学生为代表的群体意识开始觉醒。在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中，各地就有上千名应试举人参加。在这场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开端的事件中，青年群体初登政治运动的舞台。但在帝制政体未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这种政治运动与封建体制紧密勾连，青年群体之间的结合只是某种特殊情势下的临时聚集，其内部是松散缺乏内聚力的，青年的社会想象力以及现实行动力都极为有限。因此，只能说是一种青年的集体行动，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青年运动。
(二)20世纪初-1949年：青年运动的国家需要
步入20世纪初，伴随着清朝封建帝制的覆灭，教育体制的现代化改革进程加快。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2]，宣布在学校中取消读经课程，为学生的思想松绑，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精神和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通过建立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等学校教育体系的改革，中国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系统。物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使各类青年学生脱离了现实生产的困扰和原生家庭的限制，思想得以更加自由地交流互动，对社会现状以及国家发展形成了独立看法，许多青年人置身于所处时代及社会角度来理解自己的经历，对世界正在进行和将要发生的态势有了自己的解读，开始有了自身的社会想象力，并将自己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有理解力的社会行动主体。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带领中国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执政党，工作的主线从政治革命转移到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领域。青年也从传统家庭中的年龄概念彻底转变为政治性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概念。青年运动作为发动青年群体参与国家建设、稳固政权的重要形式被高度重视。青年运动以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垦荒队、青年造林突击队、青年扫盲队、青年科技攻关小组、全国青年“学雷锋”活动等各类“青”字头的组织形式积极回应党的中心工作，活跃在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等各条战线上，丰富了青年运动的具体实践形式，也使青年运动深度嵌入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面对列强环伺、内外交困但当权政府振兴乏力的中国，青年人开始探寻新的救国之路。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为代表，青年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反抗传统权威。与此同时，青年开始聚群发展，志同道合的青年纷纷成立社团组织，探索以青年群体之力量改变中国之现状，如少年中国学会、民治主义同志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这为波澜壮阔的青年运动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19年，在巴黎和平会议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代表提出的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要求被拒后，在青年群体中积蓄已久的愤懑以一场政治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开展了激烈的政治抗争。“五四运动超越了维新运动、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停留在器物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的‘外层围攻’，首次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文化这一深层内核。”[3]只有青年人大胆果断、充满激情的心理特性才能使这一群体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思想，更加坚决地与传统势力决裂。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青年运动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青年群体以先锋队的形象，站在了革命队伍的前列，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出了青年的时代强音。
要将名师的培养与精品课程建设、教改项目立项、教材建设、科研项目立项等结合起来，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和帮助名师多出成果、快出成果。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青年运动之于国家的价值被充分感知，“自同盟会成立以至于现在，国内有大意义的举动，无一不是与青年有关，由青年居于领袖与先锋的地位……这些爱国运动里面的意义，便是国民革命，中国今日之各种新的气象，所以能蓬蓬勃勃风起云涌，都是青年运动的鼓荡。外国人对于中国不敢再轻视，就为的是青年运动。”[4]在毛泽东看来，青年运动更是组建起一支军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相当的大……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5]经过五四青年运动的历练，涌现出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和人才准备。与此同时，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只掌握了一些初步的共产主义知识，并且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6]因此，“青年团要像地球一样，既要围绕党这个太阳(中心)转，又要自己转动，既要公转也要自转”[7]。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青年运动领导权的掌握，成为党发挥青年群体价值的重要前提，而青年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也从青年学生在共同爱国情怀激励下的自发行动过渡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引领的与工人阶级紧密结合的自觉行动，为国家解放凝聚了重要而鲜活的力量，成为中国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随着医学影像学的不断进步，临床上诊断疾病的医疗仪器越来越多样化，人们在惊叹医学发展速度的同时，也会为仪器繁多的种类而苦恼。如今紧张的医患关系，让医生在诊断的时候不敢“一锤定音”。患者也更加相信具有科学依据的诊断，医生不得不安排患者去做各种仪器检查，明确病因，才能对症治疗[3]。
(三)1949-1978年：作为政治符号的青年运动
对比实验组与参照组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护理干预前后简易精神状态量表评分数据（见表1），护理前两组患者简易精神状态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护理干预2组患者精神状态评分均有所升高，但实验组护理3个月、6个月、9个月后简易精神状态量表评分均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与之前相比，以政治运动为核心内容和基本形式的青年运动传统模式有所转变，更加关注社会生产、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等领域，这种转变的发生是与国家政治战略紧密相连的。青年运动的领导、组织形式以及目标导向都是一种国家的政治性、组织性行为，青年运动作为政治符号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某种程度上，开展青年运动多是一种政治策略和考量。
从青年运动的领导来看，自五四运动以来，青年运动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共青团为中坚力量，有组织开展的青年群体性运动。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始终使青年运动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青年运动是“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具体实践载体，青年运动的这种政治属性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949年4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就明确强调：“党对团的领导是青年运动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指出“团的基本任务是要团结整个青年一代。”4月22日，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为大会做了《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重要报告，号召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8]。1955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做了题为《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祖国伟大行列中奋勇前进》的报告，确定青年团在未来一个时期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教诲下，继承和发扬中国青年运动的优良传统，团结全国各族青年为建设祖国而忘我地劳动，为建设祖国而奋发地学习……遵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奋斗。”[9]青年运动的方向与党的工作高度重合，青年运动的价值通过有效落实党的建设目标而被充分体现出来。
以科学文化领域的青年运动为例，1955年，为响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开展大规模“扫盲行动”的号召，共青团中央决定带领3 000万农村识字青年，通过普遍建立青年扫盲队，成立识字小组包教包学等形式，开展了扫除农村青年文盲的青年运动[10]。再如在生产建设领域，1955年5月，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1]随后，团中央下发《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组建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先后有数万名青年到祖国边远和落后地区开荒种田，这场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为国家解决粮食问题和城市就业困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埃里斯塔市中心广场有一座约有2米高的标碑，寓意是埃里斯塔在我心中，当地人则将其称之为“我爱埃里斯塔”标碑。
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青年运动成为党和国家实现建设目标的重要力量，但受青年运动自上而下、单向度价值形成逻辑的影响，一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出现偏离，缺乏理性反思的青年运动很有可能因盲目追随和片面扩大而产生“反噬性”力量，甚至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对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产生巨大冲击，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年运动史上的一次严重失误。
二、改革开放以来青年运动的新挑战及动能模式转换
(一)青年运动面临的新挑战
1.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于是，在1976年“四五运动”后，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不搞运动”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政治策略和思想主张，大规模的政治性运动走向消寂。
2.青年的主体性觉醒
随着思想解放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准则的调整，青年作为最敏感的社会群体，开始反思时代变迁之于个人存在及发展的意义。改革开放前个人生命和理想完全融入集体事业的预设人生路径与改革开放后总体性社会退潮相互碰撞，“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引发了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在这场被喻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的大讨论中，青年个体的主体性开始觉醒，青年意识到自身不只是国家集体事业中一颗“青春”的螺丝钉，还应是有更多独立意识和独立追求的个体，“青年”作为群体性概念的意义及其价值受到了青年个体认知的冲击。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国家发展的形势变化、社会力量的重新分配、青年的主体性发展使青年运动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青年运动的动能模式转移已促使青年运动的价值形成逻辑进行了深度调整，青年运动的价值属性正在走向多元化。
首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承担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更是整个社会和个人的奋斗共识。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令，也是社会的民心所向，青年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参与者、创造者。无论青年运动的形式、内容及动能来源发生何种变化，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的时代背景，青年运动必须嵌入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时代主题中去。
(二)青年运动的动能模式转换
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青年个体意识的觉醒，青年群体性认知弱化，青年运动面临着巨大挑战。国家权力的自我约束和主动让渡，推动了总体性社会的瓦解，市场、社会、个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必然使青年运动的动能模式发生相应转变，青年运动也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运动从政府主导这种单一的动能模式逐步转变为行政赋权与市场、社会、个人赋能并行的动能模式。所谓赋权赋能指的就是赋予青年运动以权力或能量，以推动其真正运作起来并发挥社会影响力。不同的推动力来源将产生差异化的动能模式。
1.以党团组织为主导的有效动员即行政赋权仍然是青年运动的主要动能
在社会赋能上，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逐渐放松了对民间社会的管制，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越来越大，为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多样化选择，丰富了青年运动的实现形式。以志愿服务这一新时期青年运动的主要形式为例，据广州市团校开展的广州市志愿服务组织调研显示，2017年从组织资金来源角度来看，以政府支持为组织资金主要来源的志愿服务组织占32.3%，企业赞助、社会捐款(私人捐赠基金会等)、自主性收入(会员会费、服务收费等)等非政府资金来源占30.5%，从资金支持力度来看，社会性的力量日渐壮大。从志愿服务组织的成因来看，个人自发成立和社会群体自发成立的比例分别占20.2%、27.6%，反映了非政府因素建立的志愿组织占了近半壁江山，换言之，在对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群体的动员上，社会力量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2.来自市场、社会和个人三方的赋能模式日益凸显
在市场赋能上，以2005年超女粉丝热为例，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数百万的青年加入到这场集体狂欢中，这种特殊的青年运动形式是青年群体在市场力量的牵引下自主自发形成的，其对个性张扬和特立独行的追崇宣告了与前喻文化和主流文化既抵抗又合作的青年亚文化正式成为社会文化领域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个别计价法计算的销售成本，能以实际采购成本为基础，期末资产价值具有真实性。这种方法适用于一般不能替代使用的存货、为特定项目专门购入或制造的存货等，如珠宝、名画等价值高，数量少的贵重物品。但是，个别计价法在实际操作中，手续繁琐，一个一个地单独计价，耗费的时间成本及人力成本均较高，对存货品种多，数量多的企业来说不太实用，同时就业务本身来说，毕竟像珠宝等贵重物品存货的企业不多，因而不具有普遍性。
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团中央及时调整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及其主要形式，改变了以政治运动为核心内容和基本形式的模式，更多地聚焦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共青团以“争当新长征突击手”、“创建青年文明号”、“青工技术练兵比武”等系列“青”字头活动为抓手，组织和引导青年立足本职岗位，主动适应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要求，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在社会建设领域，1993年，在团中央的领导下，铁路系统青年率先打出“青年志愿者”的旗帜。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以志愿服务为接入口，共青团有效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转型发展，发动青年“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贡献力量。根据《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7)》，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登记注册的3 278万名志愿者中，14-35岁的青年达到1 773万人，占比超过54%，青年志愿服务组织占比高达62.11%[13]。其中，政府主导型的志愿组织成为志愿服务领域中的领头雁。以志愿服务发展比较成熟的广州为例，在大规模、旗舰级的志愿服务组织中，政府主导建立或具有官方背景的志愿组织仍然占有绝对优势。2017年广州市团校开展的广州市志愿服务组织调研发现，2016年新招募志愿者超过一万人的志愿组织中大部分是由党团组织支持建立或与党团保持密切联系的。可见，在新的发展阶段，党团组织通过主动转变青年运动的内容和形式，更加贴近青年工作实际，持续保持对青年的动员能力。通过青年运动的形式，将青年凝聚到党的周围，尤其是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举行重大社会活动时，党团组织对青年有号召力、组织力的社会动员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个人赋能上，随着青年个体意识的觉醒，互联网的普及为青年提供了低廉便捷的群体关系链接方式，各类自组织、自媒体成为青年的聚集地，青年更加容易获得青年运动的首发权、自主权。例如，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帝吧”网友以表情包等形式“出征”，攻陷了台湾媒体脸书主页，“这些自发组织以90后为主的一群人(甚至包括一些00后)，竟然有详细的分工、严明的纪律，在FACEBOOK上只打台独而不伤台胞感情”，人民日报评论：“中国新一代90后的青少年们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让人眼前一亮，90后，相信你们！”[14]2018年9月，因瑞典电视台主持人发表辱华言论，“帝吧”再次出手维护国家尊严。这种虚拟化、个性化、自组织化的青年集体行动模式正成为青年运动的新形态。
在多元化动能的驱动下，青年运动已从大规模、集中式、组织化、动员型、政治性的运动形式逐渐转变为小规模、分散式、网络化、自发型、复合多元的青年集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中，青年运动获得了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的自身发展动力。
丛书选题契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卷撰写过程中，正值党的十九大召开，各卷作者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内容叙述有了更新。主编还适时调整选题，特别增设生态文明卷，直接呼应了党的十九大明确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的重要精神。如此，各卷记述内容也力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印证和观照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发展。
三、时代对比：不同时期的青年运动的价值形成
3.青年群体的分层分化
(一)革命与建设年代的青年运动：自上而下的价值形成路径
1919-1978年的革命与建设年代，青年运动主要发挥着作为政治符号的价值作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权的统一为加强青年运动的领导奠定了重要基础。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是青年运动的重点任务，青年运动的价值是先赋性的，即中国共产党在发动青年运动时已经提前预设了明确的价值目标，青年运动的工作内容、组织形式等都必须紧密围绕这一价值取向而铺展开来。青年运动的价值确立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线性传递，即党和国家确定青年运动的价值方向后，青年群体严格执行和落实。从实际效果来看，青年运动推动了党和国家政策措施的有效落实，充分体现了青年运动对于推动国家发展的现实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青年运动作为一种政治符号，体现了党的政治动员能力，代表党有能力凝聚社会上最有活力的力量，团结带领全体人民朝着党的目标奋进。
价值目标的先赋性有效地确保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也有利于保证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坚强领导，是发挥青年运动正向价值的重要保证。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自上而下、单向线性的价值传递模式存在一定的隐患。一方面是上级指令容易陷入过于理想化的境地，脱离现实生活的实际，而使之具有一定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则是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容易发生信息的偏差和失真，在层层传递的过程中原有的信息被人为地增减，无论是哪种情况，对于青年运动来说都是危险的。作为处于未完全社会化阶段的青年，理性判断容易受到激情鼓动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极左”思想影响，中国曾出现了一场在错误路线指导下适应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需要的千百万学生、青年的造反运动[15]。这场全国性的青年运动给处于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损害，“红卫兵运动持续两年多，终于闹得革命领袖也头疼起来。尽管他们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而震荡和混乱却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16]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17]。20世纪60、70年代青年运动在政治上的狂热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强大冲击力让部分亲历其中的领导人更加谨慎地对待青年运动，对青年运动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反思，也迫使党对青年运动的政治价值属性进行重新思考和界定。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运动：复合多向的价值属性
随着青年主体性的增强，青年在青年运动中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主导权，甚至可以自主地发起青年运动，自组织化的青年运动频现；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多点动员成为青年运动的重要特征，青年运动的价值目标往往是在多方多次往返中予以不断调整，国家、社会、青年三方都在作用于青年运动，青年社会化与社会青年化同步进行，青年在青年运动中得到了锻炼，接受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适应社会的健康人格，掌握了服务社会的知识技能。与此同时，青年也以青年运动为媒介推动了社会青年化，青年一代中盛行的新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推动了社会更新。
随着青年运动的动能不再被国家行政权力所垄断，评判青年运动价值的主体也在走向多元化。与此同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下，主体对青年运动的需要也从单一的政治价值转变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价值统领，集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文明价值为一体的复合多元的价值内涵。
其次，青年运动的政治价值依然非常重要，需要牢牢把握和正确引导。青年运动的政治价值主要体现在青年运动在维护政治权威、保持政治体系稳定持续发展的效度上，其衡量的标准就在于青年运动满足政治主体政治期待的程度。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青年运动就具有明显的政治符号价值意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发展总体平稳，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在社会分层分化的背景下，更需要通过一些政治性符号，实现全体人民聚心、聚神、聚智、聚力。而青年作为“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只有赢得青年，方能赢得未来。在碎片化的社会现状下，能否最大限度地将青年凝聚在政治核心周围，与党和国家同频共振，代表和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青年运动是一种青年群体的集体性行动，代表着青年群体对政治体系的态度，掌握青年运动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不仅有助于发动青年这一最有活力、最具创造力的主体参与国家建设，还能有效推动青年对政治体系的认可，为政治体系获得最大限度的合法性。因此，党团主导的青年运动依然有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党团要适时、有序、创新性地开展服务国家中心工作的青年运动，同时也要善于引导如“帝吧”出征、反日爱国游行等自组织的、涉及政治领域以及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青年运动。
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领域，步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治力量分配与再分配功能不断进行深度调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定位为“决定性作用”。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层分化，青年群体不再像以往那样整齐划一，因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等分布不均衡的情况，青年群体内部分化为不同等级的社会层次，形成了不同的具有阶层意识或群体共同情感的“类”。阶层划分取代了生物年龄划分，青年作为一个群体被消融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除了一些个别的优秀青年之外，作为整体的青年很难在政治生活中发现自己的存在感……他们是社会民主化进程中陌生的同时代人。”[12]
① 周美彤.浅谈中国流行乐坛的“中国风”现象及意义[D].武汉: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5期,2011.
创新运管机制。针对工程规模较小、数量多、分布范围广的特点，出台《山西省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改革实施方案》，督促市县进一步明确管护责任，落实维养资金，健全运管机制，从制度上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良性运行。
最后，青年运动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上的价值日益凸显。改革开放对青年最大的影响，就是青年从组织化的政治人向个体化的经济人转变，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使青年积极投身经济建设，青年兴起的创新创业浪潮推动了技术的升级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在文化领域，作为与社会传统主流文化有着明显区别的非主流文化或曰亚文化，青年文化是现代社会剧烈的文化变迁的直接产儿；同时，形成了的青年文化又参与、影响、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规定着变迁的方向[18]。改革开放40年来，青年文化已成为青年运动的重要内容,从代际关系的角度看，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文化反哺这一代际颠覆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它改变了文化传承的方向，或者说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19]。青年对世界潮流文化的掌握、改造和创新促进了文化观念的更新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青年文化成为了一种新的时代话语，彰显了青年之于社会的独特价值。在社会领域和生态文明领域，脱离了对温饱等基本生存问题的困扰，以及作为暂时脱离社会生产负担的特殊年龄群体，青年能够更加独立地思考自身对于社会和环境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张开眼睛看世界后，更加容易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自觉担起维护社会与生态的责任。例如，青年自主发起的志愿服务活动，“多背一公斤”“关爱地球”等系列青年行动无不促进着社会的善治，推动了人与地球更加和谐共存生活方式的形成。
由对数的恒等式和运算法则logaMn=nlogaM(a>0，且a≠1，M>0，n∈R)可以证明对数的换底公式[9]．
四、思考与建议
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青年运动始终是青年群体实现其之于社会独特价值的重要载体形式。改革开放时代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总体性社会变革，带来了青年与国家、青年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青年群体分化分层，“青年”这一概念获得了更多的个体内涵，作为青年运动主体——青年的独立性、主体性进一步增强，青年社会化与社会青年化的并轨，推动了青年运动表现形式的革新，也丰富了青年运动的价值内涵，青年运动作为单一政治符号的价值意义减弱，自上而下、单向度的价值运行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青年运动自有发展动力日趋强大。但是，在青年群体激情冒进的成长阶段特征和发展需求多元多样的时代特征交织下，青年运动完全自下而上的价值形成路径容易使运行的方向“脱焦”，不仅价值意义无法实现，还可能对社会稳定发展产生冲击。因此，新时代下青年运动必须牢牢地抓住“围绕党公转”这一基本原则。
迈入新时代，对青年运动主导权的争夺给共青团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坚守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创新青年运动的实践途径，发挥青年运动的组织优势，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利用好青年运动的育人导向，在社会青年化过程中发挥好青年运动的引领作用，是共青团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新时代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的生动诠释。共青团要勇于“自我革命”，充分认识到总体性社会中青年运动“一呼百应”的组织化、单位化动员模式已难再现的客观现实，要做好发动、组织、引领青年运动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积极适应新形势。
一要扩大青年群体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既要维护好共青团员等“核心群”，重点抓好学校共青团工作，建立稳固可靠的共青团队伍；更要主动凝聚新社会阶层中新兴青年群体等“游离群”，创新基层团组织运作模式，适应新兴青年的多元性、流动性、复杂性特点，增强工作的辐射度和影响力。
二要掌握网络化时代的沟通技巧。既要做深做实传统共青团教育工作，利用共青团改革的契机，进一步明确各级团校对团员青年的教育培训职能，探索中学团校、流动团校、流动课堂等新形式，运用好入团仪式、成人宣誓、团情培训等手段，提高“在场交往”的艺术性，实现动员信息的有效传递，团结和引领青年行动；更要把握网络时代 “缺场交往”的主动性，积极鼓励各级共青团组织主动融入微信、微博、百度贴吧、B站等青年人的聚集地，拓展工作战线，主动嵌入青年人的生活，“悄无声息地生产着一种可以影响社会各个层面的流动权力”，让青年自觉于时代使命，端正价值定位。
常见电厂电气设备故障主要出现在线路故障及设备故障两方面。绝缘子劣化、线路折断、导线弛度下降以及配电线路故障等是电厂、变电站电气设备线路故障的主要原因，在出现线路故障时，首先检查线路与设备接触点，在确认接触点无故障后，使用输电线路故障距离测试仪进行检测。变电室常见的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存在故障时，表针指示将不准确，值班员容易发生误判断甚至误操作，因而要及时处理。出现电压互感器常见的故障时其现象有一次侧或二次侧的保险连续熔断两次。
三要发挥青年运动的多元价值。既要高扬青年运动的政治价值，使青年成为国家政治体系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引导青年有序参与政治，做好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未来接班人的政治培养；更要引领青年踊跃投身国家发展建设，立足本职岗位干事创业，发挥青年运动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文明等复合价值，为国家推进五位一体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目前的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计算方法是以为后代留出一定利用空间为目的，因此在设计水文条件等方面取的是非常保守的值，从而在实际管理中会出现水质尚可但纳污能力已经接近饱和的情况。随着对入河污染物监测的不断深入，在水文预报基础上将逐步开展河流水质的动态预报，从而可以针对不同水期，计算河流的动态纳污能力，分水期进行精细化管理，并相应的核定动态限排总量意见。
四要善于整合工作力量。既要做实做强各级团组织，发挥好“青年之家”等青年工作阵地的作用，把握青年运动的主导权、主动权；更要创新社会化事业的运行模式，有效整合新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以及各类新兴青年自组织，增加工作抓手，实现借船出海、抱团作战；同时还要尊重青年的主体性，发挥青年的主动性，按照青年成长与发展的现实需求科学设置青年运动的议题，把青年的成长梦与中国梦融合起来，形成推动青年运动的最大动力。
[ 参 考 文 献 ]
[1]中国青少年研究课题组：《中国共产党与青年、青年运动关系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6期。
[2]梁尔铭：《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阶段特征》，载《教育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
[3]陈章乐 张松青：《大力弘扬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 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年第5期。
[4]《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
[6]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 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485页。
[7]胡德平 高 勇等：《长子胡德平与秘书们的回忆——历史绕不开的胡耀邦》，载《文史参考》，2010年第7期。
[8]《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http://dangshi.people.com.cn/GB/242358/242768/17735489.html
[9]《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http://dangshi.people.com.cn/GB/242358/242768/17735490.html
[10]郑 洸：《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446-45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248页。
[12]方 俊：《青年与现代化：转型社会中的政治问题》，载《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8期。
[13]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2页。
[14]《帝吧出征FB，友邦有话要说》， 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
[15][17]《红卫兵运动》，http://www.hprc.org.cn/gsgl/dsnb/zdsj/200908/t20090820_28339.html
[16]《1968年 毛泽东发号召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http://60.people.com.cn/GB/166974/9988125.html
[18]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载《青年研究》，1988年第11期。
[19]周晓虹：《文化反哺:生发动因与社会意义》，载《青年探索》，2017年第2期。
收稿日期： 2019-03-12
作者简介： 谢碧霞，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青少年发展与共青团建设、国际政治。
基金项目： 本文系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社科联2017-2018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立项课题“新社会阶层青年群体特质研究”(课题编号：2017WT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邢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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