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技术进步论文,路线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中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来自于中国整个发展阶段中所有的历史沉淀和将要面临的经济全球化的事实：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一直是国家面临的现实社会经济问题；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结构不符合实现新型工业化所要求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WTO之后，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中国协调工业化进程的滞后将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
衡量一国工业化的指标至少包括两个方面：（1）工农业总产值结构中的工业产值，它决定人均GNP的水平。（2）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中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它决定一国工业化的实现程度。中国目前还有70％的人口在农村，低素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为城市化建设水平和越来越严峻的就业现实而发生了“梗阻”。因而，研究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实现有序转移，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从理论上说，一国农业发展要受到本国资源条件的制约，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要达到农业资源的最优配置，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或路线有三条：（1）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路线；（2）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路线；（3）中性型的技术进步路线。劳动的节约主要是通过机械技术的采用实现，称为农业机械技术进步路线；土地的节约主要是通过化肥、农药和优良品种等生物化学措施的采用来实现，称为生物化学技术进步路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差距就是农业技术进步水平的差距。
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必须尊重本国国情，至少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本国资源禀赋及人口状况。如果一国土地资源稀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就应当选择土地节约型的生物化学技术进步路线。（2）本国农业发展目标。如果农业发展目标被设定为增加农业产出总量，就应该选择提高土地产出率的生物化学技术进步路线；如果把增加农民收入确立为农业发展目标，就应选择机械技术进步路线。（3）现有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按照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农业生产力水平处在传统农业阶段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一般都比较大且素质较低，此时农业的发展排斥机械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农业生产力水平处在农业传统阶段向农业现代化转变时，由于工业化初期处在“起飞”阶段所形成的工业和农业的资本竞争，又由于工业化在国内的推动，会通过企业制度、金融体制和市场结构这些外在机制的作用对农业的发展产生联动效应，促使农业本身通过内在机制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同时又会不断地产生农业剩余劳动力，此阶段也会排斥农业机械技术进步路线的实施。农业生产力水平处于农业现代化阶段时，由于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逐步吸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和农业部门的就业密度会大大降低。资本供给充裕，劳动成本会提高。这时只有采用机械技术进步路线，才能使农业资源达到合理的、最优的配置。由此推理，在宏观上选择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依据是，既要缓解资源对农业发展形成的瓶颈约束，又要着眼于未来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既要考虑到农业粮食产量的增长（尤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又要顾及农民收入的增加；既要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要重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
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来看，都是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选择适合于农业发展的技术进步路线。例如，战后经济发展创造“东亚奇迹”的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初期都面临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日本根据本国人多地少的特点主要选择了生物化学技术进步路线，对稻米品种进行了改良，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出口，这是当时有名的“老农技术”发明，它有效地解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韩国则选择了机械技术进步路线，在本国工业化的发展中重工业导向十分明显。但韩国十分注重发展那些能对其他产业尤其是能对农业产生较大联系效应的重工业制造业，以此带动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使重工业的发展处于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良性循环之中。
在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与实施的艰难之处就在于：（1）中国还没有走出传统农业的发展阶段，大量农业过剩人口存在，导致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尽管我国也存在着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利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经营的农场，但不能改变8亿多农民绝大部分处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本事实。（2）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具有双重转换的特殊性质。在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换，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换的地域转移，不仅仅是结构转换的发展问题，而且是传统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混合体制向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制度变迁问题，构成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独特的宏观背景。（3）中国的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制度变革的影响，它与国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内生性失业不同，具有外生性的特点。这种失业造成中国农业现代化启动十分困难，需要在结构转变的长期过程中去慢慢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4）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还面临着一个协调工业化滞后的现实，这是中国农业一切矛盾的集中点。协调工业化滞后使农村长期缺乏应有的发展基金，在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上多少年来形成一种低效率均衡：过多的低素质的劳动投入和过少的资金、技术要素进入的均衡。这种低效率的均衡排斥技术进步路线的进入。（5）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个数偏少、分布不平衡也制约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等等。
二、中国协调工业化进程滞后对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影响
怎样去把握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关系？国内学者提出了片面工业化和协调工业化的区分。片面工业化是以制造业部门特别是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的扩张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它忽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业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对农业剩余通过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过度地和长期地抽吸，使农业部门成为工业扩张所需资本的主要的或重要的来源；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低度吸纳能力，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结构畸形化。协调工业化是以工业部门为主导，协调农业部门均衡发展，注重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变动的工业化。
中国协调工业化滞后和建国以来的产业政策有关，中国选择了重工业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密集型技术为主体的生产技术体系。协调工业化滞后对今天选择技术进步路线所造成的障碍和影响主要有：
1.造成两大部类比例失调并引起工业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步振荡。1958年以后的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处理好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其中前20年的失误主要是过分推进片面工业化，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最近十几年又出现了一般加工业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增长过快的问题。我国产业结构的多次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怎样实现两大部类的平衡问题而展开的。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引发了就业结构的变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千万农民进入乡镇企业，90年代经济紧缩，大量乡镇企业停产，农民又返回农村。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保持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平衡的必要性，但在实践中始终没有找到实现这种平衡的有效途径。
2.造成城镇化建设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及其提出的数量界限，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900多美元，处于钱纳里工业化模型中第二阶段的初期，经济发展应该是已经进入了工业高速增长和大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起飞阶段。但实际上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和制造业的比重已超出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所达到的水平，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严重滞后。今后20年，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由于协调工业化的制约增长速度不会太快。这是由于工业品相对过剩，使乡镇企业寻找市场空档的机会在减少；WTO使乡镇企业面临制度创新、资产重组、技术改造，这些会大大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和规模。从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城市的发展必须依托一定的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城市。就是说，产业——市场——城市，这是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目前发展小城镇有急于求成的倾向。
3.导致目前中国农业困境的最深层根源就是协调工业化进程滞后。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城乡开放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基本上是在半封闭状态下进行，即有明显的农村内部转移的封闭特点，这种特点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质量。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这种职业的转变与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地域之间的转移是不同的。前者是由社会经济技术变化以及其他部门的扩张引起的一种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后者则往往是由于饥馑或当地劳动力供给过多引起的，这种转移不需要任何技术进步发生就可以发生。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转移不是真正意义的转移而是流动，所以具有浓厚的兼业色彩。这是造成农业超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产品商品率低的直接原因，也是农民收入特别是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1.建议选择“多元双梯度的转移模式”，有序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元的转移模式”的选择是根据十六大的精神，为缓解就业压力提出的，主要是指对城市下岗、失业人员采取企业消化、城市疏导、国内移民、国际输出、协调配合、共同吸收的多元分流模式。但这种模式只强调多元分流，忽略了实现新型工业化对劳动力素质和数量的要求，会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障碍。因此选择这一模式要考虑到加入WTO之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采用“双梯度的转移模式”。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逐步地、分阶段地转移，让中国农民转眼之间成为现代城市的市民也不现实。“双梯度的转移模式”的含义是，劳动力的产业性梯度和地区性梯度交叉进行转移。产业梯度转移是指劳动力先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再由工业转移到服务业的过程。在中国实际表现为劳动力先由农业转移到乡镇企业，再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地区梯度转移是指农民实现了职业的转变，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居住的过程。在中国实际表现为由农村转向小城镇，以后再逐步转移到小型、中型、大型城市的过程。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又明显表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1）就地转移阶段，特点是离土不离乡。（2）异地转移阶段，特点是离土又离乡。这两个阶段在层次上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流动，后者是转移。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经过流动的过程，没有流动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移。
采用这种转移模式的意义还在于：（1）可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质量。让转移出去的农民真正、完全地融入现代城市生活要有一个过程，不仅仅是地域和身份的转移，还有一个人的观念、文化、行为是否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问题。人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说，现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小城镇发展，并随着小城镇的发展继续转移，最终实现地域、职业、人的素质真正意义上的转移。（2）可以节约转移成本。从国家的角度说，如果要由大城市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国家首先会遇到资金的问题。目前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国家需要投资5000元～10000元。进城后，国家还要对农民工花费大量的教育训练成本，并要付出由于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交通、治安、环境污染等成本。从农民的角度看，首先转移到小城镇所费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教育成本、投资规模最低，因为转移不仅仅是直接的费用，还包括流动和寻找工作花费的时间成本，以及脱离原有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等心理成本。
2.选择非均衡、中性型的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中国土地资源稀缺，人口众多且农业发展极不平衡。在中西部地区，农业还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而东部一些地区现代农业已初露端倪。从总体资源出发应选择生物化学技术进步路线，但发达的东部地区应选择机械技术进步路线。随着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步转移，机械技术进步路线的适用范围会逐渐扩大。从发展目标来看，要增加农民收入，就要选择机械技术进步路线。要增加产量，就要选择生物化学技术进步路线。这两点对中国都很重要。制约农业发展的多重因素决定，只能选择一条非均衡的中性型的技术进步路线。中性型的技术进步不是在各地区各占一半地向前推进，而是根据自己的发展程度选择相适宜的技术进步路线。
非均衡、中性型的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首先要考虑中国目前农业的发展基础：（1）因为建国后几十年来所有的剩余都以价格剪刀差的方式转化为工业积累，造成农业发展基础薄弱，要素禀赋结构失衡，缺少应有的发展基金。（2）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匮乏，呈现出高度紧张的人—地比例关系。中国农村人均占有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这一数量不及美国农村人均占地的1/27，也不及印度农村人均占地的1/2，导致近十年来粮食生产成本平均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高于国际平均粮食价格。中国人均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据有关资料，美国一名农业劳动力每年可生产4.3万公斤粮食；1994年，我国人均粮食生产量为1533公斤。（3）中国农产品的商品率低，明显呈现出“口粮农业”特征，而且出现了低水平的供过于求。农产品品质结构落后，优质品种缺乏，综合优质率仅为15％，粮食产品的优质率仅为10％，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4）农业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面对加入WTO之后竞争激烈和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农民驾御市场的能力是微弱的。（5）沉淀在农业的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城市和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已经极为有限，在短期内希望提高农民收入是不现实的。（6）加入WTO后，在削减关税、减少非关税措施、增加配额、取消出口补贴等方面会有利于国外农产品进入我国，会给我国农业带来更大量的产品和劳动力过剩。对此，笔者建议，在既定的技术进步路线下，是否可选择劳动密集型知识含量高的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知识含量低的技术。前者可以促进农业向集约经济发展，后者以解决劳动力就业为目的。选择劳动密集型知识含量低的技术，必须在产品的种类方面具有竞争力，否则，就不能算做技术进步的选择。对目前国际市场上需求弹性比较大的畜产品、鱼类、豆类、蔬菜、茶叶、蜂蜜等农产品在农村进行深加工，如果这部分产品的生产能达到“绿色食品”的标准，将会有力地促进在这类农产品生产上的就业。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应采用政府主导型机制来保证实施。
3.积极稳妥地推进小城镇建设进程。一国城镇化和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一种自我循环演进又良性互动之间的关系。城镇化的水平要以一定的农业发展水平为基础，如果农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提高，农产品剩余没有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就难以进行下去。综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不同效果，首先应归因于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都曾有过一场农业革命。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在农业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出现了城镇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使工业化的高速增长难以持续下去。城镇化的推动要以一定的工业化水平为依托，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源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自身变动规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推动之前大多有较好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发展为基础，从而有利于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后起性使其产业资本的密集程度比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程度要高得多，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赶不上制造业产量的增长，失业现象严重。城镇化的发展要有一定的人口环境基础，迅猛增长的城镇人口会给城镇基础设施和就业带来巨大压力，造成交通拥挤、贫困加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十六大报告提出预计“十五”期末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40％左右，2010年将达到50％左右，我们面临城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我国在目前城镇化的进程中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中都有些偏颇，太急于求成。目前，各地都在盲目地、迅速地发展小城镇，一些地方不顾自己的实际条件设立各级脱离于城市规划控制的开发区，盲目招商引资，这种做法会使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弱化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也不利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的发展。国家应进行宏观调控，处理好城镇发展和工业发展、农业发展的关系。一个国家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看城镇化的水平与工业化和农业化水平是否适宜。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应根据各地的实际发展独具特色的小城镇。例如，苏南模式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基础，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来带动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温州模式则以家庭经济和商品流通市场带动小城镇的发展，促进城镇和人口的积聚；晋江模式则依托侨乡优势，吸引和利用侨资，兴办联户企业生产出口创汇产品带动小城镇的兴起；襄樊模式给我们提供了80％由农民自主投资，小商品零售额80％靠农民实现的典型。我国一部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布局分散、规模小、档次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造成了小城镇发展的分散，又制约了自身的发展。
4.加大力度发展农村教育，努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农村教育问题是一个既古老又必须再强调的话题。农业剩余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是影响其能否走出农村找到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转移，农业能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农民的文化水平决定乡镇企业的发展潜力，是推进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发展农村教育问题。笔者建议：（1）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资料，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在1985年就已经达到5.7％，远远高于我国目前的3.2％左右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我国农业劳动力的知识结构远不能适应农村就业结构的转变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需要。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应动员民间资本投资于农村教育，尽快改变农村教育落后、农民素质低下的状况，促进农业劳动力多梯度转移。（2）对农民注重初等教育投资。因为初等教育只有直接成本没有机会成本，且收益率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从初等教育开始也适合于农村劳动力的基础。具体形式可以采取正规学校教育；新技术的培训；给成年农民在农闲时举办短期训练班。总之，对农村教育的投资程度就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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