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一部独立的哲学著作吗？———项学术史的谱系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谱系论文,列宁论文,著作论文,独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打破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回到或走进马克思的原初历史语境，建构立足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形态是国内学术界二十多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其中，在具有基础意义上的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本身的分析和研读中，已经涌现了相当数量的成果。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许多新的学术问题也相应地凸现出来，例如对于列宁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哲学笔记》的研究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似乎是完结了的理论问题，列宁的《哲学笔记》在十多年来并未进入学术话语的中心地带，这一方面固然与研究者将精力主要集中在青年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的现代转型等问题上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对苏联的许多理论判断直接相关。如凯德洛夫等人认为，在《哲学笔记》这样一部为“有计划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而创作的著作”中，列宁已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辩证法、认识论、哲学史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样一部成熟的作品难以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回顾学术史，特别是《哲学笔记》中相关内容的发表和研究的历史可知，作为一本著作的《哲学笔记》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获得了文本上的外观，这一理论形象虽在20世纪30年代便初现端倪，但其最终确立则是在三十年之后；就文本和逻辑的双重含义而言，“哲学笔记”并不构成一部独立的著作，而只是列宁在不同时期研究哲学问题所作笔记的辑录。由此，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抛弃传统的同质性思路，在俄国和列宁思想的真实历史进程中把握“哲学笔记”内容与意义②。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科学地理解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回答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理论挑战。
“哲学笔记”的发掘、整理和出版
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些手稿性作品出版的经历相类似，“哲学笔记”在列宁存世期间并未公开发表，作者逝世十多年后，部分内容才得以出版，文本的大概轮廓初步形成。如果说《手稿》的出版直接引发了日后影响深远的“两个马克思”的争论，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那么，“哲学笔记”的整理出版则成为苏联党内不同路线斗争的理论工具。
目前，中国学术界所看到的中译本《哲学笔记》有三种，一是依据苏联1947年单行本编译的1956年版本；二是依据苏联《列宁全集》第四版编译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8卷及其单行本；三是依据苏联《列宁全集》第五版编译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5卷及其单行本，与该版本相同的还有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林利翻译的《哲学笔记》。在翻查这三种版本时，我们会直观地感觉到前两种与后一种版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分别按时间顺序编排和分“摘录”、“札记”、“批注”三部分编辑的区别。这是“哲学笔记”逐渐成为一部独立著作的最关键的“一跃”，背后则隐含着重大的政治和理论背景。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在这一编排方式的改变之前，“哲学笔记”的整理、出版和研究经历了一段复杂的历史，然而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段历史却被遮蔽起来。针对“哲学笔记”的学术史考察，必须首先唤起那段已经尘封多年的记忆。
众所周知，列宁关于哲学的论述并不多见，最著名的莫过于《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被称为列宁的“哲学遗嘱”）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列宁在世期间，“哲学笔记”并不为世人所知。后来，对于“哲学笔记”，著名的“辩证论者”阿·莫·德波林作过这样的评论：看来列宁曾想“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专著……毫无疑问，如果他能把业已开头的事做完，他会极大地推动辩证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把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1](P124)。这一判断有四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当时尚未出现“哲学笔记”这一概念，作为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八本笔记本”主要部分的“《逻辑学》摘要”，仍然以独立的笔记摘要形式出现。第二，德波林认为，列宁曾想写一本专著，但这仅仅是—个结合列宁后来著作所做的猜测，并不意味着列宁就是在为关于辩证法的专著作准备，更没有说“《逻辑学》摘要”本身就是一部著作。第三，很明显，列宁的工作并未完成，也就是说，“《逻辑学》摘要”本身并不存在一条完整的逻辑线索。第四，德波林对列宁的理论水平作出了不客气的评价，“如果……会”推动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并提高水平。对照苏联后来出现的相当多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文稿》第9卷的《序言》更加接近于“《逻辑学》摘要”的真实内容和思想水平。但是，这种相对客观的评价很快便在新的政治一学术运动中沉寂下去。
在此之前发生的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辩证论者”和“机械论者”的争论中，辩证论者最终以胜利告终。期间，1925年发表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谈谈辩证法问题》片断，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遗稿或多或少起到了确立其合法性的作用。但1930年下半年开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列宁主义阶段”的争论，同样是面对列宁的“《逻辑学》摘要”，德波林的阐释却成为对手“米丁派”所着力攻击的对象，并迫使德波林不得不承认他对列宁之作为一个理论家评价过低，不理解列宁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新阶段[1]。与德波林的评价相反，“哲学笔记”的其他大部分内容发表伊始便获得了新的理论评价：如果说列宁打算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书，那么，他为了这个任务已经收集了极为丰富的、在个别方面（尤其是关于“黑格尔论辩证法”这一问题）简直是详尽无遗的材料[2](P439)。除“《逻辑学》摘要”外的“哲学笔记”大部分材料（中文第二版新收录的札记除外）都于1930年发表在《列宁文稿》第12卷中，该卷由阿多拉茨基作说明，后来以“列宁对哲学的研究”为题收入《阿多拉茨基选集》，并因其对列宁哲学遗产所作的分析，曾经得到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极高的评价[2](P4)。在该文中，阿多拉茨基介绍了所收入内容的基本情况，更重要的是他按照历史的线索全面回顾了列宁对哲学特别是对辩证法的研究。他认为，列宁对哲学问题的钻研很早就开始了，其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第一次革命和反革命暂时得胜时期以及1914—1916年间。这一划分正好对应了“哲学笔记”中从1895年开始的不同时期的摘录和笔记。阿多拉茨基的说明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对“哲学笔记”最早的全面说明，也奠定了后来苏联学术界研究的基调。其中有三个理论质点：首先，列宁很早就开始了哲学研究，并以一个完全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出现[2](P428)；其次，尽管列宁的“哲学笔记”时间跨度很长（1895—1915），但看不出在运用辩证法问题上有些什么前后不一样的地方[2](P436)；再者，在“哲学笔记”（按时间顺序）的最后，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基本思想都已集纳和归结在一起，它们描绘了列宁所打算写作的关于辩证法的理论著作的一般轮廓[2](P439)。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前两个判断的合法性已经为后来出现的理论争论（西方列宁学和若娅·杜娜叶夫斯卡娅）所推翻，最后一个判断也只是认为“描绘了……著作的一般轮廓”，而不像后来的研究那样，直接将其指认为“一部没有完结的著作”。
1933年，“哲学笔记”作为单行本首次刊印，之后又于1934、1936、1938和1947年分别重印，其中，1947年的单行本是中国学术界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中文版本的原本。可以说，这一版在文本的外观上还是作为一部文集的形式出现的，即按时间顺序编排。回顾“哲学笔记”发掘、整理和出版的十年历程，伴随着苏联党内政治路线和理论倾向的两次重大争论。在此过程中，“哲学笔记”也初步具有了后来的理论形象，即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专家列宁在思想成熟后为写作一部关于辩证法的专著所作的准备材料，然而，绝非一部具备独立性的专著。
“列宁的思想实验室”
尽管德波林被其理论对手攻击为对列宁作为哲学家、对列宁哲学遗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未能给予足够的评价。但据此认为“哲学笔记”将被视作列宁的代表性作品并得到高度重视和充分研究，那就错了，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哲学笔记”并未得到广泛的宣传和研究，只是到1959年，苏联才出现了研究“哲学笔记”的第一部集体著作《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哲学研究所集体编写），而在反法西斯战争和随后的冷战时期，列宁的《哲学笔记》仍鲜为人知，读到的人也很少（列斐弗尔、古特尔曼和卢卡奇是值得注意的例外）[3](P326)。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哲学笔记”缺乏足够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而是斯大林的两个理论定位使然。
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在苏联党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30年代后半期，苏联结束了过渡时期，开始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在理论上，斯大林一方面通过支持米丁派树立理论上的权威，同时还积极整理出版了著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传统教科书体系的重要来源《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撰）便是该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它集中体现了此前苏联哲学探索的积极和消极方面。不幸的是，对“哲学笔记”的评价便是该篇文章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苏联学者这样评论，斯大林的这篇东西显然对列宁的哲学遗产（《哲学笔记》以及列宁十月革命后的作品）评价不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这个概念，无论在斯大林的这篇作品中还是在其他著作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1](P124)。且不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这一概念是否成立，这一评论表明，斯大林过分低估了列宁“哲学笔记”及其后作品的理论意义，这是与他强调《唯批》的重要性结合在一起的。在斯大林看来，《唯批》才是列宁哲学思想的最高代表，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动思潮的光辉典范。这一定位直接影响了两部著作的历史命运，此后二十多年间，《唯批》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代表作被大书特书，而“哲学笔记”则沉寂在前者的阴影之下。直到1961年，这种重《唯批》轻“哲学笔记”的理论倾向仍十分明显，在苏联官方钦定的《哲学史》第五卷中，不仅只用一节来介绍“哲学笔记”（《唯批》用了一章），而且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哲学笔记》是列宁《唯批》一书的直接继续。在《唯批》中，列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认识论的问题上，而在《哲学笔记》中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却主要注意研究辩证方法。根据列宁完成的巨大准备工作来看，显然他打算写一部有系统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巨著，但现实情况使他未能完成这一夙愿[4](P174)。对比阿多拉茨基的说明，这里更进一步把“哲学笔记”看作是《唯批》的直接继续。但问题在于，1895年的《〈神圣家族〉摘录》无论如何也不是1908年的“继续”，关于辩证法的摘录笔记与《唯批》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差异。
“哲学笔记”只是“列宁的思想实验室”，这是关于“哲学笔记”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定位。这一判断是：1946年由斯大林作出的，并在形式上影响了此后所有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我们之所以说是在“形式”上，原因有二：第一，斯大林将“哲学笔记”看做“列宁的思想实验室”，是与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判断相一致，即列宁哲学上的理论著作就是《唯批》，而“哲学笔记”仅仅是一次未完成的理论尝试。可以说，这一“为我所用”理论断言，表面上看来确实接近于理论上的真实。第二，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之前，苏联学者几乎没有对“哲学笔记”进行科学分析，在此期间，绝大部分关于“哲学笔记”的研究都是“引证原理＋裁减文句”的模式，何谈对“实验室”的分析！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哲学笔记”研究的高峰期，列宁又获得了“计划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形象，“思想实验室”的评价也就只剩下了字面儿上的含义。总之，跳出传统研究的樊篱，我们会得出与之相近的评价；但回顾历史，这一评价并没有真正推动“哲学笔记”研究的深入，而是借助政治上的权威将“哲学笔记”置于学术研究的幽暗之处。斯大林在世期间，曾编辑出版了三版《列宁全集》，但都没有收入“哲学笔记”。在斯大林去世后，只是作为补卷，“哲学笔记”才得以收入《列宁全集》第四版；同样，也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关于“哲学笔记”的研究才逐渐成为苏联的一个理论热点。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很大一部分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如白俄罗斯哲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列宁〈哲学笔记〉研究》（1959年）、吉谢辽夫的《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1956）、列·尼·苏沃洛夫的《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问题》（1960），等等。
在此，不得不谈一谈《列宁〈哲学笔记〉研究》。这是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该书是第一部对“哲学笔记”进行的集体性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该书的研究方式代表着这一阶段对“哲学笔记”的一种新的判断和研究取向。首先，该书重新抬高了“哲学笔记”的理论地位，“如果不去估计和精心研究《哲学笔记》中所蕴涵的巨大的思想财富，那就难于领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5](P1)。即使如此，研究者也没有把“哲学笔记”作为一部独立著作看待：“列宁对哲学著作加以摘要，对哲学史、逻辑、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作做出提纲、札记和摘录，看来曾立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论述。”[5](P1) 其次，该书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并未真正深入其文本内部，而是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史五个部分进行条割分块式的研究，每一部分的格式大致相同，首先从基本的原理出发，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再从“哲学笔记”中引证相关部分，并以此证明“列宁主义”在理论上的伟大。而且，在同时期其他苏联学者对马恩著作的研究中，也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外在性和意识形态性特征。
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初，由于斯大林对《唯批》理论意义的过分拔高和对“哲学笔记”的刻意压制，作为“列宁哲学思想实验室”的“哲学笔记”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即使在斯大林去世后，研究状况稍有起色，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苏联学者的关注，但囿于传统研究的框架，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并未得到深入分析。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哲学笔记”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作为《唯批》的直接延续但并未完成的“哲学笔记”和作为列宁主义伟大著作的“哲学笔记”。显然，前者没有什么理论意义，后者则更接近于一本著作，但却是在同质性的“革命导师语录”的意义上进入研究者视野的。
“哲学笔记"作为独立著作的确立
20世纪60年代之后，“哲学笔记”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具有典型意义的是：1963年《列宁全集》第五版第29卷（即“哲学笔记”）的出版和凯德洛夫的一批研究成果的面世。也正是新的版本结构使得“哲学笔记”具有了一部独立的学术著作所必需的文本外观，在总体的文献编排上刻意消弭了原本的历史时间线索；而以凯德洛夫《列宁〈哲学笔记〉研究》（原名《列宁思想实验室》）为代表的研究和阐释则从逻辑上构造了一条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有计划地研究辩证法的“计划”线索，并将“哲学笔记”判定为一部列宁计划写作但尚未完成的著作。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不满第四版《列宁全集》中过于浓厚的斯大林色彩，苏联着手整理出版《列宁全集》第五版，并增补了很多此前没有收入的文献。1963年，新版“哲学笔记”出版，该版本即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第55卷。这一版本除了在文献上有所调整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文本的编排上打破了以往总体上按照时间顺序编辑的惯例，而是依据编排者主观的判断将文献分为“摘要和短文”、“关于书籍、论文和书评的札记”、“批注”三部分，在每一部分内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第一部分“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阐发和摘要》”（简称“莱布尼茨”）除外[6](P624)。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部类似于专著的“哲学笔记”，其主体部分是几乎成文的摘要和短文，其次是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批注部分。另外，在作为主体的“摘要和短文”这一部分中，编排也未完全按照时间进行，最明显的是将“莱布尼茨”提到“《逻辑学》摘要”之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费尔巴哈两本著作的摘要连接起来，同时也不破坏黑格尔著作摘要的连续性”[6](P624)。问题在于，费尔巴哈的两部著作的摘要本身是否连在一起，同时，黑格尔著作摘要是否具有连续性？对于前一个问题，凯德洛夫已经指出了其内在差异：在“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中可以看到，列宁在这里所选出的内容同他在《唯批》一书中所写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在此占重要地位的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它被列宁常常引用[7](P103)；在后者那里，既然要谈到莱布尼茨，那么就要谈到辩证法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张一兵教授已作了精辟论述，在此不再赘述[8]。可见，在新版“哲学笔记”的编辑方案内部已经存在着内在的不一致。经过上述两重调整，即在总体上将文献按照“摘要”、“札记”和“评注”分为三部分，在每一部分内部又按主题对原初的时间顺序进行调整。这样，经过整理的“哲学笔记”就获得了“未完成著作”的外观。可以说，该版中过多带上了编排者的先入之见，这一类似著作形式的文本已经远离了“哲学笔记”的原初形态。出于坚持并宣传列宁主义的目的，这本无可厚非，但在严谨的理论研究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文本编辑过程中出现的上述变化，即文本编辑方式的改变使“哲学笔记”更加接近于一部独立的著作。
新版“哲学笔记”出版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苏联的研究曾一度呈现“井喷”之势。究其原因，是苏共中央《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和《纪念列宁诞辰110周年》的提纲与其他文献推动了对列宁理论遗产，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列宁阶段更为全面而积极的研究[1](P45)。在这二十年内，苏联涌现了大批研究“哲学笔记”的专著，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广的当属凯德洛夫，其代表作是写于1972年的《列宁思想实验室》。较之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哲学笔记”研究，凯德洛夫的研究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是文献占有上的优势，如上所述，新版“哲学笔记”收入了列宁几乎所有关于哲学问题的摘要、笔记和批注，特别是新增的批注部分为进一步研究列宁的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除新增加了一批文献外，该版本较之前的各版“哲学笔记”，特别是1947年的单行本，在文献写作时间的考订上更为详细、准确[7](P49—50)。第二，是研究方法上的优势，从表面看来，该书突破了以往“剪刀＋糨糊”式的研究方法，强调“应当极严格地坚持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来排列材料”[7](P51)，并“力图深入到列宁思想《实验室》中去，了解在写作《哲学笔记》的各个阶段上列宁思想是如何前进的”[7](P2)。的确，这两个优势也鲜明地体现在《列宁思想实验室》一书之中，该书分析了几乎所有的文献，并且主体部分分为三编，分别讨论了与唯物主义相关的文献、黑格尔的著作摘要和列宁的计划体系。粗粗看来，正如作者所宣称的那样，该书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依循列宁思想的发展追溯了列宁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研究唯物主义、黑格尔并制定新的纲要，而列宁的思想发展也似乎如他所说的那样，“列宁实际上已打算完成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综合著作，并且已经非常接近于实现自己的设想”[7](P379)。但仔细分析，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凯德洛夫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在文献和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也并未真正回到列宁写作“哲学笔记”的真实历史语境，在他身上，阿多拉茨基和斯大林过度诠释的影子依然存在，并且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扭结在一起。
从根本上来说，《列宁思想实验室》一书与新版“哲学笔记”一样，代表了苏联“哲学笔记”研究的最高阶段，其突出特征是将列宁这批不同时间研究哲学问题所作的笔记看作一部“未完成著作”，二者分别从逻辑和文本上贯彻了这一思路。实际上，这种观念在列宁“哲学笔记”整理出版和研究的过程中已经萌发，但并未成形，只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最终得以确立。在此基础上，“哲学笔记”的研究也获得了新的理论成果：在1894年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列宁，带着改造辩证法的构思与计划分别研究了唯物主义者和黑格尔的著作之后，并尝试建立新的辩证法体系③。正如在文本编排上这一思路已经表现出内在的矛盾，凯德洛夫的研究在其逻辑思路上也失之龃龉。
与上文提到的那种以白俄罗斯《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为代表的以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去注释列宁思想的做法不同，凯德洛夫的研究突出强调了“跟随列宁的思想”这一观念。这本身是与上文提及的两个优势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研究思路比起那种先是依照教科书体系设置一个框架和标准，再从“哲学笔记”中择取相关文字的做法要科学得多。在后者那里，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文献本身的历史线索被遮蔽起来，列宁哲学思想被看做是同质性的铁板一块。当然，从阿多拉茨基所持的立场来看，这一研究是合法的，因为列宁很早就开始研究哲学并自觉地站在了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之上。但是，面对列宁那些看起来明显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表述，以及“列宁的思想实验室”这样的评论，坚持这种研究方法的作品往往要么将不符合选择标准的内容推到“反动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身上，要么强调它们并非列宁的最终思想。显然，这种处理方案并不能令人满意。针对上述问题，凯德洛夫在《列宁的思想实验室》一书中提出，“对列宁的《哲学笔记》进行深入的研究彻底摧毁了那种要把不正确的，列宁从未同意过的观点……强加到他头上的企图”，而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则是因为“把个别的句子同反映列宁的全部观念和思想的上下文脱离开”[7](P75—76)。但是，这个“上下文”是列宁思想发展的真实语境吗？该书的相关结论并不能令人认同，并有两处存在明显问题：第一处与新版“哲学笔记”的编排直接相关，是对于“莱布尼茨”的说明。经考证，“莱布尼茨”部分的写作时间显然晚于“《逻辑学》摘要”，这一点得到了包括凯德洛夫本人在内的苏联学术界的公认。如果严格“跟随列宁的思想”，那就应该在真实的时间—逻辑线索中分析该篇文献的意义，而《列宁的思想实验室》一书却将“莱布尼茨”部分与其他写于1908年前后的文献笼统地放在一起进行说明。第二处是对著名的“辩证法的十六要素”的说明。众所周知，写有“辩证法的十六要素”的这张纸是列宁“《逻辑学》摘要”的第一百页，此后，列宁完成了对《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讲演录》的摘要，在这之后，列宁才写下了《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和《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以及《谈谈辩证法问题》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凯德洛夫将这五篇文献统一看做是列宁改造辩证法计划构想，将后四篇文献放在一起讨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从“《逻辑学》摘要”中抽出，则有违作者本人将个别句子同上下文结合起来的方法。
表面看来，这是作者的研究同其自身方法的不一致，即分析“哲学笔记”中的时间和逻辑两条线索的冲突。从更深层次上说，凯德洛夫的研究却又是自阿多拉茨基的过高评价开始、经过斯大林的压制到重新重视苏联半个多世纪“哲学笔记”研究的内在理论悖节的集中反映。阿多拉茨基的判断是与当时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中抬高列宁理论地位的倾向相一致的，自此，列宁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形象便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尽管斯大林曾经否定了“哲学笔记”的理论意义，但却同时强调了《唯批》，并留下了“列宁的思想实验室”的判断。于此，在“哲学笔记”问题上的内在冲突已经形成，凯德洛夫的研究可以说是将其弥合的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在传统哲学教科书框架下注定无法成功）。但是，其研究却带来了一项副产品，即将“哲学笔记”进一步诠释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作为著作的“哲学笔记”形象，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新版“哲学笔记”和以凯德洛夫《列宁的思想实验室》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的问世，才逐渐得到确立。这一理论形象的背后，是传统哲学教科书框架下的同质性研究思路与斯大林的否定性政治结论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线性进化论观念的独特交汇。在此意义上，将“哲学笔记”看做列宁不同时期的文献辑录，并按照历史线索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是真正回到列宁原初哲学探索的第一步，同时也是科学面对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两个列宁”或过分抬高“哲学笔记”等思想倾向的重要理论基础。
正如苏联学者A.沃洛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问那样，列宁有《哲学笔记》这部著作吗？[9] 那么，我对此的回答是一没有。
注释：
① 本文的基本观点得益于张一兵主持的“哲学文献阅读与批评”课上关于《回到列宁——“哲学笔记”的后文本学解读》的研讨。
② 在“哲学笔记”的研究中，王东、张翼星、易杰雄、凯文·安德森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本文的写作得益于这些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③ 张一兵将这一思路概括为：“用某种先验的主观逻辑构析和推断的方法去构饰列宁文本的做法。”[8](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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