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与李嘉图等价定理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理论文,债务论文,危机论文,李嘉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339（2011）03－0014－07
进入到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从冰岛到迪拜，再到欧洲的希腊和爱尔兰，主权债务危机呈愈演愈烈之势。随着欧元区国家融资高峰的到来，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经济相对脆弱的成员恐步其后尘，主权债务危机短期来看仍有可能加剧。而发达国家也债台高筑，财政调整步伐放缓，都急需增强财政信誉。面对入不敷出的政府和抗议紧缩的民众，关于政府融资的传统宏观经济学观点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受到了质疑，国债是否仅仅就是延迟的税收？而从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务危机的历程来看，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的国债的本息必须通过征税偿还，偿还的时间也已大幅缩短。
而目前的债务危机是否验证了债务和税收等价，也就是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否成立？本文从回顾李嘉图等价定理及其成立的条件入手，具体分析目前各国爆发的债务危机的债务风险的形成路径，评析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稳健性，最后给出理论及政策上的启示。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述评
面对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危险，各国目前的共识是重拾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但目前货币政策可使用的空间比较小，像美国、日本已经是零利率，欧洲很快接近零利率。而从其他国家过去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验来看，需要政府多支出，经济好转后要多扣税，一旦理性主体预期到将来要多交税，现在就会多储蓄，那么政府的财政扩张就无法真正地启动需求，这在经济学理论上叫做李嘉图等价定理。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否成立，是经济理论各学派分歧的一个焦点，也是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议所在，更是了解债务危机的形成和解决途径的关键。
事实上，针对于通过发行国债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是否有区别的问题，早在19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就表达了政府举债与征税在经济影响上相同的看法。但早期是以公债负担的形式为经济学家们讨论，长期以来争论的核心是：为既定公共支出计划所采用的借款融资而不是税收的形式，是否会将公共支出的负担转移给下一代。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人詹姆斯·布坎南[1]在《巴罗论李嘉图等价定理》这篇评论文章中，才首次使用了“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这一术语，并掀起了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大讨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基本含义是：政府采用发行政府公债还是征收一次性总付税的方式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既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也不影响资本的生成。换言之，从最终的经济效应来看，政府为筹措资金而选择的特定的融资方式是无关紧要的。所以，该理论又叫做“李嘉图中性”、“债务中性”或者“税收折现”假说。从本质上看，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种中性原理：是选择征收一次性总付税还是发行国债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对于居民的消费和资本的形成（即国民储蓄）没有任何影响。如果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均衡，债务融资既不影响价格途径，也不影响利率途径，长期稳定状态下的资本密集度也同样不受影响。很明显，该理论的一个最强烈的含义便是，以债券融资代替减税以及与之相关的赤字不会导致对私人资本形成的任何挤占。
1974年，罗伯特·巴罗在其发表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中，通过深奥的数学推理，复兴了李嘉图债务和税收等价的思想，抨击了莫迪利亚尼和其他主流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立论基础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根据巴罗的观点，个人将会理性地预期到，任何当期的赤字都将导致对他们自己或他们后代征税，并且这些应缴税款的现值与为赤字融资所发行的各种债务工具的现值完全相等。如果当代人把其未来的效用都内在化了，那么他们就不会消费得更多，而会将削减的税收全部储蓄起来，用以偿付未来对他们自己或后代的延期征税，购买公债这件事本身将是最好的保障工具。巴罗在保留“给定政府购买路径”这一假设的前提下，考虑了对李嘉图等价定理中经济人寿命的无限性、资本市场的完全性、未来收入和税收的确定性及税收为一次性总付税四个条件的偏离，认为严格的李嘉图等价形式可能不存在，但李嘉图等价定理基本是正确的，因而否认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的有效性。[2]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以巴罗、萨金特为代表的，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先后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了总产出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得出财政政策无效的结论，即政策中性，认为单纯的融资政策和制度不可能对实质经济产生效应，因而主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这种观点所依据的逻辑就是，私人市场不愿做的事，政府的融资政策也无所作为；即便政府的实际采购和行为也不起作用，因为它们只是置换了私人购买和私人行为，是一种完全的替代。而且巴罗、普雷斯科特等人不但证明财政政策无效，还反对政策选择机制本身，认为无论政府支出的融资是来自于税收、借款或者是发行钞票，对实际经济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彻底否定了用预算赤字影响经济需求水平的财政政策。
二、债务危机的风险形成路径分析
毫无疑问，世界各国的债务问题将是未来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潜在风险，欧洲、美国和日本这几大经济体的债务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欧元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由于欧盟财政政策乃至欧元稳定基石的缺失，欧元区面临着财政去杠杆化，世界经济也因此感受到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令人们对债务风险的形成问题倍感警觉。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路径分析
希腊债务风险的形成始于2001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的准备过程，根据希腊当时的债务情况，不符合欧元区成员的要求，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两个关键标准：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于是，希腊借助国际投行高盛通过货币掉期交易的方式，掩盖了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使其顺利成为欧元区成员国。此后，希腊不得不制造更多的货币掉期交易掩饰赤字和债务，也使得10年来希腊一再低报其预算赤字数目。据报道，希腊和高盛之间的交易涉及将价值超过100亿欧元以美元、日元计价的希腊国债换为欧元，付息时间延续到2019年，而后一届希腊政府又将付息时间延长到了2037年，这无疑加重了希腊的债务负担。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融资愈加困难，融资成本愈发昂贵，希腊债务链无法延续，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被迫突然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截至2010年，希腊的债务高达2940亿欧元，按希腊人口1100万左右计算，人均负债2.67万欧元左右。更为严重的是，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惠誉、穆迪、标准普尔等相继下调了希腊主权评级。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惠誉两次下调希腊的长期国家主权评级，从A降为BBB＋。根据欧洲央行的规定，它将不接受评级在A－以下的国家的国债作为质押提供贷款。所以，这引发了市场对希腊主权债务违约的恐慌情绪。从希腊当前的债务状况来看，债务危机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
而爱尔兰新一轮危机的爆发是在2010年11月9日，爱尔兰10年期政府债券与基准德国国债收益率之差首次突破580个基点，攀升至600个基点上方。而仅在此前三周内，它就从6％迅猛窜升至9％。这既意味着爱尔兰的借贷成本已经高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也表明爱尔兰的政府信用在投资人心目中几近崩溃。事实上，爱尔兰于2008年上半年就因房价泡沫破裂而陷入银行系统危机。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前，从1995～2000年期间爱尔兰经济保持了年均5％～11％的高速增长。高经济增长使爱尔兰人赢得了“凯尔特之虎”的美誉，但过度依赖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支撑的爱尔兰经济，孕育出了巨大的经济泡沫，从而使金融风险过度累积。另外，欧洲债务风险较高的“欧猪五国”（PIIGS）的经济加起来占到欧元区GDP的1/3，比德国还大。据估计，欧元区国家2011年为偿还到期债务需再融资5600亿欧元，创下欧元诞生以来的峰值，比2010年增加450亿欧元，其中葡萄牙2011年上半年就需筹资200亿欧元。欧洲各国财政堤坝的巨大缺口和庞大的债务正吞噬着欧元区经济，也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希腊和爱尔兰的危机历程表明，此次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源于各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太高，导致市场投资者信心不足而看空政府所发行的国债。无须讳言，由于希腊本身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国债负担沉重，为加入欧元区而进行债务欺诈，以及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的投机性冲击，使其最早陷入危机的泥潭；而爱尔兰的债务危机从房地产泡沫裂变成银行系统危机，进而转化为财政危机，这些无疑都映射出传统的危机形成过程。
2.美国和日本的债务风险形成路径分析
当前许多发达国家都通过大规模发行政府债券来支撑国内的医疗养老等社保福利开支。据英国《经济学家》网站上的“全球公债比较”（Global Public Debt Comparison）信息显示，全球政府负债到2011年将突破45万亿美元；此外，遭受金融危机打击较大的发达国家还存在救助金融机构所带来的大量隐性债务，也将进一步加重其债务负担。
以美国为例，进入2011年，美国的国债突破14万亿美元，按照目前的借贷速度，美国的国债数量将会在2011年3月底达到14.3万亿美元，国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直冲100％。根据预估，2012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将超过16万亿美元，也将首次超过当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而美国的债务利息成本也不断上升，目前每年支付利息为2000多亿美元，按照对未来十年财政赤字的预计，2019年美国政府需要为其债务支付7000亿美元。而且，目前美国50个州中的47个州政府和许多市政府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财政危机，债台高筑的纽约州、伊利诺斯州、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尤为严重。自2009年7月以来，已有207个市政债券发行机构违约，欠债总额达60亿美元。而评级机构穆迪也警告，未来两年美国的信用展望前景被列为负面观察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虽然美国的债务风险较高，但国际社会和大部分专家都认为其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有：虽然美国的债务比例名义上接近100％，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债务是美国政府拖欠自己的债务，实际对外债务所占比例只为80％左右；同时，美国拥有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和世界上最深厚的资本市场的特殊金融优势，而且现在还没有迹象显示国内或者国际投资者要抛售美国国债和离开美国市场，所以目前的债务规模还不至于把美国拖入危机。不过也有经济学家对此有所担忧，从财政负担、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趋势以及地方债务亏空看，如果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出现危机，就有可能对美国国债市场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美国现在债务风险的形成路径就是债务危机的路径，美国的债务风险正在走向危机的道路上。
而针对另一个发达国家日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其2011年全国债务规模将达到年度GDP的200％，这意味着日本主权债务风险正在显著加大。分析显示，2011年日本全国债务累计总额预计将达到950万亿日元（约合9.5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日本人背负着750万日元的债务。而且根据评估，位居发达国家前列的日本债务率将继续走高，预计可能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即到达峰值。而在2011年1月27日，标准普尔将日本长期信用评级从AA调降至AA－的消息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给汇市、股市及国际资本流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日本债务水平非常高，但是通常被认为比较安全，主要原因是日本债务主要是日本国民所有，比例为90％，债务风险比较低。这次日本信用评级被下调反映了发达经济体普遍存在的财政赤字与债务问题，表明金融危机中巨额政府救助带来的后遗症，也反映出日本等国的结构性根源，就是其巨额赤字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也是标准普尔对日本做出降级决定的主要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欧洲债务问题最终以危机化的形式出现，也将全球经济带入了对主权债务风险的恐慌阶段，但日本债务风险的国内化和美国债务风险的全球化决定了它们的问题能够得到较长时间的拖延，这种风险不会短期内集中爆发，其风险主要存在于长期层面，对短期世界经济不会形成太直接的冲击，而更可能以一种债务危机长期化的形式，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伴随世界经济的增长。
三、债务危机与李嘉图等价定理评析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核心观点是当前税收的现值与当前的财政赤字相等。根据其观点，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能准确地预见到无限的未来。因此，他们的支出不仅根据他们现期收入，而且也要根据他们预期的未来收入。李嘉图等价的逻辑基础就是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能完全预见未来的消费者知道，政府今天通过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而不是征税为政府支出筹资，并没有减少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的税收负担；它仅仅是重新安排税收，唯一改变的是税收的时间安排。托宾列出了定理得以成立的必要的限制条件：第一，无限债务不可行；第二，经济主体生命有限但眼界规划无限；第三，资本市场完善；第四，一次性总付税。[3]
1.无限债务问题评析
该理论成立的标准表示中一个关键要素是，假定政府不能以永远去发行更多债券的方式去还清债务，最终将不得不提高税收。如果确实如此，在分析以债券融资代替减税的作用时，不去考虑与此相关联的将来纳税义务就是不恰当的。按照巴罗的说法，理性预期的纳税人不会因为税法的变化而改变消费，因为他们仅仅把这种变化当做在总的现值不变的条件下，改变现在和将来的税收义务的时间安排而已。这也是定理成立的限制条件即不能存在无限债务。
上述条件涉及以债券融资代替减税是否必然导致将来的增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动态学说的创立者之一，艾伍赛·多马把他的模型用于公共债务的增长分析，以探讨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多马把债务利率（利息付税后的净利率）和产出及收入的增长率进行比较发现，在一个增长的经济里，考虑到理性的纳税人和许可的“政府预算的约束”，发现并不是说公共债务不能增长，甚至不是它不能无限地增长，而是指它不能老是比经济体本身增长得快，也就是债务的可持续性与债务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大小相关。[4]假设利率超出了经济的增长率，那么，如果排除公共债务相对于国民生产而无限增长这种情况，将未来税收收入的现值（以利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差来折现），必然超过同样地折现的支出现值，而这个超出额就是当前债务额。这一点通常也被称作“跨期政府预算约束”。尽管所有标准的债务中性讨论都考虑这个约束，但债券的税后实际利率低于实际的GDP增长率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对GDP的比率是稳定的，政府能够不断地发行新债券来支付利息而不必增税。阿贝尔等的研究表明，在不违背经济的动态效率条件下满足债务稳定条件是可能的。[5]费尔德斯坦在研究中也指出，从理论上讲，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利率，无限制地借新债还旧债是可能的。[6]
但是，经济增长率并不总是能超过利率，而且，巨额的债务即使不是无限制的增长也同样蕴藏着风险。例如，拉美国家就试图通过这种无限债务的策略引进大量外国资本以后，寄希望于借债来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债务策略本身并没有错，但“借鸡生蛋”并没有形成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的造血机制，因此拉美国家患上了严重的靠外债来度日的“债务依赖症”。在经济发展向好时，大量的私人资本涌入，并助长了经济繁荣；一旦经济形势稍有逆转，外资就会迅速撤离，进而爆发债务危机。
可见，通过永久不停地发行新债券去还本付息是不可行的，无论是市场还是公众，都不会允许政府的债务对GDP的比值无限地增长。这一条件的成立在现实中也已经得到检验。
2.眼界无限问题评析
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条件之二是眼界无限，即生命有限不一定就意味着眼界规划有限：如果每一代人的效用都进入其前一代人的效用，那么每个主体都会把整个后代的效用和预算约束纳入他关于消费和遗产规模的决策当中。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核心假设就是理性预期，但是理性预期的假设很难成立。因为根据理性预期假说，人们不会犯系统的错误，这不是因为他们确切地知道真实的经济模型，而是因为对于明显的错误具有理性预期行为的人们会调整他们的行为直至他们按照真实模型来行事。在巴罗的模型中，人们在判断后代的消费决定时所犯的任何错误，在他们死后才能发现，这样一来，人们怎样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呢？但一些经济学家针对这种意见反驳说，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成立并不要求人们具有关于后代消费选择的知识，相反该定理的成立只要求父母们采用某些（也许是错误的）他们后代关于选择和机会集合的观点，并且一贯地使用这个观点来决定遗留给后代的遗产数量。只要父母完全地抵偿由于强加给未来一代的债务的增加所造成的任何损失，那么政府债务和税收的替换而导致的他们自己收入的变化就不会影响他们的消费决策，即使他们对于后代的实际偏好的推测是错误的也不会改变这个结论。然而要求父母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关于后代实际选择的观点，并且一贯地根据这个观点来计算遗产的数量，这一要求是相当严格的。这意味着，人们知道真实的模型，并且能利用这个模型计算关于遗产的前后一致的调整。要求一般的人掌握只是在最近才由职业经济学家加以形式化的一种分析方法，似乎不太现实。而且假定他们能够通过试错过程来获得这种技能，也是不合理的。经济人寿命是有限的，因此，理性经济人只关心生前缴纳的税收。如果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的方式筹资，经济人的储蓄增量会减少，消费会增加，公债具有明显的非中性。
李嘉图等价定理隐含着个人具有完全的预见能力和充分信息。赞同李嘉图观点的经济学家假设，当人们做出诸如他们的收入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这种重大决策时，他们是理性的。而理性的消费者预见现在政府举债意味着将来要征税。因此，李嘉图观点认定人们有大量的知识和先见之明。可是反对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经济学家如曼昆认为，人们是眼界有限即短视的，或许因为他们没有充分理解政府预算赤字将会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们在决定储蓄多少时采用的是简单的不尽合理的粗估法。所以，如何让私人纳税者和其他经济主体认为什么是对政府的约束和政府的政策，让他们不但要知道在既定的政府政策下经济是怎么运行的，而且要知道以后政府的全部决策过程是怎么实现的，他们需要有多高的理性啊！并且实际上，未来的税负和收入都是不确定的，例如，商品税更多地取决于人们的行为。对于个人而言，现在减税增加的收入与未来为偿还公债的本息而向此人征收的税收并不必然相等。实际上，即使经济人能够以理性预期进行经济活动，只要政府比单个私人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政策无效论也会打折扣，更何况现实生活中每个经济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预期并按理性预期行事。
例如，在没有增税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民会理性地预见到将来财政的变动措施吗？波特巴和萨默斯等专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减税和巨额长期赤字出现的同时，私人储蓄下降了，实证分析也表明，尽管通过立法减税的税收变化是被预期到的，但消费确实增长了。[7]另如，希腊在加入欧元区后，统一的货币市场使政府和其他经济主体都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融资，短视的政府以财政机会主义行为竞相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超级社会福利，而短视的个人行为也刺激了消费增长，但所有这些更加重了国债负担。因而，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条件——眼界无限的观点与现实并不相符，但这并不影响其在理论研究中的价值。
3.完全资本市场问题评析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第三个条件是资本市场上没有导致信贷配给不完善的因素。分析李嘉图等价定理条件不成立的原因，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可能不存在完全的竞争市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比较政府和个人这两类经济主体，政府由于拥有征税权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利，政府债务没有或违约风险极低。因此政府债务的利率在金融市场上是最低的。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如果想在金融市场上借钱，支付的利率肯定会超过公债利率。所以，政府减税产生的财政赤字为这些人提供了成本更低的资金，这些人将感觉到境况改善了。另外，个人将以比政府债券利率高的利率去贴现未来的税负。因此，他们未来税负的贴现值比减税收入的价值低，结果他们的福利也提高了。例如，预期能获得高收入的青年消费者在年轻时可能喜欢借钱来增加消费，并打算在将来收入提高之后偿还借款。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青年消费者无法借到想要的数额，他被认为受到“流动性约束”。如果削减当前的税收，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就可能将减税部分全部用于消费，而不会将削减的税收储蓄起来。这样，现行的减税实际上是借政府的钱来增加当前的消费。这再次说明李嘉图等价定理难以成立。
此外，现实中的借贷市场不具备李嘉图等价定理所限定的完全性特点，对资本实力和信息存在明显不同的经济主体，在不完全的借贷市场上所面临的利率也存在着区别。如希腊加入欧元区后，统一的货币市场使得希腊债券市场不再担心高通胀或贬值，低利率使政府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融资。数据显示，希腊净利息成本占GDP的比重自1995年后的10年里下降了6.5个百分点。但信贷繁荣而导致的对违约风险的低估，也使得希腊轻易获取了大量长期信贷，同时，透支总是要还的。特别是在标准普尔于2010年4月底将希腊的信贷评级调低三个等级，降至BB＋垃圾级之后，希腊的十年期国债利息率超过了10％，比上年同期上涨了433个基点。相比之下，法国和德国的国债利率只有3％左右。市场的反应极大提高了希腊政府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因此，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筹资以弥补预算赤字，预算赤字也是非中性的。
4.一次性总付税问题评析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第四个条件是税收是一次性总付的。众所周知，政府通常不可能依靠一次性总付税来实现他们的庞大收入。因此，检验债务中性在扭曲性课税情况下能否成立是合适的。如果开征的不是总付税，后人就能调整他们的行为以便减少增税的冲击，而正经历减税的当代人将对此有所考虑。特别是，父母没有理由以当期预算赤字所暗含的将来征税的全部现值来增加他们的遗产。他们既然知道孩子们会设法减少将来应纳税的税款，就会增加自己的消费。如在征收所得税时，预算赤字改变了征收所得税的时间，在不同时间征税将影响经济人在工作和闲暇、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选择，存在着征收时间的变化带来的替代效应，因此，预算赤字不是中性的，公债对经济的影响是非李嘉图等价的。
四、理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分析可以看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成立需要具备许多苛刻的条件。定理成立的条件之一即不能存在无限债务，虽然这一条件在现实中也已经得到检验是成立的，但眼界无限、完全资本市场和一次性总付税都与现实并不相符，而且这些条件在目前情况下几乎不存在。因此，就各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李嘉图等价定理并不成立。
1.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无限债务问题的现实思考
之所以出现李嘉图等价的无限债务问题，原因就是政府的投资和扩张，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和消除增长的瓶颈，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未来是不会增加的；只有政府这个经济主体摆脱眼界有限的限制，创造未来更大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收入，才不会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如果通过政府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够给人们提供应有的效用，能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那么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就具有生产性。由于政府债务融资并非完全用于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而是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便形成了政府所拥有的各种“可再生性资产”。而且，如果国债资金纯粹消费性支出越少，可再生性资产越多，则通过资产增值实现债务偿还和负担减轻的能力就越强，债务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越强。更进一步考虑，如果国债资金用于诸如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经常性支出，形成人力资本，将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提高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增进后代人的收益或效用，类似的消费性支出活动将不会造成后代人的净负担，从而有利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并降低债务风险。因此，只要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是用于与公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项目，就将有利于债务政策的可持续性。
而对打破李嘉图等价的无限债务问题的现实思考，实际上是对中国1998年以来政策实践的总结。面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在基础设施上面，如高速公路、港口、电网改造等，政府的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30％。2003～2009年，我国平均的增长率在10％以上，打破了当时一些国外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再继续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下去的观点，其原因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解决了增长的瓶颈，增长率提高了，政府的税收增加了，债务比也降低为20％。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有相当的空间，在基础设施、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投入还需要很多，再加上有较高的民间积累和相对宽裕的政府财政，所以，在中国打破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无限债务的恶性循环是有可能的。
2.债务危机与李嘉图等价定理关系的政策启示
债务危机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众多反面启示，表现在：
首先，需要摆脱政府眼界有限的怪圈，激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我国政府并没有高福利政策，但是大量的重复建设和惊人的贪污浪费也导致公共开支十分庞大，加上经济转轨和社保基金的巨大缺口等原因，隐性的财政风险不容乐观。因而，目前迫切需要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其次，健全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打破财政机会主义。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放开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使得风险迅速积聚。尽管目前已经严格了审查制度，但地方政府的财政机会主义的结果最终会由中央政府买单，债务风险形成的路径不透明，甚至要明确自身的债务水平都很难。所以，要借鉴希腊政府债务欺诈导致债务危机的教训，防范地方政府财政机会主义带来的风险。解决办法之一：中国和日本相比税收较高，但政府负债很低，所以应该平衡一下，适度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由于地方政府收入来源有限且不稳定，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又要加大开支，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持续扩大，难免会出现短视的、财政机会主义的行为。而目前2 000亿的地方政府债券，与庞大的地方债务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因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从外汇储备、贸易结构、外债负担以及整体债务状况等方面更加全面地审视中国的债务问题，健全资本市场，也可以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更加透明，更好地防范债务风险。
最后，要真正打破李嘉图等价定理，需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也启示我们，在提高债务风险管理水平的同时，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更加重要。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依赖于房地产业或者只强调某一方面的繁荣必将导致经济发展之路越走越窄，抵御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差；只有实现经济均衡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综上所述，李嘉图等价定理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成立。正因为如此，政府在筹措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运行时，不但要防范巨额债务、不可持续的赤字路径和财政机会主义下所带来的债务风险问题，更要依据当时的经济运行状况和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要求正确选择征税或举债。
［收稿日期］201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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