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思潮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思潮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高级形态，是对现代性发展的理论回应。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思潮的主流是启蒙主义，而学术思潮也以启蒙理性为主导，具有肯定、争取现代性的倾向。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启蒙主义退潮，各种反现代性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兴起。中国当代主要的反现代性学术思潮有二，一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二是国学思潮。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是新左派的理论基础，是其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武器，但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新左派的范围，在学界有广大的市场。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存在着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上的弊端，而学界对此则缺乏应有的警惕与批判。为此，有必要对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反思。
后殖民主义在西方属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它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现代性，反对全球化，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它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的霸权构造了“落后的东方”形象，而东方民族也接受了这种话语，被西方文化殖民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肇始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认为，东方形象是西方塑造出来的，“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由于“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他明确地说：“我本人相信，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这正是东方学学术研究所声称的)更有价值。”①作为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后殖民主义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全球化的弊端。但是，作为一种学说，它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种理论把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与殖民主义等同起来，把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对立起来；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否定西方现代文明和人类普遍的价值；在批判现代性弊病的同时，完全否定了启蒙理性和它的普遍价值，否定了历史的进步，也否定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存在。
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横移到中国以后，由于时空错位，其弊端更为突出，成为反现代性反启蒙主义的思想武器。在中国现代性进程面临困境的艰难时刻，后殖民主义充当了现代性的终结者角色。在1994年，一些学者就提出，中国进行的现代化是“他者化”，历史证明了“‘现代性’伟大寻求的破灭”，并主张用“中华性”取代“现代性”，而所谓“中华性”就是“用中国的眼睛看世界”②。现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已经渗透到各个人文学科，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潮流。后殖民主义理论主张反思、批判“五四”以来包括新时期的启蒙主义，认为启蒙主义是接受西方后殖民主义的产物，国民性批判是转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话语，中国被西方文化他者化了。这种思潮所及，中国的现代史被改写，中国的现代性被颠覆，中国的发展前景出现了危机。从学理上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有如下谬误：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中国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性，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屈从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从西方接受现代性，仅仅是片面的被给予——转述后殖民主义的话语，还是文明对话和实践选择的结果？现代性来自西方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仅仅是被动接受，更是主动选择。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现代文明，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接受，而是由抵制、反对逐步到接受、引进。中华民族接受“洋鬼子”的文化，批判自己祖宗的文化，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实践，进行了痛苦的探索和思考才作出的选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自认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视西洋人为蛮夷，因此拒绝向世界开放。鸦片战争失败后，才逐渐意识到中国物质文明落后，西方的物质文明优越，遂有学习西方工业技术的“洋务运动”。但此时，中国的洋务派(不要说保守派了)仍然认为中国政治、伦理优越于西方，坚持“中体西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才进一步意识到专制主义的中国政治文明落后，民主主义的西方政治文明优越，遂有取法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举。而同时，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大都坚持中国精神文明优越于西方(如当时的孙中山、章太炎等都这样认为)。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失败，一些知识精英进一步意识到中国的国民性落后，遂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现代文明(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人终于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长处和自身的短处，并且为了生存和发展，作出了批判传统文化，接受现代性的选择。于是，才有步步深入的争取现代性的运动——从学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到学习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再到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建国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新的闭关锁国，建设现代性的任务受阻。而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产生了新时期的启蒙运动。它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方向，引进了市场经济(物质现代性)，推进了科学、民主的建设。可以看出，贯穿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不是中国消极被动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是由被动到主动、由消极到积极地引进现代性的历史。把中国的现代性选择轻易地描述为转述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屈从西方文化霸权，无疑抹杀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思想智慧。总之，中国的现代性认同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结果，是主动的历史选择；是文明对话的结果，而不能简单地看作被“制作”或者“驯化”的产物。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由于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产生了对西方文明的崇拜，且导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和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的新启蒙运动开展的“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我，被“他者化”了。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启蒙运动及其开展的“国民性批判”，究竟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还是被他者化、后殖民？按照文化学的理论，任何民族只能站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看待他民族文化，必然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因而一定导致民族偏见，不可能是客观、公正的。而只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开放、对话、交流，才有可能克服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对他民族文化的对象意识。旧中国闭关锁国，自以为天朝大国、世界中心，它没有世界意识，也没有自我意识；它认为孔孟之道、宗法礼教是万世不易的绝对真理，中国文化是唯一的文明，而“西夷”的文化是野蛮的：科学是“奇技淫巧”，民主是“无父无君”。只是在西方现代文明传入以后，才有了参照物，中国发现了另一种文明，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了反传统的自新、自强运动。五四启蒙运动以及新时期的新启蒙运动从西方引进现代性、批判国民性，正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镜，发现了自我；特别是从西方现代文明中发现了科学和民主，而意识到中国旧文化的反科学、反民主性质，以及中国人素质的落后性，从而开始了从“立人”到“立国”的现代化进程。这就是“国民性批判”的起因。这就是说，以国民性批判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不是所谓“他者化”，而是获得了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并且产生了现代化的要求。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借鉴，中国就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世界意识，更不可能发生从启蒙到革命的一系列现代化运动，就可能还停留在封建时代。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正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偏见和歪曲，才制造了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中国文化的落后性。这就是说，落后的中国及其文化只是西方话语的建构而非事实。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究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建构，还是事实如此？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一切都是话语的建构，而没有什么事实本身的存在。这作为哲学对终极存在的否定，也许有其道理。但社会历史属于形而下的领域，不能以话语代替事实，而要以事实为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正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他们利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权力理论解读中国对现代性的接受，把专制主义、阿Q精神、愚昧落后、无个体意识等国民劣根性，说成西方殖民主义的想象和话语的建构，而不是事实如此。这是对历史现实的无知甚至故意歪曲。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虽有过辉煌的历史，甚至曾经领先于世界，但在现代社会已失去了先进性与存在的合理性，其落后的一面愈发突出，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发展。而对于中国落后性的发现，仍然得益于现代性的传入和接受。西方人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视角，发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落后，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接受了现代性(启蒙理性)，发现了本民族的弱点，开始了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以达到“新民”、“强国”的目的。国民性批判话语源自西方，但它并不能证明传统文化的缺陷不是事实，也不能证明国民性批判没有正当性。相反，对这种话语的接受(其实，不仅仅是接受，也有选择和改造)，正表明中国正视了事实，发现了自我。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落后，经过了事实的验证。中国人一开始并不接受自己落后的事实，他们的自尊心以及天朝大国意识不允许接受这种事实。但鸦片战争、两次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中国内部的黑暗、腐朽、落后都证明了这一事实。“文革”结束后，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同样证明了这一事实。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以及与欧洲文明的比较，使中国人意识到中国文明的缺陷，从而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引进和国民性批判。这并不是响应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而是为了摆脱落后挨打局面，争取进步发展。中国近现代的自立、自强运动，无不是在现代文明的刺激下发生的，无不是在意识到自己落后的情况下开展的。这一历史，是不能任意抹杀的。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只有抵制西方现代文明，才能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这就是说，按照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西文明只有对立、冲突，不是中国后殖民化，就是中国文化对抗西方文化，二者不能对话、融通。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文明是互相融通还是永久对立？当代文化理论中存在文化冲突论和文化趋同论以及文化融通论等，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属于第一种理论。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各民族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冲突，但其基本趋势是互相融通。如果说古典时代文明的融通还没有大规模展开，世界文化还没有形成，那么现代性开始了这个历程。在文化融通中不可避免地发生文化冲突，但融通是不可逆转的主导趋势。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的根本观点即所谓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是错误的。严格地说，在当代社会，无所谓文化殖民，文化融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能等同于政治压迫。在西方向东方进行殖民历史过程中，也曾经存在政治压迫导致的文化压迫，如早期殖民主义对非洲、美洲、亚洲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文化的摧残。但在现代条件下，由于殖民主义的消失，这种文化压迫正在被文化交往所取代。文明的融通是双向的选择，各种文明都从其他文明中吸取了异质的要素，从而丰富了自己。特别是东方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融通中获得了现代性。同时，也必须承认，西方现代文明是主导力量，它以现代性的力量整合了异质文明，形成了世界化、全球化的浪潮。必须辩证地看待世界化、全球化。一方面，它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推动世界走向现代化。仅此而言，相对于后发现代性的中国，启蒙理性仍然有合理性、必要性。另一方面，全球化虽然具有西方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抹杀非西方民族文化特性的问题(仅此而言，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像后殖民主义理论那样，把强势文化的优势传播夸大为文化殖民主义；不能通过拒绝现代性、拒绝文化交流来保持民族文化特性，而只能通过文化交流、开放来发展民族文化。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本位主义基础上的，这意味着不仅西方把中国他者化，中国也把西方他者化。因此，不仅要警惕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也要警惕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新左派犯了与东方主义同样的错误，他们把西方妖魔化，把西方人(无论是传教士、政客还是商人、学者)都描绘成一心歧视中国、诽谤中国、殖民中国的阴谋家，而不承认还有许多力求客观看待东方、中国的学者以及其他人士。他们甚至主张以“中华性”来对抗现代性，认为必须抵制西方文明，也拒绝启蒙主义，不承认中国(无论是传统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的落后，也不承认中国文化(无论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还是现在的中国文化)的落后方面。在现代性没有完成的今天，这种思想显然是错误的危险的。
批判文化冲突论并不意味着肯定文化趋同论。文化趋同论认为，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将消失，融合为一体化的世界文化。它虽然看到了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融合趋势，但也抹杀了文化差异，从而抹杀了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提出更富有包容性的理论，以解决文化冲突。基于文化间性理论上的文化融通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文化间性理论超越了文化趋同论和文明冲突论，强调了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共存、对话和融通。所谓文化间性，实际上是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其基本含义就是把各个民族文化看作互相交往的主体，并且形成和谐的世界文化，而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存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之间可以而且应该平等对话，和谐相处，互相补充，共同发展，而不是彼此分隔、互相冲突、一方吞没另一方。文化间性理论可以成为现代世界各个民族文化交往的共同准则，成为建立和谐世界的一种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交往的主导趋势是互相沟通、融合，同时也保持和发展各自的特性。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必须注意，那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更适用于像非洲、印度等殖民地国家，而并不完全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具有主权和强大的文化传统的国家。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国家的全方位统治，导致西方文化的强行进入和殖民地国家文化的湮灭。但在中国，一方面国家主权仍然存在(虽然也有部分失落)，使西方不可能在文化上强加于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顽强地抵制着西方文化。同时，也对西方文化进行了选择。仅举一例：从明朝算起，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达数百年，但成效不大，因为儒家实用理性的影响根深蒂固。主张“西化”的五四启蒙运动仅仅选择了科学民主，但有意识地抵制了基督教(如1923年的非宗教运动)。这说明，所谓文化殖民主义殊非事实。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并不是以殖民主义的方式出现的，而是自然的文化传播和文化选择。现代中国接受了西方文明，不是因为殖民主义，而是因为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中国需要现代文明。
还值得注意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只有赛义德的理论。但中国对后殖民主义的接受，仅局限于赛义德的理论。赛义德的理论在西方也受到了质疑和批评，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和观点。例如德里克就针对所谓西方文化制造了东方的观点，进行了质疑，提出了一个“接触区”的概念。他认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接触、交流后，形成了一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区”，由此双方不再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了，而是吸收了对方的因素，形成了一些共识。由于“接触区”的存在，东方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了西方的观念，而是有所改造；西方人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响，甚至东方主义也是在接触区中产生的。他指出，关于对中国的认识，不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者的独家发明，而是由吸收了西方观念的“接触区”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建构的，或者说，是由东西方联合缔造的。他说：“与其将东方主义视为欧洲现代性的自发产物，不如将其看作‘接触区’的产物更容易理解，在‘接触区’里欧洲人遇到非欧洲人，欧洲现代性既生产了作为他者进入现代生活话语的另一种现代性，同时也受到了后者的挑战。”③德里克的“接触区”理论实际上就是文化间性理论，这个理论无疑更为全面合理。可惜的是，德里克等人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批评和修正，并没有被中国学者重视，甚至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这种情况造成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接受的片面性，也造成了中国学界思想的偏颇。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现代性尚未完成，还在为现代性的实现而斗争。这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尚未实现，更包括在政治、文化领域争取现代性的任务也没有完成。这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来对待现代性。也就是说，中国不应该追随西方后现代主义反现代性，而应该从自身实际出发，坚持启蒙理性，争取现代性。在这个时期，以后殖民主义批判现代性，不仅存在理论上的偏颇，也带来了实践上的灾难，那就是导致现代性的毁灭，中国现代化任务的延迟。新左派正是利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否定“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反对改革开放，反对现代化，主张与世界文明隔绝，回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理论有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时髦包装，又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特别是对那些不谙历史而又知识基础浅薄的青年人的影响更大。为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而应该进行系统的批判。对中国的现在而言，就是既要接受现代性，迎接全球化的浪潮，也要警惕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单一化的危险，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但这绝不意味着狭隘民族主义，抵制向世界开放、拒绝现代性，而是在积极的开放中建设性地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在接受现代性中警惕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注释：
①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
②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③转引自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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