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行政级别与中国城市的收入差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国有经济论文,城市论文,行政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一直遵循着与西欧城市不同的模式，前者主要取决于政治、军事因素，而后者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具有强大的财富汲取能力，靠近权力中心的城市由于可以获得政治力量的支持而繁荣(刘泽华等，2005；韦伯，2003；赵冈，2006)。自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日益增强，政府的干预在日益减少，但时至今日，城市的经济发展仍与政治权力的影响息息相关，具体反映就是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如图1，1994年，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①的人均GDP分别为13143元、10677元、8719元和4658元，前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尚不明显；而到了2008年，上述四级城市的人均GDP分别达到64936元、50515元、37860元和27898元，其间的收入差距已明显扩大。可见，近年来级别较高的城市发展较快，不同行政级别城市间的收入水平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
行政级别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国有经济。由于产权性质的不同，国有经济与政府的关系比民营经济(本文是广义的定义，包括私营、乡镇、外资等类型，下同)与政府的关系上更为紧密，前者比后者更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的经济资源，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从中央政府那里争取的资源就越多，所能发展的国有企业就越多。即使各级地方政府也能凭借自己所掌握的财力发展一些国有企业，这些地方国有企业通常也会集中在该级政府所在的城市。总之，这两个因素都使得国有经济的配置受到政治权力的扭曲而集中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在传统上承担一些公共利益目标，如城镇居民的充分就业、平衡地区差距等，国有企业也有可能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向行政级别较低的中小城市分散。国有企业具体对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收入差距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上述两种力量的比较。如果国有企业只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会趋于向政治中心集中，从而拉大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收入差距；反之，如果国有企业追求社会公平，就会向众多的中小城市分散，从而缩小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收入差距。与此不同的是，民营经济的产权分散在众多的个体之中，其资源的配置较少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主要遵循效率的原则，只要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民营经济最终就将分散在众多的城市之中，而不是向少数大城市无限地集中。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应与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没有明显的关系，或至少不及国有经济那么明显。
图1 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人均GDP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搜集了1990-2008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1999年前后国有企业在经营性质上的重大变化，我们将数据划分为1990-1998年和1999-2008年两个时段，并分别进行估计，以便比较国有企业在不同时期对城市间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我们的结果显示，在1990-1998年间，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与该地国有企业的比重负相关，而在1999-2008年间，二者的关系刚好相反。而且，反映政府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两个重要变量——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和金融发展水平亦有类似的关系。
尽管已有大量的研究关注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但将该问题与国有经济相联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关于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的β收敛的影响，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对各省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为负。董先安(2004)的实证结果也表明，国有企业对于地区经济增速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正的，在改革开放以后则是负的。关于国有经济对城乡差距的影响，陆铭和陈钊(2004)则表明，中国经济的非国有化拉大了城乡差距，他们的解释是，非国有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并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产生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上述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亦有类似的发现。
此外，本文的研究也涉及关于城市经济增长问题的文献。徐现祥和李郇(2004)搜集了我国21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结果发现，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δ收敛和β收敛。徐大丰(2009)对此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但发现，我国城市间并不存在绝对收敛，只存在俱乐部收敛。这两篇文献都只关注经济因素对收敛的影响，没有直接考虑行政层级因素。本文的结果则表明，与行政级别有关的国有经济影响了城市经济的收敛。
直接探讨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有陈楚侨和赵晓斌(2002)、陈志武(2006)、李明和李慧中(2010)。陈楚侨和赵晓斌(2002)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人口规模就越大。但该文没有指出行政权力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管道是国有经济，这与本文颇有不同。陈志武(2006)指出，中国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并以为这是由于政府管制和国有经济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所导致，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严格的实证。而且，我们的观点不如他的那么极端，国有经济并不一定会拉大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的差距。最后，李明和李慧中(2010)根据中央来自某一地区的官员数量等指标来测量该地区的政治资本，并发现，政治资本对一个地区的收入水平存在正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讨论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收入差距与国有经济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实证结果，第四部分总结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国有经济与不同级别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基本观点
根据经典的索罗(Solow，1956)模型，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只要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收入差距，资本就会从收入较高的城市流向收入较低的城市，最终使所有城市的收入水平趋同。因此，市场机制不会导致城市经济的持续不平等，只要资本在城市间的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市场机制自发的作用会逐渐消除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
导致城市经济持续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治权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中央政府控制了经济中的大部分资源，城市的发展并非取决于它本身的市场竞争力，而是取决于它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资源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行政级别。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就越靠近主导资源分配的权力中心，获得的资源就越多，经济就越繁荣。与民营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在地域间的分布更易受到政治权力和行政级别的影响。对国有经济而言，其实际控制权集中在各级政府手中，国有资本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依据权力的大小，国有经济趋向于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集中；而对民营经济而言，其产权分散在众多的个体之中，并按照效率原则分散在各个城市。因此，国有经济的存在导致了不同级别城市的收入差距。这具体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城市的角度看，行政级别的高低决定它从中央政府获得国有资本的能力。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国的财政、金融等重要的经济资源，控制着大部分国有资本的分配。虽然国有资本的分配也会遵循效率或公平的原则，但更取决于各个城市政治等级的高低。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政治等级就越高，在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越享有优先权，从中央政府那里争取的国有资本就越多。另一方面，正如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勒(Stigler，1971)和佩尔兹曼(Peltzman，1976)所主张的那样，掌握资源分配权的行政官僚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受到利益集团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影响，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决定了政府的政策倾向。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距离资源再分配的权力中心更近，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本和话语权，对上级政府的决策能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因而能够争取较多的国有资本(斯泽伦尼(Szelenyi)和科斯特尔(Kostell)，1996)。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是，民营企业的产权分散在众多的个体之中。一个城市能够集聚多少民营经济，取决于居民个人的财富数量，也取决于该城市的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在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下，只要城市的集聚经济不是足够的大，民营经济最终将分散向各个城市。
其次，从各级地方政府的角度看，也倾向于将其所属的国有企业布局在该级政府机关所在的城市。实际上，除中央政府控制着主要的国有企业外，各级地方政府也分别控制着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行政级别越高，所能集中的社会资源就越多，能够支持的国有企业就越多。尤其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被层层上移，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国有企业有向层级较高的政府集中的趋势②。在国有企业的布局上，除非必须靠近自然资源的所在地，否则各级政府总是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国有企业布置在该级政府机关所在的城市，如中央企业多集中在北京，省级国企多集中在省城③。其原因主要是为了便于对所属国有企业的控制和管理。如果这些企业布局在其它地方，在经营管理上将出现马蒂莫(Martimort，1996)所指出的“多重委托人问题”，被其他地方的政府分享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最后，从国有企业的角度看，为了便于寻租也要向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靠近。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特性使之与政府在利益上存在天然的关联，容易争取政府的各种特权和优惠。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如无政策的庇护，就会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国有企业具有强烈的寻租动机。尽管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政府的作用在减小，但国有企业仍可在行业准入、信贷、财政补贴等诸多方面得到政府的照顾。对于寻租者而言，靠近政治中心所在的城市不仅便于与相关部门在信息上的沟通，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为这个城市创造GDP和就业机会，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筹码，换取更多的政策资源④。因此，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可与企业交换的政治资源就越多，吸引的国有企业也就越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政治游说能力不及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较强，通过靠近政治中心进行寻租的动机不及国有企业那么强烈。
但是，国有经济也存在有利于缩小城市间收入差距的一面。如果城市间的差距超过了社会公众容忍的限度，作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和控制者，政府能够直接对国有企业的布局进行强烈干预，迅速平衡城市间的发展差距。事实上，发展国有经济一个基本理由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为此，传统的国有企业在经营上往往以牺牲利润为代价，追求政府所赋予的诸多公共目标，如城镇劳动力的全面就业，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等。例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就在一些中小城市、中西部的边远地区布置了大量的国有企业⑤。这样，国有经济在不同城市的分布就会比较均衡。
总之，国有经济对不同行政级别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具有双重影响，关键取决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如果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强调一些公共目标和社会责任，就会向各个城市分散，从而有利于缩小不同级别城市间的收入差距；相反，如果国有企业只一味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经济就会向级别较高的城市集中，导致相反的结果。
根据国有企业经营目标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国有企业与不同级别城市间的收入差距的关系大致1999年为界区分为两个时期。1999年以前，国有企业承担一些保证城市就业、维护社会公平等公共责任，经营目标比较多元化。而在1999年后，国有企业在经营上摆脱一些政策性目标的束缚，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时间上的划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首先，在政策方面，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所出现的大面积亏损的局面，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采取“抓大放小”的方法，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同时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包袱，全面推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经过这一重大调整后，国有企业逐渐变成了所谓的“新型国有企业”(金碚、黄群慧，2005；周利国、刘军，2006)，摆脱传统国有企业所承担的一些公共责任，经营目标趋于市场化，盈利能力大大增强。其次，在具体数据方面，在1990-1998年间，国有企业的总就业人数都在7000万人左右，但在1999年，这一数字出现了剧烈下降，一年就减少了近1000万人；总利润从1993年以来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从1999年开始，总利润迅速增长，十年间增长了11倍多(见图2)。两个数字在1999前后的突变说明，国有经济的经营目标在该年前后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之前较多地顾及城市就业等目标，牺牲了对利润的追求，而之后对前一目标的考虑有所减少，更加侧重后一目标。
国有经济的经营目标在1999年前后的差异导致它在不同级别城市间的分布出现变化。如表1，1993年，国有企业在省会以上城市和地级市的人均投资分别为594元和1457元，在这两级城市的总投资占国有经济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7.1%和42.8%，国有经济在省会以上城市的优势并不明显。而在2006年，国有企业在两级城市的人均投资分别为8549元和1252元，上述相应的比重分别为37.4%和55.6%，国有经济显著地向省会以上城市集中。相比之下，集体经济和私营个体经济的分布则始终比较分散。例如，无论是1993年还是2006年，78.4%的集体经济都分布在地级市。2006年，只有19.1%的私营个体经济集中在省会以上城市，两级城市的人均投资分别为2181元和1572元，二者相差甚小。需要指出的是，该表中的城市还包括了市辖县，如果考虑到省会以上市的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且国有企业多分布在城市的事实，国有企业向省会以上城市集中的倾向应更加明显⑥。
三、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
为了分析国有经济对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选取如下的面板模型：
(1)govexp：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一指标即可反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也可反映政府集聚资源的能力。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在争取财政资源上具有较大的话语权，政府集聚资源的能力越强，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就越有优势。而且，行政权力由此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就越严重，不同级别城市间的收入水平越不容易趋同。故我们预测该变量的符号应为正。另一方面，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对政府的财政资源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越高，所能支持的国有企业就越多，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故我们引入了该变量与国有经济的比重的交叉项。按照本文第二部分的逻辑，这一解释变量对因变量产生何种影响，应取决于国有企业的经营性质，故我们预测该变量的符号在1999年前应为负或不显著，而1999年后则应为正。
(2)loan：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这一变量也测度了政府集聚资源的能力。在国有银行垄断了信贷资源的体制下，该变量的符号取决于国有银行经营体制的特点。1999年前，国有银行在纵向管理上趋于分权，经营上受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较深，对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支持较多。而在1999年后，国有银行出于对风险控制的考虑，在纵向管理上趋于集权，并裁撤了大量的县级分支机构，来自地方政府的影响大为减弱。这一变化可从贷款的分布的比较看出。1991年，省会以上城市和地级市的贷款总额分别是4912亿元和6848亿元，二者相差不大；而在2007年，该数字分别为121164亿元和76572亿元，信贷资源急剧向省会以上城市集中⑦。因此，我们预测该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1999年前应为负或不显著，而在1999年后则应为正。此外，由于对银行信贷的控制是支持国有企业的主要手段之一，故与上一变量类似，我们也引入了该变量与国有经济的比重的交叉项，预测其符号与前一交叉项类似。
(3)trade：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这用来测度对外开放程度，按当年的美元与人民币平均价折算的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一般认为，经济的开放会加快要素的自由流动，削弱政治因素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减少不同层级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地区的省会城市大多不是港口，而内地的省会城市大多交通便利，发展条件较好，故在对外开放上内地的省会城市相对于省内其他城市应更具区位优势。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还引入该变量与地区虚拟变量(area，沿海省份为0，中西部为1)的交叉项，以便捕捉对外开放对于沿海和内地的影响。
(4)pgdp：人均GDP。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收敛的预测，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越接近，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应越小。不过，按照Lucas(1988，2002)的观点，城市是人力资本的集中地，能够获得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收益，城市的人口越多，增长速度应越快。这样，城市的经济增长不一定像国家、省区层面上那样存在收敛的现象。
最后，在后面对模型回归估计时，除地区虚拟变量外，以上所有变量皆取自然对数，变量前的系数可被视为弹性系数。
(二)数据
为了计算不同城市间的收入差距，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各城市GDP的数据。该数据来自1990-200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用该省城市的CPI指数加以消胀⑧。为了排除自然资源禀赋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我们剔除了所有的资源性城市。由于县级城市GDP的数据只能上溯至1994年，它与省会城市的收入差距的数据为1994-1998年的情况。由于1999年后新增了不少地级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为便于比较1999年前后的分析结果，本文剔除了这些地级市，以及几个地级市数目增加太多的省和自治区。这样，本文最后得到了21省级单位的省地、省县城市收入的数据。其他相关的经济指标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资料。以下是主要变量的组间上的统计特征。
从上表可以看出，省县两级城市的平均差距显著地高于省地两级城市的平均差距，前者在3.00-3.21之间，后者在1.70-1.79之间。而且，六种测度收入差距的指标在省际之间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变化，如
的最大值达3.64，最小值只有0.73。关键解释变量的平均值达到0.37，最小值只有0.23，最大值达0.46，省际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显著。
(三)实证结果
为了从统计上更准确地确定1999年前后回归方程是否出现了结构变化，我们首先进行邹检验。邹检验的结果表明，无论采用哪个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在1999年存在显著性的变化。以用id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为例，邹统计量为33.65，对应的p值为0.0000，拒绝不存在结构变化的虚拟假设。因此，在以下对模型的估计中，以1999年为分界点分两个时段进行回归。表3给出了以省地两级城市的收入差距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表4给出了以省县两级城市的收入差距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于多数模型的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且二者的结果相差不大，故我们只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以上两表的回归结果基本证实了上面我们对模型的推测。我们先看表4以省地两级城市的收入差距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一，在1999年前后，本文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国有经济比重的系数存在明显的差异，之前在统计上不显著，之后则显著为正。这恰恰说明，在1999以前，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城市就业等公共目标，在省地两级城市的布局比较均衡，故对两类城市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1999年后，随着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趋于商业化，国有经济开始对城市经济的均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具体的系数大小看，如果不考虑交叉项的影响，国有企业的比重每增加10%，收入差距就至少增加16.0%-17.2%之间，影响十分显著。
第二，与前一解释变量类似，财政支出规模和金融发展的系数在1999年前不显著，在1999年后显著为正。对于财政支出而言，可能是因为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在1999年前不显著，在1999年后随着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强化而变得比较显著。金融发展变量的变化表明在1999年后国有银行的网点分布趋于向大中城市集中，同时管理体制趋于集权。
第三，财政支出规模和金融发展与国有经济比重的交叉项的符号也具有与后者类似的特征⑨。这说明，作为支持国有经济的两种重要手段，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对解释变量的影响取决于国有经济的经营性质。如果国有企业以盈利为导向，则二者都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进一步地拉大了省地两级城市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这种影响就越大。结合这两个交叉项和变量soe的系数还可算出，当govexp和loan皆取平均值时，收入差距id对国有经济比重的弹性为0.244。若同样考虑id和soe在平均值附近的变化，这一弹性值就意味着，若一个省的国有经济从平均值36.7%降至18.4%，即下降50%，省地两级城市的收入差距将从1.7降至1.5。
第四，对外开放在所有时期都显著缩小了省地两级城市的收入差距，尤其是沿海地区。这说明，如果省会城市本身并不具有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对外开放就会降低它的政治优势，使一些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的区位优势得到发挥。对外开放与地区变量交叉项的符号还说明，内地的省会城市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最后，省地两级城市之间收入的收敛出现在1999年前，在1999年后并不显著。这可能说明，地级市与省会城市的收敛只进行到一定程度就会中止，二者之间的差距由于政治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始终存在。
我们再看表4以省县两级城市的收入差距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一，国有经济比重的系数在1999年前不显著，甚至为负，1999年后则显著为正。对比两表在1999年的数据还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对省县两级城市的差距影响较小，这可能是因为1999年后国有经济已基本从县级市退出，故它对县级市与省级市的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第二，财政支出及其交叉项具有与国有经济比重相似的符号特征，金融发展及其交叉项尽管在1999年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符号，但都在统计上不显著。第三，对外开放、人均GDP等变量在1999年的符号特征与表3类似，但在1999前完全相反。这可能说明，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收敛先发生在省地两级城市之间，然后再扩散至省县两级城市之间。另外，全球化对县级市的经济首先造成了负面影响。当然，这一结果也可能是省县两级城市的数据样本太小或县级市的统计数据不够精确所致。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国有经济对于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民营经济不同，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发展需要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和保护，使得它更倾向于靠近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经营目标因需要服从政府的一些公共利益目标而趋于多元化。前一特点会拉大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收入差距，而后者则可能相反。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由于在1999年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由多元化趋于利润最大化，国有经济对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999年前后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在1999年前并不显著，在1999年后则显著为正。我们还发现，反映政府支持国有经济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政府支出的比重和金融发展程度，也具有与国有经济比重类似的符号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两变量各自与国有经济变量的交叉项也随国有企业的性质在1999年前后的变化而对因变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1999年前不甚显著，在1999年后显著为正。此外，省地两级城市之间收入的收敛出现在1999年前，而省县两级城市之间收入的收敛出现在1999年后。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发展国有经济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实行更为公平的分配原则，平衡市场机制所导致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但上述我们的实证结果否定了这一点。自1999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越来越强调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不断地拥有更多政治资源的级别较高的城市集中，在这些城市的经济取得更快发展的同时，其他低级别城市的经济发展因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受到阻碍。国有经济越多，所需吸附的各种资源就越多，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就越严重，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因此，要缩小不同城市的发展差距，应该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继续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加充分地讨论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加快城市发展水平的收敛。为此，就应该对国有企业进行合理的定位，划定其必要的经营范围。发展国有企业的终极目的不是利润的增长，与民营企业争利，而是弥补市场失灵，为全体国民提供公共产品，促进不同城市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全民福祉的共同提高。
注释：
①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分为7级，从本文的基本思想出发，本文只划分为四级进行分析。深圳、宁波、青岛、大连、厦门属于与所在省份的省会城市同一级别的副省级城市，本文的分析将其删除。
②司政和龚六堂(2010)省际面板数据的结果表明，民营经济的发展与财政分权程度呈倒U型曲线，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③国资委所管辖的100多家中央企业多集中在北京市。
④林毅夫和谭国富(1999)认为，由于国有企业承担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就业、社会保障等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以此为借口寻求向政府索取各种政策优惠和财政支持，双方存在一种隐性的利益交换关系。
⑤上世纪60年代，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在产业布局上实行“山、散、洞”，大量的工业企业被迁往西部的边远地区。
⑥以1993年的国有经济为例，省会以上城市87%的投资集中在市区，地级市76%的投资集中在市区。
⑦分别根据1992年和200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⑧个别地县级城市的少数年份缺少GDP的数据，我们用该城市平均的增长率进行推算。由于与省会城市的比较用的地县级城市的平均值，这种估算方法对最后的估计应不会有太大的误差。
⑨金融发展与国有经济比重的交叉项的t值尽管不甚显著，但它与金融发展的联合检验仍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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