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历史地理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历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的历史地理研究，共出版专著十多部。邹逸麟教授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1月）是第一部系统地探讨一个独立地理大单元历史地理全貌的专著。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是第一部断代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司徒尚纪著《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是第一部区域文化地理著作，他的另一部著作《简明中国地理学史》（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3年7月）则是一部侧重岭南、具有广东特色的“第二代地理学史”（曾昭璇序）。吴松弟著《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9月）不仅探讨了移民的迁徙过程，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迁出地、迁移路线和入籍过程，而且还详细论述了移民对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何业恒著《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4月）系作者多年研究历史动物地理的结晶。陈伟著《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填补了楚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些空白。此外，还有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合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以下简称《文集》），魏嵩山著《太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4月），马永立主编、胡阿祥副主编《地名学新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王会昌著《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2年1月）等著作面世。
本年度共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内容涉及历史地理的各个方面，有的选题新颖，有的视野开阔，作者以中青年学者居多。四月下旬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中国历史地理暨楚越洞庭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的100多位中外学者相互切磋，就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地理基础理论与学科史等各个方面充分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观点。现将一年来的研究概况作一简要回顾。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恩格斯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地球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在不断变化的论点，至今仍可看作是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根据，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该属于地球表层学开放性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且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邹逸麟、吴松弟《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求是》第7期）首先指出：“历史地理学完全应该而且能够为经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努力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时代赋予历史地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然后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努力搞好与学科建设有关的基础研究，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研究方法上应“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韩光辉等《〈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实践和社会评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三辑，以下简称《论丛》）、《〈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制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历史地图集理论问题刍议》（收入《城市、区域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3年6月）三篇文章在全面介绍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基础上，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理论问题探讨的文章还有上官鸿南《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论丛》第二、三辑）、张步天《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框架及若干说明》（《地理研究》第4期）等。
二、历史自然地理
1、河流变迁 张修桂《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将海河水系的变迁分为黄河分流的雏形阶段（战国中期以前）、独立形成的初期阶段（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发展变化的中期阶段（西汉后期至隋末）和稳定改造的近期阶段（唐朝至现代）四个时期，全面探讨了海河流域平原水系（主要是海河水系）分合离聚全部过程。金家年《濡须水流向的历史考察》（《安徽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了濡须水出巢湖后的整个历史演变过程，重点考察濡须水上口与下口的变化情况，认为由于泥沙沉积与人类农耕活动等多种因素作用，巢湖出水口不断往上移位，随之形成一段十多公里的狭长水道，致使巢湖与濡须口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以出土大量汉简而驰名中外的居延地区，其居延泽到底位于哪里？景爱利用沙漠考古的手段，揭开了这一荒漠大湖的谜底，断定三百多年来一直被人们确认无疑的居延海（嘎顺诺尔、苏古诺尔的合称）并不是古居延泽的真身，古居延泽应包括今天的京斯图淖尔、天鹅湖及其东、南大片沼泽地（《人民日报》9月3日）。
2、气候变迁 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使我国历史气候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正轨，但长期以来人们的研究多局限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蓝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论丛》第2辑）对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作了深入的探讨。满志敏《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一辑）认为：“进入十三世纪后，黄淮海平原气候以温暖为主要特征，其间气候可能有一定的波动”。陈渭南等《毛乌素沙地全新世孢粉组合与气候变迁》（《论丛》第1辑）探讨了生态环境脆弱、敏感易变的毛乌素沙漠最近一万年以来的地层记录，认为植被景观和气候的干湿冷暖变化是多旋回性的，而人为活动对自然景观的改造越来越深刻。
3、环境研究 环境的变迁已引起人们的日益关注。沙漠化是我国乃至全世界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危害之一，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探讨了宁夏北部和中部地区沙漠化的情况，指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而人为滥垦、滥牧、滥樵采导致草原退化，加速土壤风蚀，致使草场沙化，前者是内因，后者是重要的诱发条件。景爱认为，内蒙古大部分沙漠是历史时期人为活动的结果，呼吁有关决策者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香港《大公报》9月26日）。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论丛》第一辑）的研究表明：大致在乾隆初年，两湖地区即已发生人口压力，为缓和人口持续增长所造成的压力，只能向水要地、向山要地，于是土地的过度垦殖引起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比如“与水争地”导致淹没田舍、劳民伤财修堤防、区域经济水平下降等恶果，而“与林争地”不但破坏了森林、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而且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贫瘠化，因而清代两湖人民固然从湖区和山区的土地开垦中获得了不少好处，但也随之为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付出了相当代价。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土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收入《文集》指出：“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虽然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是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同时他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看法截然不同的观点，如认为东汉以后到南北朝时，“进入黄土高原的少数民族均已半农半牧或者完全从事农业，所谓黄土高原由农转牧、导致黄河长期安流，与事实颇有出入”，“唐、五代时期黄河河患的增多，不是由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农垦大发展造成的，而是由于当时王景治河工程年久老化，失去了当年排水的功能”。古代南方瘴疠流行，使中原人士望而却步，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第4期）认为，两千年来由于人为作用和气候的变迁，瘴病（主要指恶性虐疾一类的传染病）主要分布范围具有逐渐南移的趋势：战国西汉时期以秦岭淮河为北界，隋唐五代时期以大巴山长江为北界，明清时期则以南岭为北界，指出：历史时期瘴病的流行，是导致瘴病分布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4、动植物分布地域的伸缩 文焕然《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林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认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其分布北界则历史上有所南移，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5°N。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收入《文集》）认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大量文献记载了较好的植被覆盖可以使小流域保持着较好的环境和较轻的土壤侵蚀，使水流保持澄清；也记载了大量有关植被的破坏可以导致环境恶化、土壤侵蚀加剧、河流含沙量增加、河流水文状况发生变化的事例，这些记载有力地证明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破坏黄土高原植被是导致黄土高原侵蚀作用加剧的重要原因”。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论丛》第一辑）探讨了秦岭山区森林从有到无的历史过程，认为秦岭之成为秃秃童山，主要是由统治者大兴土木等“人祸”造成的，因而指出：“历史时期秦岭森林之变迁，令人慨叹不已”。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不多，仅有何业恒《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一篇，文章认为十八世纪以前，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各地时有出现，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边远地区如宜兴、安吉等地到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初也逐渐绝迹，华南虎的绝迹是由人口增加而导致环境变迁引起的。
三、历史人文地理
1、疆域与政区 秦朝是什么时候设置九原郡的？自从全祖望、钱大昕、王国维以来，都认为九原郡系蒙恬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所置，不在统一六国之初的三十六郡之内；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论丛》第二辑）则认为，秦灭赵之前，匈奴并未侵占过赵国的土地，九原郡也并未失去，因而应在三十六郡之中。史为乐《谈谈我国县名的命名》（《中国方域》第2期）将我国历史上的县名作了纵向的考察、横向的分析和点的排比，认为“纵观两千多年来我国行政区划的变迁，县级地名基本上是稳定的，这对国家的行政管理、对人民的生活都带来极大的便利”。周振鹤《汉武帝十三刺史部所属郡国考》（《复旦学报》第5期）考定了汉武帝初置时十三刺史部所领108个郡国的归属。胡阿祥《六朝政区增置滥置述论》（《论丛》第三辑）首先就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在南中国政区上的增置滥置作了数量上的精确统计，然后分析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认为六朝政区增置滥置符合级别越高、增幅越大的一般规律；时代愈后（包括六朝更迭和同一朝代的由前到后），政区有由少变多的趋势；而增置滥置的后果，则导致统辖与领户失常，政区由混乱走向虚妄。郭声波《党项发祥地——唐初“河曲十六州”研究》（《历史地理》第十一辑）考定了唐初处置党项的河曲十六州的位置和大致方位，不仅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而且对当时党项的部族分布、社会、经济、人口作了阐述。靳润成《明朝安庆巡抚辖区驻地考》（《安庆师院学报》第4期）考定明崇祯十年所置安庆巡抚辖区为安庆、庐州、池州、太平四府之地，兼辖相邻的河南、湖广、江西数州县，后辖区有所内缩，而驻地则在安庆。
2、产业地理 该领域研究比以往起色不少，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非常深入，尤其以农业地理研究成果为最。邹逸麟《先秦两汉时期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开发与地域特征》（《历史地理》第十一辑）就公元三世纪以前黄淮海平原农耕业发展的过程及其区域特点作了精细的概括性论述，认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山麓聚落分布地带也就是该平原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该平原大部分地区在殷代已为农业区，西周春秋时代的农业在商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而战国中期至西汉的200多年里农业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文章还探讨了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收入《文集》）全文8万多字，引用文献100多种，就该地区唐代以前农牧业的发展，宋元时期农业的发展和明清时期土地开垦与农业发展三个问题详加研究，认为唐代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前期，该地区“人类活动基本上符合自然生态环境，利用了这里宜牧宜农自然条件，基本上处于半农半牧状态”，宋元时期“农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大部分空闲地被垦，也包括部分山坡地，从而使这地区由以往的半农半牧状态向农业地区转化”，“明清时期这地区畜牧业已衰落，基本上以农业为主了……明清时期这地区大部分川谷平原地区已被开垦，自乾隆以后开始向山头地角进发，这样扩大的耕地面积自然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周魁一等《西汉与唐代灌溉成就的比较研究》（《历史地理》第十一辑）认为：“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为汉代的强盛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样，唐朝的繁荣富强与农田水利建设也是分不开的；但两者相较，唐代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汉代有很大的前进和突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技术经验的积累，从汉代到唐代农田水利工程在地理分布上有一个由关中向全国辐射、由北到南的逐步扩大过程”。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十一辑）分析了宋代岭南地区（相当于今广东、广西、海南）的人口构成及其分布，认为蛮人集中分布的广西西部和海南岛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指出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不但数量大，而且掌握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因而内地移民集中的南岭南坡地带，是岭南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文章还论述了该区域农业发展的地域特征和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粟、豆、芋的地理分布。她的《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农业考古》第3期）认为，“经过两宋三百多年的开发，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劳动人口的增加、耕作方式的改善、多种经营的展开、垦田面积的扩大以及梯田的出现，其中梯田的出现对山区的开发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而她在另一篇文章《论宋代东南地区围田》（收入《城市、区域与环境》）中，探讨了宋代东南地区围田兴起的过程，以及由此而对农业生产及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第4期）揭示出“湖广”主要由江汉——洞庭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和湘中丘陵盆地组成，它们是两湖粮食生产最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区，而“天下”则主要是指南中国，即长江、珠江流域对湖广粮食的依赖。吴宏岐等《元代西南地区农牧经济的发展》（《论丛》第四辑）认为，元代四川地区的农业经济已明显衰落，而云南、贵州地区农业经济呈现稳步增长的势头，西南地区的经济重心由四川南移到了云南，而云南境内的经济重心也由大理东移到中庆（即今昆明地区）。梅莉《明清湖北农业区域特征分析》（《论丛》第四辑）分析了明清时期湖北境内六大农业区域各自的土地利用特点、水利建设特点、粮食副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她在另一篇文章《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探讨了有清一代蚕桑业、麻织业、棉织业的地理分布状况，指出清代纺织业的分布奠定了近代乃至今天湖北纺织业的格局。
3、人口地理 我国人口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它在历史时期的形成、发展、分布、迁徙状况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葛剑雄《中国历代移民的类型和特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将移民的基本性质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归纳了五种移民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即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民，行政或军事手段的强制移民，从平原到山区从内地到边疆的开发性移民，北方牧业民族或非华夏族的内徙与西迁，东南沿海地区对海外的移民。吴松弟《宋代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一辑）研究了南宋一代北人南迁的全部过程，分析了迁入地区的移民情况，估计其间大约有五百万以上的北方人南迁并定居在南方；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时期人口分布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根据地理位置、流域和开发经过，将黄淮海平原分为河北、河南、两淮三大平原，细划为八个分区，将人口分布的历史变迁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朝民国四个时期，详尽研究了不同时期各分区的人口分布及其变迁状况。韩光辉《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人口迁移研究》（《历史地理》第十一辑）回顾了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人口迁移的概况，总结了它的四个特点即区域人口迁移的周期性（周期的长短由各朝代的长短所决定）、区域人口迁移与人口增减的同步性、区域人口迁移的地域广阔性和民族构成的复杂性，追寻了内聚迁移和离散迁移的主要原因。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移民迁徙路线复原》（收入《城市、区域与环境》）复原了移民迁入和迁出的路线，指出：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迁徙路线，就直接决定了他们沿交通线分布的特点。杨平林《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地区人口地理的研究》（收入《文集》）认为，历代黄河中游流域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渭、泾、汾、洛、沁河中下游河谷平原地区，一般占全区总人口的60%以上。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元明以前三峡地区移民多为沿长江两岸东西走向迁移，移民及土著的主要经济活动区在沿江平坝、丘陵台地及附近山地，移民的经济开发立足于垦殖、渔猎、商业并重的格局；清代已将这种开发格局打破，以往沿江东西移民趋势改变为东西南北向深山腹地移民趋势，形成了以垦殖、特别是以山地旱地垦殖为主导的经济开发格局。冻国栋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研究了唐代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
4、城市与交通地理 当代中国突飞猛进的城市化问题引发了人们追寻城市源流的兴趣，而历朝首都又是古代城市中的佼佼者。马正林《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陕西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中国只有六大古都（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安阳连作为古都的资格都没有，焉能以“大”相称！文章最后写道：“安阳不具备古都的资格，也就无所谓大了；邺是著名古都，但不是‘大’古都，因此，中国只有六大古都，七大古都之说应予废止”。针对这种说法，邹逸麟《也谈安阳是否能够够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在全面考察安阳古都（包括殷、邺）古今状况的基础上作了反驳，指出无论从建都的历史悠久性、地理位置、山川形势，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建规模等条件考虑，安阳均够条件称作“大”古都，谭其骧先生曾对安阳作为七大古都（之一）作过长期思考，因而否定之说不能成立。辛德勇《唐长安城坊建置丛考》（《文史》第三十七辑）对唐代首都长安城的杨国忠山第、三戟张家、凌霄门等二十五处建筑物名称、位置或年代作了缜密的考证，纠正了前人的许多失误。关于一般城市的研究，邹逸麟、王振忠《清代三大政与苏北城镇的盛衰变迁》（《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着重分析了清代盐、漕、河三大政与苏北几个主要城镇兴衰的关系，认为“清代江南三大政在淮扬地区的集中，是苏北区域经济特别是城镇经济发展的背景”，“从苏北各主要城镇来看，许多城市都是地处水陆交通要冲而兴起，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所以当漕运停止、运河淤废、南北交通由津浦铁路替代，客商四散，这些城镇就迅速衰落”。与城市相对而言是广大的乡村，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十一辑）将北京郊区的村落形态分为集团型、散列型、集团——散列型三种，认为集团型村落多分布在平原地区，散列型村落多分布在深山里，集团——散列型村落多分布在近城郊区和浅山丘陵区，并且不同形态的村落分布略呈以北京城为中心的圈层规式。交通地理文章不多，王文楚《宋辽驿路及其改迁》（《历史地理》第十一辑）全面论述了从北宋开封府北至辽朝析津府的驿程，并对因黄河决徙而致使驿路的改迁作了充分的剖析。景爱《清代木兰围场的交通》（《论丛》第三辑）叙述了清代从喜峰口、多伦、古北口进入木兰围场的三条交通路线和围场内部七条比较固定的行围转场路线，探讨了热河行宫的修建对木兰秋狝路线变化的影响。
5、思想文化地理 文化是近年的热门，文化地理的研究方兴未艾。周振鹤《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地理学报》第1期）指出：王士性是明代后期的大地理学家，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人文地理方面，比如地理学的区域性特点、地理现象的动态性观念、“郡国利病”思想等，他的地理学思想对明清之际的学者，特别是顾炎武，产生很大的影响。胡阿祥《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历史地理》第十一辑）在占有大量充实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勾勒出魏晋隋唐间郡姓郡望的地理分布大势，指出其分布的最大特点是不均衡性，存在着一些集中分布区与密集分布点，认为黄河下游、泾渭平原、河东地区和太湖流域是中古郡望郡姓地理的重心所在，河西走廊、巴蜀、荆湖、淮南等地为零散分布区，其它大部分地区都是空白，而且由两晋南北朝到唐代前、后期，一以贯之，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肖华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论丛》第三辑）总结了宋代人才分布的三个基本特征，即(1)人才最多、密度最大、比率最高的是黄河下游、江南东部和成都府路三个地区，其中江南东部的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人才最盛，占全国的53%；(2)江南地区人才多于长江以北地区，江南人才崛起并领先于北方始于“澶渊之盟”之后，而非传统所说的北宋亡后；(3)江南和四川人才以进士出身者占很大比重，以著作流传和发明创造而闻名者亦云集于此。张九辰《古希腊与同时期中国的区域地理思想之比较》（《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期）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分析了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区域地理思想，并认为古希腊学者注重民族区域地理的研究，其区域地理思想具有海洋性特点及人文地理学倾向；同时期中国学者侧重自然、物产的区域地理研究，其区域地理思想具有大陆性特点，及自然与经济综合的地理特征。陈桥驿《全祖望与〈水经注〉》《历史地理》第十一辑）、《赵一清与〈水经注〉》（《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一辑）两文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作为清代郦学三大家之二的全祖望、赵一清在郦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和他们在郦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6、历史地图研究 我国有着丰富的传世地图，古地图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曹婉如《中外地图交流史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认为中外地图交流，可能以唐代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流为最早；唐代以后，时间较早而且又比较重要的是宋代中国与日本、元代中国与西方、中国与朝鲜及中国与爪哇的交流；而明万历和清康熙年间西方地图知识的传入和相互交流取得的成果，则是中外地图交流史上的两大里程碑。汪前进《石刻〈六经图〉综考》（《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期）研究了保存在江西上饶市博物馆里的石刻《六经图》中的六幅地图，根据图上所绘海岸线、水系、长城的不同及政区名称等情况，断定地图多为宋朝人所绘制，但非出自一人之手；他的另一篇文章《〈静江府城图〉的成图时间、作者及地图要素》（《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研究了摩刻于今广西桂林市北鹦鹉山南麓石崖上的《静江府城图》，认为它绘于南宋咸淳六年三月至咸淳八年春之间，由经略使胡颖主持绘刻，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幅宋代城市地图，该图城区的比例尺为1:1000，城外部分无统一比例。苏洪济等《〈静江府城图〉与宋代桂林城》（《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则以该图为依据，探讨了宋代桂林城的建置沿革，尤其详细地分析了该图中各种军事设施的今昔状况及其作用与功能。
7、地名学研究的进展 地名考证是研究历史地理的基本功之一，不论碰到什么地名，都需使它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为此，史为乐在《地名考证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丛》第一辑）中提出了四个应注意的问题，即(1)力求使用第一手资料，并注意资料的鉴别；(2)地名迁徙的来龙去脉必须弄清；(3)必须随时考其建置沿革、离合变化；(4)要注意古民族语和方言，切忌望文生义。韩光辉《中国地名学的发展》（《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根据现代地名科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以及各历史时期中国地名研究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地名渊源与沿革研究阶段、近代地名学研究阶段和现代地名科学的兴起和发展阶段。张树铮《河流名称“水”和“川”的地理分布及其语言背景》（《山东大学学报》第2期）统计了文献中“水”、“川”的地理分布，表明以“川”字作为河流通名是陕甘川一带的语言特色，而用“水”作河流的通称则遍于四面八方，看不出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进而认为：“川”来自周人语言，其余华夏族用“水”，“水”是更古老的词形，使用更为普遍。胡阿祥《拓宽加深中国地名学史的研究》（《中国方域》第1期）将该领域比喻为一座富矿，正待开掘，号召有志者致力于地名典籍、学者、学者群（学派、学说）三方面的研究。
关于具体的地名考证。西谓桥是汉唐时期长安城去往西北方向的交通咽喉，辛德勇《论西渭桥的位置与新近发现的沙河古桥》（《历史地理》第十一辑）全面论证了汉西渭桥应在今两寺渡一带、唐西渭桥在今咸阳市东南的观点，指出1986年发现的沙河古桥并不是西渭桥，而是古代沣河桥。唐莫尧《“贵州”一名考证》（《贵州文史丛刊》第1期）认为唐代的矩州，宋时为罗氏鬼国所据，罗氏既可称鬼国，则矩州也改鬼州，后音转变成了“贵州”（鬼州系彝族的美称，没有汉语里的贬义）。这与传统说法以为古代矩、贵音同（至今上海方言中二字同音）而转的观点迥然不同。樊文礼《辽天德军地理位置考》（《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1期）认为辽天德军与丰州同置一地，均在今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对《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它标绘在乌拉特前旗明安川一带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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