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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对症结确立目标
务实首先表现在从解决主要矛盾入手，确定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新加坡原有国土不足600平方公里①，人口却有200多万；既无矿山又无农田；几条小河最长的不过15公里，无鱼可捕；连饮水也须邻国提供。然而它的地理位置却极优越，有极富战略价值的良港，作为贸易集散地和东南亚第一贸易大港已有百年历史。这决定了新加坡很早就与世界市场联结一起。但它并没有因此发达起来，相反，工业一直落后，仅限于对转口产品的初加工和为港口服务的机械、车船修理等小型工业。进入20世纪，又经历了两次沉重打击：30年代大危机使转口贸易严重萧条，工厂倒闭，大批失业者流落街头；1942年起被日本占领三年半，工厂和胶园遭破坏，整个国家满目疮痍。战后英国重返新加坡时，经过战争洗礼的新加坡人，在独立浪潮的推动下，开始了民族自觉的斗争。英国被迫同意新加坡于1959年自治。同年6月，成立了以李光耀为首的自治政府。初始局势极为严峻，首先是转口贸易日益削弱造成经济停滞。其次是国内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由此而引发的住宅、医疗、教育等社会问题也十分严重。国家政局动荡，罢工不断。自治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这个几乎没有工业又缺乏发展条件且人口密度极高的国度里，尽快解决就业问题。只有解决国民生计，才能控制罢工骚动，进而稳定政局；而要求得长足发展，则必须改变原殖民经济结构，变单一经济为多元化经济，这才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因此，新政府决定执行以迅速实行工业化为主要内容、以多元化经济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②。
新政府从发达国家的实践中确认，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带动经济各部门发展，才能彻底解决就业问题。然而新加坡国家小，基础脆弱，资金严重短缺，唯一办法是引进外资。但相随而至的必然是对大国的依赖。于是新政府提出了外资来源多边化，通过几个大国同时卷入的办法，尽量减少这种难以摆脱的依赖性。事实证明，以引进多边外资作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途径，是唯一切实可行的。
应该指出，50年代新兴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对新政府的最初决策曾起过导向作用，这反映在1958年公布的关于新加坡工业发展的赖尔报告中的四点建议③，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已被实践所修正。因此说，新政府最初制定战略的指导思想虽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西方经济理论影响等几方面因素，但国内严峻局势是第一推动力。由此形成了，通过工业化改变经济结构；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多国资本同时卷入；通过发挥自身优势促进全面持续发展的经济战略。这一战略是切中国家经济时弊的。可以说，从本国实际和他国经验及理论的结合上，寻找解脱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新政府务实的基点。
（二）实践中调整重点
新加坡经济发展并非一开始就有一套完整战略方针，而是根据各个时期内外环境变化来确定不同发展重点，最后逐渐完善起来的，因此，整个进程呈现出各具侧重点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9年中至1967年末）是经济恢复阶段。主要是为扭转因转口贸易衰退造成的经济停滞，首先解决严重失业问题，因而确定以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进口替代”工业为重点，把既能扩大就业又节约外汇的这类工业确定为“新兴工业”。为确保对它们的投资，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1.1959年颁布实施了“新兴工业法”和“工业扩展法”，对投资者给予免征一定期限的所得税或降低税率，及部分贸易保护等种种优惠。法令规定，凡取得新兴资格的企业，或投资于这类部门者，均可豁免2至5年公司所得税；此间如再投资于增添设备，可再延免税期；出口产品凡达规定销售额者，所得税由40%降至4%，优待期也由5年延至10年。此外，这些企业还可享有加速折旧及免税进口原料、设备的优惠。2.为扶植新兴工业实行部分贸易保护。从1960年起，改变了过去的自由贸易政策，逐年增加征税范围和规定进口限额。1965年对2200种进口商品中的400种征了税。不过，为继续保持自由港地位，这阶段的进口税率并不高，制造业平均仅5%，远低于东南亚其它国④。3.政府设专门机构制定和实施工业政策，并决定开辟新工业区。1961年成立了经济发展局，以促进国内外投资，并对工业企业提供资金技术援助；同年10月在西南沿海的裕廊拓荒，开辟新工业区。此外还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建码头，发展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并着手公共住宅建设，以解决房荒同时扩大就业。随着1963年9月同马来亚合并，实现经济统一和扩大国内市场，为经济恢复提供了条件。
正当新加坡经济顺利恢复时，60年代中期，因政治领域发生的两件事，新政府被迫改变方针。一是由于马来西亚政府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加之同印尼对抗，使新加坡一年之间经济增长率由10.5%降至—4%。贸易额也减少了25亿。一向盈余的财政收支出现赤字。如此严峻形势令新加坡断然退出了马来西亚，于1965年8月成立共和国。二是1966年英国撤走驻军对经济造成双重压力：因取消基地军费开支造成国内收入减少约1/5；同时造成为基地服务的近4万名新加坡人失业。这两大事件的冲击，使新加坡国内市场骤然缩小，靠内部需求提供发展的“进口替代”已不能维持，改变经济发展方针势在必行。
第二阶段（1968年至1979年）是经济扩展阶段。面对退出马来西亚和英军撤离而造成的危急局面，新政府开始从外部需求寻找出路。于是提出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基础设施、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及世界繁荣经济环境等条件，实行“出口导向”方针。利用外部经济力量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以此带动外贸、交通、通讯、金融和旅游等业并举，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这个阶段主要有两次较大政策调整，一是为突出奖励出口工业而颁布实施的1968年“经济扩展奖励法”，对1959年法案有关新兴工业资格的内涵作了重新界定；凡生产本国未生产过或产量不敷需要或产品主要用于出口的企业方属“新兴”。该法案除对新兴企业投资者所享之豁免期限继续沿用原法案之规定外，其余内容均有改动，如对出口占20%以上的企业豁免期限进一步放宽；对输出新产品或开拓新市场者均可享优惠待遇；对贷给企业购置设备20万新元以上的外资，其贷款利息免税；对外国公司的专利费和研究发展费等所征税率，由40%减至20%。上述调整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入70年代已基本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从1968年的7.3%降至1974年的4%。新政府鉴于国内劳动力会因此出现短缺，如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势必削弱对外竞争力，于是又不失时机地作了第二次调整，即1970年和1975年两度对1968年法案作了修订，开始鼓励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原规定对投资额以25万为界，分别享有2至5年免税期，1970年法案则不分额度，一律享有5年免税期；1975年法案则对涉及大量资本投资和精密工艺制造工业之免税期，进一步延至10年⑤。此外还有其他几项相应措施：1.为扩大吸引外资，新政府以简化手续、豁免双重课税、自由汇出资本利润等作为保证条件，发展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业。1968年亚洲美元市场在新建立，吸引跨国银行来新设分行分理处。2.继续开发新工业区：继裕廊之后又开发了以造船修船为主的加冷公园、以劳动密集工业为主的加冷盆地和以木材业为中心的格兰芝等几处产业相对集中的工业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优惠政策，使各工业区的投产厂家迅增，其工人数占全国工人总数近1/2。3.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为开辟国外新市场，1968年新政府设立国家贸易公司；为加强转口贸易，1969年又在几个港区设自由贸易区；为大力发展航运业，在最先建成亚洲最大集装箱码头之后，又建了亚洲最大机场；为发展海运业，除建有国家船队外，还颁布国家船只法以招揽外轮。上述措施使新加坡经济得到全面迅速发展，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多元化经济结构。这是新加坡转向经济起飞的关键阶段。
第三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经济重组阶段。70年代后半期，新加坡遇到了新的挑战：一面是世界性经济滞胀使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邻国工业发展又使新加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渐失优势；另一方面因依赖进口原料燃料，国内物价被国际通胀牵动。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技术落后问题，使经济结构建立在先进科技基础之上。为此，1979年新政府提出了为期1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重新改组国民经济。要点是全面开展技术革新，重点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各部门的机械化自动化和电脑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生产高工艺高增值出口产品增强竞争力，继续推动经济的持续高涨。这阶段采取的相应措施有：1.对投资于新兴产业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和奖励；免除公司所得税5至10年；凡固定资产高、工艺先进和工人技能专业化的企业，可享长期新兴工业资格，即使亏损，3年之内仍可享50%的投资津贴；凡采用新技术实现机械化自动化者，允许其固定资本投资在3年内折旧完毕。2.以拨款、津贴和补助金等多种形式，鼓励开展研究和发展。政府规定，凡经批准的厂家研制计划，其开支双重扣税；凡投资于研制的资本，可享除建筑物外50%的投资津贴；凡用于批准的知识专利类支出，可在5年内摊销或资本化；政府设大宗拨款作为扩大研制的补助金；兴建科技园⑥，为国内外投资于新科技研制者，提供活动场所和特殊优惠。3.1979年国家薪金理事会提出3年递增工资20%的指导方针，以推进企业采用机械化自动化来减少劳力消耗。同时，为适应新技术革命而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培训。
以上进程显示，新加坡经济战略之所以切合实际，贵在实施中依内外形势变化适时地调整战略侧重点，但不论怎样变动，改造经济结构这一中心目标始终不变。这样做既适合国情需要，也符合由低到高的经济运行规律。
（三）循序渐进的治国方略
渐进图存与继往开来是新加坡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务实态度）的又一层面。新加坡的最大成功在于20年间完成了经济结构的根本改造。不仅形成了以制造业为龙头，金融、外贸、交通、通讯和旅游为支柱的多元化经济结构，而且制造业内部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由制造简单产品转为资本技术密集的复杂产品，形成了以高增值的炼油造船电子三大行业为核心的多部门综合体。结构的改变又是经济腾飞的源头，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民生产总值增7倍半，人均总值达1.4万元，年增率分别为8.9%和10.2%⑦，这不仅超过联合国十年发展战略规定的5%目标⑧，且高于中等发达国家6%的增长速度，更大大超过发达国家3.3%的水平⑨。由此带来社会面貌的突出变化是：由高失业率变为劳力短缺，目前新加坡的外籍劳工常年维持在20万左右；基本解决了人口稠密国家的住宅问题，80%的人住进了政府建造的房屋，其中74%的人拥有房产权；教育和健康状况也显著改善，成人文盲率降至4%，婴儿死亡率为0.89%，平均寿命71岁。
值得重视的是如此高速和巨变却无大起大落，而是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靠平稳求发展，靠持续创高速。持续高速的奇迹来自尊重客观规律，这才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真谛，也是主要优势。几十年来，新政府从不随波逐流，也不盲从西方的流行观点，而是注重本国实际并观察他国动向，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治国方面，始终奉行“继往开来”的务实政策。
首先，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新加坡刚自治时，正值民族独立运动高潮渐由亚洲转向非洲的五六十年代之交，新独立国家纷纷走上反帝反殖的变革道路，而新加坡却不急于改变国家体制，相反，为使经济尽快运转，不惜承接殖民遗产来维持和强化国家政权与社会秩序。一方面沿用了殖民时期的若干法律，以镇压颠覆分子；同时又以立法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重点协调劳资关系。先后于1960、1966、和1968年颁布了“工业关系法”和“雇佣法”，通过规定劳资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来限制罢工，以维持正常经济秩序，稳定社会治安。这些法律明文规定，罢工是破坏性政治活动，禁止公用事业部门罢工，对其他部门也规定了强制性调停和仲裁的集体谈判程序，一但劳资纠纷提到仲裁法庭，罢工即刻被禁止。从60年代起，新加坡工人已被纳入政府控制的工会，故罢工次数大幅度下降，1961年尚有116次，到1971年仅有2次⑩。事实证明，新加坡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在政策宽大，主要靠政局稳定；而大量引进外资又直接关系到经济平稳发展，进而保证长期的良好投资环境，形成“稳定”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在对待跨国公司问题上，更突出体现了新政府的务实精神。它没有追随多数发展中国家60年代兴起的反跨国公司热潮，相反，极力争取和鼓励所有欧美厂商留下来扩展投资。新政府认为，跨国公司拥有科学的工艺技术知识、技能及市场，若能与之合作，对引进技术、培养人才和利用销售渠道等有多方好处，实为促进经济的有力因素。况且，这种直接投资，可避免陷入偿债困境。事实上，新加坡工业化中，国外贷款的确不多，1983年仅12.4亿美元，当年偿债率为1.3%，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11)。对外资利用与管理，新政府既不放任自流，也不硬性规定投资领域，而是颁布不同时期的法律和制定对不同行业优惠各异的灵活政策，诱导外资向政府需要的项目发展，使外资的投向与国家经济战略协调一致。在新加坡看来，只有发展经济并对世界有所作为，才能使国家生存下来，故决心塑造能高度适应外界的务实政府，作为发展经济的有效工具。
其次，在经济体制问题上，没有采取多数国家盛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也没有效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实行了两者相结合的制度，即以私有制自由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经济的体制。这是一种既有别于西方，又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颇具特色的制度。国家没有指令性计划，但以国有企业的干预作导向，各部门经济活动，大多由私人经营；对外全面开放，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商品进出不受限制，关税征收范围小，税率低，且不实行外汇与价格管制，资本和利润可自由流动与汇出；对私人投资不加控制；既不实行国有化，也不实施反垄断法。故金融市场较发达，方便资本借贷与黄金买卖。然而，政府对整个经济活动并非放任自流，相反，国家干预和调节作用相当大。表现之一是，国家拥有大部分土地、资本和劳力，并根据需要作灵活调节和管理。在新加坡，75%的土地归政府，其余25%按地价还可随时征用；政府又是人力的最大雇主，就业人员20%为政府雇员；政府还是最大资本占有者，国家财政支出自1984年以来，每年都占生产总值40%以上。二是商品价格的大部和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业的全部均为国家垄断。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和税收来制约商品价格及资源分配；通过薪金理事会调节雇员工资和劳动力价格，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私人的投资决策；国家还提供电讯邮政、港口机场、工业用地和广播电视等公共设施；政府向居民提供受教育机会及大部医疗保健服务。三是国家直接参与生产活动，同私营企业合作并竞争。这是新加坡不同于发展中国家惯用的那种对抗作法，并已取得相当成就。新加坡建有大批公私合资企业，如经营最成功的新加坡航空公司，航线已扩至28国的41个城市，成为享誉世界的国际航空公司。
再次，在民主自由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上，不盲从西方流行观点，对美国一向鼓吹的“民主是经济繁荣的首要条件”一说，敢于标新立异，提出“任何一国都需要先发展经济，然后才是民主”的观点，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坚持认为“国家的发展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12)，主张用强硬手段管理国家。在社会政治上，确立一党制，对内实行严厉的政策、严禁罢工、管制新闻，对西方音乐和电影，至今仍实行政府检查制度，因为在新加坡看来，“典型西方自由会障碍经济发展”。对反政府者固然严惩不贷，即便对一般违法犯纪行为，也必处以足可倾家的巨额罚款和能留下疤痕的鞭刑。正是这些强硬的法纪，令人由不敢漠视而被迫执行，进而逐渐达到自觉执行并成为习惯，使整个国家变得整洁有序，尤其难得的是垃圾装袋、蚊蝇绝迹，在这弹丸之国居然以现代化的交通管理解决了堵车现象。此外，它还是东南亚犯罪率最低的国家。新加坡以整洁美丽和优质服务吸引八方客，成为著名旅游地。在经济方面则体现在强化国家经济职能上，政府作为最大资本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在运用金融手段强化资金积累方面的独特作法是，依法强制公民储蓄，建立公积金制度。规定按雇员每月工资的一定比例，由雇主和雇员各交1/2作公积金（这一比例最初为10%，即双方各交5%，60年代末为13%，80年代中增至50%）。由此政府的公积金逐年增多，由75亿增至230亿新元，主要用作开发资金，个人也可作退休生活保障金。上述政策表明，在民主还是秩序更利于发展的问题上，新加坡强调的是秩序；在经济发展和民主两者的关系上，主张通过发展走向民主，认为民主化模式应是自然而然地从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新加坡正是在经济发展中推行渐进的民主政策，尤其在解决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问题上，有独到经验。作为华人占77%的多种族移民国家，新政府没有实行以华人为主的同化政策，而是坚持平等和睦政策，着力塑造超越种族的“新加坡人”，为此选择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并以法律规定所有国人必须学习英语。直至70年代末，为进一步扩大同以华人为主体的亚洲中型企业集团的交叉投资的需要，才决定在全国推行讲华语的民众文化运动。这一举措，在推动经贸发展的同时，对增进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独立时，新加坡岛的面积是570平方公里，另有6个面积在1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岛。独立后，经大量填海造地，国土面积有所增加，80年代已达620平方公里。
②根据新加坡财长在1971年的一次讲话，载《南洋问题》1984年第3期。
③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黄朝翰：《东盟经济剖析》。
⑤文中末加注的数据，均引自《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书。
⑥新政府于1979年在国立新加坡大学附近兴建“肯特岗科技园”，1984年初启用。
⑦新加坡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⑧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战略（1960-1970）规定，发展中国家增长目标为5%，第二个十年（1970-1980）规定为6%。
⑨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
⑩)塞·亨廷顿（美）：《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1)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12)阿·乔西（英）：《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