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务会议论文,太平洋论文,代表团论文,商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2年10月26日至11月6日，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商务会议，这是近代中国商人外交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迄今，对这一事情尚无研究可言。这次会议虽仅历时10天，但对中国工商界来说，派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不仅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人外交活动，而且是中国商人外交继五四时期之后的又一次跨越（注：关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商人外交参见拙作：《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不仅使中国商人外交真正登上了国际商人外交的舞台，而且向太平洋地区各国表明了中国工商界争取平等互利国际合作的愿望，力图全面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并取得了一定的即时成效和未来影响。
一、一次走出国门的直接商人外交
在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之前，中国商人外交活动的舞台主要是在国内，虽曾有两次走出国门，但其商人外交的性质和作用都不够明显。第一次是1915年应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的邀请中国工商界组团访问美国，作为对美国商会代表团在1910年访华的回访，主要是一种商务考察和贸易合作活动，对改善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作出任何举动。[1]第二次是1921年由全国商会与教育会联席会议推举余日章和蒋梦麟二人为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他们在美国联络中国留美学生积极开展外交后援活动，主动向政府代表献计献策，广泛宣传中国要求平等和平的愿望，敦促政府代表坚持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我国主权，因而其外交性质较为明显。[2]但是，华盛顿会议不是国际“商人外交”的会议，余、蒋二人也不是中国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是随团成员，他们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也只是外交后援活动，因此尚不是一种独立的、直接的商人外交活动。
到中国工商界派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中国的商人外交才真正登上了国际商人外交的舞台，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太平洋商务会议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国际商人外交会议。太平洋商务会议是一次大战后由美国联太平洋协会牵头组织的一次泛太平洋地区商务会议（注：“太平洋商务会议”的英文是：Pan-Pacific Commercial Conference，其原意是“泛太平洋商务会议”；“联太平洋协会”的英文是：“Pan-Pacific Union”习惯上翻译成“泛太平洋协会”。本文使用的“太平洋商务会议”和“联太平洋协会”都是当时报章等的习惯用法。），而联太平洋协会本身具有国际商人外交组织的性质。联太平洋协会是由美国著作家亚历山大·福德（Alexander Hume Ford，有时也翻译成福特等）所倡导组织的。其前身是由夏威夷总督华尔讨·斐利阿(Walter F.Frear)、澳大利亚的波塞·亨讨(Percy Hunter)及檀香山的一些领袖人物于1907年组织的环太平洋携手总会(Hands-Around-Pacific Club)，是一个以“专为增植沿太平洋各国人民之友谊”为宗旨的非正式组织，后来福德发展壮大了这一组织，并赴太平洋地区各国的首都和重要商埠等地游说，提倡“联太平洋主义”，最终成立了联太平洋协会。1920年，福德随美国议员团来中国、日本等太平洋东部国家，趁机组织联太平洋协会各地分会，中国的北京、上海也成立了分会。联太平洋协会设有万国委员会，中央总事务所设在檀香山。夏威夷总督华莱士·法灵顿(Wallace R.Farrington)为会长，福德为总干事。沿太平洋的中国、日本、澳大利亚、高丽、美国等各国分别设立了联太平洋会，重要商埠则设立了分会。中国联太平洋会以唐绍仪为会长，蔡廷干、王正廷等都是重要会员。
联太平洋协会不仅是一个由各国商会和其他商人团体参加的区域性民间社会组织，而且以谋求太平洋地区各国经贸和文化的合作交流为主旨。其主要功能有：(1)召集太平洋各人种之代表会议，以研究并增进太平洋各国之公共利益；(2)协助太平洋区域各人种，裨于地方之事务、物产之增加，以及本国工艺品之创造，互相合作，共谋发展；(3)由各地方分会职员筹备物品展览会；(4)维持一联太平洋商业博物院及一文艺陈列室；(5)建筑并维持一永久之学院及新闻宣传处，凡于太平洋地方人民商务之情状及各国商业上机会，均藉以传布。又设商业图书室多所，训练太平洋商业智识之人材；(6)合众［即美国］及各地政府商会、城邑地方政府，以及各个人之赞助与合作；(7)联络太平洋上各国及人民，务使友好之关系，商业之接触日臻完善，日就发达。（注：有关联太平洋协会的内容，参见桐荪：《联太平洋运动》，《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6号，1923年6月。本文中所用的各种名称均据该资料。）联太平洋协会的这种成员构成和功能结构表明，它在总体上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人外交组织。
联太平洋协会作为一个旨在促进太平洋地区经贸和文化合作的商人外交组织，它与当时各国政府外交的主旨相一致。美国联太平洋协会成立之时，正是美国政要大力宣称世界将进入“太平洋时代”之际，罗斯福说：现在大西洋时代已发展到了高峰，“注定要成为最伟大的太平洋时代正在冉冉兴起”；政治家威廉·舍伍德也预言：“在世界的将来，太平洋及其沿岸岛屿和由此延伸的广阔区域，必将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舞台。”[3]他们所预言的“太平洋时代”显现了美国日益强烈的称雄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及其与日本争霸太平洋的意图。美国为了实现其这一既定目的，除了采用政府外交途径之外，也非常重视利用民间外交途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贺思敦于1922年在上海联太平洋年会上作演说时就明白表示了这一点，他说：联太平洋协会的产生是应协调国际、国内贸易的发展而诞生的，而它又“造成适合于华盛顿会议之空气，凡各国政府均不得背舆论而行动”；它“尤为以建设努力，左右国内政府之一切机会也”[4]。因此，当准备举行太平洋商务会议时，得到了美国商务部长胡佛赞同，由檀香山政府拨款3万元为临时招待费。各国的联太平洋协会也都不乏政要和社会名流为其主要成员，体现着各国政府的意志。
联太平洋协会成立后，就曾计划召集太平洋各国代表会议，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延搁，大战结束之后便付之实施。在1920～1922年间，联太平洋协会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议：1920年的太平洋科学会议、1921年的太平洋教育会议、1922年的太平洋报界会议和太平洋商务会议。这一系列的太平洋地区会议被称为“联太平洋运动”。
太平洋商务会议则是一次纯粹的国际商人外交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日本、中国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12人，他们都是该国和当地的商界领袖人物。会议的主题主要是关于太平洋地区经济事务方面的，计有：(1)各国关于商务之重要问题；(2)交通与运输，包括关于海电和无线电之讨论及补救之建议、关于新闻电之减费和改良传递问题、关于商务路线和新航线之讨论、要求各国设置自由港问题；(3)天产之保护及改良，包括渔业保护、燃料之进步以发达实业和运输、消除米粮及糖之恐慌等问题；(4)经济与投资，包括解决兑换价值之困难、汇票及商业问题之划一、展长各国间之付款期限以协助对外贸易、厘定商业证书；(5)国际间之关系，包括调解商业上之误会、太平洋利益问题之互助方法、各特别委员之报告、讨论各项决议案。[5]正如美国所发出的会议邀请书所言：这次会议“纯系谋各国商业上进步起见，绝未含任何政治意味”[6]。
其次，太平洋商务会议是由中国商人自主参加的。这次会议虽然由美国政府和联太平洋协会同时向中国政府和上海总商会发出邀请，但实际上是由上海总商会为主组团赴会的。1922年7月，中国政府收到美国使馆和会议主要筹备者福德的邀请，上海总商会也接到联太平洋协会的邀请和大会的议事日程，太平洋商务会议逐渐引起中国工商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1922年9月初，以福德来上海宣传太平洋商务会议，并邀请中国派代表与会为契机，中国工商界的与会热情高涨起来。福德在中国联太平洋协会的招待会上提出，希望中国各界至少能派出15名代表参加会议，并且表示：“美极愿辅助中国，故望中国人民有以促进之……且希望中国得有机会，然而中国人民须欲自奋，否则美国亦不能施其力也。”[7]福德的言论使中国社会各界增强了对太平洋商务会议争取国家利益，争取平等国际地位的希望。此时，上海总商会和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派穆藕初1人作为工商界和政府的共同代表与会，这引起社会舆论的一片指责和不满。
《申报》发表文章批评道：“所谓增高国际地位者，非政府少数人所能增高之。必全国之人力图发展其事业于国际之间，对外能竞争而后国际之地位乃可增高。商业在国际上之地位最为重要，所谓长袖善舞者，不仅争个人之利而已。年来我国商界领袖，亦颇注意于此，凡有可以促进我国商业之机会者，每不肯落后人后，乃何以此次联太平洋之大会，美国代表多至五十余人，日本之派定者亦已十五人，而吾中国之所委派独仅有一人，其将何以争胜于商业之坛玷（坫）间耶！吾人于此不能不望多派相当代表，以实力与太平洋沿岸各国之代表相周旋，而勿徒言国际之地位可也。”[8]
《民国日报》的言词更为激烈，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商业地位的现状表示了强烈不满，发表评论道：“沿太平洋两岸，中国与美国对峙，地位相等，执太平洋商业之牛耳的应该是中美两国。然以日本国的锐进，遂使代中国与美国对抗，中国且沦为他们商务的竞争场，还说什么体面呢？”[9]
在发表这些批评的同时，工商界积极展开了与会的筹备工作。筹备工作之一是征聘代表。上海总商会是征聘代表活动的最早行动者，也是主要组织者。根据1922年5月上海总商会常会决议，征聘代表的办法是“应先通函本埠各商业团体，定期开会公推”[10]。但各个商业团体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接信后届期既没赴会，也没表示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总商会只好在5月28日的第11期常会上，先行推穆藕初为该会太平洋商务会议代表。之后，京师总商会奉农商部之命，与上海总商会函商征聘代表办法。同时，农商部请京师总商会就近与全国商会联合会协商加派代表数人，一同前往；一面分函津汉粤各重要商会，请派代表参加，但也没有得到各地商会的响应。征聘代表活动陷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9月初福德的来华宣传之后，征聘代表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上海总商会致函上海银行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各轮船公司、机器面粉公会、茶叶会馆、丝绸业各团体、振华堂洋布公所、出口各业公会、洋货商业公会，希望各商业团体“妙选通材，连翩赴会，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还指出太平洋商务会议与中国工商界的利害关系说：“吾国在太平洋沿岸实占有商业重要地位……而吾国仅有代表一人，且闻政府方面，亦未另行派员，即委派穆君兼充，是以一人而兼两项代表……关系商家之声誉，此敝会所引以为虑者一也。”该会议题“包罗万象，利害不止一隅，关系不仅一业，如果一经议决，于吾国即时发生影响。穆君虽系富有学识经验，但为棉业专家，对于各业之利害，一人精力有限，究难悉心研究，赅括无遗……如遇各项问题，开专门审查会时，吾国并无各业代表加入分股审查之列，一遇大会，惟有依例画诺，是有参与之名，而无参加之实，且事后反多一层束缚。际此商业竞争之时，遇有切身利害，一经放弃，后悔已迟。此敝会所引以为虑者二也。”[10]工商研究会也通知各工厂，希望派遣代表，并决定于9月10日在分会事务所从长计议，以便“总集办法”。[11]
经过上述这一番动员之后，中国政府和各商业团体共推举了5位与会代表。他们是作为代表团首席代表、政府代表、上海总商会代表、上海商科大学代表的穆藕初，作为上海总商会代表的赵晋卿和郑希陶（赵晋卿之秘书），作为华商纱厂联合会代表的毕云程，作为工商研究会代表的赵桂芬。还有曾经推定而最后以事务繁忙辞就的有上海商科大学校长邹秉文、洋货商业公会代表乐松荣等。后来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的人员中，还有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上海生丝检查所所长陶迪、导淮委员会代表费吾生。
筹备工作之二是征询提案意见。上海总商会鉴于出席会议代表非各业专家，为集思广益，“一再知照各业团体加以注意，盖望各团体审察切身利益，赶速预备研究资料。俾出席代表得所借镜，而驰骋于议场。勿漠然视作无关轻重，毫无准备”。[12]总商会曾分函银行、钱业、皮商、洋货、纸业、丝茧、纱业等公所，以及招商局、宁绍、三北、鸿安等轮船公司，就太平洋商务会议讨论要点询问意见，希望各业详细答复。[13]最终得到了一些与对外贸易有关的行业和企业的回应，如上海泰丰罐头食品公司和中国邮船公司都提出意见，希望代为在会议中加以讨论。泰丰公司提出中国“进口税则未有规定，致国货商人，不无裹足”，并希望调查销往檀香山的国货数量，美国进口税的相差数等。[14]但所提意见多数过于琐碎，不适合在大会中讨论，穆藕初感到：“各方面所拟提赴该会讨论者，必须为范围较广、关系较多之类方可，否则或太偏颇，或过琐屑，种种不甚适合提出者，殊觉困难耳。”[15]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些宏观的商务问题。为准备太平洋商务会议，穆藕初还特地赶往河南调查棉纱情形，以实际调研为大会准备提案。
上述与会代表推举和提案征集状况也表明，当时的中国工商界对太平洋商务会议重要性的认识和与会积极性还是有限的，只有上海总商会表现了较大的热情。
再次，太平洋商务会议是中国商人的第一次直接国际商人外交活动。所谓直接国际商人外交，其涵义有二：一是指由商人直接参加，直接面对对方，而不是通过另一者间接参加；二是指其所参加的是国际商人外交活动，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外交活动。此次中国商人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就是这样的一次直接国际商人外交活动，其第二个涵义上文已有论述，其第一个涵义则不仅表现在这次外交活动由商人代表直接参加上，而且表现在中国商人代表还参与了会议的组织和主持工作。中国代表团的穆藕初被大会公推为副议长，并兼任秩序委员会委员；赵晋卿被公推为议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商人如此直接参与国际外交活动，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二、力图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寻求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和经贸关系，争取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近代中国商人外交历来的主体目标，这一次也是如此，并显得更为明确和具体。从筹备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开始，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商人们就把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作为改善和发展中国国际商务关系的一个契机。上海总商会在推派穆藕初为代表时就明确指出：太平洋商务会议“事关商务前途者非细，且吾华今后与太平洋各国商务殊有增加之机会”。穆藕初也认为与会的任务之一，就是“从邦交上及国民外交上，巩固太平洋诸国国际间睦谊”[16](p58)以提倡国货为宗旨的工商研究会，希望通过中国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为推广国货消除障碍。他们提议，“我国侨商于旧金山者众，国货之运往销售者往往厄于轮船吨位，银行押汇及进口税则等等，致不能发展一切”，希望能“使他邦人士咸晓然于我频年国货上所受打击，与夫营运国货者所怀之抑郁，为将来实行交涉之先声”。[11]
在太平洋商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为争取改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而努力展开外交活动。在会议上，代表们通过各种演说和报告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的状况、要求、主张和立场。10月26日，穆藕初在关于“中国商务与太平洋商务关系”的大会上作主题发言，他一方面以详细的事实说明中国商务在太平洋地区商务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阐明中国发展商务的国内、国际障碍。11月1日上午，穆藕初又在议题为“天产之保存及发展”的大会上发言，题为“中国之天产与商务”，指出开发中国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物产是发展中国商务的突破口，而关键是发展中国的交通。郑希陶也在会上宣读了“上海茶叶会馆说帖”。下午，赵晋卿在议题为“银行与财政”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11月2日，赵晋卿在议题为“商事之公断”的大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商务发展之障碍及改革之方针”的演说，指出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11月3日，在议题为“商业教育”的大会上，赵桂芬代表穆藕初宣读了题为“中国之商业教育”的发言，真实说明中国商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和情况。除大会发言外，代表们还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比较有影响的演讲，除上文提到穆藕初在大学俱乐部的演讲外，还有10月24日穆藕初在美国务业领袖商人所组织的循环俱乐部发表的题为“中国政治地位之背景”的演说，说明中国工商业进步的情况及引起各国对中国进步产生误会的原因。10月26日晚穆藕初在日本侨民宴会上的演说，表达了中国希望发展太平洋各国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的愿望。综而观之，中国代表对中国和太平洋商务问题主要表达了如下看法：
第一，呼吁国际和平，反对政治侵略，希望太平洋各国建立真正的友谊。太平洋商务会议召开之时，也正是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高涨之时，特别是日本的二十一条更是中国人强烈反对的众矢之的。这次会议虽为商务会议，但政治与经济是不能绝对分开的，因此呼吁国际和平和友谊，反对政治侵略成为中国代表一再宣扬的观点。穆藕初在分析发展中国商务障碍时指出：“国际间政治上之侵略，亦足以妨碍中国之商务是也。”接着，他条分缕析道：“因政治侵略所发生之结果，不仅当事国之商务因而停滞，且波及于其邻近及其他有关系之各国。故国内和平诚为增进商务所必要，而国际间之友谊尤为增进商务上之远大利益所必需。商务之进步必须基于国与国间之好意，而政治家之侵略恒易造成不可磨灭之恶感，其为害于商务虽隐而不可见，然其足以减少商务上之发展甚为明显，虽其邻近各国亦极易感觉。是以各国人民之责任，必须设法减少或阻止政治家之侵略行动，而商业团体尤觉利害切肤，更不能不取相当之行为，以谋真实亲善之实现，此为吾太平洋各国所宜十分注意者也。”并特别强调各国间人民友谊的重要性，即“今后世界之和平，必须建其基础于各国人民友谊之上，始能永久而巩固，各友邦间必须互以诚信平允之态度，联结而为深厚笃实之友谊，勿因自私而有不合理之行为。”[17](p54～55)
在10月26日晚日本侨民宴会上，穆藕初又作了立场分明的演说。在他演说之前，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演说檀香山的日侨问题，提出以后日侨为日美政争的一个焦点。然后让穆藕初演说，“其时演说，措辞颇不易”，但他却讲得十分精彩。穆的演说主要分三点。首先，“中日韩同种同文，地位接近，有共同合作之便利与必要”；其次，称赞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有“先见之明”，能够预知欧洲战祸不可避免，而嘱其国民预为之，“实足为吾人所宜取法”；最后，“强权之终不可恃，以强力压人者终必失败”，“故中国人深望在此次太平洋商务会议中为沿太平洋各国树立一种非常强固而亲善之友谊。”穆的演说既回避了侨民问题，又不失礼貌地警告日本的强权政策。各国代表“极佩其立意之高、措辞之妙，多与穆君握手为贺”。[18]
第二，阐明发展中国商务的障碍，呼吁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穆藕初和赵晋卿在大会发言中都阐述了影响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穆在“中国商务与太平洋”的发言中认为，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主要有政治多故、关税不合理、货币制度不良、无对外银行、缺乏对外航路、国内交通不便、列强政治侵略等7个因素。赵在“中国商务发展之障碍及改革之方针”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主要有国际贸易中商业文件多用洋文、洋商和华商待遇不平等、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厘金和关税不自主等4个因素。很显然，赵所说的中国商务障碍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对外商务而言，而穆所说的中国商务障碍则针对整个中国商务而言。二者所指出的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虽各有侧重，但他们都强烈地意识到不平等条约体系和列强的侵略成为发展中国商务的重要障碍。
在陈述中国商务发展障碍总体因素的基础上，中国代表还特别谴责了列强的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制度。穆藕初在发言中指出：中国人对于协定关税所“最感苦痛者”，“第一，财政上无伸缩之余地；第二，出口货受同一税率之束缚，不能使土货畅消（销）国外；第三，进口货不论奢侈品、消耗品、日用品、需要品一律课以值百抽五，致使奢侈品、消耗品易于输入而需要品反因而阻碍。”[17](p51)协定关税严重妨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收回关税主权也是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一再争取的目标，提出了增加关税税额的要求，同时要求列强同意在某一时期将关税主权交还中国，顾维钧曾严正声明：中国“并无放弃恢复关税自由之意，并欲于将来有适当机会时将此问题重行讨论”。[19]最后，列强同意在大会结束三个月内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审议提高中国关税问题，但由于法国阻挠，关税特别会议迟至1925年10月才召开。太平洋商务会议也是中国代表重申增加关税、收回关税主权的重要机会。穆藕初指出：“中国人虽不主张保护关税，然不能不要求恢复税权，俾便自主更正，使合于科学的经济的原则，以促进商务之发达。至于内地厘金之有害于商务已尽人皆知，一俟依据华会之关税特别会议议决裁厘加税办法，即可实行裁厘矣！”[17](p51～52)赵晋卿也提出：“于裁厘之前，宜增加关税以资弥补。”并希望各国代表建议本国政府同意中国增加关税。[20](p113)
赵晋卿还指出了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制度对中国主权和商务的侵犯。他指出：在华领事裁判制度的危害，一是在于缺乏“高级诉讼机关”，如“上海审理商业诉讼之机关仅有会审公廨一处，而公廨之权又为外人所左右。该廨判决之后，即无上诉机关，欲求平允，尚可得耶？”二是在于“某国领事保护犯法商人之陋习”，有的“无识”华商为逃避中国法律，“致求他国领事保护，或竟纳资入籍。而领事方面，又不加审查，概予袒护，此种陋习，已属司空见惯。”[20](p112)
第三，宣传中国工商业发展情况，消除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商务产生的误会。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如何，中国商务与太平洋地区各国关系如何，这些情况并不为当时美国工商界所了解。美国工商界主要是通过旅行者和一些在华企业的宣传等途径了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情况，他们对中国的最大印象是政治的“纷乱”，加以日本因商务竞争等对中国造谣中伤，因此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状况是非常陌生的，甚至有许多误解。这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产生误会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所以，向美国和其他各国工商界说明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事实真相就成为代表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穆藕初在美国各业领袖商人所组织的循环俱乐部作演说时指出：中国“光复（辛亥革命）以后最近十年中，政治上虽尚有因袭关系之变动，而国中优秀分子颇能尽力于社会事业，因此商业、工业、教育、交通种种均有巨大之进步”。但中国的进步不为世界所了解，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为中国谈政治者太多；二为第三者（日本）对于中国政治上之挑拨；三为交通机关如无线电等，中国自己无相当设备，易为谣传中伤。穆的演说对美国工商界来说是十分新鲜的，也收到较好效果，“听者皆闻所未闻，因是而对于中国表示其热诚之敬意。”[21](p35)他还在大会主题发言中详细说明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等商务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与美、日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指出中国与太平洋诸国商务“关系之密切”。[17](p39～50)
就中国对外商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国代表作了说明。其一如关于进口棉花的检验问题。当时，中国需要进口大量优质美棉以满足纱厂纺织细纱的需要，但美棉在进口时往往出现货品与货样不一致的情况，难免使中美商人发生争执，洋行只能将货样寄往英国利物浦进行检验、评判，“以致日久迁延，无从解决”。这样，中国纱厂的栈租、保险、银息等各种损失严重。穆藕初为此应华商纱厂联合会之请提出议案：“请美国派一熟于棉花品质之人，常驻上海，为鉴定美棉之公正人，则于中美两国之商务均有利益。”并获得通过。[21](p106)其二如中国出口美国茶叶问题。由于中国向美国出口茶叶受外国洋行控制，有的洋行在经营茶叶时出现搀假行为，引起美国重视。1922年美国检查员宣称，华茶中搀有“石粉”，所以加强对华茶的检验，并变更珠茶关样标准，以致华茶销美“顿绌”。郑希陶在大会上宣读了“上海茶叶会馆说帖”，说明事实真相，指出：“真正来路华茶，绝对不搀色粉，其质地纯洁，光泽香味均属天然，实堪自信。不幸偶因顾主将买进之茶在华复制，因而搀加色粉，以饰外观。此固非敝业华茶本身之咎，而枉受池鱼之殃者也。”并附关于华茶答问五项，就“出口总数”、“出产总数”、“价银总数”、“改良及增进方法”、“现在之缺点”等一一加以说明。[22](p107～109)
第四，阐明了如何发展中国商务问题，主张开发资源、发展交通、增进国际商务合作。穆藕初在“中国之天产与商务”的发言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商务的思路：一是要开发中国的资源。他认为，“吾国土地之广，物产之富，人民之众，与商务前途之富有发展希望……何以吾国今日未能以富足称于世，且以财政上之困状为世诟病？无他，以吾国之天产与商务尚未充分发展故也。”二是要发展交通运输业。他提出，要以“开辟交通为急务”，“苟能使交通便利，生利事业日益发展，则生计裕如，不仅可以增进购买力，以吸收需要之货物，且可以增进吾国国民之租税担负力，以解决中国财政上一切困难问题。”不仅如此，发展铁路“更可增进工业之发达。吾国工业之不振，亦以运输之困难为其一大障碍。建筑材料、制造机器、制造原料的物产及制成之货物，皆有赖于运输之便利。运输便利，则运费廉而成本轻，推销便而获利易”。三是要开拓国际市场。他指出，“发展吾国之天产，即所以发展吾国之商务，亦即以发展吾国与太平洋各国间之商务，前途希望，正复无量。”也可以“售之国外市场，供给各友邦需要”。四是要利用国外的科学技术和资金开发物产资源、培养商务人才。他强调，“惟以开发吾国之富源所需人才与资本至多且大，肇基之始，有不能不求助于吾亲善之友邦者，深愿吾国与太平洋各国之间，彼此以互助代竞争，实行最诚信之携手，以共谋增进彼此商务上之利益，则人类进化前途，实利赖之，又岂吾国一国之幸，亦人类全体之幸也。”[23](p91,p102～105)在“中国之商业教育”的演讲中，他说：上海商科大学从诞生时起，“所受公众直接费助之力，姑不具论，而须借助于外国团体者，要亦正多，他日是校如能达到督促国内工商振兴之目的，并期能收国际合作之效益，是诚吾人所翘首企望者也。”[24](p122)五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对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他在华侨宴会上向各国代表郑重宣布，华人现在抱有两大宗旨：（一）不欲依赖外人，惟努力发挥自己之能力，不避艰辛，务期造成一自立之少年中国；（二）愿与外人为平等之携手，实行互助，以增进全人类之利益。[21](p128)这道出了中华民族寻求独立和平等的真诚愿望，也是劝说列强停止侵略中国的一片诤言。穆藕初的这一发展中国商务思路，以开发中国之“天产”，即煤、铁、农产品等资源为发展中国商务的突破口，以发展中国的交通，特别是铁路为发展商务的前提和关键，这应该说是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其所提出的开拓国际市场主张，可能符合美国等西方列强寻求廉价原材料的需要，但也可见其利用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意识；其所主张的平等互利国际合作开发中国资源和培养人才，可能只是一相情愿之事，但也表明了中国商人的理想追求。
此外，代表团还向美国华侨介绍了国内的真实情形，增进了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夏威夷群岛是华侨的一个重要聚居地，一战前约有华侨5万人，之后逐渐减少，但也有2.2万人，约占夏威夷人口的1/5，并多以经商为职业。但他们长年远离祖国，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因此对祖国十分“隔膜”，与祖国的商务联系受阻。檀香山华侨“惟欲办国货，每苦无从着手，而国内商人亦不知何处可以推销其货物，或竟误托无信用之人，以致受意外之损失，两地商情之隔阂实为推广国货之障碍”[21](p32)。代表团与檀香山中华总商会和中华会馆重要人士的交流中，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并希望他们推销国货，与国内工商界“协力同心，共策进步”。10月25日，穆藕初在大学俱乐部作题为“如何为祖国服务”的演说，内容有：(1)华侨与祖国隔膜之由来；(2)华侨爱祖国必须先知祖国之实在情形；(3)中国工商业之进步及其需要；(4)各宜就一己之所长，尽力为之，必能得良好之效果。听讲者都是曾在美国大学毕业的热血华侨青年，“闻言极为兴奋”。[21](p36～37)
三、太平洋商务会议的成效和影响
太平洋商务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工商界对于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代表们也对参加这次会议抱有自己的想法。归结起来，中国工商界的期望主要有：
1、促进国际和平。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杨小川认为：“细玩太平洋商业会议名词，之以为，实含有促进和平之意。中国民族素爱和平，而商业之发展尤以和平为惟一要件。最重要之一语，必须摒绝以前政治侵略卑污之手段，而相见以诚。”[25]希望会议促进国际和平，以利于发展各国间商务。
2、促进中外直接贸易。作为代表之一的毕云程指出，中国代表团此行的一项任务就是，改变外商控制的洋行操纵中国对外贸易的局面，扩大华商直接对外贸易。并希望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1)真实宣示中国实在情形，以祛外人藐视之心理；(2)此次各国代表甚多专门家，鄙人等将藉此机会，一探外国商务状况之真相。[25]
3、谋求救济中国实业之道。德大、恒大纱厂总理穆抒斋在公饯代表时提出，一次大战后，中国棉纺织业出现困难，有识之士“自应研究纱业不振之原因何在，其在国内乎？抑在国外乎？能否设法补救？补救之道仅求自助乎？抑兼求他人互助乎？纱业不振关系不止一途，国内国外兼而有之，救济之道亦不√端，自助他助亦宜兼图。予在棉言棉，希望此行在发展棉业各国相互关系上，得有好消息”。[26]这说明他们已着眼于国际环境下考虑发展中国实业问题。
中国工商界对太平洋商务会议的期望不一而足，但这次会议最终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收获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先要探讨太平洋商务会议的性质，因为会议的性质直接决定会议的实施问题。
太平洋商务会议不是一个由各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商务会议，而只是一个由各国工商界代表参加的民间商务讨论会议。如上文所述，这次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联太平洋协会，尽管得到美国和各有关国政府程度不同的支持，但它实质上只是一个由各国商会和其他同类团体参加的民间社会组织。正因为如此，太平洋商务会议就是一个由各国商会为主的民间社会组织参加的会议，它最终所做出的各项议决案就不带有法律效力，各国也就没有必须执行的义务。虽然与会的各国代表都希望会议的决议能够得到实行，会议也从保证议决案的实施出发，曾通过了两项议决案：(1)由本会议委托联太平洋协会，征集沿太平洋各国人民之公意，组织联太平洋商会，联合现有沿太平洋各地商会或商会同等之机关，一致进行；(2)联太平洋商会成立之后，得委托联太平洋协会组织联太平洋商会董事会，并请本会议代表为协会之顾问员，以实行本会议议决各案，并促进其他关系沿太平洋各地之商业计划。[2](p122)但是，后来的事实是，联太平洋商会没有成立，实行太平洋商务会议议决案的联太平洋商会董事会的成立更无从谈起，太平洋商务会议所作出的各项议决案也只是决而不行。所以，太平洋商务会议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是一个有关太平洋商务发展的国际论坛。
事实上，各国代表对大会的议决各案能否执行是十分关心的，甚至担心其难以执行。当地报纸对此评论道：“在所有会议中，代表们对未来做了大量的展望和预测，但随后就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关于代表们热情投票表决的许多决议案，即便是他们自己在私下里谈到时，也表现出毫不掩饰的怀疑。”对代表们许诺的“彼此之间永无敌意”，该报几乎带着嘲讽的口气加以评论道：“人们可以变成兄弟，但什么时候兄弟之间停止过争吵呢？”[27]中国代表赵桂芬在大会闭会时致辞，他一方面表示敬佩会议的“协作精神”，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大会议决案执行问题。他说：“至于各决议案之实施，其责任更重大，更有赖于此数君子之努力，将来究能得几何效果，则视代表诸君之协助。若代表诸君回国以后，自以为责任已尽，殊非所宜。必须各尽其力之所能，协助各决议案之实施，庶可以早收实效。”[21](p131)既然大会的议决各案难以执行，中国工商界所期望的一些实际问题想要取得实质性的结果自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次会议从商人外交的角度来说，并不是毫无收获。外交的功能作用主要在于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改善和创造条件，而国际关系具体事务的实施则是外交所带来的结果。中国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作为一次经济性的商人外交，其主要功能和任务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善和创造国际环境，而具体的国际经贸业务的展开和实施则是次要的。穆藕初针对中国工商界参加这次会议的期望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欲图商业之发达，首在有交通机械。吾国对外贸易海轮仅有三艘，铁道又未普遍，而无线电台亦尚阙如，加之政府不良，政治失轨，军阀专横，均为商业发达之障碍。欲除障碍，广交通，国人事也。所以此次赴会，不过尽一种国民外交的责任，以与各国相探讨。谓可依赖他人图我国商业之发展，万无是事，能得到各国实业界之谅解，以缓和其政治界之举措，是亦足矣！”[28]中国工商界派代表与会是一种“自动的国民外交”，“此次系商业会议，发展商业之要点，莫如交换意见，联络感情，此系一种国民外交之嚆矢。”[18]这就是说，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本国的环境条件是国内的事情；参加此次会议的任务是为改善国际环境而努力，其主要收获也在于此。
这次商人外交活动的收获主要表现在舆论宣传和联络感情方面。所谓舆论宣传方面，就是通过民间交往取得共识以形成舆论，并最终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各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发表意见，议决事项，仅种因而已，并不含有强制之性质。然稽考欧美历史，一切重要事务，靡不由鼓吹而进于实行，所以言论为事实之母，为彼国名谚也”[18]。在中国代表的争取下，大会通过了许多有利于中国的议案。如中国代表提请大会通过的禁运吗啡、鸦片等来华议案；针对日本有意用电影摄制有关中国茶叶包装方法的不卫生和丑化中国国民情形的影片，中国代表提请大会通过各国运送影片时，必须加以检查。经中国代表力争，大会取消日本带头为中国禁米出口而提出的要求多米国家应供给少米国家需要的提案。[29]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演讲，向与会各国宣达了中国工商业的真实进步情况和中国工商界希望发展中国商务，呼吁太平洋各国建立和平、平等商务关系的真诚愿望。所谓联络感情，就是通过会议加强互相了解，增进友谊，消除隔膜和误会。有的代表回国后对这次会议评价道：“此次太平洋商务会议，完全为商业性质，并非在会议中有所贸易，而在推广以后贸易之路。吾国以前对外商务悉借手于外人，以故吾国商人与各国各商人间异常隔膜，此次聚十余国代表，一百数十人于一堂，开会十余次，又宴会访问，互罄其所欲言者。因此各国代表对于中国商务咸得有充分了解，与空前之希望，此次会议实为吾国推广商务播一良好之种子。”代表们也亲眼看到有的国家对中国印象的变化，“以前欧美人之感想，往往以中国为老大，而今则颇表诚恳羡慕之态度，如加拿大代表，自承其以前对于中国之误会，而欲于此番归国时为文以报告中国之进步。”[18]这些都是与中国代表团的努力分不开的。
此次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增进了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意识。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是中国工商界第一次推派代表参与国际性会议，是他们从“在商言商”到“在商亦言政”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体现了他们关心国家和民族大事，谋求国际声誉和地位的愿望，他们在太平洋商务会议的表现可圈可点，这是他们的巨大进步。其实，中国商人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在会议上的具体表现，而且对中国商人走向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诚如穆藕初会后所说：“窃意交通愈便，商业自益发达，则商人之世界眼光愈为重要，将来类似此项之会议必甚多，愿各业中人随时研究发展各本业之可能性，乘机多派遣有学识之青年，出外历练，参与会议或者组织团体，至国外考察商务情形，于我国商务前途定有绝大贡献。”[18]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一个国家的工商业发展并不仅仅是其本国内部的事情，商务已是国际性的商务，因此工商界就需要更广阔的“世界眼光”来适应日益变化的国际商务环境。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工商界虽然实力弱小，在国际商务的竞争中并不占有优势，但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世界商务发展的大趋势，并主张积极应对，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此次会议的再一个收获是推进了中国工商界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中国工商界的联美制日外交策略，从清末民初接待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访华团时已经开始[1]，在此次太平洋商务会议期间，不仅继续采取这一策略，而且表现得更为明显。中、美、日三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十分复杂。这时，美、日是太平洋地区资源和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是美、日扩大市场和掠夺资源的主要地区。日本因其一系列企图独霸中国的侵略行为已成为中国的威胁和第一号敌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次太平洋商务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警惕体现得十分明显。如代表们看到日本侨民在檀香山的迅速发展，立即联系到日本在东北和山东等地移民的意图，“至于日本人在檀香山之猛进，又足为东三省、山东等处之借鉴”。对于日本垂涎中国的资源，代表们更是忧心地说：“不知吾国民对于吾国丰富之天产，能不急起直追，培养人才，筹集资本，以开发之。否则虎视眈眈者，固大有人在也。”[21](p60)他们对日本掠夺汉冶萍铁矿矿石和日本在华设立棉纺织企业排挤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情况更为担心。毕云程在会后致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报告认为，中国棉纺织业不振的原因有二：一是内乱，一是外力压迫。所说的“外力”，是指日本以全力“在华设（纱）厂，利用吾国丰富原棉及廉价之人工制造棉货，后推销吾国内地，以制吾国纺织业之死命”，进而“遂其独霸东亚棉业之心”。[21](p154)
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还与日本的侵华言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表现出很高的斗争技巧。大会开始前，中国代表发现日本代表石川的主题发言中有一部分对中国极为“不利”，根据会议第二天的报刊报道，日本代表的有关发言稿是这样的：“我们也冒昧地表示对中国持续的政治动荡不满。一个糟糕的事实是，自从帝制垮台以后，中国几乎没有停止过内战和动乱，这极大地损害了其邻国的经济发展。作为紧邻中国的日本深深感受到，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常常造成对日本的偏见。一个普通的例子是，由于政治纷争，我们旨在与中国要人相互合作开发中国自然资源的计划受挫……等到中国建立起持久的和平，这个面积广袤、富含无数宝藏的国家早在月球上了！”[30]在中国代表团看来，日本代表的发言，显然并不仅是对中国的政治动荡不满，而是含有“干涉中国行政”、“共管”之意[29]，带有极强的政治意图。中国代表即向大会组织者“质问”，从而阻止了日本代表有关这一节的大会发言，但次日的夏威夷各报刊还是照原文登载。此事发生后，中国代表极为愤慨，“即提出严重交涉，且欲退出议会”。最终日本代表不得不在次日开会时道歉，并致函报社声明该节并没有在大会上宣读。[18]这一斗争的胜利，体现了中国商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的精神。
在对日本的侵华言行进行谴责和斗争的同时，中国代表团还作出了联美的姿态。中国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所希望的和平、平等、商务合作等，都是对美国官方和民间有关言论的一种呼应。他们还对大会的“协作精神”做了充分肯定，毕云程指出：各国代表“虽未尝不为各本国之利益，其大致皆能出以互让之精神，以故在会议中，各能以适当之敬意，真实之同情，解决并战胜一切困难问题。同人中当无一人曾在无论何种会议中见有诚实之态度如今日者，吾人深信此次会议必能在国际商务及交际史上占有一重要之地位也”。[21](p131)穆藕初也在发言中希望美国对中国修竣粤汉铁路等具体的工商事务给予支持和合作。
当然，中国代表的联美姿态也迎合了美国与日本争夺中国商品和投资市场的需要。太平洋商务会议是华盛顿会议后美国为维持太平洋商务利益而召开的一次民间会议，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利于美国在太平洋利益的主张。如在议题为“电讯交通之现在及将来”的会议上，美国代表强调在太平洋建立便利的电讯交通的重要性，并特别提到亚洲说：“亚洲情形，其需要无线电台，格外明显，因可藉此传播本国之真实情形于各国，亦可藉以获得各国有关系之种种消息，欲增进国际间之友谊及推广商务者，不得不以互相了解互相通晓为前提也。”[21](p76)如果联系到当时美日在中国竞争建立无线电台的事实，美国代表的发言就很有目的性。美国代表在“太平洋上之航线问题”的发言中，明确提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商船应占较大的比重，要求“以商业为根据”，美国在太平洋上应得分配航线之最小限度为50%，日本为30%，其他20%为太平洋上其他各国”最公平之分配”。这“可以避免无谓之冲突，并使太平洋上之商业因之而稳固”。[21](p83～84)美国舆论也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大力鼓吹发展中国铁路和兴建导淮工程的重要性，当地报纸的社论提出，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提供工程师、财政专家及技术专家的方式来帮助中国发展铁路，以免中国孤立无援”。对美国倡导的导淮工程，该报认为其价值重大，“无论对中国还是太平洋地区来说，这都是极其有价值的。免受饥荒之灭的中国将与近邻和平相处，一个和平、勤劳、富饶的国家将无疑成为外国商品的好主顾”[31]。
总而言之，太平洋商务会议，一方面是在美国主导下举行的，其总体目标也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是美国构筑战后远东国际“新秩序”的一个部署，它邀请中国工商界与会，旨在利用中国商人实行其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扩张其在华经济势力的目的，其作用在于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工商界提供了一个反对侵略，寻求平等互利国际关系的机会，其作用则在于反对殖民地化。这种殖民地化与反殖民地化的矛盾统一，不仅是太平洋商务会议这一商人外交活动的主导，也是近代中国其他商人外交的主导。在太平洋商务会议上的中国商人外交所进行的反殖民地化斗争，与正在兴起的国民革命的反殖民地化斗争相比，当然显得软弱无力，但是它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反殖民化斗争与国民革命的反殖民地化斗争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所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要求关税自主等的反殖民地化的主张，既是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所提出的这些主张的继续和强化，也是国民革命进一步强化这些主张的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