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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2-0051-08
战略，是人类通过重大抉择千锤百炼造就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人类智慧的象征。国际战略是伴随着民族、国家而产生和发展的，是人类智慧在国际领域的集中体现。一般而言，在国家战略体系中，国内发展战略为基础，国际战略常被视为一种辅助。随着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浪潮，人类行为空间的扩展和相互交往的加深，国家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在深化，人类生存和发展空间也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开拓，国际战略不再仅仅是一种辅助，而逐渐成为实现国家战略利益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进而成为国家战略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赋予中国巨大的国际塑造空间，扩展了中国国际战略发挥作用的时空条件，从而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中国的崛起首先表现为国家实力的显著提升，然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并不完全与国际影响力成正比，也不会自然而然造就世界大国的地位，国际战略恰恰可以架起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尤其是，伴随着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速，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向世界每一个角落延伸，国际战略地位的上升乃大势所趋。
与国家整体的发展态势相关联，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开始全面铺展开来，从国家领导人的集中决策到政界、军界、学界、思想界共襄盛举，从单纯的军事研究到各问题领域的战略性研究，从意识形态挂帅到国家核心、问题导向，随着国际战略决策咨询机制的逐步确立，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走向平民化、学术化，真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然，中国重新打破闭关自守的樊笼不过30年，国际战略选择的主动性、积极性刚刚展现出来，与之相关，中国既有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系统化和精细化程度均有欠缺，应用性、前瞻性战略研究亟须加强。可以说，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大潮正起，我们有理由期待研究高潮的到来。
一、国际战略的概念
战略概念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称之为庙算、谋、猷、谋略、韬略、方略、兵略等。早在《左传》中，中国人已经直接使用“战略”一词。西晋司马彪在公元3世纪末所著《战略》一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战略为名的著作，惜乎该书已经散佚。现今保存最完整的、以战略为名的著作是明代茅元仪所著的《廿一史战略考》。战略一词出现得晚，并不意味着战略思想出现得晚。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已经提出以战略为轴心的（“上兵伐谋”）完整的战略理论，他所谓的“庙算”就是战略层次的筹划和决策。
战略意识、战略观念的沿革与征战、角逐的磨砺直接相关，并呈现出东西方并行、交错的发展局面。其间，西方的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着力发展战争的实用方法，不重视战略理论探索，从恺撒去世到彼得一世掌权，欧洲国家在长达170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出现杰出的战略家，中世纪的欧洲在战略思想发展上堪称沉寂。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走上开发新大陆、征服世界的征程，战略家不断涌现，战略思想的种种火花也由此激发。与之相对照，东方的中国则在战略思想方面早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兵法》等呈现出战略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武经七书》中六部为公元前所著，集中了古代战略思想的精华。同时问世的，还有含有深厚战略思想的《管子》、《韩非子》等书。但自秦统一至清末，中国在近2000年间未出现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战略著作，述而不作的传统窒息了战略思想的开发。概言之，中国的战略思想、战略研究先盛后衰，而在西方却是先衰后盛。[1](P8-9)
18世纪之前，西方战略概念主要指的是当时空间范围较小的军事斗争。从18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略的概念从战斗范畴扩展到战争全局。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复杂，战争、经济、科技、文化、精神等因素对战争的影响日益重要，战略不再限定于军事因素，而成为治国之道的故有因素，战略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也随之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狭隘的战略观念不能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人们对战略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进入20世纪20年代，战略家对战争的思考在空间和范畴上更加扩大，战略研究开始进入经济、政治等领域，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应运而生。利德尔·哈特是最早系统阐述大战略的学者，他将大战略定义为“协调和集中国家的全部资源用于实现由国家政策规定的在战争中的政治目标”。[2](P322)大战略的概念提出之后，迅速进入了军事决策的视野之中。随后，大战略概念多有演变，并依据概念外延分为三种意见：第一种观点仍然着重强调大战略在军事领域的重要作用；第二种观点认为大战略即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和军事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艺术；第三种观点强调大战略不仅包括实现国家安全，还有国家发展等目标，大战略在实质意义上等同于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或国家战略体系。[3](P35-42)
二战之后，战略研究的重心从欧洲转到美国，美国创造了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等概念，进一步将战略概念的层次提升到政治高度。与此同时，战略在具体社会经济领域得到更普遍的应用，战略观念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更具有渗透性，昔日的战略概念也被军事战略所取代，而战略已经从单一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概念体系。
国际战略是中国领导人提出并在中国逐步完善的一个概念，是战略由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扩展过程中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概念，目前在国际上得到共鸣，美国、英国等学者也逐渐使用这一术语。毛泽东将战略从军事领域发展到政治领域，他在战争年代强调“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4](P175)建国之后则强调战略的政治功用，如他在1958年指出，“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5](P807)此后，他常常用“世界战略”来论述中国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和整体战略部署。鉴于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渐把“国际”与“战略”结合起来看待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际因素在中国总体国家战略设计中的份量加重了，国际战略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得到重视，并成为中国领导人面对发展道路的重大选择之时经常使用的概念。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论及毛泽东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称为“国际战略原则”，[6](P160)此后国际战略一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采用的一个术语。尤其是，1979年底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成立，国际战略从政治术语走向学术界，国际战略研究开始走向正规化。
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对国际战略做出明确的界定，而学界对国际战略的定义颇为繁杂，对其内涵和外延争议甚多，甚至有人将国际战略等同于宏观意义上的对外政策①。唐永胜就此指出，将国际战略理解得过于宽泛，把国际关系的一般性问题也纳入到国际战略研究的议题之中，而不去涉及或回避国际战略最基本的结构体系是国际战略研究深化发展过程中需要改进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浪费资源，也是研究不够深入的具体体现，甚至不能称为战略研究”。[7]唐永胜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国际战略是对较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全局的认识和谋划，而外交政策是实施国际战略的行动手段和具体措施，二者有所重合、各有侧重，但并不相互包含②。唐永胜在以上批评的基础上，引用了军界学者高金钿做出的定义：“国际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较长时期、全局性的谋划，也是指主权国家在国际斗争中运用国家实力谋求国家利益的筹划和指导，其主要表现形态是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8](P8)这一定义简约而明确，但过于强调斗争性，带有军事思维的惯性特征。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战略的界定是由张季良、陈忠经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张季良认为，国际战略指的是“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9](P73)陈忠经则指出，“所谓战略或战略问题就是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研究、掌握和运用现实关系中‘较长时期的全局’的规律或指导性的规律。‘国际战略’的意义即可以此类推。”[10](P2)这两个定义简洁，内涵清楚，但外延不甚明确。梁守德认为，国际战略“指的是国家为了国家权益，从国际全局出发，运用外交的谋划和指导。它包括对国际社会所处时代和基本矛盾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国际格局演变规律的判断以及对外关系原则和方针政策的制订，其目的是实现本国国家权益，其特点是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是对一个较长时期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局性国际活动路线、原则和途径的谋划和规定。”[11](P57)笔者认为，这一定义全面而富含哲学性，可以作为界定国际战略概念的基础。
近年来，学者们在界定国际战略时积极引用大战略的概念。王缉思把国际战略视为“相当于美国人所说的‘大战略’”，但注意到了中国战略的特殊性（即外部威胁与内部威胁经常相互转换、相互呼应）。[12]唐永胜则认为“国际战略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大战略范畴。”[7]有的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罗天虹认为，国际战略的内涵远远大于西方主流战略或大战略研究。[13]由于这些学者对大战略的概念并没有做出明晰的界定，随意性仍在。鉴于中国特殊的情势，宜将国家安全（含国家统一）纳入大战略的概念范畴，将大战略放在第一层次，强调国际战略与国内战略的相辅相成、国家战略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将国际战略放在第二层次，专注于国际层面，重心在于国家战略利益中国际利益的维护和拓展。
二、国际战略的研究议程
根据以上定义，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是主权国家，其研究内容则是从战争到平时，从军事领域到所有重要领域。一般认为国际战略主要涵盖外交、安全与军事、经济、文化等四大方面，有些学者则强调国际战略的主体是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战略和对外经济战略，将对外文化战略排除在外。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对外文化战略的价值，且不说战略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国进一步强调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国家战略利益在全球拓展之时，从战略角度思考文化对国家利益的意义也是极其必要的。
另一方面，全球化模糊了传统的国内事务、国际事务的区分，塑造着各国的认知（perceptions）乃至政策，[14]国际战略研究也离不开对国内战略的认识和把握。目前，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界普遍缺乏对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实际上，离开国内基础的分析和把握，战略研究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这种把握又不是GDP的简单罗列能说清楚问题的。从战略内容看，对内，国家战略体系的确立与完善、国际战略决策咨询机制的建立愈加重要；对外，国际安全战略、国际经济战略、国际政治战略（结盟与不结盟、国际合作与冲突等）、国际文化战略等愈加相辅相成。
一般而言，国家利益认识、国家实力评估、国际环境判断、国家目标确立、国际战略决策与实施构成国际战略研究的基本逻辑链条。谋求国家利益无疑是国家制定国际战略的出发点。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常规所认定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15](P259)还应包括文化利益、国际利益等，国家利益不仅是维护，更重要的是拓展。[16]国家实力无疑是国家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内在基础。国际战略的谋划与实施，是与客观评估和运用国家实力分不开的。在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硬实力之外，软实力研究最近更成为国家实力评估的重要因素。此外，我们还应从国家实力中确定那些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即国家战略资源），并予以特别的关注。国际环境无疑是国家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外在条件，对国际社会所处时代和基本矛盾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国际发展趋势的判定、对主要大国战略走向的判断、对大国实力比较的认定等是决定一个国家国际战略基本取向的核心要素。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无疑是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归宿。一个国家的目标是多元的，但其核心战略目标则是长期的、一贯的，如中国的“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美国的“确保世界领袖地位（leadership）”目标等。国家的战略目标还与国家的定位有关，例如中国对自己的定位经历了一个从泱泱上邦、输出革命到地区性大国的变化，从“中国之世界”到“世界之中国”的变化。国际战略目标服务于国家总体目标，其基本职能是塑造国际环境、拓展国际利益、构筑国际形象、加深国际理解等。国际战略决策不仅取决于对国家实力的清醒认识，还取决于该国的战略观念及其战略决策能力等，后者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准确地全面认识自己所面临的环境，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提出和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形成有效的战略决策，并选取适宜的战略路径和手段。而在国际战略的实施上，国家的政治意愿至为关键，后者是国际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
从国际战略研究议程的角度看，国际战略研究包含战略评估、战略预测、战略决策等主要内容。战略评估指的是对国家实力及其国际环境进行客观评估，以准确把握国情及其国际地位。在战略评估过程中，要把握客观性、可比性和系统性原则。具体地说，战略评估必须客观、可靠、全面；评估应体现概貌，而避免局限和片面；评估需要引入比较，包括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以确立立体型的评估框架。预测即对未来事物的发展做出科学估计，将未来事物的可能性空间缩小到一定程度，以利于人类的活动。战略预测是战略研究的一个支持系统，也可视之为战略决策的基础和前提，其基本功能是准确把握对战略决策具有重要作用的未来不确定因素，提供有关信息和数据，拟定规划，制定政策，以形成可行的方案，为战略决策和战略规划服务。战略决策即在战略评估和战略预测的基础上，选择最优战略方案。战略预测侧重于对客观事物的科学分析，提供的是多种可能性方案；而战略决策侧重于对有利时机的选择，是按照某种价值原则进行的主观性判断的最佳方案选择活动。
三、国际战略的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复杂性、前瞻性等特征，其研究方法也必然是多样化的。
历史分析是国际战略研究最为悠久的方法。历史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并赋予此有机连续体（organic continuum）以意义，[17](P2)而战略家的最高理想就是控制历史潮流、改变历史趋势。就战略思想的传统而言，战略与历史几乎不可分割，所有古典和近代的战略家无一不是历史学家。正如富勒将军指出的，“除非历史能够教导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否则战史只不过是一种流血的浪漫故事”。[18](P1)几乎可以确定，战略研究必须从历史研究入门，换言之，一切战略思想的形成都必须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19](导言)历史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昔日战略家、决策者进行跨越时空对话的图景。[20](P55)历史不会为我们的战略预言提供答案，但是能够磨砺我们的战略观念，深化判断并促进对当代问题的思考。历史研究不仅丰富了事实，而且使我们得以创造或验证通则。它还扩展视野，改进观点，而且发展一种“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即对历史事件的态度。我们逐渐理解看似明显独立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我们认为目前情景乃根植过去，而且历史是过往的政治，政治则是当下的历史。与此同时，应坚持史论结合的研究思路，本着科学、客观的研究态度，以历史事实为准绳、以理论剖析为诉求，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国际比较是国际战略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在现代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制定国际战略以及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对外交往等，无不需要通过国际比较来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为科学而可行的决策提供参考。国际比较是比较分析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领域，而战略的对抗性特征决定了国际战略研究必须着重进行横向思维和横向比较，换言之，国家对比不仅与自己比较，更要与其他国家比较。国际战略研究最重要的国际比较是国家实力比较，它探究各种相关因素的最大差异程度，以得出总体性推论。[21](P243)国家实力对比是国际上各种矛盾变化的动力，实力对比永远不会固定在一个点上，而国际战略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本国处于优势基点，这是我们进行国际战略研究的立足点之一。
个案分析（case study）是最具操作性的战略研究方法。个案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非常实用的研究方法，它主要是采用某一理论对某一问题上的特定个案做出解释，其重点在于从理论出发更深入地理解具体的现实。[22](P35-38)我们对客观世界所知不多、解释能力有限，而且好的描述部分取决于良好的解释，描述工作显得尤其重要，而个案分析对描述的成败至关重要；因此，对社会科学而言，个案分析具有根本性价值。[23](P43-46)就某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进行个案分析，可能导致一个更为集中和相关性的描述，对理论验证颇有辅助作用。由于国际战略中的个案浩若烟海，个案的选取就非常关键。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将个案与观察（observation）区分开来，找到适当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人类历史就是由重大事件串联而成的，个案分析不失为最佳实证研究途径，而个案分析“无可避免地或甚至都是采取比较的途径”。[21](P204)
定量分析是最具客观性的战略研究方法。所谓定量分析即从事物量的关系出发，对有关该事物的大量信息进行数量分析，从中找出这些数量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与结果，然后对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和状况做出预测和判断，在此基础上做出战略决策。[24]孙子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战略剖析方法堪称量化分析战略之始。钮先钟认为，“‘计’就是量度（measurement），即数量化分析，‘索其情’就是判断，即用非数学方式来处理不能量化的因素。”[25](P55)鉴于国家战略资源是国际战略的物质基础，国家实力比较是国际战略主要的研究内容，量化分析被视为常用的国际战略研究方法也就理所当然。
调研（field study）是我们应着力加强的战略研究方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了解中国就没有对其国际战略的发言权。司马迁能够撰写出名留青史的《史记》，实地调研起着重要的作用。司马迁曾这样描述自己调研的足迹：“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26](P915)国际战略研究亦同此理，亟须加强调研（如采取当事人访谈等研究方法），以求部分还原现场，从活生生的实践中进行理论总结和思想升华。
综合研究的方法是国际战略研究常用的方法之一。国际战略的总体特性决定了，国际战略研究必须是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研究，吸收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决策学等多种学科方法。国际战略研究不应拘泥于具体的方法论，而应强调研究方法的百家争鸣。
四、如何加强中国国际战略研究
建立并完善国家决策咨询机制、促进国际战略学科建设、学者战略分析能力的锤炼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至关重要的三个主要方面，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中的三个软肋，亟待加强。
第一，促进国家决策咨询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国际战略决策机制的完善，需要国家战略决策的制度安排，还需要辅助性的咨询体系。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建立并完善国家的战略决策咨询机制。对于重大问题的战略性决策，都首先经过思想库等智囊机构的科学论证，并已形成制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英国的国防与海外政策委员会、法国国防委员会、西德的联邦安全委员会、意大利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等都是为了强化制定国际战略，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和国防建设上的重大问题，全面协调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的关系和制定有关方针、政策的职能而建立的。目前，中国尚没有建立相应的战略决策机制，咨询辅助尚乏制度化。我们认为，在国家亟须确立总体战略框架之际，建立国家主席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逐步建立战略咨询机制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同时，还要加强决策圈、决策咨询圈、学术圈的信息沟通和人员流动，加强决策层与学术界的人才交流，并为此创造基础条件。[27]
第二，加大投入，促进国际战略学科建设。国际战略基本理论体系尚缺乏，目前将之放在国际关系的一般研究领域尚可，但加强与其他学科的知识嫁接、形成国际战略的自身理论体系、促进国际战略学科建设却是十分紧迫的。1979年底，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成立，标志着国际战略从政治术语走向学术界。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战略研究逐步进入到高校研究的视野之中，并走进了大学课堂。例如，自1984年开始，吉林大学的王家福就开始为硕士研究生开设国际战略学课程，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逐步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该课程，基础性的教材也逐步发展起来，1986年王家福就出版了《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开始把国际战略学纳入其范围，2005年由王家福、徐萍撰写的《国际战略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公开发行，作为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可以说，国际战略学早已进入学科建设进程中。当前，国内各高校、各思想库纷纷建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整合其战略研究资源。经过数十年的筚路蓝缕，国际战略学终于迎来了学科建设的佳期，加大投入、形成合力是我们对国际战略研究高潮的准备，也是我们衷心的期盼。
第三，提高战略素养，锤炼战略能力。战略研究强调学者的重要性，他们的深谋远虑是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之一。鉴于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这包括全局观念、前瞻眼光、历史根基、宏观理念、宽广视野、理性意识、逻辑思考、整合能力等。具体地说，国际战略研究首先强调全局性和总体性，需要综合性思考；国际战略主要研究和谋划未来，需要研究者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制定应对未来之策，最起码要做到“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26](P850)与此同时，从事远程思考的战略学者必须具有充分的历史知识，只有做到识事理之常、通古今之变，才能把握历史的未来脉搏；国际战略研究着重于宏观，兼顾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层面，只有心胸开阔，眼界宏大，始能识大体、顾大局、成大事；国际战略研究要有综合性观念，强调从多角度、多侧面看待问题，视野开阔；国际战略事关选择，战略学者必须首先是理性主义者，以理性假定为基础，“杂于利害”，同时在选择之时又要关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交相为用；国际战略研究要尊重逻辑规律，强调逻辑推理而避免主观臆测；世界日趋复杂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不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战略学者需要考察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追求国际战略目标之时将这些因素整合起来形成战略优势。概言之，国际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当前，参与战略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许多人惯于坐而论道，从未起而践行，对其他学科的进步不了解或视而不见，对借鉴其他学科成果不甚热心，热衷以评点他人文字取代深入研究。遏制中国战略研究领域这些不良苗头，关键在于提高战略学者的学术素养。
随着国际战略议程的扩展，国际战略的议题数量也在迅速增长。抓住最为关键的重要议题，是国际战略研究能否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所进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认为，对正在通过和平发展道路迅速崛起的中国而言，如下几个议题亟须我们切实关注和深入研究：
第一，加强对全球发展趋势的研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正在成为世界的主要领袖国之一，如何理解和认识国际发展趋势，尤其是挖掘并把握其演变规律，事关中国国际战略定位及其中长期安排。
第二，加强国家实力研究。如果不了解国家实力以及相关的各种问题，也就根本无法研究如何使用国家实力，更不用说制定和实施适宜的国际战略了。作为国家实力的组成，国家战略资源、软实力研究至为关键。
第三，加强对世界主要大国兴衰规律的研究。我们不仅要关注世界主要大国战略的横向比较研究，还要加强对每一个大国战略的纵向比较研究，尤其是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经验教训，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其中，战略思想史研究亦应纳入视野之中。鉴于中国处于崛起进程之中，应加强对主要大国崛起战略的横向比较研究和对中国历史上崛起进程的纵向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和个案分析探究大国兴衰规律。
第四，加强对战略文化的研究。战略首先是一种思想，背后是文化的巨大影响。作为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文化对战略的影响似乎无所不在。思想文化与战略的结合，构成战略文化的精髓。从某种意义上讲，战略文化是一种限制行动选择的观念力量，决策者亦可从这些限制中找寻和确定具体的战略选择。换言之，战略文化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战略文化构成一国战略决策的基础条件，也是诠释其国际战略的重要路径。
第五，加强对中国当前重大现实战略问题——如对外开放战略、能源战略、生态战略、科技战略等——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将国际战略研究落到实处，实现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并将促进中国国际战略的实证研究。
［收稿日期］2008-12-11
注释：
① 例如梅然：《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和若干特点》，载《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07,(2)。
② 李景治进一步指出了国际战略和国际政治的不同之处：“从一定意义上国际战略研究往往超越国际政治领域，直接或间接涉及世界经济和各国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决策机制和历史传统等领域。”参见李景治等：《国际战略学》，第1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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