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立论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0)05-0086-06
“高等教育产业”的命题，在各界早已达成共识，而“高等教育产业化”，却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化”是指转变成某种性质与状态，“产业化”即指转变为产业的性质和状态。“高等教育产业化”即指对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政府大包大揽、没有市场观念、缺乏竞争机制、不重视办学效益等种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产业特征进行彻底改造，以筹集、吸纳教育经费为手段，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扩大教育规模为目的，实现教育发展机制的根本转变。1999年，各级各类高等院校以扩大招生为突破口，已正式拉开了产业化的序幕。虽然这次高等教育产业化决策的启动没有全国上下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讨论与争鸣，虽然社会各界对此还褒贬不一，但产业化全新的理论视角与明显的实践效益却展示了它深厚的决策依据。
一、关注社会需求 解决供求矛盾
国家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接近15%。”而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9.1%。
几十年来，囿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及对大学功能与性质的传统认识，高等教育领域“大一统”的局面始终无法突破，巨大的需求没能激起巨大的供给，它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色彩最浓重的一个领域。在几乎所有商品与服务均出现买方市场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依然严重供不应求，独具“卖方市场”特征。上海教育科学院高教所最近的一份千户调查资料显示：比例高达89.8%的被调查者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作为稀缺的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十分突出，这一方面反映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滞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其所蕴藏的强劲的社会需求与巨大的市场潜力。我国高等教育要在短短的10年内从精英型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缓解供求矛盾，满足社会需求，任务紧迫而艰巨。要实现这一目标，据专家估计：到2010年，我国接受学历教育的人口将近3亿，约需新增1亿人的受教育机会。
教育要形成市场并成为产业，其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具有较强的市场需求及相应的购买支付能力。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部分城市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6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中心所作的居民储蓄消费意愿抽样调查表明：居民储蓄的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高于准备用于购房支出的7%的比例。家庭储蓄的首要目的也从养老、安居转向了教育。另外，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家庭人口经济负担明显减轻，一些大城市有劳动能力的抚养人与被抚养人之比为2.5:1。强劲的社会需求及较强的支付能力是高等教育产业化最直接的依据。
二、拓宽投资渠道 突破投资“瓶颈”
众所周知，我国教育投入严重不足。1994、1995年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分别只占GNP的25和1.8%，不到印度的3/5，为世界上比重最低的两个国家之一[1]。1998年也只占GNP的2.49%，而同期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已达6%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也在4.1%。
教育投入总量的多少不仅反映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它更与政府的财政收入联系紧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各国政府财政统计数据，中央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一般在18～40%之间，而我国的财政收入仅占GNP的11%左右。如此之低的财政收入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在首先必须解决近13亿人口基本民生问题的前提下，政府要想大幅度追加教育投入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高校培养一个大学生每年约需1～2万元经费投入，在高校收费制度建立以前，这笔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收费制度建立以后，虽然高校每年向学生收取3000元左右的学费，但这笔费用仅占成本的15%，并且其中的70～85%也以助学金、奖学金、困难补助等方式返还于学生。在政府财力日益弱化的情况下，如果教育不能走出国家包揽经费的误区，那么我国教育经费总量严重短缺的现状就会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成为钳制事业发展的“瓶颈”。
高等教育产业化将依据“谁受益谁投资”或“谁投资谁受益”的等价交换原则，建立起多元化的教育投入新体制。多元化的投入体制将采取适当提高学费、增设教育附加税、鼓励扶持民办高等教育等多种手段与途径来提高家庭、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在教育投入中所占的比重。拓宽投资渠道，增加经费总量，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全社会共同负担”的新机制，使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从不承担教育发展义务，却享用教育资源与教育成果的无责任状态中摆脱出来”[2]，积极主动地介入到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来的改革，中国企业界及一些私营业主和民间团体，已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如果政府能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管理的模式与经验，鼓励扶持民办高等教育，有眼光的企业家和各界人士一定会看好高等教育这一极具开发潜力的朝阳产业。这无疑是一条宽广的增加教育投入的途径，它势必缓解政府财力不足的窘境，突破投资“瓶颈”，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重视办学效益 提高教育质量
“产业”一度特指工业，强调提供产品的生产性特征。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之后，现代产业被赋予更广泛的内涵，产业属性凸现了以提供劳务为主的经营性内容。第三产业讲求服务质量、注重经营效益的共性，必然对教育产业提出同等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服务的范畴和质量，更大力度地提高经营的效益与水平[3]。而在高等教育领域，效益一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育质量也因教师队伍不稳定而难以得到较大的提高。
长期的计划体制，国家的大包大揽，使高校成本效益观念淡漠，成本核算制度缺乏。编制膨胀，机构臃肿，专业设置重复，师生比例不当，仪器设备闲置等现象普遍存在，高校办学的平均成本太高，办学效益很低。办学效益的低下，导致教职员工福利待遇差，进而导致了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据北京商情咨询公司和北京工业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有30.9%的高校教育有“跳槽”的打算和想法，45岁以下的年轻教师“跳槽”的比例高达41.4%。近年来，全国重点大学的一线教师年流失率在10%，“跳槽”流失的第一位原因就是收入太低。一般来说，教育质量就是教师质量。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高校要留住人才，摆脱“一流学生，二流设备，三流教师”的窘境，仅仅鼓励教师立大志、讲奉献是不够的，提高待遇是很必要的。
虽然高等教育一直处于卖方市场的有利地位，但随着产业化的推进，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民办高校的兴起，在高校毕业生人数基本满足社会需求后，高等教育的卖方市场必然会向买方市场转移，生源竞争将成为每所高校无法回避的问题。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备过硬的质量，即拥有素质精良且稳定的师资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良好的办学效益作保证。产业化的启动，将从节流和开源两方面大大提高各高校的办学效益。
首先，产业化带来的效益观念的增强，必将使各高校本着节约的原则，采取共建、联合、合作、合并等多种手段与途径进行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调整，千方百计地降低运作成本，减少教育浪费。其次，多元化投入体制的建立和扩招的有序进行，会使高校筹措到更多的教育经费，并逐步具备追赶高收入企业（公司）的经济实力，这对于稳定教师队伍、吸纳优秀人才、提升高校教师的整体素质将发生明显作用。另外，如果学校有充裕的资金保障教师的学历提高与进修，资助教师的科研项目与学术交流，全面提高教师的劳动报酬，那么教师便可以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抓教学，专心致志搞科研，各高校的个体水平及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都将上一个新台阶。
四、扩大国内需求 缓解就业压力
有数据[4]显示：1999年度全国商品零售价格继1997～1998年度连续13个月的负增长之后，继续下滑，总水平又下降了3%。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了1.4%。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而同期，城乡居民银行存款却持续上涨：1997年总额为26280亿元，1998年为53407亿元，1999年为59622亿元。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带动宏观经济的顺畅运行，中央银行从1996年4月开始，迄今已连续数次降低利率，但仍没能有效地抑制人们的储蓄倾向和调动人们的消费热情。
老百姓如此谨慎的消费行为源于其收入心理预期的降低。城镇居民国企效益下降，下岗人员增多，社会保障不足；农民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价格下降，减负不到位。收入稳定性的下降，生活安全感的降低，使得老百姓不得不扎紧自己的钱袋子，在形形色色的消费诱惑前保持清醒与冷静，还不够富裕的老百姓得把钱花到“刀刃”上去。
受几千年崇尚教育的文化传统的熏陶，面对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随着“脑体倒挂”“知识贬值”这一倾斜了很久的天平由市场之手的扶正，老百姓已不动声色地把储蓄的首要目的从养老、安居转向教育。在“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这一新的社会现实面前，接受高层次的教育，获得高层次的学历已成为最具大众心理基础、最有市场需求的消费热点。
扩大招生作为高等教育产业对民众消费心理和市场供求矛盾的准确把握，作为产业化的重大举措，它使许多家庭毫不犹豫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有效地刺激了内需。著名经济学家魏杰算了这样一笔帐：“我国现有1100多所高校，320万在校大学生，如果每年再招收320万，按每个大学生一年需花费1万元计算，每年就可以多增加320亿，有了这320亿，中国的市场就可能活起来。”
高等教育产业化不仅可能有力地拉动内需，还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1999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650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社会就业的压力还会逐年增大。参照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降低失业率无非是两种途径：增加劳动力需求和减少劳动力供给。
产业化缓解就业压力，首先从减少劳动力的供给上体现出来。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比上年扩招51万。51万名高中毕业生进入高校继续学习，而没有进入劳动就业岗位，这相当于高校为社会劳动力市场提供了51万个就业机会。以进校到毕业为一个周期算，4年大约可以腾出204万个劳动就业岗位。如果没有这一分流途径，就业矛盾会进一步加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流作用是永久性的，而非如人们在直观上感觉的暂时性作用”[5]。因为在这51万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又有51万人进入高校学习。
在高校扩招分流减少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亦增加了各高校对教职员工及相关人员的劳动力需求。同时，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各方面素质都较高中毕业生有较大提高，因此，他们还有为社会创造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需求的可能。
高等教育产业化作为启动内需的“龙头”，可以激活市场，推动宏观经济畅通运行，同时，也适度减轻了政府的就业压力，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分流劳动力的宽松环境。
五、提高人口素质 适应时代需要
据《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国民受教育的人均年数是：加拿大、美国、丹麦、挪威、荷兰、新西兰等国都在15年以上，其他发达国家在13～15年，大多数中等发达国家在10～13年之间，中国为9年。据估计，中国实际的人均受教育年数为5年左右。
每10万居民中的大学生数，加拿大和美国分别为6903人和5486人，发达国家在2000～4000人之间，中等发达国家在1000～2000人之间，中国为192人[6]。
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素质明显偏低。
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一个国家劳动力受教育平均时间每增长一年，就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9%。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的研究报告指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智力劳动方面的能力比是：大学：中学：小学＝25:7:1。
农业经济依赖土地，工业经济需要资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自1978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但由于科技进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太低，粗放式的投入增加使我国经济近两年增长缓慢，缺乏后劲，表现出“亚洲经济模式”的相同弊病。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GDP约50%都来自知识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支持。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已清楚地表现为知识的差距，而知识差距的实质就是教育的差距，特别是高层次教育的差距。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资本、技术、信息及各种物质资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和转移，唯一不能转移、引进的是国民素质。”[7]通过产业化而走向大众化的中国高等教育必将大大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为国民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进一步保持快速增长，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
六、倾斜教育投资 促进教育公平
我国现有贫困人口4210万。长期以来，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扶助往往都是采取衣食钱粮的救济、农户开发项目扶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及迁移自然条件极端恶化地区的农户等措施，教育扶贫相对不足。而大量资料表明，经济最贫困的国家和地区正是文盲和半文盲最多的国家和地区，知识贫困是一切贫困之源。教育与经济十分明显的因果互动关系昭示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人要想彻底摆脱贫困，没有教育的基础、没有知识的前提，都是不可想象的。
提高受教育者在教育成本中的分担比例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表征之一。如果政府不建立起切实有效的投资倾斜政策，加大对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的教育投资，成绩优秀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被拒之大学门外的事就会发生，特困地区适龄儿童恐怕连6年义务教育也难以保证。这不仅与教育公平的宗旨相违背，使贫穷——失去或缺少教育——贫穷或更加贫穷的连锁反应进一步恶性循环下去，而且也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不利于建立起更加公正健康的社会。
在各级各类教育中，高等教育一直都处于政府重点投资的优越地位。90年代初，政府投入初、中、高三级教育的比例分别为：35.22:36.12:21.47。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中，高等教育所占份额超过20%，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投资相当于培养60个小学生和25个中学生的投资。
产业化带来的多元化共同投入体制的建立，增加了教育投入的总量，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压力相应减轻，这为政府解决教育经费投入结构的不合理，重新调整经费的使用方向，向贫困地区或贫困生倾斜，保障其受教育的机会，改善其受教育条件提供了经费支持与保证，对实施教育公平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有着重大意义。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能否产业化仍意见不一。不少人认为：“高等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因为“产业化”意味着商品化，使教育误入金钱的歧途，亵渎教育的崇高与神圣，干扰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产业化会使老百姓不堪重负，并成为政府推卸本应承担的教育投资责任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在高等教育领域适度引进移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管理模式，不仅不会干扰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反而会为教育教学工作的良好运行提供保障机制。另外，尽管高等教育的私人产品性质鲜明，但国家仍是高等教育服务的最终买主和最大获益者，理应对高等教育产业的开发负起最主要、最直接的责任，承担最大比例的教育经费。正视国家困窘的财政状况，建立多元化的投入体制，是在有理有度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力量，积极筹措教育经费，增加教育投入总量，反哺教育事业，使其稳步健康发展。尽管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研究还很薄弱，实践操作也不规范，但我们却不能因此放弃促进教育思想变革和教育机制创新的大好契机。
收稿日期：2000-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