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上的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北京论文,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族杂居及其分布的成因
我国北方自古以来就居住着许多民族，他们中有的曾经生活在今天北京地区。据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燕北有“逐水草迁徙”的东胡、山戎。山戎活动区域到达燕山一带。汉魏至隋唐时期幽蓟地区居民以汉族为主体，也有乌桓、鲜卑、突厥。女真、蒙古和满族政权都曾以此为都，使这一地区民族成分更为复杂，少数民族人口大幅度增加。民国以来，北京始终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北京之所以长期形成众多民族杂居的局面，主要有如下的原因：
第一、取决于当地的地理位置与经济条件。北京处于华北大平原的最北端，是中原的北方门户。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北京则是民族斗争频繁的地区，以明长城为例，它呈东西走向穿过今日北京辖属的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及门头沟等六个县区，绵延1258公里，成为北京地区古代民族斗争的历史见证。汉族和少数民族经常在这一地区接触，久而久之形成民族杂居的局面绝非偶然。
北京地区是中原农业经济区与塞北游牧经济区的交接地带。两大自然经济区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如东汉时地方政府“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①，这里是中原与塞北之间的交通枢纽，两地民间的商贸往来自古就有，民族间的和平交往频繁。
第二、政权的力量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每当少数民族政权以此为都时，都伴随有不同规模的军事移民行动。公元350年，前燕慕容携带兵攻蓟城后着手准备迁都至蓟，将慕容氏宗室贵族等由龙城迁到蓟城，又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公元938年，契丹统治者升幽州为辽国陪都南京，时有契丹官吏、士兵，以及奚、渤海、室韦、女真等族士兵和民众迁到辽代南京。金主完颜亮于1153年将都城由会宁府迁到中都时，强令宗室大族居家老幼内迁。公元13世纪，有大批蒙古族官吏、士兵及中亚、波斯、阿拉伯人定居大都和近畿地区。至明初又有南京、山东两地回民迁入北平府，他们是充任“燕王之国护国军僚”而来的。当清朝定鼎北京时仅居住内城的满、蒙、汉八旗人口达32万②，京畿州县还有八旗驻军。
另一方面，形成民族杂居的局面与历代政府实施的政策直接相关。历史上，强盛的中原王朝统治者曾对塞北一些民族实行羁縻怀柔统治。唐代贞观年间，内附的突厥、高丽等族民众迁居幽州。封建中央政府对他们“授以生业，教之以礼”。京都怀柔之名始于唐代，与开元年间中央政府对突厥实施这一政策有关。明初燕王北征，曾有“山后”人降服，进入内地宛平县从事开垦，遇战时作为亲军随燕王出征，后来京营中的三千营就是由蒙古降丁组成的骑兵。清乾隆年间西都健锐营增设“番子佐领”，他们是来自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清政府也将其中“金川降虏及临阵俘番习工筑者”，附居香山健锐营侧。今日海淀区门头村有23户自称是苗族的居民就是他们的后裔。
民族杂居绝不意味着各族杂乱而居。除一部分属于散居户外，他们分别形成若干个民族聚居点，在城、郊各地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布局。目前存在的少数民族聚居点大多是在明清两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有的形成于元代。每个聚居点都有其具体成因，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政治和军事原因。民族人口的分布反映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清朝定鼎北京之初以拱卫皇居为名，将30余万八旗兵丁和家属迁入内城，按八旗方位分别驻防，京都各地凡属军事要地、御苑、陵寝……均为八旗驻防或支差，后来多形成满、蒙聚居点。清初，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居，原往内城的汉民及其他族民户限期迁出，虽然政府给予一定的搬迁费，实质上仍属剥夺，是一种民族压迫手段。即使“环卫宸居”的八旗内部也严格按满、蒙、汉八旗分居，大体以满八旗最贴近皇城，中间是蒙八旗，汉军八旗驻地分布在最外围。
二是职业原因。马甸回族聚居点的形成最有典型性，位于德胜门外的马甸，明清时期是塞北与京城间的商贸通道，经营马、牛、羊、驼业的回商集中于此，成为回民居住区。后来这里专营羊业，它是马甸回民的经济支柱，京城市面上流传着“马甸无羊市无肉”的说法。京郊回民则多居住在平原地带、城关地区及古代水路交通要道。通县张家湾乡自元明以来就是“南北水陆要会”；良乡则是“畿南省邑”，贡使、驿吏和商旅往来不绝，“车马常百计”。历史上的回民擅长经商，上述这些地方自然成为回民密集的地区。
三是宗教原因。在北京城郊各地，清真寺是回族聚居区的标志，喇嘛庙附近住户多属蒙族和藏族。这些民族的居民为了便于进行宗教活动集中在一起居住。
二，民族融合的基础与主要标志
一部北京地区民族交往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尤其是在先秦、十六国的北朝和辽金时期形成了三次民族融合高潮。
物质生产为主的经济活动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必备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虽然，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北京地区从先秦时起既存在民族差异，又出现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交融的现象。建立在不同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已经在幽蓟州地区交汇，先秦时期已产生了混合状态的文化现象。物质生活的共同化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基础与主要标志。古代的幽蓟地区虽然具有农牧混合的经济条件，但是以农耕经济为主。游牧民族迁入以后，与汉族农民一样改习农业耕作。为了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与汉族民众一起兴修水利，开垦农田。西晋时，蓟城一带的乌桓、鲜卑人主动参加修复戾陵堰与车箱渠水利工程，“诸王候不召而自至，襁负而事者益数千人”。隋唐时期幽州农业处于发展时期，内迁的少数民族成为农业战线一支生力军。
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工具，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发展的。语言的共同化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标志之一。北京地区的语言以汉语为基础，但是在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先后受到阿尔泰语系的北方各族语言的影响。据金启琮先生分析清代所讲的北京官话属于“汉语胡音”，它包含了汉、满、蒙三种语词，而西部北安村一带至清末语言仍有近似契丹语之处。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与感情的工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在民族交往过程中，不同民族的语言只能是相互影响、渗透，最终达到融合统一，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民国以后，“北京满洲式汉语语汇自行消失”④，这并非是民族融合的正常现象。事实上，直到二三十年代北京话仍带有满语音、语调的影响。至今，北京话当中还有不少满、蒙词汇，如胡同、站（赤）等，在方言、土语中更加明显，像乌突、骨立、肋脦……可说是不胜枚举。北京语言现状客观地显示着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
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趋同是民族融合的又一体现。其内容是多方面的，仅举四个方面的实例可以看出一斑：
一是消费生活习俗。北京人喜食烧、烤、涮，显然这是接受了游牧民族的食俗。清代妇女着装各随其族。民国以后满族着装汉族化，但是经过改进的旗袍却成为汉族的妇女喜爱的服装。直至当代旗袍已成为中国妇女的服装标志了。
二是娱乐习俗。辽金盛行“重五射柳”，是少数民族的竞技活动，至明代宫禁中仍延袭此俗。北京传统的民间体育和娱乐活动，像摔跤、马术、爬竿、荡秋千、抓拐（戈竹哈），等等均属草原习俗，民国时期在北京很流行。
三是戏曲艺术。清代中叶在北京形成和发展的皮簧戏（京戏）深受汉、满各族人民喜爱。曲艺上“京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的单弦、大鼓书、相声、曲剧等均为满族说唱艺术的成分。北京戏曲界不乏满族表演艺术家，他们赢得汉、满及其他各族的广大观众。
四是宗教信仰。处于不同物质条件下的民族，均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如若各民族间物质生活条件相近似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又可能是共同的，因而宗教信仰的变化可以反映民族融合的情况。北方游牧民族多信仰萨满教，当这些民族迁入内地以后，接受了佛道诸教，并且将汉族民间信仰吸收进萨满教。清光绪年间，京旗萨满祝祷时供奉关至帝君、白衣观音、长白山神等，满族也视关帝为清朝的“护国神”。据调查，仅有1.5万人的外火器营驻地就有六座关帝庙⑤，每年元旦佳节，各旗满人前往庙中烧香祭奠。更为有趣的是，京旗满人信奉本属汉族的财神，但有“红袍纱帽明装的”，也有“翎顶袍褂清装的”，财神已成为汉、满族共同信奉的偶像了。
三，几点结论
第一，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先进民族起着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后进民族接受先进民族的生产方式。争取社会进步、争取过美好生活是任何一切民族的共同愿望。当12世纪中叶，金主完颜亮南迁都城时，得到不少官吏的支持，有的臣僚上书强调上京会宁府为“黄沙之地”，“非帝居也”。“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大批猛安谋克户迁到中都及华北农耕地区后，放弃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到世宗统治后期，不少女真奴隶主已转化为地主，“尽令汉人佃莳，收租”。那里，汉族固有的封建农耕经济代表着中华民族经济的发展水平，少数民族经济方面汉化即是封建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
第二，民族融合是不同民族相互作用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混一状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萃，这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不会被历史轻易摈弃。民国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使北京地区满族居民被迫隐瞒民族成分，改换姓氏，改变语言和着装。但是这并不代表汉族广大人民的根本意愿；相反，满族文化被保存下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京味文化”是众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其中满族文化是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民族意识会长期存在，民族融合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前，北京城郊建立许多民族街道、民族乡是与此相适应的。我们从大量的民族团结调查资料中可以看出，随着北京地区社会不断发展与变化，北京地区各少数民族同胞，尤其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中间，民族意识是相当强烈的。例如，外火器营满族同胞经常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马甸地区回族同胞始终重视本民族教育事业。京西门头沟村仅有23户苗民，建国以后，他们派人到我国西南地区寻根，和苗寨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等。
可见，几千年来各民族杂居相处，彼此融合，共同创造了北京地区的历史文明。因此，多民族杂居与融合，乃是北京历史的特点之一。
注释：
①《后汉书·刘虞传》。
②李慕贞：《中国人口》第38页。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④金启琮：《北京郊区的满族》第33页。
⑤《北京海淀区火器营满族社会调查报告》，载于《满族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