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古文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古文复兴不是韩愈的专利，而是文类稳定的中心与可塑的边缘辩证运动的命定之局。骈体脱离散文精神旁逸斜出，是古文复兴的直接动因；骈体内“文心”与“诗情”不可调合的矛盾，是古文必然复兴的内在依据。而三唐世风心态的转变，仅是使内因起变化的条件。
关键词 古文复兴 《诗》教 《春秋》教 钟嵘 王勃 韩愈 白居易 初唐文学 六朝文学
序说 批评方法的选择
古文复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回旋，唐代文学史上辉煌的篇章。率领古文复兴最终走向凯旋的英雄是韩愈，而英雄总是惹人注目的。故论及古文复兴的原因与动力，人们自然要到韩愈的学养、气质，韩愈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去寻觅。当然不能怀疑这种寻觅用心的真诚，同样也不能无视这种寻觅潜在的不足：它既容易让人把本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古文复兴凝固为一个点，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以偏概全；又容易让人眩目于外部条件的丰富多彩，从而忽视乃至全忘对决定事物变化的依据——内部原因的开掘，由此直接影响到寻觅所得的可信程度。古文复兴是儒学复兴的衍生物，与辟佛掊老有因果联系，是中唐政治经济危机的副产品的认识，即是其例。完全有理由怀疑，专在背景寻觅中留连是否真能与古文复兴的原因和动力照面。应该调整观察视角，为与古文复兴的原因与动力直接照面创造条件。文类观念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如果能暂时搁置现代人条分缕析的精细，全部文学可以归约为诗和散文两大元类，它们分别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的世界掌握方式。诗是人原始的对真实事物的观念。诗出于人表现他自己的需要，是一种想象制作，一种语言更新，一种化瞬间为千古的渴求，一种温馨而虚幻的抚慰。散文则不然。散文服务于实践性功利目的，是人对为某种功利目的而进行的实践活动的记录和展望。须待人发明了文字，并形成一套实践活动要符合的井井有条的观念之后，散文方能出现。上述对诗和散文两大元类进行本质区分的思想骨架，是黑格尔《美学》第3卷提供的。中国典籍如《礼记·经解》对《诗》教、《春秋》教的区分中，也能见到类似的意旨。
文类不是柏拉图所谓“理式”或朱熹所谓文章“天生成腔子”。诗的本质、散文的本质不过是在文成法立之后，通过综合归纳，对诗和散文两大元类相对稳定的中心及可塑多变的边缘的提示与规范。但文类观念确立之后，对各体文学的未来发展就具有“天生成腔子”一般超个人的范导作用。可塑的边缘，允许有创造力的作家“离方遁圆”，破体为雄；稳定的中心，限制多变的边缘向中心盲目转移，“禁邪制放”，本色自守，使各体文学转换自如又结构守恒。中国对文类范导功能第一次出色的理论揭示，是陆机的《文赋》。文类范导作用在实践中第一次圆满演练，是钟嵘自觉地把“《诗》教与《春秋》教本质不同”应用于文学批评，成功地扼止了散文意识对五言诗创作的袭扰。①
古文复兴是让体现着散文本质的秦汉文重归中心，把绰有诗情的骈体逐至边缘。依文类观念，古文复兴实质上是“文心”和“诗情”的较量，它生动地显示了文类“离方遁圆”的限度和“禁邪制放”的威力。文类是条线索，它可以引导我们在背景寻觅的基础上前进一步，与古文复兴的原因与动力迅速照面。在那里，我们发现古文复兴是骈体从散文中旁逸斜出的必然结果，是文类稳定中心与可塑边缘辩证运动的命定之局。这就是这篇“重论”要论列的中心。
上篇 由“诗情”“文心”论古文复兴的必然性
依《诗》教、《春秋》教或诗的本质、散文本质的观念，诗有“诗情”，文有“文心”，诗和散文判然如划。②骈体是散文旁逸斜出的发展。促拥着骈体从散文中旁逸斜出的力量有两种，一是散文服务于实践性功利目的的旧传统，一是在散文气氛中苏醒过来的诗意的新追求。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两种力量既为骈体从散文中旁逸斜出提供了暂时的动力，同时也为骈体的自我否定创造了充足的理由，是日后掀起古文复兴大回旋的机缘。
文体专家的研究表明，骈体“始于制诏，沿及表启”，首先是在朝廷应用文中获得价值肯定的。谢伋《四六谈麈》说得清楚：“制、诏、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在《汉书》作为历史文件保存的诏制疏策中，就能找到这样的例证（例如，《汉书·晁错传》中的疏策）。这些文件缉类比事，读上去骈意盎然。一些篇章，还被后世奉为骈文的奠基之作，历代操骈文选政者，莫之或遗。但这些文件缉事比类并非有意追求文华，而严格服务于实践性的功利目的。这毫不足怪。为便于实用而骈词丽句，在朝廷应用文中有悠长的传统。然而，在朝廷应用文范围内，出于功利目的而骈词丽句和把手段颠倒为目的来追求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在“独尊儒术”之后。
“独尊儒术”后的封建政治运作，“政事千头万绪，其要点不出礼仪和人事两项”。③这两大领域，都存在助长骈体旁逸斜出、放纵发展的因素。
古人有言：“礼，王之大经”。“礼，政之舆也”。④礼包括内在精神（例如“整民”）和外在形式（仪节）。礼仪治国的设计人孔子，坚决反对把礼庸俗化为形式。他把名目繁多的周礼旧制改造成围绕着仁展开的简洁的忠孝网络，就是明证。“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是耳食能详的名言。然而，并非人人皆有孔子大处落墨的器度。孔门高弟“文学游夏”之一的子夏，就把屑琐的仪节当作大事来讲求，因而招致同门的“颠倒本末”之讥。（《论语·子张》）遗憾的是，子夏氏之儒恰好是秦火后儒学的正宗。⑤于是，繁文缛节便成了封建政治的日常节目。就连作风果毅的汉武帝，不也是今日汾阴，明日五峙，席不暇暖吗？封建君臣一本正经地进行的各种仪式，正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煞风景评论的：对于农业丰收来说，隆重的皇帝亲耕仪式能产生的效应，决比不上普通县吏解决农夫所缺籽种、农具的具体举措。反映这些流于形式的活动，散文之长无由发挥，骈体则有了用武之地。它那精致的对称、富丽的辞藻以及铺排的风格，不仅可以掩饰这类程式化活动实质上的贫乏，而且可以把这类实质上贫乏的程式化活动装扮得美观、隆重、庄严、典雅。效应之奇特，就象海涅评论莎士比亚喜用冗长句子时所言：“那种长句子，冗长得就象皇帝出巡，前呼后拥一大队。一句浩浩荡荡的句子里，就那么一丁点意思，仿佛一辆金碧辉煌的宫廷马车，驾着六匹盛妆丽饰的骏马，一路行来，好不气派！不过这点意思，就算比不上皇帝出巡，也总相当于一个贵人了”。用幻想填补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欲望，是“诗情”的特质，与“实际活动的记录和展望”的“文心”背道而驰。一开始，人们对此可能浑然不觉；日就月将，人们迟早会发现这是难以忍受的亵渎。
更新、调整文官系统，是封建政治的日常工作。在多数情况下，乾纲独断的英主，人事任免奖惩或出于一己之喜怒；大权旁落的庸君，人事任免奖惩全凭几个权臣拨弄。反复无常的大海，是封建人事最恰当的喻体。“宦海浮沉”，其间有多少难言的酸辛、意外的侥幸，有谁说得清？无法想象用散文来起草这些出乎一己喜怒的任免书、基于派系倾轧的奖惩令，除非他希望真相大白于天下。骈体又显出它独到之长：隶事运典、借古申今的手法，可以用“古典”冲淡今事的丑恶；骈词丽句、两面兼顾的技巧，可以在薄惩的同时兼示皇恩浩荡。雍容黄雅，温柔敦厚；想象替代了洞察，形式吞并了内容。无怪乎宋人笔记里对词臣活动的记录，皆津津乐道其典故运用如何老到，骈句编织得如何浑融，而对具体事实的是非曲直却漫不经心了。（参《宋四六话》）并不是说朝廷应用文写作不需要深厚的历史修养，“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朝廷应用文与历史的关系，至少比诗要亲密。但应用文“文心”需要的历史回顾，是汲取智慧、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和“诗情”从“古典”中激发想象、用“古典”来编织形式风味迥殊。讲名分、重虚文的封建朝廷，为骈体的旁逸斜出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温煦的阳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世的骈体大手笔，多是庙堂的煌煌大文。
古文复兴的建树主要表现在朝廷应用文以外的领域，为什么却对朝廷应用文的旁逸斜出集中讨论？原因是在这个领域中，最容易把文类稳定的中心与可塑的边缘间的矛盾暴露无遗。这里是一个“制高点”，从这里举目四望，其他领域里的问题尽收眼底。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文复兴前两次重要的演练，我指的是北周的“仿大诰”和隋代的“革文华”，皆由权力中心发动，目标全在“公私文翰”。为什么初唐史家对“艳丽之毒”痛快淋漓的政治批判，会成为古文复兴必不可少的前奏。
文体专家的研究表明，骈体发展经历了始于西汉、成熟于魏晋、大盛于齐梁的历程。略微细心一点的人不难发现，骈体发生、发展的历程和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文学观念净化的历程，无论是在阶段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出奇地相似。西汉有意讲求骈句，文学观念注意到了“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史记·儒林列传》）；魏晋有意讲求丽藻、用典，文学观念注意到了“丽”和“雅、艳”（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齐梁有意讲求“浮声切响”，文学观念明确认定“有韵谓之文”（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这表明，骈体的发生和中国诗魂的再度苏醒有关，骈体的发展和苏醒了的中国诗魂寻找适合自己施展的新家园同步。这里，蕴含着古文复兴更深刻的原因和更直接的动力。
进入东周，诗魂沉睡。此后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是散文纵横驰骋的一统天下。散文意识弥漫世间：人们学习着精细地区分原因与结果、目的与手段、现象与本质、情感与理智，规划和展望实践性的功利活动。一直到这个时代的末稍，屈原才以他略带异国情调的歌唱把沉醒了数百年的诗魂唤醒。苏醒过来的诗魂发现，数百年的时光流水，荡涤尽它既往所熟悉的气氛，它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到处占上风的是散文意识。苏醒的诗魂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它既要跳出散文的观念方式，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新家园；在未找到新家园之前，又要和到处占上风的散文意识妥协相安。结果，从散文中旁逸斜出地引出个它可以暂时栖身的骈体来。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刘勰说：“赋自诗出，分流异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很值得举一反三。
骈体是“文心”与“诗情”的临时结合。“文心”要求骈体的内容或多或少地停留在实用性上，从而不可避免地要限制栖身其中的“诗情”的自由驰骋。左思《三都赋序》从“采焉以观土风”的功利目的出发，向赋明确提出“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草木鸟兽，则验之方志”的苛刻要求，就是佳证。而诗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想象制作”，一种“语言更新”，栖身于骈体中的“诗情”要求骈体更多地着眼于想象的奇特、宏伟，语言的美妙、光润，并最终使“文心”散而无归，流失殆尽。扬雄《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论，颇中肯綮。⑥同一个“丽”，却获得或“则”或“淫”截然相反的评价，这很值得玩味。“丽”是诗的特质所在，在诗中无论怎么施展都符合规范（“则”）；骈体中和“诗情”临时结合起来的“文心”，却时刻警惕“诗情”的放纵，“丽”略有施展，即陷于“淫”。在骈体中临时结合起来的诗和散文这两种掌握方式，不可避免地要互相冲突、互相损伤，使这两方面都不可避免地矫揉做作，流于弄姿作态：实用性蜕变为毫不实用的曲终奏雅，诗意堕落成毫无诗意的语言装饰。几乎是和骈体产生同时，作家、理论家就开始煞费苦心地寻找使这两方面和谐共处的度，结果总是徒劳的。二者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自然法则和艺术规律都不容许双美在同一形式中出现，牡丹不可能有荔枝之果，荔枝也不可能有牡丹之花，事物的本性就是如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创造奇迹。⑦个别天才人物能够做的，例如汉之贾谊、唐之陆贽不过是凭其思想的深刻性使矫揉做作博得人们的容忍而已。和自然物类相比，杂交培育出的品种似有力兼双美的优势，但却缺乏自然物类再生产自身的生命力，很容易蜕化。而一旦蜕化，父本、母本之长就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个怪种。“诗情”“文心”临时结合起来的骈体，也是如此。以赋为例，赋自诗出，分流异派，由六艺附庸而蔚为大国。人们对赋并非没有“登堂入室”的热情期待⑧，而赋却无可挽回地走向“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穷途末路。（《文心雕龙·诠赋》）赋的结局是骈体命运的写照。有远见的作家，早在骈体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断言这种文体注定无前途。⑨
骈体的旁逸斜出，是散文发展史上一段意外的插曲。骈体的进一步发展，只有两种选择：或改造内容，使之彻底诗化；或抛弃形式，恢复单行散体。六朝小赋骤然加浓的缘情成分，体现出骈体改造内容方面的努力。而彻底诗化，不过是进一步放纵“诗情”、涣散“文心”，骈体内部“诗情”与“文心”的矛盾并没有解决。骈体的实用血统不允许骈体接受这个选择。从散文意识中挣脱出来，找到了如意施展的新家园并本色自守的诗，不欢迎骈体的这种选择。金中嵘“经国文符，应资博古；吟咏情性，何贵用事”之论（《诗品序》），萧子显对谢灵运纯以“体物”手段创作的山水诗“疏慢阐缓……酷不入情”之评（《南齐书·文学传论》），皆是例证。所以，归根反本，回到先秦去，便是骈体或迟或早不得不接受的命定之局。唐代前期古文家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发现了古文复兴是命定之局，从而给古文复兴事业灌注了义无反顾的决心和促成“历史合题”出现的信念。因而，从根本上说，这种命定之局的实现，可能因韩愈出现与否提前或推后，决不会因韩愈出现与否而存在或消失。
下篇 由世风心态论古文在唐代复兴的必然性
既然在骈体如日中天的时候，有远见的作家就敲响了骈体的丧钟，古文何以只在唐代复兴，在韩愈手中完成？简洁地说，前此八代，不存在促使“内因”起变化的外部条件，反而有一个乐于接纳骈体的南朝朝廷和把骈体作为自己文化符号的南朝士族。
根据先秦的经验，散文繁荣至少应该有两大前题：一是社会对文学之士有一个迫切的功利要求；一是文学之士有强烈的立德、立功的愿望。秦汉以还，世风逐渐向不利于散文发展的方向变化。“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学，用诗情想象替代对现实问题的正视。⑩“罢黜百家”的文化政策，使文学之士失去了思想空间。“倡优蓄之”的屈辱对待，使文学之士心灰意冷。东汉以还，儒学崩溃，价值失落，儒家信守的文学的政教功能几乎成了人人可以嘲讽的对象。（参《三国志·鲍勋传》）魏晋以还，战祸频仍，文学之士转死沟壑，朝不虑夕，立德、立功、立言的愿望早已成浮云泡影。文学或成为抚慰心灵创伤的药物，或成为满足声色之好的工具，或成为标志优雅风度的符号。这是促进诗歌滋生的温床，不是有利于散文发展的环境。从这个角度，反观欧阳修“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李梦阳“西京之后，作者勿论”之说，(11)会觉得偏颇言词背后有几分厌沃人心的滋味在。
经过六朝八代至唐，世风骤然改观。鉴于前代以文学相处、以裒刻为功，致使朝经废堕、亡国危身的经验教训，初唐政治家向文学重新提出了急切的政教要求。这些要求，对诗歌的未来发展说来，是额外的负担；对于古文复兴说来，却如及时的甘霖。初唐政治家对六朝文学所下考语——“文艳用寡，华而不实”是否真正把握住了六朝文学的真过失，另作别论；但它却准确道出了骈体地位的尴尬和处境的狼狈。初唐政治家为六朝后文学规划的方向——“作训垂范，匡主和民”，是否是六朝后文学真正乐意、真正能够接受的，另作别论；但它却切切实实地为骈体指明了一条脱胎换骨的自新之道。初唐政治家六朝文学批判的功过是非，可暂置勿论，但他们凌利的批判锋芒，自觉不自觉地将骈体中散文实用精神和诗意的盲目追求间无法调和的冲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却功不可没。在其他问题上常生龃龉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这里不期而遇。唐代复兴古文的事业，正是在初唐政治家六朝文学批判的隆隆战鼓声中誓师出发的。这些问题，我在《政治家的要求和文学家的方向：初唐文论新探》、《论前期古文家的理论和实践》等文中，(12)已有论列。顺便说，在政治家六朝文学批判战鼓声中誓师出发的古文复兴，却在政治家的抱怨声中胜利凯旋，并未按政治家意想的方向发展。这显示了唐代政治气候的宽松，唐代文学的成熟，唐代文学家的成熟。
对于促成古文复兴在唐代实现更有意义的外部条件，是士夫心态的变化。(13)六朝八代社会的支柱是门阀士族。频繁的战乱，粉碎了他们的思想信仰，扰乱了他们的田园经济，打掉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泯灭了他们的事业奋发心，战乱给门阀士族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从何之元《梁典·总论》的描写里可略见一斑：“梁氏之有国，少汉之一郡。大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师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与藩镇共侵渔，助守宰为蝥贼。”（《全陈文》卷5）他们是失去了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侨民。“新亭之泣”，伤心千古！其中竟有几人如王导一样奋发过？当时代呼唤英雄辈出的时候，以社会脊梁自命的门阀士族却一蹶不振！无怪乎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要感叹“江左世族无功臣”了。对南渡士族的庸碌无为，《颜氏家训》做过客观报导：“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座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而为之，未尝目视拨一垅土，耘一株苗。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治官则不了了，治家则不办。”(14)但自视高贵仍然是门阀士族根深蒂固的观念。治官无能，治家不办，立德无望，立功无缘，失去的和残存的优越感，便通过文化外观变态地表现出来：“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綦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颜氏家训·勉学》）这正是适合骈体中诗意追求放纵发展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一切似乎都骈化了：儒学“骈化”成讲论的口实，玄学“骈化”成清谈的谈助，佛学“骈化”成个人福田利益的营造所。
时至唐代，上述情况骤然改观。科举取士，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下，为出身于寒门细族的士夫参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前此他们一直被压抑无由施展的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一旦释放出来，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如同六朝士夫的庸碌无为在谚语中得到活灵活现的描述一样，唐代士夫的奋发昂扬也在谚语中得到了画龙点睛地刻画：“白衣公卿”、“一品白衫”，（《唐摭言》卷1），是整个社会对他们建功立业强烈愿望的赞许；“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光焰”（《唐语林》卷8），则是整个社会对他们咄咄逼人参与意识的谑评。唐人文集中收录的他们举进士前后书启诗文中活跃的入仕的迫切、进取的果敢、唯恐被排除在历史创造之外的焦躁，恐怕只有在先秦诸子的作风中方能发现。他们有建功立业的坚定自信，洋溢着清醒执著的自觉精神。“初唐四杰”的高言大论，是这种精神的曲折反映；开、天时代古文家行动中深沉的历史意识，是这种精神的明朗表现；韩愈《上宰相书》中“居穷守约”“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大甚声而疾呼”、“每自进而不知愧”一类坦诚宣言，更是这种精神淋漓尽致地展露。由于志在树道扶教、化俗安边，因而他们能够洞见骈体中“诗情”与“文心”的内在冲突，对前代士夫矜为文化外观的骈丽文产生浓重的疏离感。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于“四杰”中的王勃。在实践中，王勃依然停留在“絺章绘句，揣合低昂”的水平上，并因此受到“轻薄为文”之“哂”；在理论上王勃却力贬骈体、高倡教化，疾呼“操我戈矛，启其墨守”。快语高论，惊众耳而适独座。王勃的高言大论里，有迎合世风、希圣希贤的庸俗成分，同时也有“经籍为心”、“矫正末流”的真诚信念，所以才有杨炯“蹈前贤之未识，探先圣之不言”之赞、杜甫“江河不废”之评。由此反观裴行俭对“四杰”“华而不实，轻薄浮躁”的题目，不仅可以看到入唐以后士夫心态变化之剧，而且可以发现裴行俭那个题目名实未值。“四杰”之作“华而不实”，并非如裴行俭题目所言纯因“轻薄浮躁”等性格因素，更有类似于柳冕深自苦恼的“志虽复古，力不足也”一类的原因在。王勃等人虽然理论上清醒认识到骈体“遗雅背训”、“劝百讽一”，实践上却没有能力去完成从“絺章绘句”向“立言见志”的创造性转换，属有志而未遂，非望道而不见。假如凛遵古文家“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信条，完全可以把王勃等人排除在古文复兴事业之外。但是，通过王勃等人的“言行不一”，不是更能清楚地看到古文复兴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吗？
世风顿改（初唐政治家六朝文学批判造就的），心态骤变（唐代士夫参与意识促成的），催化剂一样助成了古文在唐代复兴。有意思的是，古文复兴自始至终没有遇到骈体的丝毫抵抗，一切都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一切都似乎是水到渠成。在这里，我们领略到历史辩证法的雄伟力量。
余论 对一个问题的澄清
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顺便提出来略加讨论。《唐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了一批讲赋的著作，如张仲素《赋枢》、范传正《赋诀》、浩虚舟《赋门》、白行简《赋要》、乞干俞《赋格》等。张仲素等都是活跃于唐宪宗一朝的人物，而宪宗时代正是古文复兴胜利凯旋的时代。在古文复兴胜利凯旋之日，却集中出现一批讲赋的著作，这种文化现象是否暗示着对古文复兴的反弹？对这一问题，是不能简单地用“是”或者“否”来回答的。分析这种文化现象，首先要考虑古文复兴的范围，其次要考虑取士功令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发轫于朝廷应用文的古文复兴，成果虽然辉煌，对朝廷应用文的冲击却也有限。至少在礼仪性较强的文字如表启贺笺范围内，骈体仍然风行不衰，且日趋精密严整，至宋代经过诗文革新运动，情况依然。(15)个中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姑置勿论。和本节论旨有关的是，既然古文复兴胜利之后在朝廷应用文的某些范围内骈体并未门庭冷落，那末这一事实必然要影响到朝廷的取士功令。
唐代取士，名目虽繁，而进士最贵。进士试艺，是逐步制度化的。初制，进士仅试时务策、帖经。唐高宗永隆二年，诏“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试策”。所谓“杂文”，指铭、箴、论、表之类。唐玄宗开元间，始将诗、赋包括在杂文之内。天宝末年，以一诗一赋替代杂文两首，且允许士子以试诗替代帖经，谓之“赎帖”。肃、代两朝，递相沿袭。唐德宗建中、兴元间，曾短暂地罢试诗赋，贞元初旋又恢复。加试杂文或诗赋，本为便于初步筛选和确定录取名次，但由于诗赋铭箴技巧性强，较之时务策，更容易区别高下优劣，故“主司褒贬，实在诗赋。”(16)取士功令一向操纵着士夫一时的操术趋向。(17)既然诗赋是科场应擅之技，那末，絺章绘句、揣合低昂、务求巧丽便是士夫为博取功名必下的苦功。韩愈《赠崔立之评事》诗里说崔立之为应进士试“朝为百赋”而“暮作千诗”，肯定有夸张。下面却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略带酸辛的自述：“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全衰白”。进士试诗赋，纯为选才，险题窄韵，往往而有。(18)就像有意令人于水曲蚁封驰马，能疾徐中节，方显出驭马之长。似白居易自小就受到严格训练者，或可从容应付；若素无“选学”渊源，想得科第，就需要内行人的指点。《唐书》《宋史》著录的那几部讲赋的书，题曰：“枢”、“诀”、“门”、“要”、“格”，从书名看，泰半是为诗赋取士而作的指点士夫进身入门的参考书，与文坛风气无关。那情形，正如明清功令，制义专主程朱，讲八股的书力斥“不根程朱”为“穿凿”、“旁征远引”为“炫博”，却丝毫也不影响许、郑之学成为清代学术主流、王学成为明代学主代表一样。至于为什么这一类著作集中出现于宪宗一朝，那是因为前此诗赋取士的置罢、诗赋在取士时所占分量时有反复，贞元之后，才成定制，驯致到宪宗时，对诗赋应试指导的需求特别高涨罢了。
《赋枢》之类的参考书，只是备士夫一时应急之需，就像敲门砖，幸运之门一旦敲开，砖就像“已陈刍狗”一样，遂弃置不问。士夫们安身立命，另有所在。白居易就是个现成的例子。他“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如是者10年，终得一第。得第之后，立即对诗赋“淫辞丽藻，雕章镂句”、无关“补察”、不涉“劝惩”进行放手的攻击，全心全意倡导“存炯戒”而“通讽谕”、“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有用之文。前恭而后踞之态，宛然在目。不能把白居易的“前恭而后踞”视作人有两面人格，而应从举业、学业中发现“进身之道”、“终身之事”难于一贯。准此，白居易的“前恭而后踞”，恰恰再一次印证了古文复兴不可抗拒的必然性。
注释：
本文1994年4月18日收到。
①见《诗品序》并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论（诗品）之特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9页。
② 参阅柳宗元“文有二道”，见《杨评事文集后序》，《柳宗元集》卷21，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叔向语，见《左传》昭公十五年传、襄公二十一年传。“整民”是曹刿对礼内在精神的认识，见《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传。
⑤郭沫若：《前期法家的批判》，《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⑥班固将此见采入《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但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又称扬雄此见是不负责任的夸大之词。
⑦《欧阳文忠公集》卷73《书荔枝谱后》。“不兼”思想的形成，和欧阳修对唐代古文复兴经验与教训的反思及就古文发展与石介的争论关系密切。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也注意到“文有二道……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
⑧扬雄《法言·吾子》：“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⑨章炳麟《检论·学变》：“华言积而不足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⑩参阅周予同《＜春秋＞与＜春秋＞学》论“公羊学”与“齐学”、《春秋纬》关系的部分。《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欧阳修之说见《苏轼文集》卷66《跋退之送李愿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李梦阳之说见其《论学》：《空同集》卷66。
(12)《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1991年第2期。
(13)章学诚对这一点十分关注。参阅其《杂说》《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六，《上朱大司马论文》《文史通义》外篇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4)《颜氏家训》卷上《涉务》，四部丛刊影明本。这种疲软士风南渡前已见其兆，何焯曾以许靖为例对三国时名士作风作过委婉的批评：“文休（许靖）一生不逾汉末名士风格。求之以知几，望之以匡世，诚所不暇”。见《义门读书记》卷27“《三国志·蜀志·许靖传》”条。
(15)《宋史》卷336《司马光传》：“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宋四六话》卷1：“王安中尤善四六，致位致政府，别无他长”。
(16)唐选举制度沿革，参《新唐书》卷44《选举志》、《封氏闻见记》卷3。
(17)章学诚《上辛楣宫詹书》：“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文史通义新编》外编三。
(18)《封氏闻见记》卷3：“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