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本概念语义规范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论文,文本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350
CLASS NUMBER G350
文本(text)，是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广义文献学、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以下简称“业界”)新近引入的一个重要学术术语。在以往的西语环境中，虽然text本就是一个多义词，但终归都与我们耳熟能详的“文献”概念有着与生俱来的这样或那样的“亲缘关系”。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文本”概念又被中外阐释学、精神现象学、传播学、广义信息学、符号学、认知科学、网络业等与业界关联度较高的领域所广泛借用，形成新一轮的多义化、普适化趋势。凡此，犹如一把双刃剑，当着我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学科方向把“文本”泊来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同时带来了基于其多义性的诸多负面因素，从而突显出“文本概念语义规范”这一命题的巨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本概念语义规范”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课题，在现有的认知条件下，尚难以全面地勾勒出它的全部的问题域，哪怕是一个框架性建构。本文仅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向观照为视角，结合对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认知成果的梳理，对“文本概念语义规范”的若干基本问题域谈一些个人的粗浅认识与思考。
1 文本=文献化信息=客观化知识
文本，作为一个典型的泊来概念，它与国内业界已有广泛认同基础的一个重要概念——文献(化)信息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极易被人联想到的问题。因为，单从字面上看，文本容易被人“顾名思义”，理解成“文”与“本”结合成的一个偏正词，其义当然就可类比于“文(献)”之“本在(内含)”，即文献信息。
国内学者周庆山在《文献传播学》一书中是这样给“文本”下定义的：“文本是文献传播的内容和受众阐释的对象，是以标准化的编码形式表达整体意义的符号系统，是经过人类加工处理、付诸一定载体形式的社会文献信息。”[1]
显而易见，在这则被人广为引用的“文本”定义中，“文本”并不等于“文献”，而是等同于“文献”中的“信息”，即“文献信息”或曰“文献化信息”。当然，这则定义中还涉及到传播学、阐释学、符号学等其他视角的整合，但从概念逻辑的角度上看，“文本等于文献信息”却无疑是最切合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术语规范的一种界定。
按国内学者孟广均等人的说法，“文献信息”一词是我国学者的独创并为国内业界所普遍认可[2]。而在国外，与“文献信息”概念相对应的术语，在“文本”概念引入之前，主要是“客观知识”一词。
“客观知识”一词首见于世界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世界1、2、3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客观知识”即“世界3”，是一个与“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相并立、相独立的认知对象世界[3]。英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权威布鲁克斯将“客观知识”理论引入业界，形成被国内业界称之为“客观知识论”[4] 的理论体系。就本文的立论而言，布鲁克斯的如下认识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即：图书馆学家、情报学家的实际工作可以归结为收集和组织“世界3”的人类思想记录并提供利用，……帮助组织客观知识(而不是文献)以便人们更有效地利用知识[5]。
与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界以及国内情报界对“客观知识”概念持热烈欢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国内图书馆学界迟至本世纪初才对“客观知识”有较高层次的接受和有一定深度的认识。王子舟、蒋永福的相关论文[6～7] 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最新的富有建设性的认知成果。
基于如上的诸多有价值的铺垫，国内业界学者张欣毅提出了“文本等于文献信息等于客观知识”的论断，进而提出了以文本概念替代文献信息与客观知识概念的观点[8]。
在笔者看来，“文本等于文献信息等于客观知识”，从语义对应、语义可置换的视角上讲应该是成立的。但对文本替代另两个概念的观点，似应强调本学科具体语用环境的限制。换言之，我们不应排斥“文献信息”、“客观知识”这样的概念在一些合用的语用环境中的使用。站在语义学的立场上看，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语言体系中之所以会有大量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存在，是人们思维的不同视角、不同用语习惯与文化背景等所决定的一种“合理性”使然。何况，“文本”一词毕竟还不如“文献信息”甚而“客观知识”来得直观些。
2 存疑：“文本”是否等同于“文献”
与前述的观点相左，国内业界学者于鸣镝认为，文本“指人类对世界和自身认识的一种存留物”，“是用文字书写的方式固定下来的话语物化物”[9]。考量这则定义，如果说它是给“文献”下定义，相信业内人士不会惊诧。事实上，于鸣镝的确是把“文本”当作“文献”的一个同义词或近义词来使用的，“可以说，文本是除了金石铭文之外的文献”[10]。无独有偶，在国内业界学者王子舟的《客观知识的基本性质》一文中，亦将“文本”与“文献”混用，其义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11]。
于鸣镝、王子舟等人的观点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由于“文本”是一个典型的泊来语，这样的观点相信也会在“文本”的原生语境中找到出处的。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在20世纪上半叶及其以前的西语环境中，文本(text)一词，其语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日常用语，通常指原文、本文、正文、课文、版本，美语中还指教科书、教材、课本；二是古典阐释学的前身——解经学里的专门术语，专指《圣经》的经文、经句[12]；三是使用于古典文献学与古典阐释学，分别指称经典文献与作为阐述对象的文献内容；四是使用于古典文艺批评理论或结构主义语言学，指称大于句子的语言组合体或语言组合体中不同层次的结构组织[13]。凡此充分表明，“文本”在其原生语境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文献、文献类型与形态、文献内容、文献内在结构甚至文献价值观密切相关的多义词。
在当代西方阐释学、传播学、精神现象学、认知科学、文化学、信息学、情报学、网络业等领域，“文本”一词已被普遍借用。在这一普适化的大语境中，即使严格限定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共有语境里，“文本”概念的语义指向也应大分为二，小分为三。从大的方面讲，可概分为“广义文本”与“狭义文本”。所谓“广义文本”，即用以指称任何意义上存在的“语义能指体系”[14]，甚而，人类的各种文化形态乃至整合精神世界都是一个“文本”[15]。笔者理解，这里的所谓“广义文本”实质上近似于本文后面要专门讨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文本”。所谓“狭义文本”又可再分为二，一是将“文本”与“文献化信息”、“客观化知识”视为同义语，一是将“文本”与“文献”(或具体文献形态、类型)视为同义语。显而易见，于鸣镝、王子舟等人对“文本”概念的界定取的是后一种指向。此外，在由国内业界著名专家编著的《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一书中数十处提及的“文本”一词[16]，究其义也大多(注意：不是全部)与于鸣镝等人的解释十分接近。诸如“自由文本”、“印刷文本”、“原始文本”、“翻译文本”、“线性文本”、“可检文本”等术语，假设将其中的“文本”均改称为“文献”，至少业界人士是不难理解与接受的。
“狭义文本”概念界定的两种指向究竟孰优孰劣，孰是孰非？抑或根本没有做这类判定的必要？这些都是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权且存疑，留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但着眼于本文的立论(语义规范与语义指向)，笔者以为，如下的认识似可提供进一步讨论的思路：(1)在严格的意义上，或者确切地讲，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这一点后面再做阐述)，“文本”应确定为表征“文献内在”的范畴性概念，它与文献化信息、客观化知识是同义语。同时，这种界定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是“文献是一个物化物本体论”概念且取“文献”之广义。(2)在约定俗成或普适化理解的情形下，“文本”亦可与广义“文献”、某些具体的文献形态相联系而混用。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中，“文本”经常是专指与图像、图形、数据、声频、视频等并列的“语言文字符号集合”[17]，其语义指向已在业界内外有极广泛的认同。(3)“文本”作为一个泊来的多义词，其多义性的注释、语义界定，在当今多学科概念交叉、融合、移植日甚的情形下显得尤为重要，不可等闲视之。
3 本体论文本与认识论文本
将文本区分为本体论文本和认识论文本，在国内业界是由张欣毅首先提出来的[18]。在此之前，他还分别就“文本本体论”及其架构[19]、文本在认知本体论中的意义与价值做了颇富哲理的阐释[20]。
其实，理解“本体论文本”的最大难点在于理解“本体论”这个哲学概念本身。本体论(ontology)有新旧之分。旧本体论是指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最终成型的具有鲜明的欧洲主流思想文化特征的哲学形态。其体系不仅博大精深，而且有浓重的超验主义、先验主义色彩。亚里士多德誉其为“第一哲学”，马克思称其充满“哲学语言的秘密”。新本体论，又称“后黑格尔本体论”或“海德格尔本体论”，则是现代西方哲学界依据现代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提供的最新的思想素材，对旧本体论加以人文化、结构化、实证化的改造而形成的新的哲学本体论。当然，其基本的命题仍来源于“世界的本原与本性”这样的传统论域[21]。
和“文本”概念一样，“本体论”也是一个典型的泊来概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代的国人对“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上的认知已近于空白。鉴于此，张欣毅曾专就这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辨析，并致力于相关概念的本土化改造[22]，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在当代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界这样一个长期缺乏近乎“本体论”和中国传统哲学“道器之辨”、“知行合一”之类思辨方法训练的专业领域里，要想把基于本体论框架下的理论问题理论清楚，尤其是求得共识，实非易事。尽管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界、信息学界，类似的问题早已不是问题，例如：信息哲学领域早有“本体论信息与认识论信息”的说法[23]。
无疑，就“文本概念的语义规范”这一命题而言，与“本体论”纠缠在一起的一些基本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舍此，我们确乎难以理解“文本”作为一个本体论性质的概念被移入我们旧有的“学科范式观”里所带来的一系列革命性意义。
这里，笔者尝试着对“本体论文本”及其相关问题做一些相对通俗化的诠释，以求助益于相关认知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释“本体论”为：“关于‘是’本身，即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与研究。”[24] 将之推及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领域，举凡信息、知识、情报/客观知识、文献信息、文本、信息资源/文献、记录、载体、媒介、符号/图书馆、情报机构、文献机构、系统、机制/读者用户、著作人、文献情报人员/交流、传播、认知、阐释、存取、检索、管理……一切以这些可视为“实在”(注：哲学意义上的)为轴心论域的研究与理论均可称为“本体论”。当然，其中有些属本领域的本体论，有些则属非本领域的本体论。这里，我们把“文本”(或文献化信息、客观化知识)界定为介乎于本领域与非本领域之间的一个本体论域。关于这层意思，张欣毅曾以一个基于文本本体论的逻辑图示加以说明[25]。
按照现代“学科(论域)本体论”结构的最常见的解析方法，一般把标志一个“实在”的本体论概念在语义指向上区分为“本原性归宿”(即概念逻辑中的“属”)、“本是”(本质、本性，近义于概念逻辑中的“种差”)[26] 两大层面。拿文献、文本、知识(文化信息、情报)三个均可作为“本体论”的概念做一比较，其各自的“本是”的语义指向不言自明，但“本原性归宿”却迥然有异：文献从属于“物化物”范畴，知识、情报、(文化)信息属于人类精神成果范畴，而文本则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外化存在着的人类精神成果范畴。笔者体会，这正是“本体论文本”这一全新概念最具革命性的能指意义。它一方面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从“文献”所表征的近似于庸俗唯物论、机械唯物论的视野中挣脱出来，一跃而进入一个崭新的科学本体论视野；一方面，借这种摆脱与跃进，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一次“科学本体论转移”的同时，也为与当今业界的一些基于人文本体论的主流性、主导性概念(如信息自由存取、知识产权、知识经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平等对话”搭建了一个富有“张力”的逻辑概念平台。
任何科学本体论的建构都会形成自己特有的内在结构。其中最能体现科学本体论“是之所以为是”命题语义指向的内在结构则非“功能性结构”(亦称“机制”)莫属。在解析“本体论文本”的这种结构时，张欣毅借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器之辨”的观点与方法，提出了文本“道器二元”结构的模型[27]。这种泊来概念本土化的尝试无疑是积极的、有启迪性的，但它应不排斥对其他可能建模的探索。
与“本体论文本”相比较，“认识论文本”乍看似乎容易理解得多，其实不然，从概念语义规范的角度说，所谓“认识论文本”至少应规范出两类语义指向迥异的涵义：(1)指从“文本”概念的能指意义中推演出来的思维方法、认识方法，也即本文前面提到的“广义文本”(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或理念)。正像“信息”本身也是一种方法论，“本体分析”(又称概念模型分析法)[28] 也正在成为国内外业界炙手可热的方法论或称认知工具，而现代网络环境中基于“文本意义建构”的“超文本技术(方法)”[29] 也正在获得日益增长的方法论价值。而方法论在哲学的概念体系里则普遍被认为是从属于认识论的。(2)指一个特定的“认知本体论”中的“文本”。按科学哲学的规范，对人类认识活动、精神现象、实践活动的“是”与“所以是”的“本体论”研究，可统称为“认识本体论(或精神本体论、认知本体论)”。显而易见，图书馆学、情报学所实际面对的实践疆域和理论领地在本质上是应该从属于“认知本体论”的(现有的科学分类与定位在这里显然不应成为某种认知障碍)。事实上，国内外业界正在探讨中的“信息资源理论”、“情报认知观”、“大情报观”、“大文献观”、“知识组织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等等，虽然多被称为所谓“范式观转移(重构)”，从科学本体论的立场看，它们实质上都从不同的角度向着“认知本体论”的方向进行着意义深远的转移。而在这类“认知本体论”的概念体系重构中，“文本”已经或正在成为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本体论支点(元概念)。
在讨论“认识论文本”的语义规范方面，还有一个带有根本取向性的问题值得深究，这就是现代“认识本体论”中的人文主义意义，它包括两个互为依托的命题：对认知主体(整体和个体意义上的人)的生存方式、状态、权益、意义等的理性“关怀”以及基于这种“关怀”之把握而派生出的对于认知对象的“认知价值”的重新审视、赋予与计量。基于此，笔者建议，在分析和建构“文本”的内在功能性结构(功能性机制)方面，其“道”的层面可以考虑再一分为二，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层”，二是被外化、客观化的知识(文化信息)层。笔者体会，这样的建构似乎更能体现文本“道器”二元互动的人文底蕴。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这或许也是业界所谓“情报”、所谓“信息资源”的一大渊薮。
4 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与语义意义上的文本
国内学者孟广均等人在《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一书中对所涉及的“文本”加以限定、注释时，多处使用了“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和“语义意义上的文本”这样的术语[30]。
先说说“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尽管孟广均等人在该书中几乎没对这个术语的内涵做进一步的解释与说明，但却明确指出它是当代情报学最感兴趣的论域。而情报学之所以对“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感兴趣，则是因为当代符号学的研究(尤其在技术领域)已颇为成熟，符号本质与意义、运作符号的规则、符号交流机制等符号学的核心领域的积极成果在情报学技术领域以及数字图书馆技术层面的应用已经在展现着广阔的前景，包括有重大技术性突破的元数据技术、自动分类与标引技术、自动翻译技术、超文本链接技术等领域。
然则，笔者仍坚持认为对“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的纯粹技术视角的语义界定还是不周全的。换言之，我们不宜把“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简单地理解为“符号系统”、“符号集合”。由是，周庆山所谓“以标准化的编码形式表达整体意义的符号系统”[31]，当是一个较为贴切、适中的界定。
可以说，周庆山的这个界定，至少已在两个基本层面上很好地把握了“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的语义指向：(1)其内在功能结构由符号系统、标准化的编码形式、文本意义表达三大要素构成；(2)“符号”(包括编码形式)与“文本意义”互为表里、互为依托。
需要申明的是，在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符号”与“语言”是语义等价的。因此，在特定的语用环境里，“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电可以表述为“语言学意义上的文本”。
相形之下，所谓“语义意义上的文本”可能要更难理解一些。在孟广均等人看来，“语义意义上的文本”即是“社会所建构的意义结构”，且“不管它们是书面形式还是口头传播的”[32]。认真琢磨起来，笔者以为这里所谓“语义意义上的文本”的语义指向当可分为两类：(1)以文本外化载体承载的“理论化、系统化形态存在的知识结构”[33](包括知识表述结构、概念与主题结构、价值结构、面向阐释的“吁请结构”)。(2)以人脑为载体承载的同类结构的“常态”(注：欧美情报认知观术语)性存在，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布鲁克斯的一句名言：“情报知识是存在于认识空间的超物质的实在。”[34]
扣回本文的命题，虽然我们还不敢肯定地说孟广均等人的诠释就是“语义意义上的文本”的完整的语义指向，或许未来的研究还会催生出更新更有意义的诠释，但至少在目前，这一诠释应属深得哲学本体论思辨精义之作了。
站在“文本本体论”的立场，笔者体会，或可将第一类语义指向的“语义意义上的文本”与“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归为一对对应性范畴概念。二者亦可与“载体意义上的文本”(即文献，取我国国家标准的界定)共同构成文本本体论的三个最重要的次级本体(是者，分有是)概念架构。而第二类语义指向的“语义意义上的文本”当可纳入“广义文本”的研究视野。凡此，从科学认知的意义上讲，可能会极大地推动我们对“文本”这一极具革命性的本体论概念之研究走向深入。
5 结语
如上，仅就国际化、本土化视角下的“文本概念语义规范”这一命题的几个最基本问题，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陈述了一些个人的思考，难免浅尝辄止，权为引玉之砖。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还是想套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来隐喻般地表达一下本文写作的初衷与言外之意：当代中国的严肃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者，面对泊来的概念、思想，应“抱极恢廊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
标签：本体论论文; 符号学论文; 文本分析法论文; 语义分析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文献分析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献论文; 情报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