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的文化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期以来，在新时期文坛上，一种注重从思想文化角度摄取题材、表现生活，致力于展现今人的文化心理素质和思想品格个性，进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和冲突的小说登上新时期的文学舞台。这，就是“文化小说”。这种被冠之以“文化小说”的创作潮流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稳步发展起来，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浓烈的理性光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社会发展变革运动实质是文化运动
我们说，新时期的文化小说不仅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同时也是新时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且，与其它一些小说形态相比较，也许没有谁能像新时期文化小说那样与社会文化思想保持如此紧密的、直接的和具体的联系。因此，要讨论新时期的文化小说，对社会文化运动现象本身进行一番解析和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现代文化人类学著名学者马尔库斯和费彻尔认为：“对于人类而言，并不存在未经过文化建构的纯粹自然本质、纯粹需要、纯粹利益或纯粹物质力量等等。这并不是说人类不受生态学或生物学上的制约，而是说文化传达人类对自然的所有认知。对文化传递的理解，比对自然对人的制约的理解更远为重要，因为文化是解释人类事件的关键。”在这里，马尔库斯他们强调了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那种极其重要的统领和制约作用，认为即使其它方面诸如生态学、生物学等等也对这种发展产生一定作用，然而这种生态学或生物学本身也是经过人类文化建构而形成的。其实，在包括文化人类学同仁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眼中，人类的社会发展与变革运动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化运动。因此，用文化运动理论更能够清晰而深刻地解析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与变革运动现象。
在这里，我们想起了英籍奥裔哲学家波普尔的文化哲学理论。波普尔认为，人类文化结构有三个层面：首先是文化的物质层，也即外层，它包括各种自然物质和经由人类创造制作出的物质产品；其次是文化的心物结合层，简称心物层，心物层也即文化的中间层，它包括各类介于物质和精神、心理之间的物质形态，诸如机器工作原理、产品说明书、工艺流程以及制度文化等等，强调于内为心、在外为物，心与其外化之物的有机关连；最后是文化的心理层，也即里层，它包括人类精神、心理方面的多种内涵，诸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生信仰、宗教意识、民族气节、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这就是波普尔著名的人类文化结构“三个世界”的学说。从文化运动角度考察，波普尔认为，其运动方向为从物质层（外层）到心物层（中间层）、再到心理层（里层）；从文化内涵上看，波普尔指出，外层的物质文化易于迁变和交流，中间层的心物文化次之，而里层的心理文化则相对稳定乃至凝滞。对于这种现象，美国现代学者罗杰·皮尔逊曾作过形象地描述：“拥有石油特权的阿拉伯酋长出访美国时，可能会购买一队‘卡地拉’汽车，以取代其民族传统文化的骆驼，但必定不会抛弃他的妻妾、接受一夫一妻制的风俗返回阿拉伯。”
如果我们用波普尔的文化哲学理论来解析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实践，其结果往往令人惊叹不已、瞠目结舌。这里，我们以我国近代社会为例加以说明。
从1840年至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运动可说是经历了一个标准周期的文化运动过程。首先，从1840年至1895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时期。此时，国门被迫打开，我国开始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产品，购买洋枪、洋炮，修铁路、建矿山等等，以发展民族实业。这实际上是进入到文化运动的物质层，即外层。在这一层面上，西方的许多物质文化产品纷纷涌入我国，诸如钟表、呢绒、火柴、煤油等等，我们几乎都全盘照收，因为这些物质文化产品易于改善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其次，从1895年至1911年，这是变法维新时期。在这一时期，那些资产阶级改良派尤其是革命派的首领们发现，西方不仅物质文化产品先进，西方的制度和政体等制度文化也很先进，于是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提出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实际上是来到了文化运动的心物层，即中间层。在这一层面上，许多情形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其最主要的是，中国的民众不适应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和制度，于是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则是必然的了。再次，从1911年至1919年，这是思想启蒙时期。变法维新尤其是辛亥革命彻底失败以后，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们在苦苦地探索着中国社会的命运问题。他们最终发现，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向失败，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赢得民众的支持和参与；相反，社会上广大民众此时正处在蒙昧和沉睡状态，国民的心理文化素质还处于相当落后的层面上。于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一代思想启蒙们家终于亮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标志着这一轮文化运动在经历了物质层、心物层之后，终于走进了它的心理层，即里层。这就是说，我国近代社会用了将近80年时间走完了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准周期过程。
这样，从物质层到心物层、再到心理层，我们清楚地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的发展与变革运动其实质正是一种文化运动。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社会发展与变革运动，也许往往能够更清楚地把握那些仅从社会学角度所难以认识到的特点和规律。
文化小说是改革开放走向深化的必然产物
在确认了社会发展变革运动实质是文化运动这一命题之后，我们再来讨论新时期文化小说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似乎一切就显得明朗和便捷得多了。
我们认为，借助于波普尔的文化哲学理论，尤其是他的文化结构“三个世界”的学说，纵观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生活的历史进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新时期的文化小说是改革开放走向深化阶段的必然产物。
应该说，新时期的文化小说是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到80年代中期前后，我国的改革开放生活恰恰经历了从文化的物质层到心物层、再到心理层的运动发展过程。而文化小说正是在改革开放推进到文化的心理层这一时刻诞生的。
我们知道，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侧重于物质文明建设。当时，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政治斗争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被确立并付诸实施，发展生产，恢复经济，迅速扭转物质贫困局面已成为当务之急。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国外的许多物质文化产品涌入我国，收录机、电子表、电冰箱、洗衣机……一时间物质文化产品竟也迅速丰富起来。作为这一阶段社会生活的艺术记录，新时期的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等承担了历史的重任。尽管反思小说与改革小说本身也有重大的区别，但从文化角度考察，它们的共性却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都致力于文化物质层面内容的反映和表现。无论是《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芙蓉镇》，还是《乔厂长上任记》、《乡场上》、《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注重物质文化层面的社会现象，甚至它们都有共同的焦虑：我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何日能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新时期是社会运动节奏加快了的时代。就在我们拿着外汇去购买西方物质文化产品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一个严肃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总不能一直依赖国外的物质产品，发展我们的现代民族工业已是当务之急。于是，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学习别人先进的管理技术，派遣技术人员到国外去培训和进修……这已成为我国80年代初期十分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成为热门话题。从文化运动的角度看，这些情形已经表明我国改革开放生活已从文化结构的物质层发展到心物结合层了。
紧接着，这种文化运动的节奏在迅速加快，很快便从心物层来到了心理层面上。这样，我国近代社会用80年时间走完的路程，新时期只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为什么从心物层到心理层的间歇如此短暂呢？因为新时期的许多有识之士发现，在从国外引进的生产流水线运作起来以后，在运用国外的工艺技术生产产品、借鉴国外的管理方法管理生产之后，我们的产品质量往往上不去，有时还存在严重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素质问题。例如，同样是“夏普”彩电的原配件，运用相同的工艺技术，在日本本土装配与在我国生产流水线上组装，其产品质量往往是不一样的。于是，“国外原装”与“国内组装”的说法不胫而走，十分流行。
令人欣喜的是，在改革开放走向深化阶段，也就是文化运动走向心理层的时候，许多新时期小说家都意识到了人的心理素质现代化对于改革开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于是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文化小说，从艺术角度来参与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为改革开放生活的深入发展和新时期文学创作走向深化尽了自己的一份努力。
如同文化结构的心理层是物质层的自然的逻辑发展一样，新时期的文化小说则是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的必然延伸。最能反映这种创作发展情形的作家是蒋子龙。应该说，从改革小说发展到文化小说，蒋子龙是一位突出的代表。1979年，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一下就把改革小说创作推向高潮。从文化角度看，此时蒋子龙在关注着文化的物质层。他写乔厂长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推进整顿和改革，使生产迅速恢复。在乔厂长急功近利的所作所为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几分“人治”的阴影。到80年代中期，蒋子龙的小说创作明显地出现了“转型”——从改革小说发展到文化小说。《阴错阳差》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此时，作家对那种叱咤风云的改革家已没有多大兴趣，他所关注的重点是文化的心理层，即人的心理文化素质问题。因此，该作描写了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人们的思想性格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由此，新时期的文化小说终于浮出水面，并逐渐形成了较大的发展浪潮。
新时期文化小说的主要类型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文化也是处在运动、发展和变化之中的。然而文化的运动，究其特性来说，与一般事物的运动又有很大的差别。它的运动与社会发展变革相关连，因而往往表现为是一个历史过程。对此，美国现代学者斯图尔德指出：“文化本身不是静止的，它在与物质条件的关系中是可适应和可更改的”；然而，“文化正如那些曾被引用过的原因那样，倾向于永远保存自己和缓慢地改变着”。正因为文化的运动呈现着如此的特性，所以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思想对同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必然是全面而深刻的。所谓“文化制约着人类”的说法也是由此形成的。新时期文化小说正由这一角度切入，深刻描写和表现了当今社会的文化环境、文化性格、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从而形成自己的创作类型。
首先，关于文化环境类型。毫无疑问，我国目前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和精神文明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目前的文化环境中还有不少不和谐的因素，有的则亟待通过深化改革予以完善。蒋子龙的《阴错阳差》艺术化地传达出了这一讯息。该作主人公之一马弟元在国内担任某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由于体制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他往往表现得唯唯喏喏，畏首畏尾，个性难以伸张，因而业绩平平。可后来赴美担任访问学者期间，在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中他似乎彻底发生了变化，研究水平直线上升，人也轻松、潇洒多了。到后来，其妻与之见面时，丈夫在妻子的眼中已判若两人，以至于妻子竟在心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到底是变得不像自己丈夫了，还是更像自己丈夫了？很明显，该作描写了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人们的思想性格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东西方文化对照和比较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同时，该作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恩格斯的“环境决定性格”的思想。的确，人类生存的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实在是太重要了，它不仅决定着人的性格，甚至还决定着人的命运。陆文夫的《井》则深刻地反映了这一主题。比较起来，该作中女主人公徐丽莎所面临的文化环境是相当糟糕的：首先是其丈夫朱世一和他的母亲从封建家庭角度对徐丽莎的包围，使其思想个性遭到压抑而难以舒展；其次是单位领导用封建手段来处理徐丽莎的家庭矛盾而推波助澜，大帮倒忙，使其孤立无援，丧失信心；第三是来自信奉“存天理、灭人欲”的童少山对徐丽莎的致命打击，使其深感人间缺少真情而充斥着虚伪；第四是小巷深处那“井边的一群”，这些人惯用封建势利眼光看人且唠唠叨叨、添油加醋，也成为扼杀徐丽莎的无形帮凶。这样，徐丽莎面临重重包围，四面楚歌，终于在这口封建之“井”中陷落了。由此，我们看到，这类文化小说以其对文化环境出色的艺术表现而显示了自身的深刻性。
其次，关于文化性格类型。环境决定性格。“文化不仅是人们创造的，而且是为人们而创造的，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主要成果。”这似乎是一种二律背反现象，同时又是一个明白无误的客观存在。新时期这一类文化小说所塑造的文化性格是多姿多彩的。张一弓的《孤猎》展示的是一种传统而蒙昧的文化性格。某山村的山民们深受狼群骚扰之害；一途经该村的猎人欲为民除害，主动请战，与狼较量；关键时刻，山民们按兵不动，只为之祈求神灵保佑平安，终使猎人难能生还。这群山民的文化性格意蕴十分丰厚。陆文夫的《围墙》所表现的则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各类文化性格。作者通过“现代派”、“守旧派”和“取消派”不同文化性格的刻划和塑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作了深刻的透视和解剖，揭示并批判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依然存在着的那种尚空谈、重虚文的传统陋习。很显然，陆文夫是深刻的。他意在提醒那些急忙涌入改革大潮的人们，改革的关键是人的心理文化素质变革直至现代化。达理的《爸爸，我一定回来》也很有意思。该作集中描写了两组专制与反抗的文化性格：杜主任／鲁岩，鲁岩（爸爸）／女儿。其中，鲁岩是矛盾的性格组合体。他一方面要用伸张个性来反对顶头上司杜主任的专制领导，同时又用家长制的做法来对待女儿。我们认为，这种文化性格在新时期颇有典型意义。
第三，关于文化心理类型。新时期这一类文化小说注重表现改革开放年代各类人等的心理世界，揭示不同的心理特点，提出了人的心理素质现代化这一重要课题。张笑天的《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写出了新时期多种文化心理状态。市委李书记从岗位上退下后变成了老李，老李办事不如以前那么顺利了，并看到了自己任市委书记时看不到的种种问题和世态。他努力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终使自己平静如常。但是别人的心理世界他无法插足：儿媳总用势利眼光盯着自己；为给公家节约开支而提出拆掉一部电话，引来了办公室同志的一阵惊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心理方式来看待世事，猜度别人。蒋子龙的《阴错阳差》在写文化心理方面也相当出色。马弟元夫妇在回国后之所以步履维艰，说穿了就是他们周围的领导和同事忌贤妒能心理作怪而造成的。尤其是党委书记沈瑶，他心态首先不平衡；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该单位许多人心态失常。最后，马弟元被迫提前退休。有才能的被打下去，平庸者却浮上来，这正是一种“阴错阳差”现象。
第四，关于文化精神类型。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就是人的灵魂，是一种“人生之气”；如果一个人缺乏起码的精神品格，那么这个人的生存状态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我们说，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而“开放社会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它的目标在于增加每一个人变成自我创造者和文化创造者的能力”。新时期的文化小说抓住人的文化精神进行深入的反映和表现，展现了改革开放历史时代人的精神觉醒和自我解放的心灵历程。在这方面，张炜的《秋天的愤怒》是一个响亮的信号。秋天是万物成熟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自然界的成熟固然意义重大，而人类自身的成熟也许更具有本质的意义。在《秋天的愤怒》中，我们清晰地听到了新时期中国当代农民文化精神的觉醒以至成熟的讯息。该作主人公李芒，一个多么纯朴的农村青年，为了爱情，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俯首称臣”于自己的岳丈——全村的“土皇帝”肖万昌。改革开放的浪潮一浪紧似一浪，李芒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终于，在乡亲们的支持下，他挺身而出，揭发这个不劳而获、却控制全村权力的蜕化变质分子。作品在描写人的文化精神的觉醒和解放方面显得相当出色。在表现人的文化精神内涵方面，石定的《天凉好个秋》也很有特色。桂儿的丈夫见异思迁，执意要求离婚。桂儿含辛茹苦，日夜辛劳，诚心服侍瞎子婆婆，以期丈夫萌生测隐之心而回心转意。为稳住桂儿，保持香枫溪在上级面前的完美形象，村支书吴幺爸把一顶顶桂冠诸如“妇女委员”、“模范媳妇”等等戴在桂儿头上。终于，在经历了“莽子事件”之后，桂儿那种人的意识和精神终于复苏和觉醒了，她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个小山村，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海洋之中。从桂儿的人生经历来看，人的精神品格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新时期文化小说的创作特色
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发展线索来看，文化小说是继反思小说、改革小说之后又一重要的小说创作潮流。从形态上看，它与改革小说有着更多的承继和渊源关系。因此，要讨论新时期文化小说的创作特点，必须紧扣“文化”这一主线，并且改革小说应是很重要的参照对象。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说，新时期的文化小说在以下三方面强化了自身的创作特色：
其一，文化人类学的切入角度。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文化是解释人类事件的关键”，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和文化息息相关。在70年代末，如果说改革小说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反映和表现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话，那么，到80年代中期，文化小说则已在悄悄调整自己的角度而转移到文化人类学方面来。这种角度的转换不仅标志着新时期一批小说家思维认识逻辑的发展和深化，他们对当前改革开放生活的认识已跳脱出政治社会学的固有模式，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柢上来阐发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这批作家文学观念的一次飞跃，成为新时期作家文学观念现代化的一个响亮的信号。例如，石定的《天凉好个秋》中的香枫溪党支书吴幺爸，从以往社会政治学角度考察，他是个不错的父母官，香枫溪安定团结的维护者。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他却是一个氏族的首领，封建文化思想的卫道士。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崭新的切入角度，该作表现出了超常的深刻性。
其二，以人与文化关系为主的描写内容。如果说改革小说侧重描写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塑造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形象而更多地呈现出理想化的色彩的话，那么，文化小说则更多地关注着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环境对人的性格和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凝滞、落后的成分对现代人的投影而表现出一种沉思式的特点。一个民族乐于接受外来民族的物质文化，如同我们今天已十分习惯于穿西装、用自来水笔那样，而其心理文化则不易更新换代，往往还顽固保有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内涵。新时期文化小说在表现这种人与文化尤其是心理文化关系方面可说是相当出色的。陆文夫的《井》中主人公徐丽莎的悲剧固然值得人们同情，但其本人的心理文化弱点也是不容回避的。这就是安于现状，顾全名利，讲究儒雅，缺乏韧性，因而使之最终失去了挣脱文化锁链、获得精神解放的机会。作为小巷人物中的高学历者，徐丽莎的悲剧是令人深思的。
其三，偏重文化主题和认知理性的表现特点。我们说，改革小说往往注重表现文化的外层，即物质层面，因而较为直观，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倾向性和作品的政治主题仍有较多的生存空间。而文化小说则侧重表现文化的里层，即心理层面，因而较为注重理性，它更多地传达出现代文化观念，作品的认知理性和文化主题得到了深刻的发挥和表现。张一弓的《孤猎》若用传统的取舍方式也许很难得以发表，而在文化小说中它却是个精品。该作的文化主题是相当鲜明的，通过其精彩描写，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性格的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具有认知作用的艺术文本。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新时期的文化小说是新时期改革开放进程走向深化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新时期社会文化运动合乎规律发展所结出的艺术硕果。在新时期的小说家族中，它的文化精神和理性色彩也许是没有谁能够与之比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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